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升（钟）、保（城）起义调查报告

【原文出处】师院学报  198003

【作者】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

【参考文献】
　　1. 1957年南部县委编印《中共南部县地方志略》。
　　2. 1952年南部县民政科《关于南部县第十一区革命根据地事实情况报告》（解放后保城、升钟合并为第十一区）。
　　3. 1952年南部县民政科《关于“升保暴动”的调查报告和追恤意见》
　　4. 李孔章同志回忆，蒲善全同志回忆，何湘同志回忆，彭宣德同志回忆。以上几位同志的回忆材料，比较真实地提供了升保起义的情况。

一：起义前升、保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升保起义”，是指解放前四川省南部县升钟、保城两区所辖升钟、保城、观音、皂角、柳树、双凤等乡农民，从1932年到1935年在我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革命武装起义。川北人民把这次起义叫做“升保暴动”。
　　南部县在四川北部，嘉陵江由北而南纵贯其间。县境东邻仪陇、蓬安，西接盐亭，北界阆中、剑阁，南连西充、南充。全县多山，地瘦民贫。升保地区又在南部县的西北部，北有太子山、长岭山与剑阁为界；东有玉眉山紧邻阆中；西与盐亭交界处有鱼子岭、尖子山等。全区丛山峻岭，交通阻塞，文化落后，农业产量很低，人民生活非常痛苦。
　　四川在1930年前后，正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相互撕杀最激烈的时候。当时的南部，是田颂尧部下的一个小军阀、旅长李伟如的地盘。他是一个十分贪婪凶狠的家伙，当时升钟区区长赵昌元，团总何义普等就是在该区替他搜刮民脂民膏的凶恶走狗。
　　升保地区的土地十分集中。团总何义普不但是升保地区的大团阀，也是一个大地主。他在小河坎村占地三千多背（约五背一亩），约占该村土地总数3376.5亩的百分之二十；区长赵昌元，大地主何卓如在该村也各占地二千到三千背，仅此三家就占全村土地百分之六十左右。还有三户中、小地主，加上赵、何等三家的土地，即占全村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小河坎村共有农民三百一十户。由此推算，占全村户口只有百分之二的地主，其占地竟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占全村户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占地却不到百分之二十。由小河坎一个村的土地占有比例关系，可以概见升保地区的土地集中情况。
　　升保地区的地租剥削，从表面看，地租率一般为百分之五十或六十，即租地一背，交租一斗。但交租必须是干谷，而一背地当时最多只能收两斗湿谷，因而实际上所收地租已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上当时军阀控制的地方政府强迫征收的田粮，估派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地主豪绅的高利盘剥，广大农民除在夏收小表和秋收谷子那段时间有几颗米、麦充饥外，其他时候则基本上都是在忍饥受寒中过日子的。小河坎村老农民李有富十分悲痛地说：“升保暴动时，游击队长杜天匠的母亲就是饿死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临死前，再三找地主讨口米汤喝，还没有喝上就死了。”吃的没有，穿的、盖的更是困难。该村农民没有一户有蚊帐，热天都打“光巴斗”，冷天就盖包谷壳。在这样没吃、没穿，无法生活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不得不“讨口”、“逃荒”。小河坎村每年“讨口”、“逃荒”的有六十多户，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该村的南山坡破庙被人们称为“讨口子窝”，那里曾经一次饿死过十七个农民。这就是三十年代升保地区人间地狱的真实写照。

二：升保起义前南部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南部县是川北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在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党领导南部人民在对敌斗争中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
　　南部县党的组织，大体上是在1928年建立的。但这以前，早已有了党的地下活动。1923年，中共四川早期领导人之一吴玉章同志就曾到过南部，秘密宣传革命思想，指导革命斗争，给南部县的革命活动以极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先进青年中，李鸣珂（李呜珂，南部人。曾参加北伐、“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四月在重庆被捕，当月十九日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就是在吴玉章同志的宣传教育下，开始追求进步，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南部县党组织的创始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们党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各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以挽救革命。