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3-30 11: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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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振东

管仲与诸葛亮均是历史上的贤相。前者“作内政而寄军令”[1],“九合诸侯,不以兵车”[2];后者“抚百姓,示仪轨”[3],尽忠治蜀,风化天下。苏辙在《上哲宗乞谨用左右近臣无杂邪正》的奏议中说:“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平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平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人无怨者,非有它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4]

管仲与诸葛亮相距近千年,后人却将其并提,究其原因:一、同处相国的特殊地位;二、在为政理国的策略上二人有相同之处。事实上,在诸葛亮治蜀的过程中,他于继承发展管仲思想而成的《管子》一书正多有借鉴。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3-30 11:11:26

一

生当汉末乱世的诸葛亮对春秋的管仲与战国的乐毅心存敬慕。《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曰:“亮躬畊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3]管仲生在春秋初年,其时周王室式微,戎狄夷蛮屡侵中原。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但重新树立起周天子的尊严,而且平定了四夷叛乱,捍为了华夏文明。他是历史上的贤相。乐毅受到战国燕昭王的礼遇,率五国之兵为燕伐齐,“下齐七十余城”[5],是威震一时的名将。“自比于管仲、乐毅”,大概是诸葛亮出将入相的人生志向的表达。裴松之说诸葛亮在“权御已移,汉祚将倾”之际,“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3],正说明了这一点。后来,诸葛亮入仕并追随刘备兴复汉室。在此创业阶段,管仲、乐毅的功业可能会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孔子曾对管仲赞不绝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2]“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管仲之所以建立千秋功业,除了名君礼贤、贤臣忠君的历史组合,他在齐国实行的内外政改革,实是这一功业实现的根柢。既然管仲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外政改革的理论可能会得到诸葛亮的认可;成书于战国之际、集管仲思想之大成、并对管仲思想作出进一步发展的《管子》一书,当为诸葛亮熟知,并有被其反复研习的可能。

史载刘备遗诏敕后主刘禅:“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3]诸葛亮给刘禅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一方面固然如明杨慎所说:“后主宽厚,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不足,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4],是为了补正后主之弊;另一方面却未尝不透露出《申》、《韩》等书是诸葛亮长期治蜀的主要依托的迹象。

时人称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3],这是他以法治国的表现。而《申》、《韩》、《管子》都是强调法治的,以此说明诸葛亮治蜀参考了这些书籍是可以成立的。申不害讲法,更以任术见长,韩非则集法、术、势之大成。《汉书·艺文志》说:“法家者流……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6]即指申、韩之类。《管子》一书,虽然也含有《申》、《韩》那样的法治观念,但法治之外又参以德教,即是说,《管子》是以礼法并用区别于《申》、《韩》的。管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彼时周室虽已式微,但周的礼乐制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心。管仲在诸侯会盟中经常提及“礼”、“德”、“信”,并以之作为外交原则。《管子》作为对管仲的承继与发展,正充分保留了这一思想。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既要主持内政,又要举兵讨伐魏、吴,于此可知他重视兵书《六韬》亦在情理之中。《管子》一书虽不是兵学专著,但也有讨论兵法的篇章。刘向在《管子叙录》中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7],说明它是一部治世宝典,这恰与诸葛亮的实际需要相契合。种种迹象说明,诸葛亮治蜀可能会对《管子》作大量借鉴。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3],下面我们看诸葛亮在治戎、理民方面对《管子》作了哪些借鉴。

一　诸葛亮治蜀借鉴了《管子》农商并重的思想

农业是衣食之源,任何一位法家都会重视农业生产。申、韩等法家推崇农业应该给予肯定,但他们坚决排斥商业却又走上极端。事实上,商业和农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管仲为政不但强调“无夺民时”[1],还主动“通齐国鱼盐于东莱”[1]。《管子》继承了这一农商并重的做法,进一步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7]、“无市则民乏”[7]的思想。这种农商并重的治国之术是《管子》所独具而《申》、《韩》所独缺的。诸葛亮治蜀显然是遵循了《管子》的思路。

