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古文化的探讨

11、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挠乱了中国上古史。《史纪•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轩辕之丘，西陵氏其方位没有明指，而皇甫谧在评注《史证》、《五帝本纪》首句：“黄帝轩辕氏”。却说：“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祁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筹丘。第二句：帝即位，居有熊。”先秦史籍没有黄帝居住有熊之词，黄帝号有熊，源于《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移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而皇甫谧伪“黄帝生于寿丘，初都涿鹿，后迁有熊，居轩辕之丘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按王国谁《疏证》，以上《宋书•符瑞志》案《宋书》采于《春秋元命苞》、《帝王世纪》诸书为之，但伪为附志者，实袭《宋书》又本非一源，古今杂存，矛盾斯起，纠纷之因，皆可剖析。”要剖析还须知道伪袭者的庐山真面目。

什么是《宋书符瑞志》？南朝梁，沈约所撰，清《四库全书》评：何“承天书”为本，天书者，道教称元始天尊所说之书，尽通体之奥，八角垂芒，灵心炫目，而旁采徐爰之说，惟其志兼载魏晋，失于限断，又创为“符瑞志”，语多不经，为学者所讥”。什么是符瑞志呢？‘请天赐祥瑞之物与人君，以为受命之符令，凡为王者，须有受命之征，沈约引《帝王世纪》黄帝讨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今术士驱鬼神以朱墨作书，缭绕成文，谓之符瑞。”

什么是《春秋元命苞》呢？北周卫元嵩撰，体近太玄，又似天书，辞语奥洁，难于作摸。

什么是《帝王世记》，晋皇甫谧撰。朝歌人，今河南淇县，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母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受书，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览典籍，百家之言，自号玄晏先生隐居终身著高士传。而未言，编篡《帝王世纪》，然在评注《史记•五帝本纪》时，特别是黄帝时代圣贤都自认弄不清楚，而皇甫谧却填了空白，诸如黄帝颛顼的建都，在位时问和年龄先秦史书没有记载，却被皇甫谧一般作气超越了孔圣。如黄帝生于寿丘，迁都有熊，有熊是今河南新都。爱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否定玄嚣又名青阳是嫘祖所先，认为玄嚣青阳即是少昊，伪言黄帝在位一百年，年百一十一岁，葬桥山是空棺，否定黄帝传位昌意之子颛顼，慌言黄帝传位给少昊金天氏，少昊在位八十四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零五岁，到了南北朝沈约撰《宋书•符瑞志》附和少昊名青，居帝位，帅鸟师。以《山海经•西次三经》居西方，少昊居之。皇甫谧闭门造车，所撰《帝王世纪》为沈约撰《宋书•符瑞志》所搜辑。清代朱右曾搜集西晋以来诸多书籍注书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搜集的成果自称为古本《竹书纪年》。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两卷本的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历代被斥为元明时人伪作，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时范钦所作，一说是梁、沈约所作。钱大昕认为今本多采梁沈约所撰《宋书•符瑞志》。而《宋书•符瑞志》则袭于晋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而《帝王世纪》所载有关评注，司马迁的《史记》时，从未说明引证何书，而且内容与《竹书纪年》完全吻合一致，说明《竹书纪年》的趋形源于皇甫谧的笔端。

我国古时，皆以新君即位之次年为元年，不设年号，每易一君即位之次年为元年，汉文帝即位诏以明年为元年。周历王失位，周召二相共理国事，号曰共和《史记年表》书共和元年，年号之设实始于此，到了孔子删春秋纪年始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编年之史，撰尚书则未纪年。太史公撰《史纪》凡特大事纪年始于周历王三十年，但粗略，到周元王元年凡特大事始纪年详。

