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语课本让我们至今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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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0-11-21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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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今年第44期的报道《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里说到一句让人感慨的话：“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这里提到的三种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是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民国国语课本系列。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商务国语教科书》由大出版家张元济亲自出持编写出版，1917年出版后十年间，发行量高达七千万册以上。

这些国语课本，定位和目标都极为明确，以母语教育为本，传递传统核心文化价值，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精髓及新式教育思想，以新的教育理念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进行有机融合。这些教材不仅着眼于传达传统的核心价值，而且宽宏地容纳了世界最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学生不是训诫和管教，而是引导和培育。并不以单一而强横的标准答案来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能博纳多种价值和宽容各种思想，从而在国家仍然积弱时努力增强学生的自信与大度，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思想。

在此之前的多次回答记者采访时，我都斗胆强调，语文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材。对比这些近八十年前的国语课本，再考量新旧两种教材的核心教育思想，我对所谓的“新”与“旧”这两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被我们下意识地理解为“旧”的教材，因其浓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飘香，反而显得历久弥新，比“新”教材要先进得多。有些美好的价值，流经八十年仍然熠熠生辉，有些虚伪的课文，即使只是被我们阅读一次，也已经陈腐不堪。判断课文的优劣，不能仅仅着眼于时间的单向顺序，而要着眼于思想的包容度和人文价值的传承。

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完全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培养目标不是一种使得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小学国语教育是国家文化昌明的百年大计之核心基础，一点马虎不得，疏忽不得。

根据这种前辈的成功经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开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恰恰相反。

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民国时期出版的国语课本，距今已近八十年，早该属于落后过时反动而乃至要挨打扔进垃圾堆里的垃圾了。根据我从小就学到的正确历史观以及特有的“新旧定律”，我知道，凡是旧的都是差的，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这些国语课本如此陈旧，早该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被滚滚灰尘淹没了。我们常被教育说：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我也早就知道，历史的车轮现在归我们管，爱怎么开就怎么开爱碾谁就碾谁，怎么没有把“陈旧”落后的国语课文碾得粉碎了呢？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值得深究。也许，从核心的文化价值传递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角度来评估，旧的反而是新的，新的反而不如旧的。

语文教材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材料，不仅要传达出准确合理的教学目标，而且要通过基本的识字教育过渡到美德教育和修辞教育。这里的美德，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历史深处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并且把这些历久弥新的道德，用美好的修辞表达出来。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三十年来核心价值不明确，虚浮的道德到处飘忽，教材编写一再变更，几十年过去了仍在试验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不知道如今的语文教材编写者看到这个旧教材畅销的消息时作何感想。我很想知道，但只能猜测，却又无可测度。假设他们看到了这些教材，并对比新旧两种教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现在的教材编写出版流程，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教材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形成了一条稳如磐石的链条，跟诸葛亮的一字长蛇阵般无懈可击。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像民国国语课本那样历久弥新的优秀教材放在我们现在的孩子课桌上？

说教的小学读本，只会让孩子痛苦



“先生，早。”“小朋友，早。”两句话，七个字，就是一本最近被拂开积尘重印后，热卖至脱销的一本语文老教材──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文字了。《开明国语课本》由一代大家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文字，丰子恺还为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教材活泼隽趣，贴近儿童口语，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也是很新颖的做法。（11月19日《钱江晚报》）

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言，我们在精神生活上也都以成人思想为标准，以成人观感为本位，因此儿童在成人的家庭里精神生活很苦痛。而丰子恺先生是“设身处地”的去体验孩子们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这种“热爱”和“亲近”的态度，不由得拉近了成人与孩子的距离，进而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于成人的世界。

既然是小学生读本，自然有别于成人读本。小学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者说喜欢怎样的方式和不喜欢怎样的方式，如果这个问题首先都没有弄清楚，可见我们编写教材者编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了。叶圣陶先生曾说，他相信儿童对周围环境拥有个人看法，所以应当提高他们的批判能力。提高孩子们的批判能力，就应该是教给孩子们学习的方法，而不是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

其实，随便拿一个具有童心和爱心的儿童读本，恐怕都要比我们的语文教材要好。因为我们的语文教材，太具有说教性了，也太把自己当教材看待了。在某些人看来，一旦某个读本成为教材，就肩负了所谓的培养和教育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则又难以避免的将读本变成了说教的工具。

比如在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就有着要求学生爱老师爱祖国等等的内容。当然，爱老师爱祖国并无不对，也是应该的。但作为教材总是摆出一副说教的嘴脸，就令人感到厌恶和痛苦了。孩子们在这种教育下，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也难怪，如今有很多小学生都出现厌学的情绪了。他们唯一有的，只是强硬的灌输。这种灌输，带给他们的只有悲伤，以至于有的小孩还产生了厌世的念头。

