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封爵的授予与继承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0-9 14:51:34

　　蜀汉爵制是中国古代封爵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蜀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关注。而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仅有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沈刚《孙吴蜀汉封侯问题探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与宗亮、张敏《蜀汉封爵制度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2期)等少数几种，尚待进一步做细致梳理，对有关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对蜀汉封爵的授予和继承情况做了一些分析，同时略述蜀汉封爵制的结局，如有不当之处，乞请方家指正。

一、封爵的授予
　　蜀汉的封爵在授予方面，沿袭汉制较多。虽然仅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要弄清楚完整的封爵程序、仪式以及规范等，尚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能够从相关史籍中窥知蜀汉封爵授予的某些线索。
　　首先，最高封爵权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李文才先生认为皇帝凭个人的喜好封侯，从而导致出现非“功”得爵者。[1]的确，在封爵的决定权上，皇帝说一不二，即使是像诸葛亮这样在事实上左右蜀汉政治军事决策、影响封爵相关事务的辅臣，若要封授将领爵位，也要经由后主旨意。皇帝表达其封爵权，除了任命有司负责封爵事务外，诏令无疑最体现天子威仪，凡属封爵，均由诏令，故我们可以认为诏令是封爵的肇始环节。封侯诏令在《蜀书》中已经无法觅知全貌，唯有两则材料似可表明封爵诏令的重要，一是景耀四年(261年)诏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国嗣颓绝，朕用伤悼。其以武邑侯辑袭王位”；[2](P908)另一处即景耀元年(258年)陈祗死，“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乃下诏曰：‘祗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幹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命不融远，朕用悼焉。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曰忠侯。’赐子粲爵关内侯”，[2](P987)由此而推想，封侯诏令的格式与内容，大抵若此。封刘辑袭安平王爵位的诏令，无疑体现了笼络王侯重臣的政治作用；赐陈祗之子陈粲为关内侯则显然符合“皇帝凭个人喜好而封授”的说法，而总体看来，无论是笼络王侯还是个人喜好，当都含有强化帝权的因素在内。
　　其次，封爵需要“有司”管理。皇帝固然是封爵的最高决策者，但封爵的授予仍然需要相应的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由于蜀汉职官制度基本沿袭两汉制度，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推知蜀汉管理封爵事务的机构仍为大鸿胪。《后汉书·百官志》记大鸿胪职责为：“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蜀汉大鸿胪职责或同此。又杨光辉先生认为，“宗正、光禄勋、尚书部、侍御史等官亦或多或少参与此事”，[3](P109)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蜀汉掌管封爵事务的职官有大鸿胪以及宗正、光禄勋等。考《蜀书》相关记载，先后有何宗、杜琼、梁绪等任职大鸿胪，黄权、王柱、李严、向朗、裴隽等出任光禄勋，似可推想上述诸人应或多或少都经历了封爵之事的具体操作。《三国志》卷三十四《蜀书·二主妃子传》记册封后主张皇后及太子璿有“命使行丞相事左将军朗持节授印绶”，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有“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句，应是向朗、杜琼身系封爵事务的明证。《蜀书》并无出任宗正者的记载，但依情理蜀汉当设有宗正一职，“宗正为汉九卿之一，既然(蜀汉)其它各卿皆已设置，此职亦无不置的道理”，[4]笔者推测，因权责相类，上列何宗、杜琼、黄权、裴隽等人之中或有曾出任蜀之宗正者。
　　蜀汉爵位封授仪式的记载史无详文，我们只能根据汉制对仪式过程来蠡测。两汉册封爵位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玺受封(或曰拜受茅土)，二是接受封册文书及印玺章绶，三为告庙谢恩。
　　蜀汉拜受茅土的细节今已不可考。《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汉杂事》记载：“汉兴，惟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户赋租入为节，不授茅土。”据此推断，蜀汉茅土之封很可能仍只限于王爵，功臣封侯依循旧例不受茅土。有关封册文书以及印玺章绶的内容，资料也比较匮乏，不过可贵的是，陈寿著《三国志》还是为我们录下了几条完整的封王、封侯册文，兹胪列于下：
　　“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为鲁王，策曰：‘小子永，受兹青土。朕承天序，继统大业，遵脩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奄有龟蒙，世为籓辅。呜呼，恭朕之诏！惟彼鲁邦，一变適道，风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礼，绥尔士民，是飨是宜，其戒之哉！’”[2](P907)
　　“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统承汉序，祗顺天命，遵脩典秩，建尔于东，为汉籓辅。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导以礼。往悉乃心，怀保黎庶，以永尔国，王其敬之哉！’”[2](P908)
　　“章武元年，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业，除残靖乱，未烛厥理。今寇虏作害，民被荼毒，思汉之士，延颈鹤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军诰誓，将行天罚。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名宣遐迩，故特显命，高墉进爵，兼司于京。其诞将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称朕意焉。诗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国来极。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可不勉欤！’”[2](P943～944)
　　“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策曰：‘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飏虓虎，兼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2](P946～947)
　　以上分别是章武元年(221年)封授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张飞为西乡侯、马超为斄乡侯时的册文，永、理为刘备亲子，张、马为蜀汉重将，隆其封爵，理固宜然。不过，此种册文，先秦文献即有雏形，自两汉以来更是常制，《蜀书》的这几条记载似非偶然，可知其他封爵例应也有册文，只是陈寿著史未一一加以记载而已。观察册文，发现其依旧遵照特定的书写规范，文字古朴，格式严谨。不过册文格式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通过细读册文我们也能发现其中的某些政治信息，比如它宣示了封爵的理由，如张飞封侯就是因为“忠毅，侔踪召虎，名宣遐迩”，而马超得爵则是由于“信著北土，威武并昭”，二人封爵，与其辉煌事迹与赫赫战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可以印证蜀汉封侯原则确以军功为主。
　　至于印玺章绶，《蜀书》没有完整的记载，我们也仅能从几条材料推知确有行玺之事。一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先主自领汉中王，上表汉帝中有“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2](P887)虽则此处是先主表于汉帝，但可推想刘备称帝既自命正朔，当因偱汉制，封侯印绶；又前引《二主妃子传》记载册皇后及后主太子时有“遣使持节丞相亮授玺绶”、“命使行丞相事左将军朗持节授印绶”句，料其他册封应亦参照此例。而直接关于侯爵印绶的记载，有这样几条：建兴十二年(234年)亮卒，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讬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2](P927)其中有“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句，可知武乡侯当有印绶，不过要注意到的是，此则材料谓诸葛亮死后才追赠印绶，则亮生前是否受印绶成疑。而《姜维传》记载，蜀破，姜维降钟会，“会厚待维等，皆还其印号节盖”，[2](P1067)似可知姜维不仅有印绶，且“车盖”乘舆之制也齐备。又《三国志》卷四十《蜀书·李严传》注引亮公文记建兴九年(231年)亮请废李严事，公文中称“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由姜维、李严的情况可知蜀汉封侯官禄、节传、印绶、符册、车盖等似是一应俱全的，此当是基本因袭两汉旧制。
　　而告庙谢恩这一环节，蜀汉相关情形亦无法完整了解。不过，告庙谢恩这一程序涉及到了封爵与礼制的关系，蜀汉封爵在礼制上的表现则主要集中在赠谥方面。根据杨光辉先生的研究，汉代以降，爵与谥密不可分，东晋以前，无爵即不赠谥号，武官有爵必谥。但是，这一规制在蜀汉政权之中同样又出现了变动，生前无爵的法正、陈祗等宠臣先后见谥，而生前有爵的重将关张赵等，则迟至卒后多年的景耀三年与四年(260年、261年)才被追谥，可见在封爵的礼制荣耀这一层面上，蜀汉统治者依然未循常理“出牌”。陈寿曾这样记叙追谥的有关情况：“初，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蒋琬、费祎荷国之重，亦见谥；陈祗宠待，特加殊奖，夏侯霸远来归国，故复得谥；於是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及云乃追谥，时论以为荣。”[2](P950～951)虽是“时论以为荣”，却近乎违背“武官有爵必谥”的传统，所以笔者认为，这种貌似“荣耀”的追谥举措，未必能够从礼制层面上进一步笼络住重要将领及其后嗣们的人心。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0-9 14:52:06