1928年，党中央派李鸣珂同志回四川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加强对四川军运、农运工作的领导。他回川后，曾多次到南部指导工作。同年秋，南部县成立“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县级领导机构）。李鸣珂同志相继派柴意新、傅小荩、罗星樵、陈安国、李华雄等地下党员到南部，先后担任了国民党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或干事。接着在李鸣珂同志的指导下，在南部首先建立党小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些党员借指导委员会名义，积极开办民众训练班，组织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商会等民众团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这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决定由柴意新、傅小荩、罗星樵等组成“中共南部县委员会”，由罗星樵任书记，直属中共南充中心县委领导。以后又接收李春畅、李载甫、李德珍、马安华等人入党，党的组织逐渐扩大，群众工作也极积开展起来。除在南部城关上、下码头的一百多搬运工人中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外，并进一步把党的工作由南部县城推向区、乡，并扩大到农村。由于发展形势的要求，又决定在各乡、村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
　　不久，李鸣珂在成都认识了南部升钟乡人张友明（张友明，又名张逸民。升保起义失败后，突围去通、南、巴苏区，途次南江县桃园寺，和李载甫同志一起策动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杨森部旅长任玮璋率全旅官兵举行桃园寺起义，参加红四方面军，编为红军独立师。张友明任该师参谋长，任玮璋任师长，李载甫任政治部主任。1933年底，张、任、李不幸为张国焘杀害。）。张有进步思想，李鸣珂对他讲述革命道理和做人的目的、态度，经过不断的教育，他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张友明在成都“团练传习所”学习，期满将回南部任团练局长，李鸣珂同志认为升保地区位处盐亭、剑阁和阆中三县的交叉地带，革命条件较好，要他回南部后利用伪团练局长的合法身份，迅速开展升保地区的革命活动。张友明回南部后，把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如马安华等聘入该校教书，不久即在该校建立党小组，成为升钟地区的革命领导核心，在师生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宣传进步思想。
　　1930年底，张友明又同升钟小学教师马安华、马步旭、马仁书（均地下党员，当地人称“三马”）等人商议，决定在升钟成立党的支部，由张友明任书记。接着又在保城成立支部，由罗淮深任书记。这时省委派来巡视员覃文（覃文，即谭伯秋，曾任南充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前在成都被害。），南充中心县委派来罗敏（罗敏，即罗南辉，升保起义失败后，一度在营山杨森部搞兵运，后去川陕苏区任三十三军军长。长征途中，在甘肃华家岭牺牲。）等同志，先后到升保地区领导革命活动。当年阴历十月初十，张友明在皂角乡的铁罗寺召开工农代表会议，会上议决七项行动纲领:(1）、抓紧对贫雇农的宣传教育；（2）、成立青年团；（3）、成立游击队；（４）、成立成年党；（5）约期贴出宣传标语；（6）、组织“三抗团”（抗租、抗税、抗债）；（7）、加速发展组织，把这些组织扩大到各村、各乡。会上并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这次会议使党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入农村，斗争目标更加明确，进一步推动了全区农民运动和组织武装等方面的工作。
　　1931年，党在南部的升钟、定水、新政、王家、河坝、黄金等地建立了区委。升钟区委书记是张友明、任局才，领导升钟、保城两个区。这年又相继成立蒙养庙支部，书记杜佑军；观音支部，书记杜列侯；双凤支部，书记何国定；柏树垭支部，书记何天理；敬家山支部，书记敬伯珩。连同上年成立的升钟、保城支部，共有七个支部。这时省委派来川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余代生（余代生，即余江震，又名余泽南，西充县大碑寺人。早年在南充西路七宝寺小学教书时，即为我党南充西路区委负责人。）、南充中心县委派来樊山（樊山，即李泛山，当时是南充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何湘等同志加强升保地区的领导。为了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区委在升钟、保城、皂角、寒坡岭、柳树、德河坝、双凤、柏树垭和观音等地成立乡农协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在皂角乡的水龙观成立了区农协会，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税的斗争。年底全区已有上万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这时以升钟为中心、东至阆中凤鸣场，南至大桥，西至铁边寺，北至思依场，在这方园几百里内的广大农民群众，都深受升保地区农民运动的影响，纷纷成立农协组织，声势十分浩大。
