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语诗歌：一次正在进行的伟大复兴

诗歌的北京　张祈／文

一
　　从墙上的一张地图看过去，这个古老的都城就像一只无比庞大的蜘蛛──街道，广场，立交桥，地铁入口，公园，标志性建筑──有头有四肢有躯干，有红红绿绿的心脏和血管，几乎什么也不缺。我不清楚过去做为燕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时，北京的容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会了解70年后──仅仅70年！也许用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北京是否依旧存在，它的存在又会和我这个小诗人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这是2002年冬日的北京。时间在这里丝毫没有犹豫，历史的脚步在路上每个行人的羽绒服和飞扬的围巾上飞奔。数不清的面庞，叫不出的名字，巨大得几乎让人晕眩的人流把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塞得满满。
　　巍峨而雄伟的箭楼高高耸立着，它如今被装修一新。在它还没有被除数人工和战火推倒之前，这样的油彩和画漆还有被使用无数次。一条新近修好的路上出现了塞车现象，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眼睛都看着车窗下面那个小小的方盒子。有刚刚修过眉毛的少女在站牌下等车，有年轻而帅气的打工小伙子急匆匆、亮晶晶的皮鞋，身处异地的建筑工人脸上和他们的领口上一样污迹遍布，老太太戴上袖标就变成了交通警察，路边的书报亭边还有高声叫卖的棉袜和廉价的皮革手套，骑自行车的人在那里偏一下腿，丢下几元钱，握着车把的手就能变得舒适温暖起来。
　　远处是此起彼伏的高楼。护城河边的树上，叶子快要落光了。下面的河水也并不清澈，无法倒映出任何东西。再向上，就是天空。那是一片灰蒙蒙的蓝天，目前它还没有以任何品牌或者专利的形式，被资本家当做赚取金钱的商品。
　　这是北京。2002年的冬天的一个清晨。我把我的话重复一遍。

二
　　捏着大红金字的请柬，你进入那扇门，接受全副武装的看守的安全检查，然后踩上大厅的深红色厚地毯，接着你抬头向上，深深呼出一口气，仰望那灿烂的穹顶和华美雕饰的枝型吊灯，把身体陷入有着洁白套子的柔软的沙发座椅；或者你拐进一个小巷，左侧是一家破旧的理发店，右侧是一家用黑色墨汁书写（带有错别字）菜名的小饭馆，再向前，你被路两侧的白菜与青椒包围，脚下是肮脏的塑料袋，不远处则传来烙饼的清香和商贩们的吆喝。
　　搭一出租车，你去一家酒吧，在灯光的摇动，歌手的沙哑演唱和服务小姐恍惚迷离的眼神中把一天的疲倦忘记；或者你去一家商场购物，被一位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与帅小伙儿拦截，他们告诉你目前一切正换季减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演唱会上明星云集，台上在舞动，台下在尖叫，滚滚的热潮能把你活活淹死；音乐厅里气氛高雅，但无论贝多芬还是施特劳斯，还是那位燕尾服男士的指挥棒都无法阻止人们的私语，倚靠着一位年轻少女，那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已经完全进入了梦乡。
　　这里的确是天堂。美丽地像个地狱。你最终还是无处可去。回到寓所，按亮灯，收拾一下屋子，打开电脑上网，开了电视看球，或者躲进被窝里看书是你三项最佳的娱乐和选择。你就这样睡去，用不着担心任何人，用不着关心任何人，直到黎明的曙光和闹钟的叮叮声把你在睡意中吵醒。

