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祠：至今不知中央怎么决定逮捕江青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导语：本书真实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诸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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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上法庭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的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