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证据说话──蒋介石离蓉逃台问题考辨（新补《下》）

⊙ 陈稻心／文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失败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中美号专机逃往台北，从此永远离开大陆。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历史学家，在撰写“成都解放”这段历史时，一直采信这一历史事实。孰料事隔六十年之后，西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袁定基先生，登上成都群众艺术馆主导的“成都故事”讲坛，抛出两条新“史料”，说蒋介石是12月13日深夜在铁甲车护卫下，从新津机场逃跑的，专机停在凤凰山机场是“调虎离山之计”，因为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第95军组成了两百人的“捉蒋敢死队”，要在从北较场到凤凰山的路上活捉蒋介石。而胡宗南部14日凌晨攻打武侯祠，又是掩护蒋氏逃跑的“金蝉脱壳之计”云云。袁教授宣讲的第二天，即2009年12月20日，某大报即在Ａ5版上发佈消息，标题是结论式的：“蒋介石是从新津飞的台湾”。读后令人讶异！难道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都人竞被“蒙蔽”了六十年？

陈宇著《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封面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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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互联网，方知以上说法的发明权不属袁教授，而是出自研究黃埔校史颇有成就的解放军大校陈宇先生的新著《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最后日子》）多家网站正在热传其精采部份，袁教授只是传播陈大校的“研究成果”而已。陈宇大校的另一篇大作：《蒋介石先生在黄埔成都本校的最后岁月》（以下简称《最后岁月》”），重点也是说这件事。
　　1949年冬，我在成都西南文法学院新闻系上学，对那时发生的一些事有所见闻；二十五年前，又受命编修成都公安史志，达十四年之久，查阅过不少档案资料，也访问过众多知情人。许多历史事件还深印脑海。殊知，2010年12月7日，一家主要供老龄朋友阅读的报纸，又以《揭秘：蒋介石最后是怎样逃离大陆的？》刊登陈宇大校的书摘。编者在该文的“导读”中说：“……蒋介石究竞在哪一天、在什么情况下逃离成都的？一直有多种说法，本文即是说法之一。”表示了“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客观态度。2011年4月12日，该报08版刊载了《最后的“云南王”卢汉：从不对人谈1949年起义》一文，我注意到文末的一句话：“……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14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离开了大陆。”用这种方式订正《最后日子》的“说法”。还是值得欢迎的。
　　这段史事距今已六十二年，亲历者多巳作古，所幸他们中的不少人留有相关文字；海内外媒体的有关报道，不少图书馆也有收藏；“两蒋日记”基本上已公开，不久还会正式出版。这些都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材料，无须出土文物来解决问题。

