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规划：钱伟长生前活动与科技、教育规划的关系

　　计划与规划：钱伟长生前活动与科技、教育规划的关系
　　（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技热背后的价值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全国科学大会为契机，全国掀起了一股科学热潮。相应的，人们知道了一大批科学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典范。
　　当时的大学招生名额有限，很多人知道自己终生不可能实现这个科学家梦想，但是，科技热中人们赋予教育家和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在一个社会价值观中占有的位置，支撑了这个民族拥有一个整体的希望。
　　那个时期的价值观载体──钱学森、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等，他们所从事的学说，大多数的老百姓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在这些人身上，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现，那就是文理科不分的价值通行的表现。
　　说起文理科不分，那是有历史的。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张衡、祖冲之、李冰，都是载入科技历史的科学家，但是，他们都是儒者或者官员、他们也都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培养出来的科学家。
　　再说到现代中国的文理科不分的科学家和人才，那就是前几天刚刚去世的钱伟长了。
　　钱伟长是著名文史大家钱穆的侄子，家里学养很好。但是在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一年，发生了“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件，钱伟长愤然改学物理，要造飞机大炮，报效祖国。然后，钱伟长在这一价值观的支撑下，一直把自己的学问通向了理论力学和理论物理的前沿。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把陈景润的科学活动当做社会活动来看待的话，那么钱伟长早就做到了这一点。
　　从钱伟长到陈景润、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到八十年代的振兴中华，本质上都是一样，即那个时候，社会上拥戴科学家的类型，就是这样的典型的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者。
　　（二）钱伟长的科普活动体现的价值观
　　正因为钱伟长有着这样文理不分的学养背景，所以他终身投入中国的科普事业就一点也不奇怪。
　　钱伟长的科普工作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有关科技、教育和四化建设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传普及科学史、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展望未来的。二是撰写、主编了一些科普书籍，如早在1953年他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现代探索丛书》等，也是广义的高级科普读物。三是从1978年到1983年，他到过160多个城市作过300多场报告，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科普性质的。早在1950年，他就为科普局所属的中央人民科学馆筹备处举办的大众科学讲座作过首场科普讲演──“怎样学习自然科学”；在1955年开展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讲演中，他也不只一次作过科普报告。
　　钱伟长的科普活动，是一种真正领会了文史观念基础上的科普。例如，他的科普文章注重了儿童成长思维、小处着眼、实证举例和语言更新。他对中国历史上农业、水利方面的成就，有着很高的评价，同时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价值对于科学记载的渗透也有着科学的警惕。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关于一些机械装置的记载，认为“它的真实性也需要考虑。譬如说，有许多机械的记载，是外行人的表面描写，并无科学的价值；更有一些渲染过分的描写，多半是一种想象。”
　　（三）钱伟长的教育观
　　钱伟长在担任了多年的学科带头人的情况下，于1983年70多岁高龄出任了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谈到他出任一任校长，担负的教育责任时，他说道：“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可以从头开始。我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第一个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第二堵墙是教师跟学校不接触，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第三个是科研要跟教学结合。还有就是学科之间要有关系。允许三四年级学生选别的系的必修课。一二年级不分系、不分专业。”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
　　从钱伟长的教育活动来看，他贯彻了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历史的一贯思考，例如对于历史上张衡把自己的科学活动与做官结合的历史，这里面就会有政治思维对于教育和科学活动的渗透。所以钱老认为需要打破一段时期来的官定思维渗透教育、科技的传统，而用更加前导的实证的、成长的科学思维，来对待科学和教育活动。
　　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热潮和人民对于科学家的朴素认识，钱老认为要从教育入手。
　　钱伟长通过他的拆除四堵墙主张，充分表明，中国传统关于教育的话语体系，尤其是那些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无法有效解释和解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新出现的教育现象。
　　但是，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普遍超出了本身功能而注重了市场功能，例如为了推迟社会上的就业难现象，在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把精力投入到扩招和解决师生的经费市场方面去了。
　　因此，钱老的关于大学教育要面向现实和面向社会的深层构想没有得到重视。
　　（四）钱伟长生前活动与科技、教育规划的关系
　　以上我们回顾了钱伟长钱老生前的有关科技和教育方面社会性活动，没有涉及他的全面的思想，特别是学术思想。
　　为什么要注重于他的有社会性的思想活动呢？
　　为什么，我们要把钱伟长称之为文理科不分的人才典型呢？
　　这是因为，钱伟长的学术思想的强大基础，是他的文理科不分的价值体现和社会活动。这些都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历史与文化传承中。
　　总结起来有这样两点：
　　一、科学活动也好、教育活动也好，背后的是社会文化价值载体的支撑。例如，如果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遍布社会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价值观传播，就没有后来的钱伟长。就像没有振兴中华的八十年代，就没有陈景润一样。
　　二、价值观怎样体现在科学和教育活动中呢？这里不能是已有的国家思维和官方思维起主导作用，而是成长中的社会思维起主导作用。就像目前教育理念中的成人思维与儿童思维的关系。
　　中国目前的教育现象可以归结为，在现代教育中到底是成人本位还是儿童本位，也就是世俗目标本位还是注重成长本位的关系。
　　谈到中国惯有的教育活动中的成人本位主导，周作人有这样两段话：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
　　我们从周作人的话和钱伟长的教育活动中，可以体会到，如何消除陈旧的社会价值观对于教育和科学已有的渗透，是正确掌握渗透教育和科学的价值观基础的重点所在。
　　最后，还得提一下钱伟长与我国的科学规划和教育规划的关系问题。
　　我国产生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纲要时，钱伟长就是制定者之一。
　　而且他去世之际，我国新的中长期教育教育发展纲要出台。这些只是表面上的联系。
　　谈到当年科学发展纲要的制定，钱老有一段回顾，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贯彻始终的思想。
　　钱伟长：那是1956年的事，当时搞科学规划，周总理有指示，要走群众路线，于是找很多教师来问，应该怎么规划。当时我是清华的教务长，当然不能不去。我的计划中只有5项是关于学科的，一个是原子能，一个是导 弹、航天，一个是自动化，还有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提出来后，老先生们都不同意，说我的数学、物理哪儿去了？
　　（注：就是说没有学科的计划）
　　钱伟长：我也没学科（力学），我自己也不提。
　　（注：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发展）
　　钱伟长：对，这样一来，就跟他们吵啊，有400多人呢，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他们都刚回来，一个是钱三强，他是搞原子弹的，他本身就需要这个东西，一个是钱学森，他是搞航天的。他们两人帮我们谈判，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看看，周总理的“三钱”说法，在这里也有了深层的含义。
　　总之，文理不分，学科不分，注重社会、注重实用、注重需要──这就是钱伟长留给我们的思想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