三
　　无论但丁、歌德还是莎士比亚，当他们看到这个东方巨大的城市时，也一定会表示出难言的惊诧。在这里，你无法找到那个有着黑色铭文的地狱之门，也不会遇见美丽绝艳的海伦，皆大欢喜的戏剧当然还是在一样上演，而且和巴黎的风味绝对相似。
　　谁在阅读我们的文学与诗歌？听起来的情况非常糟糕，就像那些笨拙的评论家们所言的，文学与诗歌正在走向它的穷途没路，而一些报刊杂志上则天天刊载有关诗歌绝望的批评文章，仿佛除了诗人之死，他们永远也不肯拿出一块屁股大小的地方来盛放一首诗或者某个关于诗歌的消息，充斥着报纸版面的除了官员会议，股票消息或者“新家园风景无限”之外，更多的则是“王谢”之恋，刘晓庆偷税，姚明扣篮和章子仪复出。在副刊上，则以小资文化占据了主流地位，许多并非白领者写起白领文章，许多并未旅行的人叙说他在西藏的触觉，再有就是“你爱我”和“我爱你”一直到最后烟消云散。
　　诗歌的读者在何处──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写作分行的文字呢？由于不需要再给死者付版税，故而塞满各书店文学类书架的是那些世界名著，是那些“我们怀着先天的忠诚”（博尔赫斯）来阅读的书。由于版本众多，胡译与乱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为了省力气，后来的译者把先前译者的译文随便改几个字就堂而皇之地挂上了自己的名字。真正的文学与诗歌批评更是少的可怜。教授们在写四平八稳的文字，他们的弟子则拼起一篇论文来好拿到学位证书，更多的还有许多廉价的鼓吹与奉承者，那些文章多是用几百元的红包在某个研讨会上换来的。
　　你问小说？啊，那更有意思。小说家们不知道在忙什么。他们写了一部又一部，但从来没有打算把自己的灵魂放进文字里面去。至于那些挂着小说的名字，既无情节也无文笔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痞子写作，更是不堪入目。出版社的编辑们仿佛再也不用负什么责，只要是通过炒作能换到钱，那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四
　　饥饿。空荡的胃。极度的精神的蛮荒。
　　1919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看到了欧洲上空笼罩的精神危机，他说，如果没有人去建设和保护，没有什么样的文明不会随着历史消亡。战争的阴影越来越远，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快，但没有人能够去测量一下人们的精神的陷落。叶芝则在一首短诗中询问这个二十世纪的文明与艺术──“那些躺在海滩上喘气的是些什么鱼？”弗罗斯特说，这个世界要么毁于火，要么毁于冰，而且希望更大的是后者。艾略特、蒙塔莱、黑塞、奥登，众多的先知者发现了人类精神危机的重要性，他们用自己的诗歌与散文召唤着真实，美丽，和平，宁静的回归。
　　在《艺术家与其时代》一文中，加缪这样描述了诗人和作家和一切艺术家的责任：“当艺术自由只意味着保证艺术家的舒适时，它是不那么珍贵的。为了使一种价值或者一种品质在社会中扎根，应该不欺骗它，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为它付出代价。如果自由变得危险，那么它就将不再被出卖了。”包括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在内的等前苏联诗人，他们遭受不义和暴力的威胁以及命运不幸的袭击时，保持住了良知的存在，维护住了诗歌个人的尊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自己热爱的土地和无限的时空，爱尔兰诗人希尼看清了这一点，他认为这正是许多欧美诗人对上述诗人需要仰视才见的原因。
　　可是这儿是北京。这一切难道会有所不同吗。更多的北京人哑默着，更多的中国人哑默着，他们不想看清也无力看清什么，无论是法律的不公还是多重的口罩，一切仿佛均与他们无关。
　　冬天的雪迟迟不来。在北京，摇滚歌手的愤怒已经被大三女生的轻歌曼舞所取代，艺术的庄严已经被一种以自残、灯影和无名符号为特征的行为所冒领，思想的深度被一种无聊的痞子式的吵骂和张扬所遮盖。
　　你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个人，去问他，你需要文学和诗歌吗。他的回答则简单的很──“对不起，我很忙。工作也很累。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两个词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我只想多挣一点钱。我急切需要汽车还有房子。”