一、当事人的记述，证明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去台湾
　　1、去凤凰山机场为蒋介石送行的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的交待材料：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末任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于1949年12月中旬逃离成都，在川西南一带躲藏，1950年2月6日，从宜宾搭船欲逃重庆，中午即在江安码头被查获，解送西南公安部收押。王在受审期间，对蒋介石1949年两度來川以及最后从成都逃离的情况，有详细的供述材料。原件现存公安部办公厅档案处。这是位列“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之首的“亲历史料”。
　　王陵基供称：“……蒋介石（这次）在成都一共住了十天，他每天都找我去陪他吃一两顿饭，以便随时向我询问有关四川方面的情况。当时外间谣言很多，如说四川军人要起义，要把逃到成都的中央大员都扣下来，一个都不放走。正在这时，成都绅商听说蒋介石要死守成都，深怕国民党官兵趁机抢劫，便在几条主要街道修起木柵拦，夜间关闭起来，由本街民丁把守，临时规定口号，否则不准通过。蒋介石听到这些情况，非常害怕，担心又和西安一样被扣押起来。他当着我的面并不提这件事，却叫蒋经国和俞济时来问我成都修柵栏是什么目的。我知道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便详细向俞济时等解释，他们也很不以为然。我怕蒋介石还要误会，便立即下令停止继续修建。蒋还是不放心，叫人在军校城墙上开出一个豁口，准备在紧急时从他住的地方直接逃上飞机。当时他把他的飞机停在凤凰山机场，飞行人员都不准离开飞机，以便随时都能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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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日清晨，我刚准备睡一下，俞济时（蒋身边的军务局长）突然派人把向我借的丝棉被子送还给我。……我一看这情况，知道蒋介石就要逃走了。我想他总得对我有个交代，不能这样一声不响就走，便顾不得整夜没有休息，连忙赶往军校。我的车子刚到军校门口，劈面就看到蒋介石等一群人的汽车魚贯而出，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停在旁边，也没有打招呼，直向大街急驰而去。我便叫司机抄小路绕过文殊院先出北门赶到凤凰山机场，……我下车只看到特务头子毛人凤一个人立在飞机下。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表现出特別惊慌，好像生怕我会扣留他们。……一会蒋等的汽车驶到，蒋介石下了汽车看到我也不招呼，急急忙忙窜上飞机。……这时胡宗南也一个人来了，蒋站在飞机门口向四面张望，看到沒有什么动静，才装出镇定的样子叫我上飞机去，只简单向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后和胡宗南切取联系。’我也只回答了一个是。因为已经到这种地步，彼此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刚一走下飞机，蒋介石便立即起飞逃走了。”（引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王陵基：《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沈醉整理）；2002年6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又以《无可奈何花落去：解放前夕的四川官场》为题，收入《〈纵横〉精品丛书》第六卷《民国社会群像》）
　　第二天，即12月11日，成都各报在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蒋介石及随行人员谷正纲、陶希圣、曹圣芬、沈昌焕、俞济时、蒋经国等已于10日离蓉飞抵台北的消息。
　　王陵基亲信先大启，证明王陵基所言不虚。先大启时任内政部四川调查处（中统）处长、国民党川南办事处主任。1949年12月中旬与王陵基分手后，化名朱云清，潜伏洪雅禾生米厂。乐山、洪雅公安机关侦悉，于1950年12月31日将其扣捕，解送成都宁夏街看守所，后移送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他在《王陵基两次从川西逃窜始末》（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一文中说：“（我）十二月七日便（从川南）赶回成都。当天会见王陵基，他留我住在华西坝他的主席官邸。约在12月9日（或10日）王陵基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已经走了！‘因为蒋的侍从、军务局长俞济时已把临时借用王的毛毯送还了。……后来在逃窜中王陵基又提到此事，谓那次蒋介石走得很仓皇、很秘密，并没有通知他，当他闻讯赶往机场见蒋，蒋很惊异，怀疑王怎样知道他离蓉飞台的消息。那时的蒋介石确已成惊弓之鸟，怕被王陵基将他扣留。”

左二：蒋经国， 左三：蒋介石，右一：衣复恩  左二：蒋经国， 左三：蒋介石，右一：衣复恩.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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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介石的专机长衣复恩的回忆：
　　“12月10日，成都整个局面已难控制，当天下午，蒋总统及蒋经国即由少数侍从人员，循着小路护送到凤凰山。……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3、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日记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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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国民党国防部警卫团见习官吴昌华
　　现居山东德州的吴昌华先生，系黄埔军校训导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吴起舞之子，毕业于黄埔军校22期，晚年著有《黄埔风云》等书；1949年12月在国民党国防部警卫团任职（见习官），驻成都北校场黄埔军校内，担任蒋介石的警戒。他说：“蒋介石的离蓉，是我们奉团长董兆钧（浙江奉化人，黄埔军校8期毕业，蒋介石的远房表侄）的命令，于12月10日下午担任警戒的。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也去为蒋介石送行。12月11日成都《新新新闻》头版刊登这样一则消息:‘蒋总裁昨离蓉赴台’，也证实蒋介石离蓉的时间是12月10日。蒋介石究竟何时离开大陆？我认为以1949年12月10日比较准确可信。因为我便是当时的见证人。”

