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的若干创新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王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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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针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先后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为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命题。其中一些论断和命题在党的民族理论发展史上都是首次被提出，这些新论断、新命题的提出，有力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一：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
　　从概念形成来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最早在1992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当时的具体表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999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解决”换为“处理”，具体表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又恢复了1992年的表述。2009年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提炼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虽然几经提出和修改，但该概念在提出后的20多年间，其具体内涵一直没有得到明确。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道路问题在党的事业中的根本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此背景下，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民族工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14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全面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八个坚持”的提出，首次明确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当代中国多民族基本国情有机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指明了党开展民族工作的道路和方向，为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首次提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在如何看待多民族这一基本国情上，有的人将多民族现象作为一种“问题”来看待，作为一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来认识，作为一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潜在危险因素来思考。笔者将这种思考方式和观念认识称为看待多民族现象的“问题思维”。如果追根溯源，这种“问题思维”的源头在于我国漫长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及在历史中形成的“夷夏之防”思想，以及历史上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中形成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念和心理。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民族平等团结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夷夏之防”的传统文化影响在部分人思想中仍然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清除，再加上历史遗留下的一些民族矛盾冲突的集体记忆和民族心理隔阂，以及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现实和民族间的事实不平等，都使那种看待民族现象的“问题思维”成为这些人的一种思维定式。“问题”、“矛盾”、“稳定”、“贫困”、“落后”、“暴恐”等词汇成为社会上讨论民族现象话语中的关键词，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最典型体现。
　　只有美好的观念才能造就美好的世界。而上述这种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民族现象的观念和思维，则像一种受到污染的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构建，制约着多民族国家繁荣发展的活力。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思维定式和观念误区，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开篇就提出了“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的重大论断，振聋发聩，集中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在看待民族现象方面的重大认识突破和理论创新。将多民族作为我国的一大特色，作为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彻底打破了从消极、负面的“问题”视角看待民族现象的思维定式，使我们在看待民族现象的视角上顿觉豁然开朗，为党和政府科学制定涉及民族的政策方针，为民族工作者切实做好具体民族工作，为普通民众正确对待各民族同胞、自觉处理好民族关系确立了正确的观念基础，为发掘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优势、发展资源和发展潜力创造了思想条件，开辟了未来党的民族工作和整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全新空间。

三：首次提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体现出的一个新特征，就是站在全新的历史和理论高度重新审视民族团结在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2009年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都只将“祖国统一”作为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而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这一提法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并列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还提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另外，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团结功能和意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即将过去仅将民族团结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这样一种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升到“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样一种价值理性的高度，深刻转变了我们看待民族团结的角度和思维。同时，从实践层面看，“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提出，符合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所体现出的新特征、新规律。不管是治疆、治藏，还是治理整个国家，实现民族关系的团结和谐已经成为影响全局事业的一件大事。可以说，只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维护国家统一稳定。

四：首次提出让各族人民增强“五个认同”
　　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提出了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五个认同”命题。所谓现代国家，其现代性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能力增强，更在于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渗透与自下而上的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相交织而形成的国家一体化，正是现代国家与传统部落、部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所在。因此，如西方著名政治学者派伊所主张的，政治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现代国家建设，而现代国家建设，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构建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使国家认同超越部落、部族等传统社会团体认同而成为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对于多民族的当代中国来说，建构起牢固的现代国家认同，是事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反思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往往重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而轻于自下而上的国民的国家认同建构，特别是轻于从多民族视角出发来思考和回答现代国家建设问题，这是不利于今天国际局势下我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
　　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五个认同”重大论断的提出，从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视角出发，对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建构这一问题给出了系统回答，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维度。
　　具体地说，祖国是繁衍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生存之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的承载者，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存在之本；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血肉相凝构成的有机共同体，是现代中国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主体之根；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因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缔造者，是多民族中国统一、稳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则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之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发展之基。
　　在一个自由民族主义肆虐的现代世界，“五大认同”的提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只有不断增强和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筑起维护国家统一稳定、抵挡自由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冲击的牢固屏障。

五：首次提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民族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统治根源。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差距，或者说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事实不平等，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将促进落后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作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后，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问题和重中之重，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形成了根本推动力量，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期，各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今天，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仍然是主战场，民族地区发展依然是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瓶颈。但在关注和致力于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凸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所谓发展起来后的问题，指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民族之间的事实不平等逐渐缩小甚至消失的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问题，各民族融合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问题，以及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民族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间事实不平等的消除并不等同于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的同步消失。因此，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各民族发展起来后仍然存在，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社会转型背景下，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凸现其重要性。因此，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考虑民族问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两重性特征，一个是发展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深刻回应了民族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体现出的新特征、新趋势、新规律。“两个解决好”，要求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在新形势下要更加注重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即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原则为指导，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主动出击，正本清源，正确认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民族最高利益所蕴涵的深刻意义；通过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国家统一稳定的精神根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各族群众和干部思想；加强“五大认同”，夯实国家认同的根基。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只有把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才能实现解决好民族问题这一最终目标。

六：首次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
　　城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和城市民族工作是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全新课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进入了一个井喷式发展的阶段，随城镇化而来的民工潮等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流动使城市管理工作在整个政府职能中越来越重要。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直到2000年前，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或牧区向城市的流动尚未形成规模，特别是从西部地区向东部城市的跨区域大流动现象虽已开始日渐活跃，但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整体城镇化进程尚未形成深刻的影响，城市民族工作虽已开始进入民族工作者的视野，但并未占据重要位置。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少数民族人口脱离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区域转而流向城市寻找机会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加。据2014年初的数据统计，我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庞大的规模。除此之外，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等的影响而有其特殊性。如一些学者指出，与普通的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是城乡流动的反映，还是跨民族交往的反映。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也显得更加复杂，遭受城乡流动与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具有的这种跨民族交往特性使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现象具有了某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也引发了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流入城市主体居民之间的各种社会文化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少数民族如何融入城市和城市如何接纳少数民族的问题，处理不当往往会引起一些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总之，对于今天的城镇化进程来说，解决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也因此，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格局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并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套既具原则性和指导性、又具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城市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实现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等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首次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并对其做了系统论述的一次会议，准确把握并深刻揭示了城镇化深入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这一现实背景下党的民族工作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有力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功能问题实证研究”（批准号：13XmZ002）的阶段成果。</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