五
　　表面的空白后面是巨大的渴求。
　　在诗歌寻找着他的读者的同时，读者也在寻找着应该属于他们的诗歌。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度里，没有一个国家能拥有像中国这样多的诗歌读者。中国的诗人们应该为此感到幸福—事实上，对于每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能在这个似乎是潜能无穷的中国市场出售自己的心灵产品，这应该是这个世界给予他的最宝贵的资源。一个中国诗人能够走向世界，让他诗歌的声音让更多的外来者听到固然是好事，但从终极来说，他的诗歌所服务的只是也只能这个生他养他的祖国。这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汉语方块字本身的特性，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慢慢展开一张世界地图或者轻轻转动一个地球仪时就会发现──一个中国事实上就是一个欧洲。
　　啊，有过多异邦诗人向往过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有过多少伟大的歌者沉迷于中国的诗行！这里面有短命的天才，永远在不停寻找的通灵者兰波，有神秘的居留和漫游者亨利·米肖，有现代派诗歌的先行者，总在写天书的庞德，有来自印度的诗歌之王泰戈尔和来自德国的纯粹修行者黑塞，有能够从诗行出看到花香听到鸟鸣的阿赫玛托娃，还有远隔无限宽广的蓝色海面，像火焰一样清澈燃烧的博尔赫斯和帕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不热爱这些用响亮而优美的音韵排列而成的诗，又有什么理由对着西方自卑呢？就像荷马属于他的希腊，歌德属于他的德国，屈原、李白也同样属于我们的中国。在这个世纪，或者在另外的世纪，汉语诗歌的血脉都在真正杰出的诗人心中回旋，那条从汩罗江开始的激情的河流永远也不会枯竭中断。
　　如果我们对诗歌没有标准，那么上面提到的每一个人就是标准；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诗，那么上面诗人的作品会告诉你什么是好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先锋和古典，那些诗人也会说，最先锋的就是最古典的，先锋和古典本来就是一个词──你如果不知道写什么，他们会告诉你写你的祖国，写你的人民，写你对这个世界上的美的热爱和对丑的鄙视；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写，用什么来写，他们也会指指自己的胸口，对你扬起正在流血的手指，然后对你轻轻地点一下头。
　　没有那么多的争议，没有那么多的民间写作和学院写作，没有那么多的上半身与下半身，没有那么多的口语和书面语—我们不需要那些装模做样的评论家，也更不需要那些打着诗人的旗号到处欺骗，作恶多端的人。不是什么别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是他们败坏了中国诗歌读者的胃口！

六
　　真正的诗歌在何方？诗歌在她应该生长和正在生长的任何地方。
　　美国诗人爱默生有一次走出家门，来到了外面的旷野。在清新的空气，在风的吹拂里，在鸟儿的鸣唱和清澈的流水里，他突然省悟到了生命与诗歌的真谛。他感觉到那就是真正的诗，和尘世无关，和纷争无关，虽然千秋百代都已经过去，无限的宇宙的旋律还是同一个。不管是谁，只要是听到了它，记录下了它，那就会永远是不变的诗音。托尔斯泰则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小说主人公一个人面对无限星空时的感受，教堂的尖塔，深黑的夜色，在那些静寂无声的星辰中间，有着人类最终的皈依。
　　在北京，在每一条街道，在每一个房间里，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有的贫困，有的富有，有的在做官，有的一生则是平民，有的是在大学里教书，有的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能够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脸庞，而且我知道他们和我本来就是同一个人。我的忧伤，我的欢乐，我的痛苦，我的愤怒，也同样寄存在他们的心中。我想，如果我是一个诗人，我就愿意把自己的歌唱给他们，唱给每一个人，如果我是用真诚来写作，那么我知道我的诗最终能够在他们那里得到回响──

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感情，

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

我还为倒下者呼吁同情。

──普希金

　　做为一个诗人，除了一支可以写字的笔，除了一个能够歌唱的喉咙，他还能够做什么。希尼说，我的诗歌挡不住坦克。叶芝说，我歌唱那来我这里做窝的燕八哥。阿赫玛托娃说，我记住了。聂鲁达说，在你的眼中浮现了我的回忆。惠特曼说，紫丁香正在庭院中开放，一颗硕大的星星落下来了。一个诗人的写作可以有多种方式多种技巧，但真正的诗却只有一种。
　　在北京的每个黎明和夜晚，我行走着，观察着，思索着。
　　我在想：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这个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诗人？我有一万种理由可以离开它，可是为什么缪斯美丽的身影总是晃动在我的眼前？

