“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读后札记
　　面对隐瞒真相而探望真相，出于人的好奇与证明事实的天性。
　　寻找社会纪忆与对抗集体健忘症，除了勇气之外，重要的是方法和方向。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是实际上是一本现代历史学概论的教科书，它作者英国人约翰·托什（John Tosh）写作此书时，秉持这样的理由：“有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化政治学的范畴，而将历史学的专业技能置于优先的地位。”这即所谓的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的问题。
　　约翰·托什（John Tosh）在第一章“历史意识”里，提出了“社会记忆”这样的观念，并说“对任何一个拥有集体认同的社会群体而言，必然有一种对事件和经验的共同诠释，而这个群体就是在这些事件和经验中逐渐成的。”
　　他还特别指出：“但社会记忆也可能被用于维系一种受压迫、被排斥或身处逆境的感觉，这些因素说明了社会记忆的一些最强烈的表达方式的产生原因。”
　　2008年5月1日《南方周末》刊登的《读林昭十四万字书》一文，就是一篇发掘出来的“从历史中隐去”的命题，不少人首次阅读这样震撼的文字，产生出大地骤然摇晃的感觉。
　　历史主义就是将过去从现在解放出来。透过去的视点进行观察，并以奥林匹亚山上的希腊诸神的那种超然的和不受情感左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的记述历史。
　　为了做到如此，约翰·托什（John Tosh）提出历史意识的三个原则：一是不以时代错置，即一种历史研究中的错误，将来自一个历史时期（通常是现代）的因素应用于较早的一个时期，诸如将现代语言和观念用于历史题材的电影和戏剧中；二是将“另一种过去”置于其背景之下；三是承认历史过程的存在，并重视它的连续性。
　　以上历史意识的三个原则，实际上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回到事情本身”的方向，将事实“悬置”的方法都于之相似。
　　约翰·托什（John Tosh）还提出了“传统的扭曲效应”，并说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还说直面痛苦：作为疗伤手段的历史学。举例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讨论苏联体制缺陷中执行了公开性政策和从根本上重建苏联社会政策。这样向历史学家公开档案资料，允许苏联人民公开表达在斯大林时期遭受的极度痛苦。不管俄罗斯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对过去的集体经验不可能被取消。
　　这有点类似一场巨灾之后的社会集体心理干预。约翰·托什（John Tosh）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约尔用治疗学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与前时的痛苦的纠葛：
　　“正如心理分析家通过揭示如何认识有关动机和个人经历的事实，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一样；当代历史学家也是通过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将我们的世界与我们的社会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力量（不管是多么的骇人听闻），来帮助我们去面对现实和未来。”
　　实际上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之后，“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
　　当下许许多多的新散文随笔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如谢泳先生、傅国涌先生等诸公关于民国的随笔，还有2007年众多网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回顾与正视，无不如此。
　　怎么样进行触摸到历史的真相？在《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中除了运用一般常规的技术手段之外，如利用官方的报纸、档案、文学艺术作品、私人信件、日记，还专门着重了口述史与计量史学运用的讲述。这就开辟了在民间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在有关非精英的历史研究中，还提出了对商业史、性别史、地方史、家庭史等等的研究，让其在历史历时性中连续事件，在历史的共时性显示意义。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们动机之外的解释：潜在的原因和长期结果；多层面分析；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都是后知的。
　　编撰与解释。如果以约翰·托什（John Tosh）目光观察，历史编撰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作为描述的历史和作为叙述的历史──而当下，无论是谢泳先生、傅国涌先生等诸公关于民国的随笔，还是2007年民间网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回顾与正视，都只能归类于作为高度通俗化的描述的历史。
　　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语言霸权的论述时，约翰·托什（John Tosh）指出“解构”这种解读文本的创造性方法──依次是戏谑、反讽和颠覆──是后现代学术的标志。
　　为了避免进入误区，他说：“话语”不仅是一种语言使用的模式，而且是指一种形式的“权力/知识”并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局限性：不过，有一种限度，超出这种限度，大多数历史学家是不会赞同后现代主义的。
　　“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有时那怕为只言片语的诉说，对于被隐瞒与被毁坏的历史重建也是一砖一瓦。

2008-6-7于成都天开居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英]约翰·托什（John Tosh）著，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