二、爵位的传袭
　　封爵制度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传祚袭国，施惠后裔。蜀汉政权四十二年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但出于各种原因，有一部分封爵也得到了传袭。蜀汉封爵共77例，其中始封侯51例，共有26位袭爵者。蜀汉侯爵的传袭继承基本还是延续了汉制，不过，也有一些新变化。杨光辉先生认为“魏晋之际，袭爵制出现变化，标志是无子国除基本废止，绍封继绝普遍流行”，[3](P143)曹魏、孙吴较明显，蜀汉情形也类似。有三例似可以说明，一是安平王刘理嗣爵者三世早夭，没有嫡子再袭爵位，以武邑侯刘辑承袭了王位；另一是袭关羽汉寿亭侯爵者其嫡孙关统“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2](P942)再一是张飞死，“长子苞，早夭”，采取兄终弟及法，以“次子绍嗣”。[2](P944)可见，没有特别原因，蜀汉一般没有采用“无子国除”的制度。由此，我们可以推论，51例始封侯中，没有说明袭爵者的，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原因。一是确实无子(庶子、族子亦无)或子嗣早夭，无可传承者，如黄忠“子叙，早没，无后”；[2](P948)二是终蜀汉之世一直健在，未得传及子孙，蜀破仍健在之始封侯有王伉、张翼、宗预等；三是因罪废侯，或身死国除，子孙不得袭爵，如李严、魏延、刘琰等。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史籍未加记载。由于这26位袭爵者所占比例亦不小，故我们也有必要关注一下他们的情况。笔者将相关情况整理如下表：
　　从上述列表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嗣侯袭官及以父为官的现象是刘备政权后期的普遍现象”。[5](P135)嗣爵者不仅承袭了父辈的爵位，而且往往也占据了重要的官职。如袭武乡侯爵的诸葛瞻年仅十七岁，就尚公主，拜骑都尉，后又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至景耀四年(261年)，更是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关羽之孙关统同样尚公主，后官至虎贲中郎将；张飞子尚书仆射、赵云子虎贲中郎将、陈震子御史中丞、邓芝子尚书郎……这些功臣之后，在职官上书写一个又一个的荣耀，似乎正应了“将门虎子”的古语。但这些蜀汉袭封侯爵真实的能力如何?据史料记载可看到：诸葛瞻督军拒敌，却犹豫不进，后又意气出兵，导致身死国灭；句安继父句扶为将，延熙十二年(249年)却与李韶一起降魏；蒋斌官至绥武将军、汉城护军，最终还是在成都为乱兵所杀；关彝蜀破为庞会灭门；其他袭爵者基本上或是无事迹可表，或是投降了曹魏及西晋。考众袭爵者中虽也有部分能臣干将，但多数平庸低能，无所建树，无法与老一代相比。而蜀汉的制度与立国实情，又不得不要他们承担起护国的重担，结果自然是国家不可保，爵位不得全。
　　杨光辉先生认为这种现象体现了魏晋官爵合一之弊，即父祖官爵对选官仕进的影响过强。[3](P159～171)笔者认为，蜀汉元勋子弟的上升，父祖官爵影响的因素毋庸置疑，不过更重要的是因为统治者过于想确保外来的权势集团(主要是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之利益，从而导致了用人途径的狭窄，使统治阶层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仅依靠这些统治集团上层的得爵者子弟，蜀汉的人才结构最终趋向固化，真正优秀的人才得不到上升机会，也无从谈及护国安邦。罗开玉先生曾经指出：“当时曹魏、孙吴，虽然也存在开国元勋的子弟们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但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东吴通过依靠土著豪族的用人途径，能不断地从土著势力中补充新鲜血液，所以曹魏，东吴都能长保人才济济、新人辈出之势。”[4]曹魏、孙吴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积极改变蜀汉统治集团始终没有注意到，也可以说恰成为了蜀汉封爵传袭与曹魏、孙吴最显著的一点差别。