七
　　在布里格的一个公立图书馆里，诗人里尔克打开了一本诗人的诗集。这时的里尔克是一个“领袖洁净，经常剪指甲”的青年诗人，他不喜欢和人过多交往，而更愿意一个人独处沉思。通过书中的诗行──我总在怀疑，里尔克打开的这本诗集是否就是他自己的──里尔克深深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想到，在另一个时刻，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打开过同样的一本诗集，而且心里也怀着和他一样的对诗人的崇敬与感激，就是这样，里尔克认识到了“永恒”一词的真实含义。最终的里尔克成为了一个献身者，成为了一个爱者，成为了一个永远不索取回报的“诗歌女人”。他的诗歌帮助他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在中国，我们也无法统计有多少青年诗人从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获得教益。
　　在波德莱尔的诗中，他经常对自己以醉鬼相称。然而我不太相信，波德莱尔真的是醉后写诗，因为在那些看似丑陋绝望，实则华美四射的诗行里，我无法找出任何一点逻辑混乱和思维不清的痕迹。现在的波德莱尔正在对他的诗歌进行修改，他写下一个词，然后又把他划掉，再换一个韵，随后就是更多的调整。许多人都叫他疯子，邻居们则对他这个人厌恶透顶。然而他对这一切均不在意。他钟爱着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他预感到有一天，有人会从他的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诗行中发现一种“新的颤栗和闪光”。
　　同样的诗歌写作者也隐藏在北京夜晚的灯光下。在大学宿舍的床上，在打工一族沉重的行包上，在高档的写字间，在建筑工地，在星级的宾馆或者幽暗的地下室，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神情略带羞怯的写作者，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激情投入一张张白纸，一个个笔记本，一个个电脑屏幕，他们把这些诗寄给朋友，念给恋人，或者把这些诗通过各种方式汇入报刊、电视、网络—我们不知道他们中间的谁会成为另一个里尔克，但在这些忠诚的写作者的心灵中，最终会流出我们需要并且愿意听到的那些天籁，而汉语诗歌的火焰也会由此长燃不息。

