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对50篇（部）文化大革命小说进行了结构主义或叙述学的“功能”分层，将之拆解为29个“功能情节”，可谓别有洞天。许子东对文化大革命小说的叙述类型作了深层分析。伤痕与反思小说多是“灾难故事”，体现“大众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可读性最强”，读者最多，是“脸谱化”的通俗性之作品。反思与伤痕小说中人物的脸谱化，暴露了这类作品的艺术水平不高。脸谱化实际是简单化，由此一个强大的犯错集团──大众──被原谅甚至被美化和迎合。许子东通过分析《芙蓉镇》来说明大众的立场：恐怖力量来临时多是迎合以自保，能做到不助纣为虐的就是“好人”了。大众群体实际是无原则的，要有也是“自保”。说到底，文化大革命在社会集体意识方面表现为大众性恶的总暴发。人性中的否定倾向──即否定他人──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只是这种心理太过阴暗，大多情况下一般人不敢暴露。因为这种否定倾向的深层心理基础是嫉妒。这种嫉妒常常以道德规范为工具对被嫉妒者实施惩罚。平民由于无钱无权，他们的惩罚（实质是报复）只能通过道德规范来实现，这就是平民的道德规范要比任何时代的法律都要细密得多的主要原因。《芙蓉镇》胡玉音因为长得漂亮而成为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嫉妒的肆虐。很多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平民道德掩盖下的嫉妒的大暴发。这时的嫉妒已没有多少掩盖物，成为赤裸裸的恶暴露。许子东就论及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被“反革命”化，而且此违反成为反面人物之所以成为反面人物的最重要的一面。最可笑的是冯骥才的《高女人和矮丈夫》中那小市民对高女人的质问：你为甚么找那么矮的丈夫？这暴露了平民最恬不知耻的一面。他们的不幸也常常与此相关──他们即使在遭受了无数次这样的“道德”打击之后，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别人实施无情的打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称文化大革命为“公报私仇的大好时机”，他的老婆被别人睡了，他一肚子窝囊气，想起来就打骂老婆，但当他有机会睡一个胖女人时，他便趁其丈夫不在家将其睡了。这样的例子恰能说明平民道德的虚伪性，准确一点应是“指他性”，即其他人都该遵守，而本人可以突破规范取得无限好处。功能29的反思但“拒绝忏悔”最能反映这种大众心理的顽固与强大，犯错者总能为自己找到“对”的理由，必要时不惜偷换前提。多数文化大革命小说中对文化大革命中错者的谅解，实际是明显的扭曲，说到底还是对政治的恐惧，怕过了火再挨一次批斗，那样的话，现在的平安和地位又一下子全失去了。倒是文化大革命中肇事者（造反派）事后的报复欲望比较强，仔细分析起来，其不忏悔的背后有政治的强大支撑，造反时有毛泽东做支撑，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毛泽东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被否定的是“利用”毛泽东的“坏人”，是以他们腰杆很硬，因为他们没做过让毛泽东不“高兴”的事。许子东论及《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血色黄昏》等红卫兵小说叙述的程式化，先是造反，再是被打倒，最后又能获救，却拒不忏悔，这最能体现深层的政治资本优越感和人性黑暗的顽固。 80年代中后期作家笔下的文化大革命已有了另一种不同的面貌。许子东所称的“荒诞叙述”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已相当冷静和客观，这些作家大多出现在1985年之后。这时的文化大革命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只是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和诉苦者，小说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比以前清醒得多，知青的面貌也出现了变化，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突然清醒了，而是作家已在保持距离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完整的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作家余华、莫言、叶兆言、马原等的文化大革命小说，使许子东的好多“功能情节”失效。而且这些作家的视野也开阔起来，除了对文化大革命作真正的反思（如第204页许子东提到“荒诞叙述”给人的沉重感，一切并未随文化大革命结束变好，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错误），作品中出现了对底层命运的关怀。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是那些知青、右派吗？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小说和对此的评论都是以知青和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为主的，他们的痛苦被一遍又一遍地渲染、夸大，但作为“劳动人民”、作为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农民的生活呢？伤痕小说最早出现，反映面极窄，很少涉及农民。反思小说的艺术水准较高，可以张贤亮为代表，他的小说写到了农民对他的“拯救”，村姑马樱花帮他活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他的反思、诉说、自我暴露的实际动机却是“自我掩盖”（王晓明语），他不停地为自己的自私和阴暗寻找理由，也为靠马樱花这种“美国饭店”式的反道德人物而活着开脱，有意思的是，他却不为马樱花的违反道德规范寻找理由。他的目标只是为自己辩解，农民只是背景和一个不得不提的叙述“点”而已。马樱花还是个聪明的农民，她能靠将自身性符号化换来的物质活下去，其他的农民呢？很少作家真正关心过。这实在是文化大革命小说的一个盲点，甚至在“荒诞叙述”和90年代前期的文学评论中这都是一个盲点。