　　1932年，升保地区党的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员已有七十多人。这时南充中心县委又派来二姐、七妹做妇女、儿童的工作。二月，党在南部县城内三元街福音堂（现南部县人民医院）召开了有名的“南部会议”，正式提出党在政治上是：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组织上是：反对“立三路线”，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指示；行动上是：抗租、抗息、破仓分粮，动摇反动统治，摧毁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作出两项决议:(1）、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2）、反对军阀政府征粮、征税。“南部会议”后，各地的革命宣传和抗租、抗税的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年的三月和七月，抗税请愿运动，每次人数都超过一千人，请愿的群众还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部县城。从此，党的威信更加提高，群众更加相信自己有力量获得解放。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进军，拟建立川陕根据地。红军将要进攻四川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我川北地下党各级组织，同时也震骇了忙于火并的各派军阀头目。我党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入川进攻，打乱军阀的防御部署，决定在省委和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加强升保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派人去陕西和红军联系，希望得到红军对起义的支持和援助。七月十四日，党在升钟乡的旋子山召开全区中层干部会议，到会四百余人。会上张友明宣布大会的三项决议:(1）、要人。要求大力发动群众，每人必须组织十人参加革命工作；（2）、要武器。要求每人必须准备火枪、大刀、长矛或铁棍等武器；（3）要粮食。要求干部与群众商量，争取佃农自愿捐粮，提出筹粮三不要，即贫家小户不要；鳏、寡、孤、独不要；小农自耕者不要。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会议决定在升钟小学秘密印发名叫《经衷月刊》的油印小报。会议号召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参加游击武装，决定在升保地区建立一支六千四百人的游击队，一致推举张友明为游击队大队长。大队以下设三个中队，由杜彦波等任中队长（杜彦波，阆中县凤呜乡人。父，振声，为反动派杀害，弟大昆随红军长征牺牲。他们都和彦波一起参加升保起义。彦波于1933年七月赵家沟之战被俘入狱，1935年六月在凤呜乡大坊铺被害。），并在升钟、蒙养庙、柏树垭、保城、双凤、观音、柳树等有支部或农协组织的地方成立七个游击支队，积积开展游击活动。游击队组织还在铁罗寺设立了临时的“兵工厂”，打刀磨剑，锤炼戈矛，铿锵之声，彻夜不绝。
　　革命组织的发展，革命纲领和口号的提出，革命武装的建立，这一切表明，武装起义的革命峰火即将在升保地区升起。

三：轰轰烈烈的升保起义
　　（一）升保起义的经过（参阅文后《升保起义态势图》）
　　1932年，军阀统治下的南部县征收苛重的“抵粮捐”，把升保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是民国二十一年，但已把民国三十一年的捐款都派了下来。人民实在无法缴纳，在这种无可忍受的情况下，各地农民自动开展了抗捐斗争。当年阴历的十月初，伪南部县政府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立刻派来保安队的一个中队，联合区、乡团队企图用武力强迫升钟农民交捐。以赵昌元、何义普为首的当地土豪劣绅，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已经深深感到革命形势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便暗中勾结伪保安队和区、乡团队，密谋逮捕共产党员、极极分子和革命群众。
　　敌人决定在十月二十八日，以团总何义普当天为他大儿子何光荣举行婚礼作幌子，在何家大摆筵席，趁机把我共产党员、游击队员都邀来作客，妄图来个“一网打尽”。这个诡计被我方打入伪区公所任队长的游击队干部杜彦波同志及早探悉，并报告了游击大队。游击大队长张友明同志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并作出针锋相对的行动部署，决定由覃文为政委，张友明为总指挥，罗敏具体负责作战，以皂角乡的铁罗寺为指挥中心，提前于二十八日晚以鸣枪为号，发动起义。
　　提前起义的决定，区委立即通知保城、柏树垭、观音、双凤各支部和黄金、河坝等区委，积级准备，按期率领革命群众，携带武器，于二十八日晚齐集升钟寺附近，待令行动。在敌人内部，通过杜彦波一方面加紧分化敌人，争取区、乡团练的士兵；一方面设法解除敌人武装，特别是驻防场上的伪保安队。当时杜彦波“建议”何义普命士兵当天不要带枪，也不要随便出外走动，以免露出“破绽”，走漏“风声”。这样，就大大制约了敌人的行动。
