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工黄慕兰：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作出判决

西蜀教师 · 发表于: 2017-2-7 20:28:02

红色间谍是怎样的间谍？
源自：财经网

[黄艾禾/文]
　　黄慕兰老人在她97岁的时候完成了《黄慕兰自传》，今年，她105岁的时候，得以出版。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传奇一生。
　　作为女人，她的一生多姿多彩。如果算上家里的包办婚姻，她一共嫁过四个男人，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六个，三男三女。她当过纱厂女工、大律师夫人、女银行家，在旧中国的大上海是社交圈中的红人……但是她的第一身份，是中共的特工。
　　中共的红色间谍是一类非常特别的间谍。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在电影里看到的007或是《谍中谍》中的汤姆·克鲁斯，没有那样矫健的身手，甚至根本没有特工训练，他们隐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完全与他们的身边人融为一体，可能是贵妇人，也可能是穷农妇，但他们的内心是红色特工，这是永远高于他们的其他各种身份的。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与最后一任丈夫陈志皋的结合。当时她的真实婚姻情况是，已经嫁过两次她的革命战友，第一位已经牺牲，留下一个儿子送去孩子爷爷家抚养，第二位奔赴了苏区，从此渺无音讯，也留下一个儿子在一位战友家抚养。而陈志皋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对这些当然都不知情，不惜咬破手指写血书来追求她。最后党组织替她做了决定：嫁给陈志皋，为的是党的利益。组织说：“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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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与陈志皋的结婚照
　　黄慕兰当时的主要地下工作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营救出的最著名的中共党员是关向应。而陈志皋作为著名律师，为被捕的中共党员出力，很大原因是他爱黄慕兰。在“西安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黄慕兰向党组织提出，现在中共党员大批被释放出狱了，她的营救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要求调到根据地去工作──当时她的第二任革命伴侣贺昌离开上海赴根据地时她就这样要求过，但党组织却仍然没有批准。
　　如果党组织当时批准了她的要求，她去了根据地，会怎么样？她想过没想过陈志皋怎么办？当时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后来，在黄慕兰见到周恩来时，这样谈过：“这些年来，我在他家中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内心难安……”这里，透露出些许难言苦衷？
　　党组织不批准她去延安，是看中了黄慕兰在大上海的出色表现。确实，从个人的潜质能力来说，上海更是她驰骋的舞台。看她年轻时的照片，是位美女。不仅貌美，而且是女活动家，组织能力极强，她一旦涉足金融业，就显出了超凡的禀赋，成功地将一家曾经在上海数一数二的信托公司救活。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滩，她频繁举办拍拖是名噪一时的沙龙女主人，那时可以说是黄慕兰人生的辉煌顶峰。即使她不做女特工，她的这个女银行家身份完全名副其实。
　　但是，在她的内心，红色间谍的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种间谍不为金钱也不为过瘾，是为信仰。为这个身份，什么个人的东西皆可抛弃，甚至至亲也不在话下。党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也是这样自觉自愿。而也就是因为这个身份，她人生的后半段一片泥泞。
　　她的一生蹲过四次监狱，前两次是国民党的，后两次是共产党的。前两次，她坚不吐实，坚强而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红色特工身份；而后两次，她的全部努力却是证实自己是红色特工。黄慕兰的人生辉煌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停止，以后的生涯除了蹲监狱，就是出了狱后的上诉陈词，直至1980年她73岁时，才获得一纸平反书。
　　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我们这些只从教科书中读到党史的读者，不啻是极好的教材。历史不是几条干巴巴的纲线和若干小重点，那是一个个具体人生的血和肉。读到这些，你才能领悟到一些时代的真谛，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社会，何以是今天这个样子。（注：本文发表于2012年）

小姑凉可爱 · 发表于: 2017-2-14 13:28: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女特工黄慕兰辞世：我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作出判决

　　女儿陈大中多次向媒体表示，母亲对“红色特工”、“美女间谍”甚至“交际花”等称呼十分反感，“她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2月7日，中共传奇特工黄慕兰辞世，享年110岁。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关键时刻，多次出现她的身影。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她多被誉为“最美红色女特工”“党的百科全书”“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过周恩来”。
　　她一生坎坷，四次入狱。两次在国民党的监狱，两次在共产党的秦城监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她极尽所能隐藏自己的中共特工身份；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她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曾经是中共特工。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关押17年，文革中被剃光头发、打断3根肋骨。
　　2016年，她亲述的《黄慕兰自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全书共38章，31万余字。该自传首度出版于2004年，讲述了这位传奇女“特工”波澜的一生，也展现了中国革命壮阔的百年。
　　但对于她的自传，部分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提出了质疑，认为自传内容，存在夸大成分。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形势险恶，不应以今日眼光对黄慕兰过分苛责。