至西晋以后出现了六种纪年，有《史记纪年》、《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纪年》、资治通鉴纪年》、《早子纪年》、万国鼎、《中西对照纪年》、《春秋命历序》等。如当今曹先生说：“嫘祖是黄帝正妃，研究嫘祖必须和黄帝连在一起，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最早见于《史证.五帝本纪》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主要人物，《世本》、《大戴礼》也有相同的记述。而《帝王世纪》则把黄帝排挤到三皇之尾，新增加了少昊、帝挚为六帝。《史记》的在位年代没有明确的记载，黄帝、颛顼、帝喾，三人的在位年代，《史记•五帝本纪》没有具体的在住时间，只能从皇甫谧的注释中知道黄帝在位一百年，年百一十岁，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一百零五岁，帝挚九年”，说明上古纪年均出自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具体内容记载些什么，还须仔细研究剖析，有人说《竹书纪年》的作者是魏国的史官，专纪魏国的史事，既是史官所纪述的内容，应像孔子删鲁国春秋一样详细。如鲁定公在位十七年，孔子记述了一百二十三件大事，一万零三百二十字，因果关系记载清楚。这位魏国的史官记载魏史，终了周赧王十六年，魏哀王二十年，自赧王元年至十六年期间，只记载了仅二十三件，一百九十四字，其中袭引《史记》十二件，而且有误，该载的没有记载，非魏国的事不皆记的却又记了，而且大多谬误，现将其二十三件事浅析如下：

第一件事，“隐王”指周赧王。第二件事，“元年丁未”即是该周赧王元年是“丁未年〉像这样的事记载，有可价值，而且”丁未年”是抄袭于《甲子纪年》和《通鉴纪年》

第三件“十月郑宣王来朝梁”按《史记》自郑恒公友至郑君二十一年亡于韩，共计二十四位公候中，找不到“郑宣王”的名讳，郑世家族也没有称王的。郑世家起于周宣二十二年即公元前795年至周烈王元年被韩所灭，即公元前375年再到周赧王元年即公元前314年即是说郑国已经被韩国灭亡61年了，怎么还有郑宣王来朝魏哀王呢？

第四件；“周赧王元年，燕子之杀公子平，不克，齐师杀子之，醢其身。”应先问这位魏国以史官，燕国与齐国之间的事，与魏国何涉。

按《史记》记载：：燕公哙老，不听政，国事皆决于相国子之，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谋，将攻子之，诸将请齐国援助，齐王推辞国小，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难，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齐王因令将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后来燕昭王称雄于北方。这位魏国史官，事非颠倒，巫国相子之先举兵杀太子平，又以“醢”字，把这场屠杀百姓的责任推在主张仁政的孟轲身上，说是齐人把子之杀死后剁成肉酱。同时燕太子杀子平本来发生在燕哙三年，即周显了三十五年，中间，还隔了周慎靓王，时差二十多年，周赧王元年是魏哀王四年以是东西周分治，赧王迁都西周的大事件，这位魏国史官把它漏记了，而偏偏记载燕、齐别国的事，是否失职？

第五件：周赧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周赧王二年是魏哀五五年，秦便樗里子伐魏，取曲沃，这位魏国的史官不记载，而要记载齐国的地高了一尺。同时搬出《御览》引《纪年》。《御览》是北宋太宗二年，李肪撰，所载史外古籍佚文，非正史，所载精怪奇事，天外人谈天外事。

第六件：“周赧王二年，魏以张仪为相”。按《史记》战国时苏秦韩国人，合六国之纵，同盟拒秦。张仪，魏国人相秦惠王，以连衡之策说六国使背纵约而事秦，周显王四十六年魏哀王十二年，秦相张仪与诸侯合于啮桑。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十六年魏襄王辛，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周赧王六年魏哀王九年，张仪，魏章被秦逐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相照鱼慎张仪为魏相，于楚不利，唆使苏代谓魏哀生以太子自相，张仪，魏章等皆将务以其国事魏。后来太子果相魏，次年张仪死。张仪在魏国为相是周显王四十七年，魏襄王十三年，而非这位魏国史官谬为周赧王二年魏哀王九年，九年是张仪，魏章等三人归魏，魏哀王欲以仪为相，遭楚害并非为相。

第七件：“周赧王三年，韩明帅师伐襄丘”。《水经•济水注》引《纪年》魏襄王七年韩明帅师伐襄丘“。按《史记》魏襄王七年是周显王四十二年，非赧王三年。这年是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魏蒲阳。同年是韩宣惠王三十四年，秦伐败韩鄢，韩宣惠王八年是魏败韩将韩举，不是韩明。此次事件并非发生在周赧王三年，而是周显王四十五年。