原国民党95军军部大门  华兴上街64号原国民党95军军部大门，门内现为邮局宿舍.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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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两岸史家的有关记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马宣伟撰写的《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载〈巴蜀文化通讯〉2004年第4期）。此外，《四川通史》卷七239页；《当代成都简史》38页；《蓉城在斗争中新生》第13頁，以及成都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第95军军部作战科长兼通信兵营营长焦汝敬撰写的回忆录《国民党第95军在成都起义经过》（载《蜀都春晓·蓉参史料专辑》1989年8月出版）和1989年10月成都市原西城区政协编辑出版的《少城文史资料》笫二辑刊载的《1949年成都纪事》（作者李参化）都有蒋介石12月10日从凤凰山机场逃离成都的记述。

原国民党95军军部大门的对门  华兴上街65号（三元服装店）现状。背后的宿舍楼是1980年代修的.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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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冬去台湾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民政处长、江津县人周开庆，晚年在台主持“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该社出版了由周本人编著的《民国川事纪要》；1977年又在其主编的期刊《四川文献》中发表长文《民初四十年之四川》。在这两部资料性著作中，均记有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二时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离开成都，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最后日子》作者在另一著作《蒋介石先生在黄埔成都本校的最后岁月》中坚称“凤凰山登机之说却无文字记载。”以上所引文字，不是“文字记载”是什么？

二、为何要拿掉蒋介石12月12日前已回到台北的关键证据？
　　《最后日子》作者不相信王陵基的交待材料，也怀疑《蒋经国日记》的真实性。理由是：“熟悉成都附近地形的人知道，从北较场到凤凰山机场，小车行驶充其量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按王陵基的说法，蒋介石起飞时间不会超过上午九时。而据另一当事人蒋经国的‘日记’称，蒋氏父子是于10日下午2时从凤凰山机场升空飞台的。其它一些文章所载‘10日’之说，便多是源于以上‘一报两人’之文，但在具体时间上，三者又不相一致，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蒋经国的‘日记’，在11日却是空白，这段文字说明陈宇大校查阅过《蒋经国日记》，他应该知道，小蒋日记是择要发表的，而不是一天都不漏的流水账。
　　对王陵基的交待材料，陈大校则抓往“清晨”这个词，断定：按王的说法“蒋介石起飞时间不会超过上午九时”。我们知道，清晨的时间界定，往往因人因季节而异，这是极普通的常识。有的人起得早，六、七点钟是清晨，而另一些人，八、九点钟也是清晨。夏季。六点钟天就大亮了，而冬季，有时已近八点天色还是灰暗的。蒋氏离蓉那天是农历十月卄一日，老蒋在日记中说“成都天气晦塞阴沉”，足见那天天气不好。王陵基凭感觉把九、十点钟说成清晨，也说得过去。
　　从凤凰山到北较场，最多不过四、五公里路程，而且有两条路（川陕公路和成彭公路）可走。以当年的路况、车况和公路交通流量而论，最多半小时车程。王陵基往常多住城内隆兴街私宅．此巷窄小，汽车进出不方便，蒋在蓉期间，王移住华西坝公行道省主席官邸。由此处到北较场较方便，但也得从南至北经过国学巷至江汉路的十多条大小街巷，有柵子的地方，还得让人搬走柵栏，汽车才得通过。手边有份材料，足以证明当时去凤凰山机场的交通并不顺暢：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内弟、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1949年12月8日奉卢命和蒋系军长李弥、余程万随张群来蓉向蒋面报滇情，他在《我所经历的云南和平解放》一文中写道：“12月8日下午，我们乘车驶出成都飞机场，公路上拥挤着胡宗南的残兵败将，汽车无法通行。一路上停停走走，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蒋介石的住处──中央军校。”
　　对《蒋经国日记》，陈宇大校还拿小蒋在12月12日日记中，提到的“日昨”二字挑刺，硬说“日昨”和“昨日”两个词没有根本的区别。按《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日昨’泛指往日”，怎么能说没有区别呢！而更令人讶异的是，小蒋12日日记，记述了当天其父在台北“主持研究院纪念周，训话一小时”；13日记有“与辞修先生商讨对美政策，及改组省府问题”。这是两条足以证明蒋介石12日前已抵达台北的铁证！求真务实，是历史学家的发点和落脚点。抹掉这两桩事证，是疏忽，还是编织故事的需要，有意为之？
　　为了否定王陵基、蒋经国当年的交待和记述，作者甚至把当时远在雅安的刘元瑄、杨家桢和12月8日已去彭县的严啸虎搬出来。说：“刘文辉的第24军代军长刘元瑄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24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13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去了’。参谋长杨家祯在1984年底《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始末》中也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13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拿非亲历者多年后的回忆材料去否定亲历者当时的记叙，作为“首届全军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最后日子》作者，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不靠谱了？