　　晚上，升钟地区的游击队员在张友明同志的严密布置下，35个一组，有的故作醉态，有的佯装熟睡，早已把敌人暗中监视起来。当信号枪声一响，我游击队员象猛虎出山一样，顷刻之间，把敌人分割包围在死角里，解除了一部分敌人的武装，打死了一些拒不投降的顽敌，逮捕了一些反动家伙。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全部解除了敌人武装，占领了区、乡政府。这时，各路起义队伍都向升钟寺云集。在祝捷大会上，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把他们衷心爱戴的领导人、起义军总指挥张友明同志拥上升钟寺的庙台。张友明同志作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大家马上行动起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为彻底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继续战斗。顿时会场上爆发出一片“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怒吼声。这时，愤怒的革命群众，一齐拥向伪区公所和乡公所，把抓起来的副区长杜直廷、副团总傅文生等几个坏蛋，就地枪决，还把大批反动文告、表册连同伪区乡公所一火焚烧。这一切，真是大快人心！这时的升钟乡火光冲天，熊熊的革命烈火，把庆祝大会所在地的升钟寺照得通红。胜利的欢呼声，口号声，从升钟寺传向四面八方！
　　（二）升保起义后敌人的反扑和起义的暂告失败。
　　升保起义的胜利消息立刻震动全川，迅速传遍川北各地，这一消息同时也吓坏了驻川北防区的军阀头目田颂尧。田当即命令南部等县组织反动武装全力“围剿”。南部等县的反动头目随即拼凑了反动团队，分兵四路向我升保地区的起义军进行疯狂的反扑。
　　南路敌人进攻目标是升钟寺。冬月初三，南部保安队由赵廷文、刘孝全分别率领两个分队从南部县城出发，途经大桥、石板向升钟方向进攻。当敌人进至观音时，即受到罗敏指挥的游击队的迎头痛击。我方利用当地峡谷地形，凭险设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军四起，火枪、土炮齐发，木桩、滚石俱下，把敌人困在峡谷当中，进退不得。经过几小时的惨烈战斗，敌人除部分逃跑外，其余大部就歼，首战告捷。
　　东北路敌人进攻目标是皂角乡的铁罗寺。冬月初四，阆中反动军阀部队张、廖二营长率所部由阆中取道凤鸣向皂角乡的游击队进攻，直逼我当时的指挥中心铁罗寺。起义军在张友明的指挥下，凭险固守，顽强战斗，奋勇打退了敌人多次猛烈进攻。尽管他们的枪支弹药十分缺乏，但能依靠群众制造的用木头做炮身，火 药、铁沙做炮弹的“牛儿大炮”以打击敌人。又用洋油桶内放鞭炮的响声以吓唬敌人。终于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前进一步。
　　西路敌人进攻目标是升保和通垭口。冬月初四下午，驻盐亭罐子垭的伪保安队在队长恽勉之、罗滕飞的督率下向保城发动进攻。五日，我游击队主力进驻香主山，准备阻止该路敌人继续向通垭口前进。这时恽勉之部于攻占保城后，立即逼向通垭口，当即在香主山、金子垭一带发生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经过激烈的战斗，通垭口亦为敌人占领。在战斗中，保城游击队负责人郭茂生同志不幸被俘，何思镒、何家明等同志亦壮烈牺牲。保城、通垭口的失守，使升钟、皂角一带起义军的腹背大受威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友明决定放弃铁罗寺，率所部向双凤方面转移。升钟、观音方面的游击队当时虽有足够力量可以继续阻击敌人的进攻，亦恐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也向双凤方向撤退。
　　北路敌人进攻目标是双凤。冬月初五，剑阁县长吴龙江率领的伪保安队途经白龙等地向双凤方向猛攻，企图迫使我军处于四面受敌的险境，形势十分紧迫。初六日，当三个方向的游击队都退到双凤一带的时候，指挥部立刻在双凤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立刻突围，保存实力”。会后，张友明代表党向全体游击队战士讲话，着重说明在强敌压境，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不利情况下，不能硬拼下去的道理。他要求各游击队马上化整为零，该留的就留，不该留的就撤走，一切按命令行动。讲话结束，游击队即刻分头突围。结果，只有张友明率领的一部分游击队战士，在初八日突出重围离开升保地区。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升保起义，就暂时失败了。