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3],在其治蜀时却又不得不发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3]的感叹。史载益州刘璋为抗击五斗米道张鲁的对抗而迎刘备入蜀,“前后赂遗以巨亿计”[3]。之后,二刘为争夺成都,战争席卷益州大部。法正对刘璋说:“计益州所仰唯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为八。”[3]战争对益州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连刘璋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攻战三年,饥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3]刘备夺取益州后,蜀与吴、魏之间战争不断。后来魏方的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对峙中发现,“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8]在此种经济状态下,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管子》首篇《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7]诸葛亮对此是深有体悟的。针对益州初定、人民“饥膏草野”的现实,他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重农政策[9]。之后又下令“务农殖谷,闭关息民”[3]、“劝分务穑”[3],努力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要求人民做到“丰年不奢”、“秋有余粮”,“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9],提倡以节俭的方式间接保护农业。为保证人民基本的粮食供应,《蜀志·简雍传》还有“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的政令记载[3]。诸葛亮显然是把发展农业视为“王之本事”、“人主之大务”的。此外,他还借鉴了《管子》提出的兴修水利以助农的做法,充分利用都江堰的水利资源。据《水经注·江水》:“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10]不难看出,这是对《管子》中“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7]思想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还实行过军队屯田政策。从建兴十年(232年)起,诸葛亮暂停北伐,“体士劝农于黄沙”[3],在汉中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建兴十二年又在渭南“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3]《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3]对于诸葛亮这种重视农业、“本立故末治”[3]的做法,《袁子》的评论是公允的。

不惟如此,诸葛亮还根据益州“民贫国虚”的实际,提出并实施了“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重商政策[9]。锦是一种名贵的丝织品,是益州的特产。诸葛亮充分利用这一本土资源,主动与魏、吴进行商品贸易。史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10]蜀锦的对外贸易既增加了人民的经济收入,又为蜀汉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这种做法与管仲“通齐国鱼盐于东莱”[1]、《管子·轻重甲》中齐以独有之盐与梁、赵等国进行商品交换是完全一致的[7]。诸葛亮治国又置榷盐铁。他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3]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管子》中主张盐铁官营的“官山海”[7]理论的借鉴。蜀国置榷盐铁可能没有对盐铁资源完全占有。《华阳国志·巴志》“临江县”一条曰:“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10]余明侠先生说:“临江县内既然存在官盐、私盐并列之局,其他地方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普通百姓却拥戴盐官,成为‘一郡所仰’,足证如果没有盐官,‘豪门’就会垄断生产,任意抬高盐价,趁机敲诈人民以牟取暴利。”[11]但无论如何,置榷盐铁是以商治蜀的表现,它离不开《管子》为其提供的理论支持。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3-30 11:11:46

二　诸葛亮治蜀借鉴了《管子》以法治国、以教化与贤才治国的思想

三国纷争时期,烦琐、迷信的儒家经学已经衰落。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3]执政者“师商、韩而上法术,意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3]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政治家抛弃了谶纬经学的空洞说教,坚决主张依法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3]这是对诸葛亮法治思想的高度概括。

关于以法理民,在诸葛亮驳斥法正“缓刑驰禁”之说中有详细记载[3],此处略论其以法治戎的思想。诸葛亮治戎纪律严明,十万大军不但作战勇猛,与人民相处也能秋毫无犯。史载蜀军深入魏境分兵屯田之际,“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3]他强调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祁山,令马谡“统大众在前”。马谡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虽然诸葛亮与马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感情深笃,但还是依法对其作了处置[3]。在此次街亭之战中,裨将王平表现出色,“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攘。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3]诸葛亮因之加拜为“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3]对于自己因“违众拔谡”[3]而使战争失利,诸葛亮“自贬三等,以督厥咎。”[3]可以说,诸葛亮真正实践了《管子》“贵贱皆从法”[7]的法治思想。

《华阳国志》还记载了诸葛亮刑罚毋赦的思想。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10]于此,我们亦可看到诸葛亮对《管子》的借鉴。《管子·法法》中有关于惠、赦的详细论述。其文曰:“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积,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7]又曰:“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牛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

……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7]诸葛亮执政十四年从未有过大赦,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3]他病逝后,蜀国政局日渐衰颓,这里面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与后主刘禅二十年内先后有过八次大赦不无关系。

