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治边之殇：殖边队长何泽远被害冤案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曾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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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2月23日，一篇名为《民国奇冤实录》的报道出现在新加坡近代著名报纸《天南新报》的报端。这一奇冤案的主角名叫何泽远。何泽远，云南省维西县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腾越九六起义，事后任国民军第一营管带，1912年被任命为怒俅殖边队（怒、俅，分别指今云南省的怒江、独龙江区域）第三队队长、筹办边务副委员长。在维西县地方志办公室保存着一册厚厚的卷宗──关于“维西县知事查复前殖边队长何泽远官兵等在怒俅被杀经过”的调查档案。泛黄的书卷上标注的时间是1916年，距离何泽远及其所率第三殖边队官兵被害已有4个年头。
　　临危受命
　　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我国西南边疆藩篱尽撤，滇西北和滇西地区的广大地区暴露于英国侵略者面前。英国对这一通往西藏的重要通道早就虎视眈眈，觊觎已久。19世纪末期，我国国内革命如火如荼，英国趁机加紧对滇西北地区的侵略。1900年英军侵入滚马、茨竹、派赖的“左孝臣事件”和1910年的片马事件是两次较大规模的侵略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滇西北边疆危急。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成功，建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命李根源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总理云南西部地区一切事务。
　　李根源生在滇西腾越，对于边疆危机有切身体会。为阻止英军对滇西北怒俅地区的进一步侵占，巩固边防，他上书蔡锷组建殖边队，进驻怒江和独龙江流域，经略滇西北边疆。1912年2月，在得到蔡锷及中央政府的支持后，李根源开始筹组拓边队（后更名殖边队）。4月，殖边队分三路进驻怒江和独龙江流域：第一殖边队由任宗熙率领，从中路富川进入福贡；第二殖边队，由景绍武从下路兰坪兎峨进入老母登；第三殖边队由何泽远率领，从上路维西进入菖蒲桶。随后又成立怒俅边务总局，由丽江府守备姚春魁担任总办，并组建第四殖边队由其统领，负责与进驻怒俅的三支殖边队的联系和协调工作。需提及的是，任宗熙、景绍武两位队长是陆军讲武堂学生，且在片马事件发生后曾跟随李根源涉险进入怒江地区探察，而何泽远是维西人，这三名队长均对怒俅地方较为熟悉。
　　此后，何泽远与任宗熙、景绍武两位殖边队长互相配合，一路招抚村寨，发展交通，兴办实业。《西事汇略》相关电文中，收入了何泽远殖边工作的汇报电文。电文中表明，何泽远率队进驻怒俅地区后，积极修葺道路，组织发展实业，宣传云南军都督府的政策，歼除寇盗，整顿西方的传教行动。30多年后的中共怒江州工委的调查报告上写道：“何氏带兵进住俅江（恩梅开江）阔劳铺区附近，另行发给头目执照，该地人民极表欢迎、爱戴。”
　　魂归高黎贡
　　据《西事汇略》收入的《任宗熙日记》及相关往来电文，殖边队在进驻途中，受到部分民族头人及村寨民众的抵抗和袭击，任宗熙带领的第一殖边队一度陷入险境，怒俅边务总局总办姚春魁致电李根源，批评何泽远“逗留维城，距富川仅一站，置任委员怒匪不顾，欲趋避五险之地，其心难测，行近欺饰”，建议追回其原领取的发展实业本金一千两，或调出丽听候察看。何泽远没有意识到任宗熙涉险自己未能及时赶往救援的严重性。在电文中，何泽远轻描淡写地解释了滞留在维西至菖蒲桶之间的原因。事后，姚春魁又状告何泽远“远遇事观望，有误机宜，应行撤换差遣”，并向李根源推荐国民军第四营左哨关赵瀚（又作“翰”）为第三殖边队长。姚春魁多次的批评电文使李根源最终决定：“何泽远既难信用，即由该守调丽察看，酌核办理。”
　　何泽远对自己职务被撤的缘由似乎并不知情。就在自己的职务被撤销前，何泽远还与任、景两位队长召开了会议，招安了60余个村寨。在此期间，何泽远派去请饷的庶务长被姚春魁关押。1912年8月7日，何泽远收到自己被撤职的家信。不久，传来何泽远逃进俅江地区、投奔英国的消息。而后，何泽远及第三殖边队官兵在莲女池（高黎贡山以西的俅江流域）遇害，命丧俅江，其生前所遗留的财物及家产被一并抄没、收缴，似乎“叛国”罪名已然坐实。
　　沉冤得雪
　　1912年12月23日，《天南新报》刊发《民国奇冤实录》一文，开篇即写道：“维西何泽远乃小心谨慎人也，远在怒俅地方，奉令交代接任者西盛和赵翰也，此人出身污臭，自己惭愧，恐到怒江为军队鄙薄，遂逗留不往接任，贿串刁兵唐寅鹤报告何泽远外遁。姚总办据一面之词将请饷庶务长张岫珊丢监，何泽远在怒江立等交代，又等张岫珊回来，乃赵翰捏词妄禀，竟抄何泽远家产，尤恐泽远亲出怒江交代破坏遁逃之禀遒，一不作二不休，贿串怒江团总李阿合同阿合所管下之三村怒匪，将何泽远暨军队十三人屠杀尽净，所有枪 械尽行瓜分。”报道中提到，第一殖边队长任宗熙在怒江听闻消息后，密差侦探确悉，密差兵持命令与李枝秀会同地方绅耆将李阿合拿解维西厅管押，厅长蒋己询问李阿合两次，李阿合供认系西盛和赵瀚出钱买凶杀人。此外，军都督府的电文档案中也多次提及任宗熙调查该案，可见此报道确有一定的真实性。任宗熙的调查，使该案有了关键性的证据。