三、余论
　　以蜀汉偏居一隅、一州之地，“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2](P901)的国力，能够存在四十二年确实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爵制因素当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封爵制度的存在，蜀汉统治者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给与受封者“赏赐优宠”的回报，甚至对其“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2](P960)等骄纵做法也采取姑息态度。受封者及各集团上层也就采取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为维系蜀汉政权效命。不过，这种局面最终还是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颠覆。
　　关于受封者的结局，从史籍相关记载可看出，始封侯多数已在蜀汉灭亡之前“凋落”，而袭爵者除部分战死或为乱兵所杀之外，其余大部是随后主内迁，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6]内迁众人之中，一部分得到了曹魏政权的续用，甚至重新封爵，如霍弋、罗宪等功封列侯，刘氏亦“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但其中多数人还是丧失了职官与爵位。正如杨光辉先生所指出，西晋政权在“平蜀和平吴之后，又剥夺了吴蜀士族的封爵”，[3](P133)昔年的王侯权贵，灭国后多数境况如同“阶下囚”。
　　综论之，由于蜀汉统治者过度重视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的利益，对益州集团戒备打击过严，使得利益的相对受损者最终倒向曹魏一边，而以谯周为代表的“主降派”主体则正是益州士人。除了益州士人的倒戈，蜀汉统治者花大气力笼络的功臣之后，也在存亡之际背叛，如张飞之子西乡侯张绍、邓芝之子驸马都尉阳武亭侯邓良等不但主张投降，而且亲奉后主印绶出降，最终“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2](P902)成为曹魏以及西晋政权的“座上宾”。而与蜀汉情形迥异的是，同样被许以高官显爵的孙吴开国功臣及其后代，在西晋灭吴之际，则奋起抵抗，且抵抗远比蜀汉政权坚决得多。这样的差异无疑更加凸显了蜀汉政权灭亡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蜀汉在封爵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如得爵者及其集团的利益问题。如何协调各集团的利益使之达到均衡，事关全局，在这一点上，蜀汉统治者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显然做得还不够。结合灭国时的实际来看，蜀汉的封爵政策到后期实际失去了其追求的效果。除此之外，前论嗣侯袭官现象导致的用人途径的狭窄、人才结构的固化等，也应该引起我们更充分的思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蜀汉爵制的过渡性，即它既没有全盘照搬秦汉的二十等军功爵制，也没有演进成为五等爵制。由于没有形成一种稳定完善的设置，从某种程度上看，也便造成了相对混乱，于政局具有负面作用。有鉴于秦汉三国多变的封爵状况，西晋及其之后的统治者“开建”与完善五等爵制，并使之稳定地施行了一千六百余年，[7]也就可以说是于巩固政权做出了最不坏的选择。

§　参考文献
　　[1]李文才·孙吴封爵制度研究[J]·汉学研究，2004(1)
　　[2]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4]罗开玉·蜀汉职官制度研究[J]·四川文物，2004(5)
　　[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刘　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7]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D]·台湾政治大学，2004，6

⊙　作者简介
　　宗亮(198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
　　张敏(1975～)，男，江西吉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来源：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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