诸葛亮又重视以教化治国。他曾批评商鞅之法是“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9]透露出他德政、威刑并用的特点。前面提到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三国志注》又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3],这些都是诸葛亮治蜀中重道德教化的表现。陈寿说诸葛亮治蜀,“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曾经受到诸葛亮处罚的廖立、李平在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前者哭泣,后者因悲痛身亡。而蜀国之民“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3]种种记载说明,诸葛亮治蜀绝对不是刻薄寡恩、专独尚法的申、韩所能比。相反,他的这种做法与《管子》反复强调的“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7]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魏、蜀、吴三国,蜀国最小,人才也最缺乏,因而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中积极发现并荐举贤才就成为诸葛亮治蜀的一大要务。诸葛亮选拔官员注重实际才能。刘备争汉中,杨洪对战略形势的分析确切无误,于是提拔他为蜀郡太守。向宠曾为牙门将,后参加伐吴之役,“秭归之败,宠营特完。”诸葛亮发现后向刘禅推荐,“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建议他“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并提拔向宠为中领军[3]。诸葛亮对被选拔者的道德素养也极为重视。他荐举的官员,蒋琬“托志忠雅”[3],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3],董允“秉心公亮”[3],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3],姜维“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3],邓芝“坚贞简亮,临官忘家”[3],他们都是“贞良死节之臣”[3]。诸葛亮对贤才的举荐使得“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3]

《韩非子》、《管子》都是尚法治的,但前者“上法而不上贤”,后者法治之外又主张荐举贤才。《韩非子·忠孝》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12]《管子》一方面强调法治,“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7]“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7]一方面又强调“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在选贤任能上,它提出“三本”、“四固”说。“三本”就是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四固”就是“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7]。由此看出,把诸葛亮实行的法治教化和贤人之治说成更多是对《管子》思想的传承是比较恰当的。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3-30 11:12:12

三　诸葛亮治戎借鉴了《管子》“利适,器之至也”[7]的思想

史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3]诸葛亮对改进军士的武器装备非常重视。在蜀与魏、吴的战斗中,他制作使用了多种先进的军事器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强调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管子》早已言之。其《七法》曰:“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臧。”[7]“工”指制造军用器械的人,“器”指兵器。“存乎论工”、“存乎制器”指重视让能工巧匠制造出无与伦比的负有战斗力的兵器。只有“器成卒选”,战争才有胜利的把握。对于用“天下之精财”制造出的“百工之锐器”要反复练习使用,并根据其战斗力把它们分出等级。兵器未经检查不能使用,没有试验不能收藏。诸葛亮对《管子》中的这些军事思想深有体会。他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匕首教》的文字传世。在《作斧教》中,他对制造低劣斧器的工匠及相关人员提出严厉批评:“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坏刀环千余枚,赖贼已走。若未走,无所复用。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余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9]

诸葛亮曾令巧匠蒲元“铸刀三千口”,“刀成,以竹简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9]针对魏军强悍的骑兵部队,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3]他利用涪陵郡善射的少数民族组成一支三千人的“连弩士”,这是一种专掌连弩的特种部队。大量连弩集中使用构成密集火力,是对抗骑兵部队的有力武器。1964年在成都郫县出土了一张蜀汉景耀四年制造的铜制弩机,这是距诸葛亮病逝后二十七年的蜀军兵械,大概是诸葛亮连弩的仿造。机上铭文注其开弓拉力为“十石”,“按汉代‘六石’弩射程为二百六十米,‘十石’弩当射得更远,这就提高了弓弩抗御骑兵的能力。”[13]诸葛亮在军事器械方面的努力充分实践了《管子·兵法》所说的“利适,器之至也”的军事理论。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3-30 11:12:30

二

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即欲以黄、老之道易天下耳。”[14]即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文章作者说,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他“一生政治思想的自我表白。”[14]“然则所谓‘澹泊宁静’之说,乃君人南面之术也。”[14]“诸葛对于后主的要求是无为,而对于自己则是有为。”[14]诸葛亮治蜀采用的是“恩威并用的施政方针”[14],这些都是黄老之学的特色。“诸葛前者自比于管、乐,后来又为后主写《管子》,始终以之者,非仅以管仲之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之功,为己立身蕲向而已,而实向往其学之囊括法道两家耳。”[14]“至乐毅之去魏仕燕,而为燕攻齐,又出燕奔赵,且幸燕之弊,使赵伐之为利,视国家如传舍然,徒为一己利用之工具而已。诸葛何取于乐毅?”[14]作者引用《史记》中《乐毅列传》、《田叔列传》、《曹相国世家》等文献资料,认为诸葛亮自比乐毅是因为乐毅与“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的乐瑕公、乐巨公系一族之人,“是齐为黄、老之学的发祥地,而乐氏又为其先师,乐毅亦能传其家学者。然则诸葛之自比管、乐,非徒以其为齐人也,实以其为黄、老之学耳。”[14]