文化大革命前的大跃进、浮夸风已经刮干了农民所有的粮食，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日子更难捱。余华的《活着》中福贵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了活命而不得不将哑巴女儿送给无子女的“城里人”养活。为数不多的反映农民生活的文化大革命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则重点讲述了农民粮食被全部剥夺之后的情况，或“犯法”或逃荒。叶兆言1994年完成的通俗侦探小说《走进夜晚》的一个情节很值得深思，文化大革命中村姑戴燕燕特意要嫁给农场的右派马文，原因是即使是右派也比“领导阶级”和“同盟军”的生活强得多，如戴燕燕为了避免饿死而偷马文照看的红芋吃，而马文虽是要受农民的“再教育”的右派，但他的饭票却足够他每天吃饱。陈世旭的《将军镇》（1999）中的将军是个大“反革命”，但他每月有两百块钱的工资，这对农民和工人可是不敢想的大数字，他们只能因此对这个“反革命”肃然起敬。“下放”知青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梁晓声的《泯灭》中的知青有国家补助，节省一点就能保证他们不挨饿。莫言《司令的女人》更提到毛泽东有亲笔信下令保证知青的口粮，这并非民间传说，而是有历史根据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五册记载，福建省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因做知青的儿子无口粮，遂于1972年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毛泽东的覆信是：“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就此，毛泽东一个批示，知青们就可以整月不干活也饿不着了，以致知青吃饱了没事干专搞破坏，让农民们大为头痛，只好把最“坏”的推荐去上大学了事。工人呢？作为“领导阶级”，他们身在城市，国家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以维持城市的安定，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中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能负担起女主人公和孩子的生活，还能养自己的家。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普通工人许三观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捱过饥饿，曾一天到晚在上躺着──他们至少还能活得下去。而且农民本身也自知比工人地位低，如陈世旭《将军镇》中一个农民靠关系在农场看果园，有“工资”，一日被除了名，农村的瘸腿未婚妻立刻跟他散了伙，理由很简单，他又变成了农民。这样，反革命有工资，右派有补助，知青有口粮，工人至少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农民呢？谁来保障农民？农民成了一切灾难的最后承担者。所有的粮食都来自农民，而在遭受空前破坏之后，粮食已远不能维持全国人民的生活，基层干部为了“放卫星”根本不顾农民的死活，上层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急切愿望又使他们不愿面对现实，这就使农民被置于死地。他们只有被饿死，或出去逃荒。一个阶层在困难来临之际连基本生存都不能保证，那么，他的社会地位如何？《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着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真正地位。
但是，即使已有作家在有意识地反应底层的真实生存状态，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乃至评论家，这仍是一个盲点。知识份子应该首先关注弱势的。但是，知识份子对农民的感情又怎样呢？在“重游故地，感谢苦难”的“功能情节”中，许子东敏锐地指出了已今非昔比的主人公与“人民”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拯救过他们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反思”或是事后知识份子的想象，或是为了加上些政治上的生存亮点。许子东在最后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知道许子东是不是想说：不要忘记过去。因为过去的阴暗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它无时不在重演。知识份子首先不应忘记历史，还应该从自恋中摆脱出来，以有更高的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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