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陈永贵：权大脾气长批邓骂胡爱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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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贵

本文摘自：《30年前：凤阳的崛起与昔阳的失色》作者：张广友 原载于《农民日报》2008年10月20日第五版

　　随着职务上升，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
　　昔阳县凤阳县相距千里，一个在山西太行山，一个在安徽淮河边。“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是普及大寨县的样板，一个是以讨饭闻名的“叫花子”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关系不大的两个县。
　　我长期搞农村报道，对农村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对陈永贵和大寨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1964年年初，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我听过；2月10日发表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宋沙荫和范银怀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在编辑过程中，我参加了讨论。大寨遭灾后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的确十分感人，周恩来当时给予高度评价是正确的。
　　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8个月后，万里主政安徽，在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社会主义农业处于走投无路的历史转折关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而凤阳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进典型。根据万里的建议，这年9月我被新华社委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并参与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我有幸跟随万里参加了这场的大变革的实践，了解它的由来与发展。
　　这两种不同的典型，代表着我国农村改革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凤阳大包干
　　凤阳是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试点县。
　　凤阳，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有人说，历史上这个县出现过两个“皇帝”，统一了中国：一个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了中国；一个是这个县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创造的“大包干”，“统一”了中国。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大包干”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凤阳农民首创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中国农民经历了整整30年的坎坷历程，付出了沉重代价，闯出的一条新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1月凤阳解放，农民分得了土地，农业生产开始出现转机。到1955年，这个32万人口的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99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00多斤，7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凤阳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
　　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在一次比一次更“左”的思想影响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凤阳成为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这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购销相抵，还倒吃国家粮食4亿斤。合作化以来，国家向凤阳发放的贷款和投资，总金额1.36亿元，但是，到1978年统计，生产队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879万元，集体经济不但成了“空壳”，而且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债务包袱。另外，在这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救济钱粮数字如此巨大，仍然解决不了凤阳人民的温饱问题，大批的凤阳农民，依然是年年外流。“身背花鼓走四方”，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乞丐。每到冬春季节，他们身带党员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
　　陈庭元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是苏北人，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一直从事农村工作，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30年来他从没有离开农村，心系农民，多次为了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而被打成“右倾”，遭批判斗争，身心受到过创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仍千方百计为农民办好事。他说：“这次出任凤阳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棍，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作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体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责难。县委书记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其他社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8年底，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凤阳农村改革是巨大的支持和推动。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介绍了马湖公社的做法和经验。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做法肯定比捆死在一块“大呼隆”好，但方法太烦琐。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此后不久，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了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造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现在全县广大干部、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但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要搞经济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事后，陈庭元对我说：万里的这些指示，对我们既是支持和鼓舞，又是鞭策和期望，使我们从朦胧中清醒，在彷徨中坚定。全县人民都为我们实行的“大包干”得到万里的肯定和支持而欢欣鼓舞。

　　1979年春天，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同时，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78年冬天，这个只有20户人家的生产队，划分4个包干组。干了不多天，组里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于是每个组又“发叉”，全队又分成了8个小组，每组只有2～3户，差不多都是一个门儿的，有的是父子组，有的是兄弟组，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一天夜里，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解决矛盾。会开到快天亮了，矛盾也没解决好。于是有的社员说：这样干不好，干脆包干到户，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包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有位老者说：我看再加一条，今后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并赌咒发誓按这三条办。于是，连夜抓阄儿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人不说，邻队的社员也能看得出来，别的队干活都是一帮帮的，只有小岗是一家一户。公社听到邻队反映小岗“单干”了，赶快去调查，果然不错。问他们：“叫你们大包干到组，你们咋到户了？”“组再小，哪怕两三户，也是集体的，户就不同了。”于是硬性叫他们并到组里干，不干就不发给种子、肥料、耕牛和贷款。可是，小岗群众不管你好说歹说，死活硬是不并，僵了好长时间，影响了春耕生产。4月初，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检查工作，公社干部向他汇报小岗群众自发“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与公社干部一同到队里了解情况以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就这样，小岗队的包干到户幸存下来了。大包干开始由组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优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岗生产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的23年中，从未向国家贡献1斤粮食的“三靠队”，1979年包干到户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统计，1979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5000多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阴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人人笑逐颜开。“参观”的人来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客人问：“今年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
　　这条路是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付出巨大代价才摸索出来的。这个村是凤阳县梨园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那时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没有出现过外流讨饭的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小岗。社员分为两大派打“内战”，使这里又受到一次大摧残。十年“内战”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据统计，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00余斤至200余斤，人均分配收入只有15至30元，每年有5至7个月要吃国家供应粮。尽管如此，还是照样批“资本主义”，结果越批越穷。这个队只有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不论老的、小的、光棍、姑娘一律讨过饭。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包干到户的“吸引力”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有的把这种传播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讲得严厉，不准包干到户，可是去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1／3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干到户进行批评。严宏昌反驳说：我们搞包干到户不仅是县委领导同意了的，还是地委领导批准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地委书记。
　　电话接通地委后，地委书记王郁昭明确表示，小岗生产队搞包干到户是经过你们县委和地委同意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合并起来。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到时候，我找你们谈。
　　在这之前，县委于12月中旬，曾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经过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写了一篇在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报告。
　　1980年1月上旬，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凤阳县委把这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地委。地委书记看了，认为，写得不错，很生动，反映了小岗的实际情况，很有普遍意义。于是稍加改动后，就报送给省委领导。万里看了这份报告之后，大加赞赏，他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对我说：“你看看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予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
　　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在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储藏起来了。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我所了解的陈永贵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也曾经是大寨的一个好带头人，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参与并领导了夺权活动，先后夺取了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的权，接着又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随着职务上升，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改了半个月才放走。陈永贵把记者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动不动就训斥，就批判，甚至斗争。因此，到大寨采访的许多记者见到陈永贵都噤若寒蝉，生怕不留意说了不合陈意的话，被他叫去训斥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