叶圣陶先生所编写的老教材，就没有这些说教。他是将一些知识自然而然的融入了其中，让学生们自己的领会和感悟的。“先生，早”和“小朋友，早”，一句简单的相互问候就很能说明问题。它们难道不比你直接的去要求小学生尊敬老师更有意义么？建立在这种平等之上的尊重，更使人能轻松的去接受和认识。无须你要求，他们便能渐渐地的意识到我们需要懂礼貌。

而我们的教材，正如一个板着面孔说教的人，由于自身的不“热爱”和居高临下，也就必然使孩子们不去“亲近”它和无法“亲近”。对此，我们都有亲身体会。哪怕我们随便去读一本课外书，也比捧着我们的教材让人自在和快乐。所以，上课时看课外书者比比皆是，老师也永远阻止不了这种行为。这其中的原因，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没有对比过新教材和老教材，不敢妄发议论。但突然想起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先生，在晚年时应政府之约编写了教材《小学识字课本》（小学识字课本不是很准确，我记忆是这样）的事。政府预付了二万大洋稿酬，书成后，就因教育部官员要改动课本中的两个字，陈独秀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去附合政府。从这件事我看出以前读书人治学的严谨。当时的陈独秀先生处于非常贫困的环境中，为区区二字，为了不误后人，可以拒绝二万大洋的诱惑，让人感涕不已。

五六十岁的人应该记得，我们当年的课本，仅从语文课本而言，作者大多是军旅作家，即当年打国民党军的军队文人，或者说是迎合gd观点的文人及其文章充斥着整个课本，并一层不变地垄断了几十年。最近有信息说鲁迅的文章从课本里剔除了，且不说该不该，至少表明我们的教科书该更新得了！

都是经典哦！

《三字经》是经典的蒙学课本哟，各种知识都有，且不受执政者政治思想影响。须知，执政者的政治思想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救救孩子！救救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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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引起不少学生和家长热议。《开明国语课本》，还有《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前者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家长们热议的话题很简单：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会那么喜欢78年前的课本，却不喜欢现行的课本？答案也很简单：民国语文教材更贴近孩子们的心理，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而现行教材则高高在上，超过了孩子们的接受年龄，其中还有一些做作和虚伪的东西。



      与其说家长和孩子的选择是对教育行政部门的鞭策，还不如说是给现行教材编写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当然，现行编写者一定会觉得委屈，因这耳光实在应该抽向将教育当作意识形态工具的主政者脸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语文课本有过多次改革，虽然其中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淡，但高高在上的说教依然存在，这是造成教材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的小学课本经常教导孩子们要爱祖国，但是小孩子并不能理解“伟大祖国”的真正含义。小孩子真正好奇的是他周围的世界，这个时候，最需要教给孩子的是要爱爸爸妈妈、爱身边的人，要学会怎样与人相处。小时候教好了他能够理解的东西，长大后他自然能理解什么是伟大的祖国，应该怎样热爱伟大的祖国。正所谓：没有小我，何来大我？



      而现在的状况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教育他要热爱祖国这样的大道理，到他们长大成人，我们反倒要到处刷上“不要随地吐痰”、“要孝敬父母”这样的标语，广而告之这些从小就应该懂得的道理。偌众的成人世界，怎么看都像是还生活在幼儿园里。所以就有了那次著名的滑稽争论──中国速滑队员周洋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夺冠后感谢父母，居然被认为不应该。不感谢父母才是人伦悖逆！连父母都不感谢的人，怎么可能感谢祖国！？



      再比如，同样是民国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字里行间有对孩子的尊重，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而新教材则往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行文，没给孩子们留更多参与讨论的机会。



      所以你看现在大街上张贴的种种霸道标语，就会知道源头在哪儿了。从小就没有学会平等和尊重，等这个人长大了，特别是这个人有职有权了，情况便更糟了。



      曾有专家指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依我看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缺失。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彼时正值大饥荒，许多人患上了不寻常的恶疾，公社干部请王医生想想办法，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而那味药就是粮食。数十年后，在中国教育上也有一种恶疾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常识！这才是最大的缺失。常识需要捍卫吗？当然需要。但在捍卫之前，先让我们正视常识，不践踏常识好吗？



      其实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就曾出版了一本专著《语文教育门外谈》，书中第一篇就是《以“立人”为中心》。钱理群认为，“语文教育的过程，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最终是要促进学生精神的健康成长，个性的健全发展，以此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他人思想的奴隶，按他人的意志去说话、写作的工具。”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似乎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是将语文工具化，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其培养目标不是成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高度物化的“螺丝钉”。



      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开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恰恰相反。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于此尤然。



      今年出的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的扉页，录了康德的一句名言：“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确实，“适应”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实，但好的老师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堕落”、何处堕落、为何堕落，否则就是自欺欺人！

好的老师能够生存下去吗？老师告诉孩子们这世界堕落了，当政者能承认老师说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