本文作者陈稻心（左一），1986年重庆访问严啸虎合影，右第一人是商家磐  1986年重庆访问严啸虎合影，右第一人是商家磐.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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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啸虎是川军刘湘系统中人，在成都担任警备司令长达十二年，1986年，我受命编修《成都市志·公安志》，曾与毛安阜、商家磐两位同事，到重庆上清寺地段一居民楼，采访时已八九高龄的严老先生。他看了我们的调查提纲，说要考虑一下，择日再谈。两天后我们应约前往时，感到严老毕竟上了岁数，不少人和事都记不大清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坚持说唐毅没有当过省会警察局长。理由是：“冷开泰当川康绥署的情报处长，唐毅只是冷手下一个组长，是我们的部下，他有啥资格当省会警察局长？”而我们从旧警档案材料中查得，1939年8月至1940年4月，王缵绪任省主席时，作为王的亲信，军统特务唐毅确实当了八个多月的警察局长；王参加复兴社，也是唐毅牽的线。而且从这时起，以后五任省会警察局长都是军统特务或与军统关系密切的人。成都和平解放后，严作为起义将领，奉调去西南军区高研班学习，后安排到重庆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几十年未回过成都。我问他为何不回家乡看看？严夫人说，他有顾虑。有人告诉他，解放前枪杀十二桥烈士，是以他的名义出的布告，所以他一直压力很大。我告诉他，枪杀十二桥烈士，是毛人凤按蒋介石指示，令省特委会徐中齐提出名单，经毛人凤核定，最后由王陵基批准，分作两批秘密杀害的，既是秘密杀害，哪会出过什么布告？严老夫妇听了都感到卸了包袱：“听你这样一说，我们是应该回老家看看了！”严老夫人还谈到1949年冬被国民党送到台湾作人质的情况。原来，发表严任成都防卫副总司令前，就已把她和孩子空运台湾，初去时有人照管，后来因严参加了彭县起义、报上登出“严啸虎投共”的消息后，就被扫地出门。以后，还是严的挚友萧毅肃想办法把她母子送到香港，才辗转回到四川。严啸虎是在妻儿已被弄往台湾做人质的情况下，追随刘、邓、潘去彭县参加起义的，而且把归王陵基调遣、正担任城防的保安八团团长吴宗国也动员去了。1987年，严啸虎增补为四川省政协常委，来蓉参加年会，住江汉路新华宾馆，我去看望时，他的长子随侍在侧，老人已迷迷糊糊，回重庆不久就去世了。

严啸虎题赠本文作者陈稻心的墨宝  SDC1023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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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公安与法制》2011年笫三期）

我86年见过严啸虎,他为我写了字,他一点也不胡涂,且精明得很,87年我在重庆见过他又获他书法,当时在成都陪他的非大儿子而是小儿子严锦和.

时光流逝久远,即为当事人的回忆（若无历史当时文字記录）也可能因記忆糢糊而有误（比如毛毯和丝棉被之说）.研究者常互参阅引证,多次重复往往把误传当真,造成以误传误.記述历史最忌猜想意断甚致胡编乱造.当年蒋介石临蓉日子,我家住西大街,（离北较场只宁夏街江汉路之遥）旦见宪兵站滿街头,隔一两间铺面就站有一个宪兵,还有巡逻的.当听说蒋从凤凰山跑后,街面上就再没有众多的宪兵了.