　　升保起义，由于行动时间的提早，无论人力、物力都感到准备不足；而派人去陕南和红军取得联系的计划当时也无结果，形成孤军作战；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四路敌人联合进攻下，使这一阶段的起义不得不陷于失败（这里仅就所获材料，从军事上对升保起义失败原因作了一些估计。至于升保起义失败的政治原因，特别是组织上是否受到王明等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因限于材料，这里不好去作过多的推论。）。但是，这次升保起义却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军阀。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直接推翻了反动地方政权升钟保城区、乡政府，扩大了影响，教育了群众，使人们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同时升保起义配合了红四方面军进攻四川的战斗，打乱了军阀的防御部署，并且在升保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升保人民在1933年秋和1935年春迎接红四方面军进入南部、阆中、仪陇等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基础。轰轰烈烈的升保起义，在川北人民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革命篇章。

四：升保起义被镇压后，升保地区人民继续斗争
　　（一）粉碎敌人疯狂镇压的斗争
　　升保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一部分突围转移，留下来的同志转入地下，升保地区的革命被迫暂时退却。反动势力重新抬头，白色恐怖笼罩着升保地区。敌人的镇压分“清剿”和“审讯”两个阶段进行。
　　“清剿”阶段，是随着冬月初八日起义军撤出升保地区而开始的。伪剑阁县长吴龙江，素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特别凶狠，绰号“吴厨子”，他的部队一攻下双凤，就大肆抢劫、屠杀。凡是他们认为有“赤匪”嫌疑的都不能幸免。他宣称“宁愿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员或游击队员”。阆中开来的两营军阀队伍，在占领皂角后的烧杀掳掠，和“吴厨子”一样残暴，两股匪军在抢劫中因分赃不平，还演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几乎火并起来。南部派来的伪保安队，则在观音、柳树、升钟一带进行“清剿”，使我升保地区数百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家具房屋悉被烧毁，猪、牛、羊等被他们任意宰杀。这一切，给升保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冬月十五以后，敌人由“清剿”转入审讯阶段。
　　敌人在攻占柳树时，曾逮捕了我三十六个游击队员。审讯阶段一开始，敌人就对他们严刑逼供，横加拷打，妄图强迫他们供出其中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干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竟强迫李正才去杀死他的被审判的父亲，李正才接过屠刀就向敌人猛砍，在当场砍死敌人之后随即自刎。被审的游击队员们都抱着“死就死我一个，决不咬第二个”的决心。尽管敌人采取威胁、利诱、甚至逼子杀父等各种卑劣手段，他们三十六人一直象一个人一样，面对穷凶极恶的“审判官”，昂首挺胸，面不改色心不跳，始终没有一个投敌变节或出卖战友的。冬月底，当他们在李家岩惨遭集体屠杀时，三十六个游击队员在齐声高呼“怕死不革命，自有报仇人”的战斗中倒了下去。烈士们壮烈牺牲了，但他们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铭记在升保人民的心中。
　　保城女游击队员张翠兰，在掩护保城四百多名游击队员的突围战中被敌人虏获。在审讯中，敌人进行了肉体和精神上种种折磨，要她供出游击队和共产党在当地的组织活动情况。为了骗取口供，敌人曾用黄丝三百两，银元一百块利诱她；曾估逼她丈夫彭书生前去软化她；并用剌乳、割舌、背洋油桶桶等酷刑威逼她。敌人的软硬兼施对坚强勇敢的张翠兰豪无效果；于是想处死她，但慑于她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不敢在保城行刑。腊月初，她被“吴厨子”押解去剑阁的店垭，在那里惨遭凌迟处决。张翠兰不愧是党的好女儿，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我升保地区英勇的革命群众正是以这种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在牢房里，审判庭前、刑场上和敌人坚持斗争，把最后的一滴血献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
　　（二）升保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33年春，经过敌人的“清剿”和“审讯”之后，升保地区党的七个支部，这时仅存双凤、保城、蒙养庙三个支部，升钟区委亦遭破坏。
　　这时红四方面军已胜利入四川，解放了通、南、巴等县，正准备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南下解放阆（中）、苍（溪）、南（部）等县。
　　省委根据当时革命形势，提出了在升保地区积极恢复重建党组织，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以迎接红军南下的任务，并决定把南部、阆中、苍溪三县的党组织合并，成立“阆南中心县委”，设在阆中水观，由省委直接领导。省委还派了余代生、项治平（
　　⑨项治平，即项兆开，南充县李渡区项家坝人。长征途中任团政委，在大渡口战斗中牺牲。）等来升钟地区，重新组织农民武装。阆南中心县委亦派樊山、何湘、张仁泉、周生全同等志到升保地区具体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从此，升保地区的革命斗争又蓬勃发展起来了。