离家出走投奔革命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她的父亲黄颖初是当地有名的文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受教。辛亥革命以后，黄颖初还曾担任黄兴、蔡锷等人的老师。
　　黄颖初思想开明。从小黄慕兰就获得了新式教育，从未让她受缠足之苦。12岁时，父亲把黄慕兰送入长沙周南女校读书。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23年，这是一场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黄慕兰，不甘忍受旧妇女的生活。
　　1925年，正好赶上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提倡妇女解放。黄慕兰很崇拜秋瑾，在她看来，秋瑾也是因为对家庭包办婚姻不满意，独自去日本留学，才参加了革命。于是黄慕兰离家出走到了武汉，投奔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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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自传》曾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图片来自网络。
　　在武汉，黄慕兰历任市党部妇女部秘书、部长，后来她认识了武汉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宛希俨。当时，宛希俨正与董必武一起办《民国日报》，董必武是社长，宛希俨是总编辑。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
　　黄慕兰在自传中记载，1928年1月，丈夫宛希俨接到中央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儿子宛昌杰）只有三天，不能随他一起走。临走前希俨说，万一他有不测，就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7个月后，饶漱石告诉我希俨在5月时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壮烈牺牲。”
　　1929年1月，黄慕兰被调往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在上海，她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1929年春天，黄慕兰与贺昌结婚。同年，黄慕兰申请离开机关，到生产一线进行工人运动。1929年7月1日，黄慕兰和同志们一起发动了罢工。随后怀有身孕的她被捕入狱，被关押一百天。

赞誉与争议
　　在多个媒体的报道中，提到黄慕兰“营救中央领导人关向应”“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过周恩来”。这两段记载于黄慕兰自传的经历让她饱受赞誉，同时也饱受争议。
　　1931，黄慕兰被任命为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人民革命互济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当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尽管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仍然被抓。当时组织上希望她接近上海滩著名律师陈志皋，好方便营救。陈家多人从事法律工作，在上海司法界影响很大。
　　在自传中，黄慕兰说：“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并借其他领导同志的口说：“关向应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营救出来，就是从敌人的狱中救回一员大将……相信你一定能独当一面。”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马长虹看过自传的表述，在媒体上提出了质疑。
　　马长虹称，顾顺章叛变后，潜伏南京的钱壮飞马上将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紧急疏散。关向应因未能及时得到通知而被捕。巡捕房抓捕关向应时还获得了一箱文件，这箱文件内容极为机密，会暴露关向应身份。周恩来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迅速营救。
　　陈赓找到了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当得知英国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内容，正托杨登瀛找翻译鉴别时，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去了精通几国文字的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将箱中有价值的文件调包，以确保关向应不暴露身份。然后，由吴德峰出面，通过黄慕兰的交际关系，花钱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成功营救关向应同志，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核心问题是那箱文件，如果关向应身份暴露，就回天无力了。还有整个营救计划的制定、营救费用的提供等，都是党组织的力量，绝非个人所能为。当时黄慕兰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她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联系律师陈志皋及其有影响的父亲之类，但也仅此而已。”马长虹称。
　　关于“救周恩来”，《黄慕兰自传》记载，1931年6月22日，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喝咖啡，正好碰到陈的同学、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炳生。在闲聊中，曹炳生提到：“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
　　听到这个，黄慕兰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但立刻集中精力听着曹炳生的话：“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黄慕兰暗暗琢磨起来，突然想到，这个被抓者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
　　于是黄慕兰佯装头痛，被陈志皋送回家后，她马上找到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听到的情况。使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躲过一劫。
　　许多人对“黄慕兰救了周恩来”的说法提出质疑。其中一个质疑者是吴持生，黄慕兰曾经的上级吴德峰的女儿。吴德峰曾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被国民党刊物称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
　　吴持生在博客中表示，周恩来当时从多个渠道得知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邓颖超的回忆材料也清晰表明不存在黄慕兰救了周恩来的情况。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1935年，黄慕兰与第四任丈夫陈志皋结婚。婚后黄慕兰成为了中国仅有的十五家信托公司之一的通易信托公司的董事，陈志皋是该公司的总经理，与黄慕兰同任董事的，还有杜月笙等沪上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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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和陈志皋的结婚照。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解放后，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和初恋女友一起去了台湾。她找到中共组织，得到的回复是，可以承认她1926年入党，但她已于1933年脱党。
　　至于脱党原因，根据吴德峰之女吴持生的说法，黄慕兰不顾组织的反对，执意要和陈志皋结婚。婚后尽管黄慕兰还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事，但党组织认为她目无组织纪律，贪图享乐，想当资本家太太，于是慢慢和黄慕兰断了联系。
　　1950年，黄慕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秘书联络处第一科科长。重新参加党的工作。1955年，她受到“潘杨案”（潘汉年、杨帆的“特务”冤案）牵连入狱。
　　1963年冬，黄慕兰以“叛徒、特务、反革命”罪判管制三年。当时，大儿子宛昌杰在北京电信学校教书，黄慕兰开始住在儿子家为平反上访。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冲进宛昌杰家里，将她揪出来强行剪光了头发，禁闭在附近小学的教室内。那时她已60岁了，一天半夜里，一个年龄较大的红卫兵，突然用带钢扣的军用皮带，对她进行抽打，“我被打断三根肋骨，痛得昏死过去。”黄慕兰在自传中写道。
　　1967年6月10日，一伙造反派强行将黄慕兰推上了一辆小汽车，再次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5月，黄慕兰被释放。此后黄慕兰多次上访。1980年4月，与邓颖超在中南海会面，随后黄慕兰被平反，宣布无罪。5月初，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1982年，黄慕兰继续赴京上访，找到邓颖超申诉党籍、党龄问题。在邓颖超的关切下，公安部、中组部做了细致调查，维持了黄慕兰1933年脱党的结论。根据1980年公安部和198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黄慕兰历史的调查结论，黄慕兰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1951年重新入党。
　　1994年黄慕兰办理离休手续，在杭州养老。
　　黄慕兰共有6个子女长大成人。与宛希俨育有一子宛昌杰；与贺昌育有一子贺平；与陈志皋育有一子陈文中，育有三女陈允中、陈大中、陈一中。
　　离休后，黄慕兰开始整理自己的自传。《黄慕兰自传》2004年第一次印刷仅印2000本，传播范围并不广。2011年，该书经过重新编辑后再次上市，成为畅销书。该书还在“2012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中被选为传记类图书榜首。
　　该书出版后引起一些党史研究专家以及中共元老后裔的质疑。
　　吴持生等人认为，黄慕兰为中国共产党做出过贡献，但自传中存在“夸大”的成分。
　　“黄慕兰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她只是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本职工作，但在书中，她却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了挽救党的领袖，甚至挽救党的程度。”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马长虹在媒体上刊文指出。
　　可黄慕兰的女儿陈大中多次向媒体表示，母亲对“红色特工”、“美女间谍”等称呼十分反感，“她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黄慕兰也知道她身上的巨大争议，她曾说，“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作出判决。”