八
　　在一道长虹的旁边是中国文联大楼，诗刊社就在这个大楼的五楼。在楼下，门口的警卫要先问一下你到上面去找谁，他会帮助你打个电话，看看你要找的人在不在，而且会让你填一张会客单，等你上去办完事，要让楼里的人签个字交回来。
　　自从诗刊创刊以来，她一直是中国诗人们心中的圣殿。虽然几经岁月风雨，但诗刊通过几代编辑的共同努力，诗刊以她自身的形象保持住缪斯女神的高贵与华美。中国当代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是诗刊发现并且推出的，中国当代的许多著名诗作，也有许多就印在诗刊那朴素大方的封面后面。对于诗刊的办刊风格，很多人有许多说法，但在我的眼睛里，诗刊诸编辑的办刊方向、艺术水准和审美尺度都是一流的。诗刊是为诗人们办的，也是为读者办的，更是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办的—换句话说，诗刊不会也绝不仅仅为某个人、某个小团体或者某一种诗歌流派与倾向服务；诗刊古典与先锋并举，她有一些小小的排斥，但更多的却是广阔的融合。诗刊的选稿标准是严格的，按我的理解，诗刊编辑们对一首诗质量的评定是慎重的，他们在看好一首诗的探索性的同时，也绝不会放松对一首诗本身的语言质地的要求。这样一来，刊物就在不断增加活力的同时，也保证了刊物质量相对的稳定与平衡。也正是这样，诗刊也给中国当代新歌不断开拓着新的空间，并把永恒的诗歌之美送向了未来。
　　星斯二是诗刊社的吉祥日。因为这一天大多数编辑们都会来上班。如果你想见到某位你尊敬的诗人，就要在这一天的上午来到。诗刊的办公空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气派，你第一次到这里时有时会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你走进屋里时，周围坐着的都是你想求教的人，你不会知道先向谁问好更礼貌。由于面向市场和刊物的发展，《诗刊》目前分为上下半月两个编辑部。按照一般的习惯，我们先从上半月说起。在上半月编辑部，你可能会见到诗人叶延滨、李小雨、梅绍静、周所同、邹静之、韦锦和大卫。在下半月，你会见到诗人林莽、蓝野、艾龙、李志强。
　　几年前，我曾把自己的一本小诗集寄给过诗人叶延滨，还非常幸运地收到过他的一封亲笔回信，当时让我十分感动。梅绍静老师多年来一直在指导我的诗歌写作，从她那里，我得到过许多认真的批评与难以忘怀的鼓励。李小雨和周所同老师是在青春诗会期间才认识。在我的印象里，李小雨老师是一个温和而宽容的人，在青春诗会上的集体讨论中，我称赞了好多青年诗人的诗，后来小雨老师问我—“你为什么喜欢给那么多人说好话？”最有趣的是，我在黄山给小雨老师拍照片时，她选了一个山区的旧门板当做背景。周所同老师吸烟很凶，围棋也下得好。在黄山期间，我们有时间就下两盘。周所同老师的棋嗜好攻击，力量很大。我负多胜少，机会寥寥。不过，如果我有一盘侥幸胜出，周老师会显得很不服气──“你这棋不行，再下三年差不多能追上我，重摆！”周所同老师不吃肉，只吃素，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吃饭，他就点了一盘豆腐，这让我很为他的身体担心。诗人大卫个子高高，他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交朋友。在日前一次朗诵会上，大卫见了我就说──“你这个家伙，天天说找我喝酒，说完你就没影子了。”然后两人哈哈大笑。
　　下半月刊创刊后，受到了许多青年诗人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经常搞一些活动，比较有名的是“春天送你一首诗”和与朝阳区文化馆合办的“月末沙龙”。林莽老师热情达观，你写作中有什么难题，尽可以向他请教。《遥远岁月里的中国》一诗，发表前我曾在一次朗诵会上读过，从台上下来，我看见林莽老师在对我微笑点头，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诗人艾龙戴一眼镜，喜欢读书、写文章，最近我读到了他的一篇诗学论文，很让人服气他的学识。诗人蓝野是山东人，朴实风趣，在那五楼的狭窄楼道里，我和他及河北老乡李志强三人曾打过乒乓球，蓝野的打法属于先柔后刚，李志强的打法则更稳健和专业，我们三人水平差不多，不过最后好像还是我多胜了一两局。
　　在诗刊的这些编辑、诗人身上，我能感觉到一种气息，一种庄重而亲切的气息，一种认真而活泼的气息。我常常想，无论做一个诗人，还是做一个编辑，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些老师身上，我想我已经学习到了很多，以后还会学习得更多。