第八件：“周赧王三年，秦王来见于蒲阪关”，《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七年秦王来见于蒲阪关。”按《史记•魏世家》魏襄王七年是周显王四十二年，并非周赧王三年，周赧王三年是魏哀王六年。这年是秦立公子政为太子，秦王与魏哀王会于临晋。

第九件：“周赧王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陈来献舟三百”。《水经•江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四月越王使公师陈来献舟三百。按《史记•越王世家》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灭越杀王无疆，而越从此散，朝服于楚。”周赧王三年已经是公元前312年，那里还有越王来献舟。

第十件：“周赧王三年，张仪卒。”按《史记》张仪卒是周赧王七年魏哀王十年。

第十一件：“周赧王四年翟章伐卫”。按《史记》魏哀王八年伐卫拔列城二。卫君患之，经如耳周旋，说魏哀王，罢其兵。而魏无翟章其人，魏文候时，有翟瑛，魏昭王时有翟景二人均属文仕非将才，且时间不符。魏武侯九年，翟败魏于会，说明此翟非魏人。

第十二件：“周赧王四年，魏败赵将韩举”。《史记，韩世家》韩举是韩国的大将，姓韩名举，非越国的将军周显王三十五年，韩宣惠王八年，魏惠王三十六年，魏败韩将韩举，同年魏复与齐王会甄，非魏战胜赵国，与赵国无关。”

第十三件：“周赧王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第十四件：“周赧王六年十月，林雨，疾几，河水酸枣。”以上两事，风云变换，自然现象与史记有多大价值。按《史记》记载，周赧王五年是魏哀王八年，魏伐卫，拔列城二。赧王六年是魏哀王九年魏王与秦王会于临晋，张仪，魏章皆归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等大事件为何要漏记。

第十五件：“周赧王六年，楚庶章率师来会我，次于襄丘。”《水经•济水注》引《纪年》魏襄王九年，楚庶章帅师来会我，次于襄丘。”按《史记》周显王四十七年魏襄王十二年楚败魏襄陵。同时诸候执政与秦相张仪会啮，并非周赧王六年魏哀先九年。

第十六件：“周赧王七年，翟章救郑，次于南屈”（《水经•济水注》《汉书•地理志》注引《纪年》翟章救郑，次于南屈。）按《史记》周列王元年郑君二十一年魏武候十二年韩哀候灭郑。公元前375年郑已于亡韩。至周赧王七年已时隔六十六年怎么会有翟章救郑，次于南屈呢？同时魏无翟章其人。

第十七件：“周赧王八年，秦公孙爰帅师伐我皮氏，翟章帅师救皮氏国，疾西风，”《水经•汾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爰帅师伐我，围皮氏……），按《史记•魏世家》魏哀王十二年魏太子朝于秦，秦来伐魏皮氏，未拔而解，魏襄王十二年，是周显王四十七年，非周赧王八年。

第十八件：“城皮氏”。（《水经•汾水注》及《纪年》魏哀王十三年•坡皮氏）。此条空洞无物。按《史记》魏襄王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魏曲沃，平周。为什么不记载，偏要记空洞无物的事。

第十九件：“周赧王十二年秦拔我蒲阪，晋阳、封谷”。按《史记•魏世家》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阳晋、封陵。非是晋阳、封谷。

第二十件：”周赧王十三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九原，将军，大夫适子，代吏皆貂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会吏……），按《史记•赵世家》邯郸是赵国的都城，九原今内蒙五元市，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水经注》九原城南临长河、北背连山。二十七年五月，戊中，大朝于东宫，传国立子，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主父。立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故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壮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因观秦王之为人。这时是周赧王十八年，魏襄王在位十六年已卒。《纪年》虚构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九源，又以貂服取代胡服，完全违背了《史记》记载赵武灵王要大臣们身穿胡服雄霸天下的原意，以冰雪中的貂鼠怎么能取代北方的胡人。