陈稻老的文章史料翔实、引经据典，读起来令人信服。

好文！用史实说话，向陈老学习！

三、所谓“砲轰黄埔楼”、“成都暴动计划”、“捉蒋敢死队”及其它
　　为纪念成都解放六十周年，2009年冬，媒体出现了大量与“解放成都”有关的文字，什么“砲轰黄埔楼”、“成都暴动计划”、“捉蒋敢死队”、蒋介石“金蝉脱壳”走新津等一系列闻所未闻的“密档”，都被籍贯山东、1957年出生的《最后日子》的作者陈宇大校“解密”。而据说曾参与策划这些壮举的原国民党95军副军长杨晒轩、中共地下工作者王逸平、唐会昌等，又早已去世。六十年前，筆者和王、唐二位曾在成都市公安局政保部门同事，从未听说过这些事。最近，我又访问了1980年前后负责唐的落实政策事宜的市局同事刘国友，刘说：“唐老曾多次向我详述经历，从未提及策划砲击黃埔楼这类事”；查阅与曾95军联系的留蓉工作部成员邹趣涛、95军军部作战科长兼通信营营长焦汝敬1989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也未涉及这些事。

作者访问原中共川西边临工委负责人李维嘉  作者访问原中共川西边临工委负责人李维嘉.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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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11日，我向当年领导王逸平的中共川西边临工委负责人、离休前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李维嘉同志求证。李老说：“没有这些事。1950年初我们写给川西区党委组织部的报告里，没有这些内容。有的同志动辄说，我们策反了刘文辉，我说，不对，策反刘文辉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我们不够格。我们川西边策反的24军最高级别的官佐，是驻邛崃的团长陈明扬，还有驻名山县的营长吴剑洲；第七补给区司令曾庆集起义，我们做过一些工作。当时的形势是，成都即将解放，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我们给留蓉工作部支部的任务，一是为川康边游击武装搞经费，二是迎接解放，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不可能也不允许在敌人重兵集结的大城市搞武装斗争？
　　“2009年省政协开座谈会纪念刘邓潘起义六十周年，我有个发言，对当年川西解放形势来得那么快，提出了我的看法：一是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决策，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军。没有这个武力作后盾，任何地方派别的努力都无从谈起；……二是中央长期以来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地方部队倾向起义，加速了解放形势的进展；……三是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分化，使蒋介石的‘川西决战’图谋破灭；第四才是党的地下组织的策反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过于夸大策反的作用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陈宇大校在另一篇文章《蒋介石先生在黄埔成都本校的最后岁月》中，也有“活捉蒋介石”、“组织成都暴动”、“砲打黃埔楼”之类的情节，说这些材料是川西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支部副书记吕振修提供的。而据看过吕振修回忆文章的静潮先生说：“吕的文章里没有这些东西。”焦汝敬先生的长篇回忆文章，也无12月8日95军军部开会传达“明日即将起义”的内容。至于杨晒轩提出要“利用军部和右侧的邮政总局大楼与潘文华公馆构成三角形的制高点防御圈，筑好防御工事，举行城内暴动，准备迎击敌人”，更是无稽之谈。