　　最初升保地区的对敌斗争，表现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暗杀团”的活动。他们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以及其他坏家伙，首先是警告，要他们改邪归正，否则就派人加以暗杀。恶霸地主杜廷植（付团总），赵连五、赵俊成（团总）、杜颜凯、宋南山、何国斌等都是这年腊月三十日晚被“暗杀团”干掉的。
　　皂角乡的赵家沟是当时“暗杀团”最活跃的地方。在那里有潜伏下来的杜彦波、杜少武等党的骨干，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反抗精神也比较旺盛、顽强。但余代生等同志认为这种单纯的报复手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进一步在全区发动群众产生极不利的影响，必须立刻纠正。这一指示，后来费了许多周折才转达给了杜彦波。在对群众多方进行说服教育之后，逐步把“暗杀团”的活动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杜彦波同志首先把“暗杀团”编为游击大队，由他担任大队长，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又着手进行农协会的恢复发展，逐步在各乡开展抗租抗税的斗争。这时的赵家沟，已经成了升保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中心。
　　1933年夏，随着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上级决定由张仁泉、杜彦波、何湘等同志组成升钟特区区委，杜彦波同志任书记，直接受阆南中心县委的领导。区委驻地在皂角乡的任家湾。在区委领导下，首先积极恢复全区党的基层组织，除加强对保存下来的保城等三个支部的领导外，又着手把观音、柏树垭、敬家山等支部恢复起来。为了加强战斗力量，区委决定统一各乡分散的游击队的领导，成立全区游击队指挥部，由游击队大队长杜彦波担任总指挥。随着党组织的加强，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农民群众又纷纷组织到农民协会中来，这时有的村的农民几乎全部参加了农协组织。从此，以打土豪、惩贪官、破仓分粮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又高涨起来了。
　　升保地区革命组织的加强和革命斗争的开展，不能不引起敌人方面的惊恐。反动派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升保地区的革命群众，实行所谓“联防政策”、“联合清剿”。他们在剑阁、阆中、南部三县召开“联防会议”，策划三县保安队如何统一步调进行联合镇压。1933年六月，又扩大为“六县联防”，在原有三县基础上，增加苍溪、盐亭、昭化三个县的民团武装，成立了“六县联防指挥部”。这样，升保地区的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之间的斗争又在激烈地酝酿着。
　　这年七月，以赵家沟的游击队为主力的升保地区游击队，在杜彦波等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粉碎敌人“六县联防”的英勇斗争。敌人采取“分进合击，层层紧逼”的战术，以赵家沟一带为其进攻的主要目标，来势十分凶猛。在这次进攻中，敌人还采取了阴险毒辣的“内外夹攻”手段，除公开的武装镇压之外，又组织所谓“剿赤青年团”暗中派人打入我部，破坏游击队的革命活动。敌人在探悉我游击队主力所在地之后，迅速集中几个团队的兵力，突然袭击赵家沟，在敌人层层包围下，我游击队员虽然奋起迎击，予敌人以重大创伤，终以力量悬殊，除少数突围转移外，许多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或英勇战死，或被敌人抓捕后惨遭杀害。在战斗中游击队大队长杜彦波同志不幸被捕，随后在阆中大坊铺被敌人杀害。与此同时，升保特区区委张仁泉同志在南部城内贴反对“六县联防军”宣传标语，亦被“剿赤青年团”分子告密，在升中区左壁庙场上被捕牺牲。特区区委其他负责同志被迫先后离开升保地区。从此，党组织又转入了地下斗争。
　　（三）升保地区人民为迎接红军渡江和支援红军北上的斗争
　　1933年至1934年，红四方面军曾两度进入南部河东地区建立了政权。1933年七月，红军分两路进入南部嘉陵江河东地区。一路从阆中水观到南部梨垭，一路从仪陇推进到南部长坪山一带，两路红军会合于长坪。红军第一次进驻南部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由于战略原因，这年冬月即撤出河东地区。1934年八月，红军再次进入南部，仍以长坪山为基地，建立河东根据地。红军到达这一地区，首先提出“破仓分粮”的口号，发动贫雇农对土豪劣绅的财产进行清算。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又进行村、乡苏维埃的建设并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等革命武装，以保卫革命政权，巩固河东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发动农民组织代耕队，发展生产，组织管理生活福利，安排人民群众的生活。红四方面军的再度进入南部河东地区和河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能不影响到河西地区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升保地区人民群众命革情绪的再次高涨。