九
　　也许现在是提及那些名字的时候了。
　　然后说出一个诗人的名字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呀。一个诗人的名字的后面有着多少本书，多少件事，多少条路，多少个美丽的汉字！说出他们，需要一个人多么大的勇气！
　　北岛不久前刚刚回了一次家，然后又在一个月后离开了北京机场。北岛的脸色很苍白，多年的漂泊似乎已经将他折磨接近苍老，从他的眉眼间你已经无法看出他就是那个曾大声喊出过“我不相信”的热血青年。在穿天蓝色衣服的空姐用标准的普通话请他扣好自己的安全带的一刻，我不知道他会想什么──在想着亲人的病情，还是朋友们的笑容，是异乡的酸楚与荣耀，还是北京的一草一木？那一刻他会不会流下泪水──什么样的，什么情感的泪水？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食指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他的医院里。他已经在这儿呆了许多年，仿佛还会继续在这儿呆下去。这里的许多人都很熟悉他，有的也听说他是一个诗人，但大家不管他诗人不诗人，就是觉得这个人心地好，有事愿意和他招呼，有话愿意和他说说。最近一段时间，食指参加了几次朗诵会，他对自己的朗诵很有信心──甚至不仅仅是对自己诗歌的信心，而更多的是对自己声音的信心。“由于创作生命的短促/诗人的命运吉凶难卜/为迎接灵感危机的挑战/我不怕有更高的代价付出”──食指拿起钢笔，想用他那坚硬的字体再写一首新的诗。
　　在北京冬天的风雪里，有王家新在行走，带着怀疑和沉思，怀里抱着他热爱的帕斯捷尔纳克；西川独守着他的书斋，继续着神秘而忠诚的远游，海子死后，他觉得这个世界仿佛少了许多；圆明园里的黑大春喝醉了，他的梦里有大而美的蝴蝶，有破碎的伤痛，而当太阳下山他就会清醒过来，迈着恬然的步伐回家；老诗人芒克对时间彻底失掉了兴趣，他喜欢饮酒，唱歌，和女人在一起，因为他明白这个存在的荒诞，他想在诗歌之外寻找到更多的可能；诗人树才总是喜欢微笑，穿透这个时代的喧哗，他已经体会到了那无言的孤独和宁静；而他的朋友莫非也许在研究完了空白之后，在想法设法把那空白处的地方进行填充；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边，臧棣有时会在这里经过，他有时也许会望着湖对岸的小岛出神，那边的树顶上正有几只小鸟飞起来；孙文波的诗越来越好看了，洁净优美如同天高气清的香山红叶──在一次会议上，我和翻译家西蒙见过一面，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还会有机会再第二面；诗人汪剑钊和周伟驰我也碰到过，但也没有机会进行攀谈，北京太大了，而纸张和电脑屏幕却很小，只要我喜欢，我就能听清楚每个真诚写作者的心跳。
　　北京的朋友中，我喜欢殷龙龙，他坐在自己的“大奔”上显得很威风；我热爱苏小和，这个迷恋于女人和美学的浪荡公子，他的心里有着难言的脆弱和悲伤；还有韩歆，天乐，浩月等十几位朋友，大家没有事时就聚在一起喝喝酒，唱唱歌，顺便朗诵各自的新作。
　　通过网络，我也知道了许多在京的诗人，像诗生活论坛的马骅、周瓒，文学自由坛里的燕窝，回归论坛的龙梁，娱雩，青杏小，还有喜欢到处飞来跑去的安歌──由于各自的工作和生计，有很多位我并没有和他们见过面，在这里提及他们的名字，也显得唐突──但我知道这些人中有许多优秀的写作者，也有许多缪斯的真诚服务者──正如法国诗人普吕多姆所说，假如有人问我“你写诗吗”，我会很高兴。
　　我知道在北京，还有另一个写诗的群落，但我在这里不想谈及他们，因为我感觉那些人是堕落的，肮脏的，扭曲的一群，他们离开了光明和上升的道路，在地狱的深处，毒蛇在把他们撕咬，蛆虫在把他们缠绕──他们没有将来，甚至连现在也会很快消失，没有谁会在密林中为他们来引领道路，也不会有美丽的女神来把他们钟爱。在城市的泥沼里，他们失掉了属于自己的信仰，也永远无法见到那神圣的光环和高天里的星辰。