　　我们知道，位于暑袜北街口西川邮政总局，主楼为两楼一底的法式建筑；95军军部原为晚清成绵道署，全是普通平房；名为“植苑”的永兴巷潘文华公馆比较气派，但最高建筑也为一楼一底。三者在位置上虽呈三角形，但高度悬殊，怎么构成“三角形的制高点防御圈”？其实，当时堪称市内最高的制高点，就在军部东侧约20米处，……即四川省会警察局消防大队用以监控火灾的高33米、顶层面积1·5平方米的望火楼。但警察局是军统控制的，95军指挥不动，而甫到成都的盛文，似乎还不知道有此制高点存在。
　　说到占领制高点，只有焦汝敬文中提到的一个情节与此有点沾边。那就是，12月12日，已由焦汝敬策反的宪兵总部作战参谋陈文彬和营长穆臻，专程到焦家报信说：已看到盛文下达的进攻95军的命令，时间就在当晚。焦汝敬迅即向杨晒轩报告，请他到军部坐镇。并通过电台向在彭县的黃隐军长报告。杨晒轩接到报告后，即命令炮兵营占领邮政大楼，做好迎战准备。但是，当晚盛部并未发动进攻，只是军部和大慈寺通讯营的通讯线路遭到破坏，反倒是凌晨一时许，杨晒轩电令驻蓉各部队及军部，于拂晓后开赴外西茶店子集结，指定焦汝敬任指挥官，率领各部前往彭县、崇宁（今郫县唐昌镇）与主力部队会合。待焦汝敬赶往茶店子，始知杨晒轩把盛文将采取行动的情况，向原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九报告后，牛即通过顾祝同与盛文反复交涉，盛文表示，只要95军不在市区妨害他的作战行动，就可考虑让其尽快撤出市区而不受到攻击。杨与地下党人王逸平、邹趣涛商量，都认为，这样既可保全市区不受破坏，也避免了部队的无谓牺牲。一致同意撤出市区。后来，因市长冷寅东提出，要有正规部队协助自卫总队维持社会治安，才把225師秦述观营留在军部未撤，以致14日上午遭盛文部缴械，被强迫开出市区后才将武器发还。
　　刘文辉、邓锡侯抗命出走的第二天，即12月8日，中共四川临工委负责人胡春浦，和刘文辉在新繁龙桥小学有过一次谈话，想摸摸他和邓锡侯的打算。据胡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刘讲了他走出成都的经过后，大意是说他现在是‘寄人篱下’，就他一个人跑出来，安全都靠邓，下一步如何走，他还没有和邓交換意见。从这里看出，刘邓怕蒋介石抓去台湾，从成都跑出来是一致的。但出来以后的想法，两个人还各是各的。”哪有什么12月8日上午，在龙桥小学内，刘文辉、邓锡侯、陈离、牛范九、王逸平、邹趣涛等密商起义的具体部署，并决定于9日宣布起义的事？何况潘文华10日才从潛藏地灌县赶来彭县。刘邓潘起义通电实发于蒋离蓉后的12月12日，因不愿落在云南卢汉之后，才将起义日期写成12月9日。1992年，筆者主编《成都公安大事记》时，即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如下记载：“12月5日，我军由西安开拔向川西北进军。途中得悉川康国民党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于12月12日（电文为12月9日）在彭县通电起义的消息，乃加速前进，陆续解放川陕公路沿线各县，直抵成都市郊”。刘邓潘彭县起义通电，13日即由国内（除蒋管区外）城市电台及境外电台向全球广播，筆者就是这天下午在春熙东段新新新闻报馆收音室听伦敦bbc和新德里电台广播知道的。成都各报于12月26日（冷寅东等在智育电影院开大会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才公开报道此事。