　　与此同时，何泽远的母亲何曾氏得知何泽远遇害的消息后，也请常在怒江一带开展贸易的商人何阿福前往怒俅一带打听消息。十月间，何曾氏得知实情，全家母子状告赵瀚谋杀官兵之事，将赵瀚状告到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民政长将该案交由丽江县知事熊廷权审理。1913年1月11日，熊廷权向云南省民政厅及云南军都督蔡锷呈报审理情况，确定何泽远“叛逃”消息为误传，但也认为赵瀚与何泽远彼此尚未见面，所控赵瀚“挟嫌谋杀，确系一时迁怒之词，未可据以定断”，在电文后，熊廷权又强调“此案事系军事，人系军人，地系怒俅，揆之法理皆具有特别性质”，“非知事职权内事”，似也透露出该案的特殊性和审理的不便之处。
　　1913年6月，云南军都督府下发公函，将查封的何泽远的衣物、房产等一并发还。11月，云南行政公署裁定：将何泽远及其余被害官兵以阵亡例昭雪议恤，并补发在怒之存饷和应补发之欠饷，认定指认赵瀚之木刻为伪造，惩办李阿合等涉案人员、缉拿其余涉案人员，并将人证、物证等发任宗熙和维西县看管。无论如何，在任宗熙及何母等人的努力下，何泽远终究洗清了“潜逃叛国”的罪名。
　　真相大白
　　1915年9月23日，一封电文自维西县发出。维西县知事余斌报称：“知事因公赴怒会同殖边总办专兵将要犯李嘴、妹阿好二名缉获，带县预审二次，李嘴供系赵瀚木刻命杀，案情重大，可否饬邻县速来维会审。”云南巡按使署与云南高等检察厅共同办理该案，将嫌犯赵瀚羁押。赵瀚不服，向云南将军、高等审判厅、高等检查厅、云南巡按使申诉其“冤情”，以其由熊廷权审理时即以认定木刻为伪造，认为维西县知事余斌挟私串供翻案。1916年3月间，李嘴、妹阿好两名被关押的关键证人逃逸，维西县发出通缉令。余斌致电腾越道尹张翼枢汇报请求省警察厅将逃员由昆明押解回维西。为此，云南省警察厅、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分别督令将李翰湘递解回县审理。经过维西县知事的反复审讯和究诘，终于把阴谋杀害殖边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原来，任宗熙所率第一殖边队涉险时，何泽远进怒地沙帕村（又记为上帕）接应任队长，才到劳瓦村与当地的抵抗分子开了一战，又接应景队长。随后，任、景、何三队长在沙帕召开了会议，并分别驻扎。后来，何队长驻扎因录村，招安了五六十个村，走到阿作落村时，派张岫珊出去请饷，何队长自己带兵丁十四人过江到立贝村，招安了10余个村寨后，又进莲女池招安了三四十个村寨，驻莲女池。七月内（农历）不记日期，当地的土匪纠约100余人，将何泽远及其弟用斧头砍伤致死，将尸安埋，兵丁杨学海、王祺士、王金棠、吕金四人也被杀死，尸体被丢进江中，未杀之老周、甘树青和六斤现在在怒江地区。九月内，赵瀚同李阿合发来木刻，教这些土匪又杀黄占彪、阿喜、杨正勋、老李等四人，这些人不肯再杀，便将幸存者卖到独龙江地区，有侦探队谭大队长将四人赎回，后英国人将杨正勋及萧、王、李三名测绘员通事阿和才兵丁五人一并捉去，黄占彪逃回。赵瀚在与李阿合、李嘴等对质之后，对其所传木刻中的部分内容认罪。最终，赵瀚被认定为挟嫌谋害何泽远及第三殖边队官兵，被处死刑，剥夺公权全部终身；李嘴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全部终身；李阿合等各处二等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剥夺公权全部十五年；其余涉案人员均被分别判刑。此时已是1916年11月，距离何泽远及其所率第三殖边队官兵被害已有4个年头。
　　三支殖边队进驻怒俅地区，克服了艰险的交通条件、恶劣的自然条件等困难。但令人痛心的是，殖边队内部的权力争夺直接导致了何泽远所率第三殖边支队葬身俅江。第二殖边队长景绍武在呈送云南军都督蔡锷的“殖边八条”中，指责怒俅边务总局总办姚春魁“苟安是图”，对于殖边工作的后续事宜不闻不问，毫不作为，“坐享厚糈，自利其身”。姚春魁还屡次向李根源报告何泽远“遇事观望有误机宜”，以其部下赵瀚充任其职务，致使何泽远部最终被害。
　　殖边队进驻怒江、独龙江流域，是民国初年云南军都督府花费巨大人力、财力、物力的一次边疆治理行动，旨在捍卫我国滇西北边疆领土，抵御英国侵略者对我国领土的蚕食。从殖边队的筹组到菖蒲桶、上帕、知子罗三个殖边公署的建立，初步实现了对滇、藏、川“喉舌”──怒江、独龙江流域的有效管理，成功阻挡了英国侵略者的步伐。然而何泽远蒙冤遇害一案，令人唏嘘不已，也将边疆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一展无余，致使治边大业遭遇重大挫折。这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决定着边疆大业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