十
　　咽喉的下面是身体。在北京的外面，是外省。
　　在灿烂辉煌的都城之外，是千万里荒凉或者广袤的原野。在那里，无数的人民像青草一样生长起伏着，然后在秋霜或者冰雪来时死去。在他们如野花如蜜蜂的一生里，欢乐的白昼要远远少于痛苦的暗夜。
　　他们是屈原歌中的“长太息以掩泣兮”，是杜甫诗里的“车辚辚，马萧萧”，是李白笔下的“茫茫走胡兵”，现代诗人艾青曾经推起过他们推过的独轮车，冯至在十四行诗里曾将他们洁白如鼠曲草的命运赞颂。在那辽阔的田野、密集的低矮的屋宇和永远像大海一样浩荡的庄稼中间，那里有无数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儿女们，没有谁比他们的生命更简单，更复杂，也没有谁比他们更伟大更崇高。他们是真正的历史的书写者，生活的劳累，命运的流离，战争的伤痛，这一切都无法摧毁他们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
　　我不喜欢“外省”这个词。这个词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书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小市民般的隐晦的歧视。在北京，真正为这个城市起着支撑作用的大多是外地人，除去北京站上提着大包小包的异地民工，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人士和许多政府高官也有许多操着明显带着他乡余韵的普通话──事实上，就是在那些自称是北京人的年轻人当中，他们的身上也流着上代或者前代辛苦漂泊，向北京迁徙的艰辛与痛苦。
　　通过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简单的农耕方式，但目前中国的乡村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外省的许多省会和重要城市，它们的繁华景观也和北京可以一论高下。首都与外省的区别可以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其他地方显现，而这一规定却无法在作用于心灵的诗歌身上生效。虽然不少青年诗人在心中还是受到“京城情结”的诱惑，但他们却在以自身独立而优秀的写作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山东青年诗人江非提出，几千年来的中国诗歌一直没有脱离出风、雅、颂的三大范畴。的确如此，中国的诗歌的主体依然应该是古老的《诗经》中那充溢着田野草香的诗章，中国诗歌史上杰出的书写者都是这一精神的传递者和播种者，所谓的“精英”与“先锋”只是中国诗歌的局部的一角，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诗歌最优秀的代表。
　　在北京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招待过许多位来自外省的朋友。虽然是由于诗歌而相识，却并非仅仅是由于诗歌而结下友谊。在外省，我知道有着许多技艺超群、充满激情的诗歌写作者，许多位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认真的思考者──我的脑海里有一大长串他们响亮的名字，但由于篇幅和文体的考虑，我无法在这里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我清楚，就是由于这些真诚的心灵的存在，当代的中国诗歌已经在未来的读者眼里构筑成了新的版图。
　　还有一股诗歌的力量来自外省之外，来自大洋彼岸或者陆地的另一端。那是一群听到拼音和看到汉字就感觉亲切的旅居者，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巴黎，纽约还是悉尼，都是冷僻而孤寂的异乡。在太阳下他们眺望海水，在夜幕间他们亲吻星辰──中国是他们的根，是他们永远的故乡。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诗作贴上论坛，可以到聊天室和国内的朋友谈心，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诗歌和中国带给他们更多的快乐和安慰。这些诗人中间，阿九，章平，赵霞，王敖，施雨，萧笙等几位和我交流稍多，又是一年将逝，我也愿意在这篇小文里给他们带去祖国、家乡和我个人的亲切问候。

