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轼的故乡观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作者：冯小禄

　　对旷达、自适、乐天的苏轼有着什么样的故乡观，人们可能多会注意其“此心安处是吾乡”式的表达，但事实上，苏轼的故乡观极其复杂。从关于故乡、异乡思考的逻辑进程言，上述表达仅是属于第三阶段的故乡意念化，苏轼还有属于第一阶段的对异乡排斥对故乡怀念的故乡具化，第二阶段的故乡泛化，最后一个阶段的故乡“寄生化”或异乡“前生”化。

一
　　综览苏轼关于故乡、异乡的众多文字表达，体裁涉及诗词文赋笔记等，可以鲜明看出苏轼是一个有浓厚怀乡情结的人。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暮年，对那个生他养他，也是祖宗父母、第一任妻子葬地，有美丽的峨嵋、青城、嘉陵、岷江、长江等名山秀水，有司马相如、卓文君、扬雄、王褒、李白等文化名片，处于岷峨之间的西蜀眉州，苏轼是深切怀念，至形诸梦寐与哀叹。下面从故乡的三个层面含义来展开说明。
　　故乡首先是地理意义的出生所，它是人在世上所处的第一个位置，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以后的迁徙多以此为参照。苏轼多次明确说他的家在剑外之地、岷峨之间、蜀江之上、江水发源的地方。“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1](《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1](《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2](卷一《凤翔八观·东湖》)“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2](卷三《游金山寺》)虽总在异乡漂泊，但苏轼总忘不了其“蜀士”身份，“江南有蜀士”[2](卷十三《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对自己“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的境况[1](《临江仙·离京口作》)，苏轼常报以苦笑。
　　其次，故乡是宗族意义的结聚地，因为家人和祖先的多在乡帮，祭祀团族的要求，使得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古人，重视叶落归根，强调身体和魂灵都回归出生地。在异地他乡，碰到这两类人最易牵起怀思故乡的心肠：一是自故乡来的乡人，一是到故乡去做官的人。乡人中有读书的士子。“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江水不违人，遍满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2](卷十六《送杨孟容》)那种共饮一江水的同里感觉与人江和谐的温馨情景，让身在异乡的他深深难忘，追忆中自淌一份深情潜流。他们有的跟自己当初一样，也要到京师去博取功名：“忘归不觉鬓毛斑，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2](卷十《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其一)他们有的又跟自己现在一样，都飘泊到了同一异地。在山东密州时，他碰到了故旧乡人刘氏，“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洛水浅冻，久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满庭芳》云”，其词结尾感叹：“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步绕松杉”[1](《满庭芳》“三十三年”并序)贬官黄州时，他碰到了故乡旧友陈慥，“故乡在何许，西望千山赤。兹游定安归，东泛万顷白。”[2](卷十四《岐亭》其五)乡人中还有游方的蜀僧，爱游历交友的苏轼总能碰到他们，在纵谈西蜀的山水、风物时，他们又都回到了思念的故乡。“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扫翠空”[2](卷四《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故乡的人事变迁，尤其是年少周旋的耆旧们的相继亡故，会让他悲切整个故乡都在沦亡。“十年不还乡，儿女日夜长。岂惟催老大，渐复成凋丧。每闻耆旧亡，涕泣声辄放。”[2](卷八《京师哭任遵圣》)。而对要到故乡去做官办差的官人，苏轼总会夸故乡。或夸故乡的美景：“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2](卷七《寄黎眉州》)或夸故乡的美酒：诗云：“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2](卷十八《送张嘉州》)或夸故乡的风物：“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芋槐径尺谁能尽，榿木三年已足烧。”[2]总之，故乡之于苏轼，就像当初离开时栽种的荔子树，年年在等他回家。“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2](卷十八《寄蔡子华》)因为友人的入蜀为官，他会想起故乡的风物，羡慕对方能作“峨眉叟”：“百岁风狂定何有，羡君今作峨眉叟。纵未家生执戟郎，也应世出埋轮守。”[2](卷十六《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垂暮之年归老乡梓的心理，常让他忧思如焚、痛苦难耐，因为他还要被迫流浪天涯海角：“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5](卷二《南康望湖亭》)
　　最后，故乡是文化心理的生活区，因语言、风物、习俗和饮食等造成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导致许多迁移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排斥异乡而怀念故乡。在异乡，苏轼常会拿故乡的山水、风物、典故来比照、探源。“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渌醅。”[1](《南乡子·春秋》)“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1](《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岷峨雪浪、锦江春色一直流淌到了异乡。就连在黄州见到希世“绝艳”的海棠，他也不禁发出是否来自故乡的疑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2](卷十一《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即使身在贬谪，老得有些忘了家乡的面貌，却也忘不了长系心胸的故乡元修菜，托四川故人寄种子来栽在异乡：“我老忘家舍，楚音变儿童。此物独妩媚，终年系心胸。……长使齐安人，指此说两翁。”[2](卷十三《元修菜并序》)。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乡的文化移植到异乡，让异乡充满故乡的氛围气息。湖州时期的《何满子》词云：“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1]异乡充斥的都是来自故乡的名人典故──当垆的卓文君、西汉词赋大家王褒等。
　　不断怀念故乡的苏轼，事实却是自回乡安葬了父亲苏洵和妻子王弗，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三十三岁与弟弟苏辙第三次出川后，就再没回过老家。他死在异地常州，葬在河南郏县。他的回家和归田多流于口头表态，以致家人都说：你什么时候能真回来呀。不能真回家的苏轼，就只好借酒浇愁了：“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1](《蝶恋花》“雨后春容”)对苏轼的想回家、想归隐，我们自不能说虚假，那是对现实遭遇和理想受阻的一种正常反应，所谓“人穷则反本，痛哭则呼天”。人世的各种牵绊使得苏轼的愿望和行动不能并一，苏轼对他的故乡眉山总有一种时空阻隔、只能凄然遥望的痛苦感觉。这可能要以怀念亡妻的“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最具代表性。这首词既是在怀念亡妻，又是在对自我进行审视检讨，中有多少人世的坎坷艰辛和岁月飘忽，“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1](《江城子》“十年生死”)。苏轼想回家、想归隐而总不能真成行的原因，自不是真简单到他常说的因为家乡没有田地或买山钱，也不是他常挂在嘴上的没有功成名遂，而是身有羁绊，官有职守，人世多忤，事有飘忽。后半生的苏轼常在贬谪流放中度过，是“逐客何人著眼看”[4](卷四《临城道中作》)，是“天涯流落泪横斜”[4(]卷四《天竺寺》)，是“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卷十二《与子由游寒溪西山》)。在“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1](《念奴娇·赤壁怀古》)、“人间何处不巉岩”[4](卷四《慈湖夹阻风》其五)的宦途世味感受中，他常发出“逐客如僧岂有家”[2](卷十四《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和“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5](卷二《南康望湖亭》)的痛苦疑问，所以他不得不忘记地理、家族和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故乡，认他乡为故乡，故乡不如他乡好。