应该说,作者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是有一定立论根据的。

我们知道,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论为出发点,依托黄帝并吸收法家等理论形成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主张执政者效法天道、淡泊虚静而不争,强调“刑德相养”[15]、君上无为而臣下有为,这些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作者说诸葛亮“为后主写《管子》,……而实向往其学之囊括法道两家耳。”这一点也与《管子》的实际相符。《管子》一书多谈法,而《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又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则列入法家,其“囊括法道两家”是很明显的。至于说诸葛亮比之乐毅是因为乐毅能传其家学──黄老之学,似乎证据不足。《史记·乐毅列传》载:“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5]司马迁只是说乐瑕公、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并未说乐毅也“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即是说,由他们三人同族并不能推出三乐都能为黄老之言的结论。从司马迁所叙这一派系的传承脉络看,乐瑕公、乐臣公只是黄老之学传承体系中的两个环节,乐瑕公的老师是毛翕公,毛翕公的老师是安期生,黄老之学的祖师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这里面除了二乐之外都非乐氏族人,则黄老之学并非乐氏“家学”可知。如果乐毅也传黄老之学的话,至少是应该在这个传承脉络中占有一个位置的。所以,作者说诸葛亮比之乐毅是因为乐毅“传其家学”,似有不妥。

笔者以为,在判定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否属于黄老之前,关键要对“上无为”、“下有为”的划分标准从各个层面作出界定。因为黄老治国强调的君上无为、臣下有为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无为与有为的职守区分并不能只限定在君与臣之间,除了君与臣的无为、有为的职守区分,还应在各级官员之间作出无为、有为的职守界定,尤其像诸葛亮这样的一国之相,有一个对君上与百官如何实现无为、有为的问题。文章作者之所以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划归黄老,其立足点显然只是限于刘禅与诸葛亮之间,他并没有将其视线投向以诸葛亮为首的臣属官员。依诸葛亮之所为,从君、臣这个层面来诠释其政治思想,似乎是一种黄老治国之术,因为刘禅无为,诸葛亮有为。可是,如果从诸葛亮与百官之间的实际表现看,他却没能实践上无为、下有为的黄老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诸葛亮之与百官,本来是亮无为、百官有为,而实际上却是亮与百官均大有作为。

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真正的黄老政治并不相符。我们知道,西汉初年是实行了黄老治国之术的,两代相国曹参、陈平都是善为黄老之学并将其运用到了治国的实践的。那么,曹参与陈平以黄老治国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文帝问右丞相周勃一年决狱多少,收支几何,周勃不知。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平说:“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不解,责问陈平说:“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5]陈平认为,身为丞相,对一年决狱多少、收支几何这些小事无所知并不为过,丞相的主要职责是“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显然,丞相陈平认为实施黄老治国的关键是上下职守明确,各司其职。《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更有甚者,“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5]曹参丞相之所为与诸葛丞相之所为真可谓失之千里。曹参、陈平治国实行的是黄老之学,这是毫无异议的;那么,诸葛亮所行则只能非是。岂有以黄老治国却要求后主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3]的道理?且诸葛亮治蜀,“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3]。《三国志》注曰:“亮使至, (注:司马懿)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擥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3]君臣有分工,百官有分职,就诸葛亮而言,岂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罚二十以上,皆亲擥焉”的黄老之术?若是,则诸葛亮是有为而臣下却无为了。

《管子·心术上》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其文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7]对比诸葛亮治蜀之所为,他对《管子》虽多方面研习,独此没有太多借鉴。盖非欲不借鉴,实在是处于连年的南征北伐、“兴复汉室”的创业阶段借鉴不得。相反,应该是斥黄老之学而倡导群策群力。西汉黄老之学是一种守天下之术,而非夺天下之法,诸葛亮对此应该深有领悟。因此,说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似乎欠妥。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3-30 11:12:43

参考文献:

[1]韦昭(注).国语[M].济南:齐鲁书社. 2005.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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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耿振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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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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