十一
　　多么畅快的呼吸！多么动人的情感！
　　──多么美妙的音乐！多么鲜明的意象！
　　在我们的肺叶里，诗歌之树生长着。我喜欢看到她茂盛的绿叶，愿意看到她鲜艳的花朵。
　　诗歌是生命之花，无论她正在绽放还是正在凋谢。诗歌是美，是真，是神秘的黑暗，是温柔的低语和愤怒的呼喊。有时，我常常想，一首诗歌是如何进入了我的生命，她又是如何带着我的血液和体温飞走，又是以一种多么奇异的方式在另一颗心灵那里得到回音的。
　　在当今的诗坛上，各种主义和流派层出不穷，每个诗歌写作者都在为自己的写作方式辩护。就我来看，这无论如何这好事。虽然我个人钟情于古典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抒情传统，但却并未对一些现代手法的试验表示过任何排斥，同时，就自身来说，我也一直在进行着扩张“小我”至“大我”的努力。
　　诗歌的创造性是一次性的。她也是不可复制的。我曾经喜欢过很多诗人，他们曾经避开了别人走过的道路，然而不幸的是，我发现他们又很快陷入了自我的泥潭。有过那么多次，我曾经在内心里希望某位技巧型的诗人能对心灵的探究更深入些，某位有血性的诗人能够在技术上更讲求些，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那些诗人和诗歌一直是原来的样子。从别人的身上我也看到我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面对无限和完美时的无助──米开朗基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再介意那些无谓的赞扬和批评，也不再畏惧黑暗，我只在孤独和长久的工作中寻找我自己的道路。
　　我也经常怀疑，一首诗歌能够有什么样的价值？一位诗人对于社会和人类能够有什么样的贡献？然而，每当我读到一首令我心醉的诗歌，听到一位诗人真诚而热烈的歌唱时，我就完全被诗歌的魅力所征服了──我想那是一种爱，一种对自我的爱，一种对世界的爱，一种穿越了死亡然后重生的爱──在那样的爱里，没有谁再去怀疑永恒这个词，也没有谁不会把那样的爱倾注到自己的生活和言行里，倾注进他呼吸着的每一个瞬间里。
　　我梦想中的诗歌绝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她们都是那么美，就像是同一棵树上生长的无数片相似却绝不相同的叶子，就像同一朵花上绽放出的无数片绝然相似却无一有着完全相同色彩的花瓣。
　　在一次和某位女诗人交谈时，我曾经和她说起我的这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从社会背景还是创作现状看，目前的中国汉语诗歌正在进行着一次伟大的复兴，这次诗歌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在不那么远的将来──或许就是现在，此时──我们会看到一种诗歌精神的出现，她的壮丽完全会可以和中国历代的诗歌相比美，中国新诗歌正在经历着她的青春期，她的活力是无限的，激情也是无限的。
　　这是一条正在隆起的黎明的红色地平线。

十二
　　灯。长安街。
　　街灯。喷泉。高楼。
　　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像。隐约有星辰在闪烁的夜晚。
　　这是2002年冬日的北京。时光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诗歌在这里也从来没有停止。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师傅递过来一支烟，和我谈论起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和我说起从手机短消息中听来的笑话，我一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写诗的人。是呀，比起这活生生的现实，诗歌并不是那么重要。比起一个人的精神和力量，诗歌也显得这样不重要。
　　仿佛有许多历史的画面一起拥挤在狭窄的车窗上，我听见外面传来了海涛般的喧哗。静静的广场上，仿佛永远有那么多人，有人在对着我微笑，有人在对着我呐喊，他们的脸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表情，崇敬，厌恶，仇恨，无聊──假如我在那里站着，我不知道我究竟应该是哪一个，也想不出自己的脸上会有一张什么样的面具。历史中有许多歧路，有许多暗角，但正义和光明总会在漫长的夜晚后面来到。
　　是的。我想把我的诗歌唱给他们听，唱给每一个人听。我愿意我的父母喜欢我的诗，愿意我的妻子和儿子喜欢我的诗，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我在为他们而写作。我也愿意每一个读到我的诗歌的人喜欢我的诗，愿意听他们说，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诚实的，认真的诗歌作者。
　　这儿是北京。在这个城市里的这个时刻，有人在相会，有人在离别。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欢笑。他们仿佛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一条条铁路向着远方的幽冥伸展开，一列列火车从站台上缓慢地启动，开出，在同样多的人群走出北京站口时，它们也满载着旅客回到了另外一些人已经久别的家乡。在北京机场的塔楼旁边，一只只巨鸟也在雾气和霜冻中起落着，它们的身上积满了从远方和高空带来的寒意。
　　在小小的寓所中，在暗黄的灯光下，我修改完了这篇名叫《诗歌的北京》的散文，打了一个呵欠，然后再次沉入睡眠，向着深黑的时间和微弱的光明继续我的旅行。

2002年12月18日

改定于北京西直门

中国汉语诗歌、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复兴，或许是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乃至中华民族腾飞的一丝涟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