二
　　但要实现认他乡为故乡，与异乡亲密，又要经历几个必要的思维阶段。

　　1. 将故乡具化，与异乡对立
　　苏轼常以比眉州更有名的地名、山水、云月等来代表故乡，如成都、青城、峨眉、岷江、嘉陵江、蜀江、西南、西川、西蜀等。“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1](《临江仙·送王缄》)“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1](《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代表故乡的是比眉山大的成都。而使用最多的恐怕要算在眉州之西的西蜀名山峨眉山了。如“：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1](《醉落魄·席上呈元素》)“若说峨眉眼前是，故乡何处不堪回?”[2(]卷十五《次韵徐积》)有一组诗苏轼写得十分动人，将有关故乡的地名和方位连举，以青城云和峨眉月为主，连缀西南路途、嘉陵江涛共同代表故乡。这七首五言绝句蝉联为一完整结构，一并录下。“蔼蔼青城云，娟娟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谓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无一物，清江饮君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马下。不用惊走藏，使者我友生，听讼如家人，细说为汝评。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4](卷二《送运判朱朝奉入蜀》)故乡时刻召唤游子，游子也梦寐思乡。故乡纯朴，友朋亲善。山中故人念我，实是我念故乡。说腿脚轻便，是想得归故乡。缠绵深情，诉诸梦中行路;珍重叮咛，尽托故园情愫。
　　故乡的具化一定程度就意味着迁移人与异乡的对立。它可发生在迁移的初期，迁移主体受命运压迫，对乍然接触的异乡山水、风物、民俗等产生极大的不适应和排斥感。难忘故乡清澈如蓝的江水的青年苏轼，对一路到凤翔的风尘之苦和山水之瘠贫很排斥“：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只是在后来发现原来郡城东也有清澈的湖潭后，他才和异乡有了一些亲近的意思：“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入门便清奥，怳如梦西南。泉源从高来，随流走涵涵。东去触重阜，尽为湖所贪。”[2](卷一《凤翔八观·东湖》)而之能亲近，是因为异乡和故乡有相同的清水，能让他回到熟悉的故乡氛围中。它也会发生在饱经迁移的晚年。如刚到惠州的苏轼对蛮乡的节氛、风景、饮食感到荒芜陌生恐怖“：登山作重九，蛮菊秋未花。惟有黄茆根，堆垄生坳窳。蜑酒孽众毒，酸甜如梨樝。何以侑一罇，邻翁餽鼃蛇。亦复强取醉，欢谣杂悲嗟。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树号寒鸦。”[4](卷六《丙子重九》其一)这里有强烈的仇视异乡心理。刚到海南的苏轼对此地的不重寒食节，而在上巳日上坟也很是感慨，所以该诗一开篇就怀念万里外的故乡“：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他为能找到像老符秀才这样有着相同文化禀赋和人格追求的人而感到高兴：“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4](卷六《上巳与老符秀才饮》并叙)。