第二十一件：“周赧王十五年，薛候来会王于釜山”。（《水经•济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按《史记•魏世家》魏襄王在位十六年，已亡于周慎靓王三年，那里还有魏襄王十九年会薛侯于釜丘呢？

第二十二件：“周赧王十五年，楚入雍氏楚人败。”按《史记•韩氏家》韩王十二年，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经过反复周旋，于是楚解雍氏围。非楚人败，其时应是周赧王十六年魏哀王十九年。楚围韩与魏国何涉。

第二十三件；“周赧王十六年，王与齐王会于韩。”按《史记•魏世家》魏哀王二十一年魏、齐韩共败秦军函谷。《史记•韩世家》韩襄王十四年与齐、魏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没有《纪年》所谓魏王、齐王会于韩，最后，“今王终二十年”（《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纪年》今王终二十年，《史记•魏世家》，索隐引《汲冢纪年》终于魏哀王二十年）。

“神秘的《竹书纪年》，窥其一角，概其全部”，难怪王国维先生将《竹书》纪年的竹书二字删去，称为《纪年》而《纪年》前辈圣贤都不知道而后人怎么知晓呢？唯一闭门造车，笔下生花，垂手即得。两晋一百五十年间，谁是高手，悟出了《竹书纪年》呢？两千年过去了，还需拨乱反正弄清真相。

1、伪造《竹书纪年》意在贬低《史记》，维护中华文化一元论，因《史记》记载很多古蜀与黄帝的关系，例如：1、它与中华文化一元论相矛盾。《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是为颛顼有圣德。

2、《史记•三代世表》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耶？行道德岂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这段是说：蜀王是黄帝的子孙，秦灭蜀，汉灭秦，至今在汉朝西南五千里的黄帝子孙，常来朝贡于汉皇。

3、《史记•六国年表》西方，物之成孰，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段主要是说：天生万物，皆成熟西方，故黄帝之玄孙，大禹出生于西方的蜀山氏，今绵阳市的北川县，周武王从西方的丰、镐伐殷克纣于牧野；秦在西雍称强而统一六国；汉高祖兴自蜀汉，故称西方是物华天宝，人王地灵。

4、《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5、《史记•夏本纪》大禹治水导九山于古蜀有两条道路，可通蜀外南面是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北面是西倾、朱围、乌鼠至于太华。导九川水路南方是汶山导江东别于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北方上贡道路是浮于潜，入于渭，至于河。

6、《史记•封禅书》自黄帝以至秦，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岳山、歧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在蜀。特别提示：渎山蜀之汶山，江水祠在蜀。

7、《史记•周本纪》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及庸、蜀、羌、矛、微、卢、彭、濮人，称尔弋，比尔干，矛其誓，诸侯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上文是说，武王伐纣，蜀王帅西士八国之师，与诸侯会师于商郊牧野。

8、《史记•货殖列传》蜀卓氏，赵国人，用铁冶富，蜀氏之先祖与禹同姓居西土蜀山氏，助禹治水，定居河东，为蜀卓氏，历经殷商至周武王灭纣，蜀氏抗赋贡叛，武王派辛荒伐蜀卓氏，自此蜀氏哀，至秦灭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外，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怀乡土，至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蔚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为人君，《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蜀王孙有女文君，好音，故司马相如谬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亦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慰悦而好之，蜀卓氏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贾田宅，为富人，其后，相如官拜中郎将，略事西夷，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即昌意降居若水之若水，南牂柯为徼，通零关道……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9、《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市。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厦数千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厦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厦，从羌中，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

10、《史记•西南夷》建元六年，王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给蒙“蜀构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构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11、《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论攻蜀，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得其地可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秦，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

以上种种司马迁根据《帝系》黄帝传代系数《大戴礼》以及《山海经》对古蜀光辉历程载入了《史记》真可谓，太史公秉笔直书，古蜀国如花似锦。

晋皇甫谧为什么要与《史记》唱对台戏呢？

1、因为他不承认青阳是嫘祖之子。逆造慌言青阳是次妃方雷氏生于东夷属於东夷族。

2、《史记•五帝本纪》高辛父曰蛴，蛴极父曰青阳，青阳父曰黄帝“青阳与蛴极皆不在帝位”。而皇甫谧则说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位。