　　1932年十月升保起义的失败和1933年七月以赵家沟游击队为中心的对敌斗争的受挫，我升保地区人民在遭受敌人的“清剿”、“审讯”、“清乡围剿”、“联防政策”等一系列武装屠杀之后，虽然升保地区的命革力量大为削弱，但是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一直持坚战斗。省委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渡江解放南部、阆中等河西地区，扩大川陕命革根据地，在1934年冬腊月间，又派余代生、项治平等同志来到升保地区进行革命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他们凭籍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革命情绪，首先把曾经参加过“暗杀团”的成员和游击队员加以组织、整顿，加强革命武装的建设，进一步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取得了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它大大鼓舞了升保地区人民的革命斗志。1935年正月初旬，余代生等同志一方面提出“重振旗鼓，再上战场”的响亮号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和游击队员在思想上、物质上作好武装斗争的充分准备；一方面在铁罗寺秘密召开干部会议，加强组织领导。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加强对敌斗争，迎接红军渡江，再次举行暴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会上决定三项行动计划：第一、整顿革命组织，扩大革命队伍；第二、要求群众立刻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迎接红军过江；第三、动员所有干部、游击队员，集中财力、物力，积存武器、粮饷，准备武装暴动。五、六天后，为了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又在皂角对门的一个小山丘上召开会议，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夺取回、皂（回龙，皂角）的民团枪支问题；二是如何控制升钟环河渡口问题。这两次会议表明，升保地区的又一次革命风暴快要来临了。
　　这年二月初二，游击队按计划首先在回皂乡发起暴动。打入伪乡公所，夺得民团步枪十多支；二月十九日，游击队员杜占虎等同志，突然袭击保城伪乡公所，捣毁办公地点，夺得两部电话机，割断乡公所的一切电话线路，切断其对外联系；同时，另一支游击队又打入升钟伪乡公所，夺得步枪十二支，短枪四支。这些斗争的开展，大大地震动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渡江作战。这就是川北人民中所传诵的“第二次升保暴动”。
　　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沿嘉陵江在苍、阆、南等县发动渡江作战。二月二十四日，红军第三十三军由罗敏同志率领在南部县城对岸的火烽山（又名火盆山、火凤山）强渡过江。南部伪县长仓皇逃跑，伪县府迁走。二十七日由南部渡江的红军经兴隆、石泉、大桥进驻升钟、保城等地；由阆中方面渡江的红军，亦在这时分别取道思依、枣壁和万年、大桥两个方面进驻升保地区。饱经苦难的升保人民，听说红军来了，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喜气洋洋，来自四面八方的欢乐的人群，敲锣打鼓，高举红旗，沿途热烈欢迎红军。顿时“红军来了”的欢呼声，震撼了升保山岗，革命的山岗飘扬着胜利的红旗！
　　红军胜利到达升保地区，首先建立革命政权，先后在皂角，坤家祠、蒙养庙、毛罐子、文店等地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接着，升保地区各乡选出自己的代表到皂角出席“区工农代表大会”。大会开了三天，选出了区苏维埃委员，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选出敬国惠为区苏维埃主席，余代生、项治平等都参加了领导工作。在红军到达皂角的第三天，就把当地的游击大队加以组织整顿，并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全区青年踊跃参军，短短几天内就接收了二千多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满足群众参军要求，决定把游击大队改编为独立师，下设一个团，三个营，由余代生任师长，项治平任付师长，李友勋任团长。这支人民革命武装，补充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队伍，扩大了升保地区革命政权的影响。
　　1935月三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开始西征，由皂角、双凤两个方向撤出升保地区。计红军自二月二十七日进驻升钟、保城、皂角等地，至三月中旬撤出，前后不到一月时间。在红四方面军的撤退过程中，新成立的独立师就承担了在本地区掩护撤退的任务。独立师在经过英勇奋战完成掩护红军撤退任务之后，在余代生等同志领导下决定分两路撤离升保地区，随红四方面军西征。一路由升钟、保城、双凤进至剑阁金顺场；一路从皂角取道阆中沙机场、麻石嘴至金顺场会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正……

是不是还没有传完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