　　2. 将故乡泛化
　　不具述与眉山有关的地名，而只说“故园”“故山”“归路”“故乡”“归去”等泛化字眼，以表现对宦途世味的梦幻感受，此时的故乡是烦恼人生的虚化寄托，是对现实漂泊处境的抗衡姿态，实质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眉山。“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1](《永遇乐》“明月如霜”)“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沙边路，免泥行。”[1](《南柯子》“带酒冲山雨”)“苍头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1](《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当困扰增大，借酒浇愁时，故乡也是“醉乡”：“身外倘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1](《十拍子》“白酒新开酒醖”)当只能清醒着痛苦时，缥缈的月宫也是归宿之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只是舍不得兄弟和乐的情味，其精神才又回到“起舞弄清影”的人间[1](《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3. 在泛化后，就是将故乡意念化
　　所谓意念化，就是不执泥于出生地的故乡，一切“随缘”“适意”，将所到之处和心之安处概视为故乡。此时的故乡就只是一种意念，一种理想的旷达人生态度，不再与异乡对立。“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2](卷七《和蒋夔寄茶》)“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2](卷三《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临江仙》词序记录了一个名叫龙邱子的人，苏轼很赞赏他，因为他不沾滞于生养地的故乡，而是“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1](《临江仙》“细马远驮”并序)这种不固执不拘泥的故乡观念，又要以这几句词表达得好“：我劝张髯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1](《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望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1](《浣溪沙·自适》)这种意念化的故乡观到最后就是王定国的歌儿宇文柔奴的认识：“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1](《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4. 以故乡的意念化为思维基础，实现异乡的故乡化，甚至是故乡的异乡化
　　对苏轼而言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与异乡的长期和睦相处，而把异乡故乡变成要归去的“家”之所在地。如“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1](《卜算子·感旧》)“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1](《少年游》“去年相送”)这两词所讲的还家之地都是本来意义上的异乡──吴地、西湖、杭州，在此都替代了地理和宗族意义上的故乡。其所以如此，还是他自己的诗讲得分明：“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2](卷七《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不习世务、性爱山水的人，与山水之窟的杭州一遭遇，怎不觉得这是“天”之“付与”。既如此，日夜梦之归之，自然且必然。于是苏轼有了这样看似奇怪的表达“：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2](卷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由于风景的与故乡相同或更好，以及各方面熟稔的人事感情，异乡一定程度已实现了故乡化，则不思故乡，反安住异乡。在此思维结构中，本来意义的故乡退居到第三位，处于第二位的是“湖山好”的异乡，第一位的是无家。从终极讲，人本无家，人生如寄。既如此，则无处不可住，异乡亦可安住。如果这个异乡还有某些比不能归的故乡更值得流连者在(在苏轼的表达中，主要是当地的山水)，则安住异乡又有何不可呢?这当然有佛家的空幻观念和道家的随缘自适因素。不仅如此，他还真要付诸行动。阳羡是个好地方，苏轼一度要买田终老于此：“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1](《诉衷情》“买田阳羡”)这种对异乡在山水、人情等的好感上升到极点，苏轼就会用佛教思维，将异乡认作“前生”之故乡：“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教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2](卷七《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其一)
　　另一种是受命运的驱策打击，颠沛异乡，与魂牵梦萦的故乡阻隔时，扩大心胸，“寓”“寄”于“物”，发现异乡的种种优点，先将异乡寄托甚至实体化为身体和心灵不得不栖迟的故乡，最后实现对故乡和异乡阻隔的超越，以一种处处吾乡处处家的心态来对待每一次实际非常痛苦的贬谪经历。当这一切痛苦的思虑结束后，他还会用佛、道两家的“寄生”观念把异乡“前生”化，把故乡“寄生”化，从而将其故乡观推到高潮。苏轼初到惠州时就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4](卷四《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实际是把异乡“前生化”。而故乡的“寄生”化是他将要离开海南时到来的：“我本海南民(按：或作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3](卷四十八《别海南黎民表》)把折磨自己的异乡当成本生地的故乡，而出生的西蜀州反成了“寄生”之所。
　　苏轼之能如此，是在此前，快乐时他已实现了异乡的故乡化，更重要的，他在苦难到来的黄州、惠州时期，就通过他特有来自佛道两家的随缘自适、人生如寄的观念，发现了本是咀嚼贬谪痛苦和文化心理不适的异乡的优点，然后将这些放大成可以超迈当前苦难的人生享受，而将异乡故乡化。在黄州他发现了当地鱼美笋香的优点[2](卷十一《初到黄州》)，所以他才数次说：“便为齐安(黄州)民，何必归故丘”[2](卷十一《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说：“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6](卷十)在岭南他发现水果丰富，荔枝特别好吃，所以才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卷五《食荔枝二首》其二)。即使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实际本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过着“苦行僧”的情况[5](卷七《与元老侄孙》其二)，他还是写下《谪居三适》，大讲能早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洗脚这三大不做官被流放的好处。[4]（卷六)