3、《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颛顼立。而皇甫谧说：黄帝崩，帝挚，少昊立曰金天氏在位八十四年。

4、为什么黄甫谧在评注《史记•五帝本纪》时，从不引证任何典籍，都是皇甫谧或《帝王世纪》云！云！

5、为什么皇甫谧对《史记•五帝本纪》评定的内容与《竹书纪年》的内容完全一致，这不是巧合，编篡《竹书纪年》这位高了，是否是晋皇甫谧，应无质疑。

6、司马迁作《史记》自黄帝，历唐、虞、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以周王朝为核心，不仅记述了周王朝的特大事件，同时记述了十八世家的特大史事，记述任何一家时，在其世家之间所发生的特大史事，如公侯分封，立代，争城夺地都作了记载，相互对应，一环扣一环，特别是对应关系，均环环扣紧，记载清楚。《竹书记年》的作者，往往自作聪明，《史记》没有记载，属空白的年代时，《竹书纪年》巧妙地填补了空白，然而，凡大事件，不会是孤立的，必然要涉及到两个或三、四个诸侯国，根据周王朝皇帝的年代，顺藤摸瓜，对应诸侯国，所发生的事件是否相符，因《竹书纪年》是虚构天书，结果《竹书纪年》所记事件都无法对号入坐，排不上席位，往往别的诸侯国在办丧事，而《竹书纪年》却在抬花轿，对不上号，如魏襄王卒于在位十六年，《水经•济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魏襄王于釜丘。”薛侯是谁？按《史记•孟尝君列传》“齐威王三年，封子田婴于薛。田婴有子名文，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卒，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齐湣王二十五年（前298年）使孟尝君入秦，秦昭王欲以为相，遭谤，将杀之，以狐裘贿幸姬求解脱，归为齐相，有人毁孟堂君将为乱，因谢病，归于薛，后魏昭王以孟尝君为相，西合于秦、赵、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于莒，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谧号孟尝君”。

薛氏中立于诸侯，“无所属”。即是说孟尝君，至卒都无薛侯爵位的称号，也没有薛侯来会魏襄王于釜丘的记载。四国破齐是周赧王三十一年，魏昭王十年，（前284年）。魏襄王在位十六年经卒于周慎靓王三年，即前318年。那里还有魏襄五十九年呢？

又如《水经•沁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按《史纪•魏世家》梁惠王十九年，是诸侯围魏襄陵，魏筑长城，塞固阳，即周显五十八年，公元前351年，晋国在周威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就被魏赵韩三家分其地，晋已经亡国，那里还有晋取玄武呢？

再如：《竹书纪年》引周定王十一年，“晋出公奔齐”。按《史记•晋世家》晋出公奔齐，是周定王二十八年，“晋出公十七年，出公奔齐道死。而不是周定王十一年晋出公奔齐。

正如王国维所说《竹书纪年》全袭于他书，诸如《宋书•符瑞志》、《山海经》《逸周书》《史记》《御览》《尚书》司马光撰《通鉴甲子纪年》等。那里是魏冢竹书呢？再如不合口味的则随便篡改。如《竹书纪年》令偏伐岷山或蒙山，两处地名《禹贡》均有记载。《禹贡》“蔡、蒙旅平。岷山道江，东别为沱。”《艺文类聚》、《御览》皆类同，扁帅师伐岷山，《辞源》为蒙山，岷山、蒙山均在古蜀。得二女于桀，一名琬，一名琰。然而却被注释者将“岷山二字颠倒，妄称“山民”，否定古蜀之岷山。

以上种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究其原因，正如段渝教授所说：一是疑古过甚，怀疑一切，一是认为巴蜀古为西戌，南蛮，不当上承余绪，成为帝颛顼的母家，显然，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那样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观念在作怪，其实质是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见，要纠谬释误，必须从《史记》、《山海经》先秦史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深刻再论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揭示黄帝、嫘祖与巴蜀关系的史实，为改写中华古史添砖增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