§　参考文献
　　黄慕兰《黄慕兰自传》
　　上海市史志办《上海金融志》
　　马长虹《人物传记涉及重大史事务求准确：<黄慕兰自传>若干史实辨析》
　　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一事的材料》《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江晓平《对当前媒体上有关“黄慕兰”宣传的种种疑问》
　　吴持生《必须制止歪曲我党隐蔽斗争史的肆意炒作》
　　澎湃新闻、新华网等媒体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7-2-7 20:28:02

源自：中国搜索网

原文标题：110岁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辞世　曾救周恩来于危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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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黄慕兰
　　澎湃新闻记者从黄慕兰女儿陈大中和黄慕兰所住的浙江医院了解到，红色女“特工”黄慕兰于2月7日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这位出身书香名门的老人，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将一生最光辉的岁月投入革命。她隐藏党员身份，转入地下，屡立奇功，还曾救周恩来于危难中。
　　2016年年初，她亲述的《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全书共38章，31万余字。该自传首度出版于2004年，讲述了这位传奇红色女“特工”波澜的一生，也展现了中国革命壮阔的百年。
　　在书中，黄慕兰回忆了她接受进步思想的少年时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时期以及错案平反后安度的晚年时光。其中，书中大篇幅讲述了她的四段婚姻与革命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记叙了她与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黄慕兰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7-2-7 20:28:02

源自：新华网

原文标题：黄慕兰：红色特工百岁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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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黄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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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近影陈大中摄

黄慕兰：
　　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之后，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2011年7月9日，黄慕兰老人在杭州度过了她的105岁生日。
　　105载的人生岁月，当年这位美丽的“红色女谍”究竟有过怎样传奇的人生？
　　出身湘中名门的黄慕兰，曾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秦城监狱，辗转17年。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杭州。
　　今年，是黄慕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85个年头，从青春年华开始，她便将一生的命运、前途、婚姻、财产，甚至不惜抛夫别子，全身心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文学作品中。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黄慕兰天生丽质，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1907年7月，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省会长沙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抽鸦片、打丫鬟。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黄慕兰的人生经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到了江西大旅行社报到后，见到担任地下党江西省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我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国留学了’。”
　　1928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严重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3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隐瞒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妇，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贺昌与黄慕兰的儿子。

营救关向应的“女谍”
最先报告向忠发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监狱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曹炳生无意间透露，当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见面后，黄慕兰说：“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急速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正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交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就是向忠发。

向周恩来献策
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的求婚。陈志皋迎娶了情绪复杂的黄慕兰。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也曾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北京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革”之乱中，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她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她说：“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
　　晚年，黄慕兰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她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对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很有兴趣；还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
　　黄慕兰还爱写诗，常常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一缕幽香，万般情意，沁入柔肠千结。回忆北伐扬鞭，年少风光卓绝。壮志豪情报国心，如荼火热。抛家出走忘朝夕，挥剑誓除荆棘。世间事，自多曲折。肝胆照，同仇巾帼。救死抚伤，神驰先烈。强敌崩溃，人民欢悦。又谁料风波再涉。感明镜，鉴我无私，还我本来清白。”这是黄慕兰老人在其自传出版时写的一首诗，写出了她一生的忠诚与情怀。

⊙作者：吴志菲

　　本文发表于2011年

源自：天津网-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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