三
　　众所周知，帮助支撑大文豪苏轼艰难扛过政治的连番打击、命运的数度蹉跌以及苦难、悲郁的，是他杂而多方、应变无穷的思想修养，其中重要的有庄子“万物齐一”的无差别观念、《周易》“何思何虑”的政治哲学、佛禅“万物皆幻”的观世态度[7]（第七章《苏轼的世界观》)，从而滋生出让人欣羡追慕的旷达潇洒、豪迈乐观的人格标立和风度展开。但我们又要说，上述这些传统和当代思想对苏轼的人生态度能产生浸润甚至是结构作用，还得需要苏轼本人结合其繁复多变的人生际遇以其主体性来进行中转、消化，最终才建构出具有独特性和个人性的苏轼哲学。因为对极具文化修养、又有着极为自觉的内省能力和主体思辨功夫的苏轼来说，传统和当代思想对他只是万物皆备于我，而我是常常能使转万物的。正是在他的精择抟和中，才糅出了具有苏轼独特风致的意念追随和人生开展。譬如庄子关于生命寿夭、价值小大的“万物齐一”观，到苏轼的《前赤壁赋》，就成了这样带有强烈主体性的人生意态表达：“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2](卷十九)，其中尤须注意的是关于“适”的主体表述──“吾”。而庄子的这种思想到了苏轼要真正面对人生最后的天涯海角之贬时，就又变成了这样的表述：波汹浪急的大海不过是一杯水，海南岛也不过是这杯水中的一根草，如果为此而哭，那无疑是蚂蚁为不能出水而生出的痛苦烦恼，能超然面对一切风云变幻、得失荣辱的人对此是会哑然失笑的[7](清·樊庶《苏文忠公海外集》卷四，P219)。再如《周易》的“何思何虑”哲学，也是苏轼在和“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的黄老哲学和“仁者静寿之说”的《论语》哲学相比较而揭发出的[4](卷十五《上清储祥宫碑》)。至于佛禅的“万物皆幻”，在苏轼则表达为其特有的绝不粘执的超然风貌：“一念清净，染汙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2](卷三十三《黄州安国寺记》)。总之，苏轼的人生哲学大可概括为一种向内超越的解脱哲学。有此，苏轼才完成了中国人文精神史上最具启示意义的人生态度转换和生命哲学建立。
　　这种生命哲学用《宝绘堂记》的说法，就是强调“寓”而不驻留于外在之得失的处事态度：“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2](卷三十二)。它可用于对待很多人生问题，尤其是苦乐问题。在东坡，他要做到无往不乐、无时不乐、无物不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瑋丽者也。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2](卷三十二《超然台记》)。与此相似的是“随缘”和“寄”的自适思想。“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路无不便。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2](卷七《和蒋夔寄茶》)这是乐中的异乡随缘观。“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2](卷十二《迁居临皋亭》)“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2](卷十二《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4](卷七《郁孤台》)“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1](《南柯子》“苒苒中秋过”)这是苦中的异乡寄寓观。既如此，则苏轼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异乡故乡化、异乡“前生”化、故乡“寄生”化的意识，则是情之必至、理之当然了。
　　但另一方面，苏轼出生在“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的“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乡莫及也”[2](卷三十二《眉州远景楼记》)的眉州，则他又有强烈的怀念故乡情结，也是应当而必然之事。更何况他实际遭遇了很多异乡和故乡的阻隔呢?

§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词[A]·羊春秋编校·宋十大名家词本[M]·长沙：岳麓书社，1995
　　[2]苏轼·东坡全集·正集[M]·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3]查慎行·苏诗补注[M]·文渊阁景印四库全书本·
　　[4]苏轼·东坡全集·后集[M]·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5]苏轼·东坡全集·续集[M]·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6]苏轼·东坡志林[M]·文渊阁景印四库全书本
　　[7]曾枣庄·苏轼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作者简介
　　冯小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源自：《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