　　14日凌晨，盛文部队攻打驻有刘部的武侯祠和新玉沙街刘公馆，是对刘文辉领衔起义的的报复性军事行动，不仅洗劫了刘家的金银财宝，而且还埋放炸 药，企图炸死刘文辉全家。事后，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发言人公开发表书面消息，宣布“清除蓉郊叛军及敉平西昌叛军经过”。郫县卫生局原副局长、原甫澄中学男高十七班同学刘铭琛告我：“成都解放前夕，校方把军训用的几支步枪拿出来，组织我们护校。盛文部队攻打武侯祠时，下半夜我正值班。后来得知，盛文部主阵地设在建国中学校门前，先是向刘部修筑在武侯祠和刘湘墓园之间的碉堡开炮，然后步兵冲进刘湘墓园，缴了守墓兵丁的枪，将武侯祠包围，霎时枪声大作，房上俱是子弹飞过的嗖嗖声，我们只有躲在床下听天由命。盛文部攻下武侯祠后，天亮时又有十来个步兵，端着冲锋枪冲进甫中校（今成都体育学院），令同学们高举双手，缴了我们护校用的步枪，又搜查我们宿舍，还顺手牽羊拿走几件毛衣，经过厨房时，又端走几盆花生米。之后，我们发现操场上落了许多炮弹壳，还有未爆的炮弹头；武侯祠昭烈殿外坐着被俘的24军官兵，还有十几具血淋淋的尸体。这一仗，打得学校没法上课了，同学们纷纷回家避难，直到宣告成都和平解放，才陆续回校。”
　　原来，早在12月3日，胡宗南部第三军军长盛文，即奉令组建成都防卫总司令部，准备接替川军担任的成都城防。盛文令所属17师师长邓宏义，负责驻防南门外至新津的通道据点；所属之254师（师长陈岗陵）系蒋介石的警卫旅改编而成，全部美式装备。该师驻成都市区，师部和总部都驻西较场，所属各团分驻东、西、南门及北较场附近，派萧树琴营驻凤凰山机场。123师（師长雷振，副師长齐天然）作为机动部队，供临时调遣。12月14日攻打武侯祠的是邓宏义师；攻打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的是陈岗陵师的四个加強连；包围华兴街95军秦述观营、将秦营官兵缴械、送出西门、并归还武器的是陈岗陵师的缪银河团。十天后，盛文率邓宏义、陈岗陵两个师撤离成都，向西突围，在我二野部队狙击下，在蒲江境内全军覆没，副军长沈开樾和邓宏义、陈岗陵都当了俘虜，盛文躲在一古庙的草堆中始得逃脱，后来辗转逃往台湾。123师奉命掩护盛文军部及邓、陈二师撤走后，正拟对电厂等重要市政设施实施爆破。我地下党四川临工委得到情报，在乔曾希、高少儒等进步人士的协同配合下，立即派工作人员张立人策反该部副师长齐天然，交待政策，晓以利害，促使处境孤立的齐天然下令拆除爆炸装置，在西郊罗家碾宣布全师起义。
　　不知是国民党方面情报失误，还是为了掩盖败绩，台湾官方一些出版物，总是夸大刘文辉、邓锡侯当时在成都市区的实力。如《胡宗南上将年谱》248页，就记有以下文字：“武侯祠驻有刘文辉独立旅聂文清部九百余人，其新玉沙街住宅匿有便衣兵五百余人，武装兵三百余人。建国中学（今成都十五中）有刘之旧部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周桂三部近千人。城外昭觉寺及城内上下打铜街一带，驻有邓锡侯之九十五军黃隐部三千余人，并勾结民众自卫总队密谋劫持总裁。”以上所述与实情出入颇大：且黃隐公馆在东打铜街，相邻为北打铜街，公馆不大，住不下多少人，军部警卫团已调往彭县，市区驻军已不足千人。武侯祠所驻为二十四军警卫营，营长董旭坤，聂文清曾任独立旅长，是刘文辉临时派去的。新玉沙街刘公馆有两个连护卫。周桂三团有一营人驻双流马家寺，距武侯祠约二十华里。而刘文辉任董事长，其子刘元彥任校长的建国中学，恰恰是陈岗陵部进攻武侯祠的主陣地，装甲车即从该地发起进攻。
　　《最后日子》中，还全文披露了盛文奉胡宗南令制定的《攻击武侯祠战斗方案》共六条，不知陈宇大校是从哪里查到的？其遣词用语，不像是国民党的产品。譬如第四条：“……预备阻击其他川军部队及中共地下党游击武装的拦截或增援。”陈大校应该知道：那时国民党对中共地下党一概称之为“奸匪”，对我游击武装叫“土共”，为何一下子就改变称谓了？还有第五条：“为防止驻城内华兴街邓锡侯部第95军秦述观输送营在城内截断出城道路或出援武侯祠守军，特先派第254师554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对街居民房顶架设重机枪、无后座力炮，一旦秦营出动，即消灭之……”
　　95军军部在华兴上街，解放62年来这条街变化不大，原军部大院虽然早已划归邮局，盖了职工宿舍，两丈多宽的街对面，门牌65号户主袁仁芳，绵竹人，生前在此经销冯了性药酒多年，现在是他儿子做服装生意，除了店堂经过装饰，木质铺板换了铝制卷帘门外，其他都是当年的老样子，左邻右舍也大同小异。请问，如此低矮不牢的房顶，能架设无后座力炮和重机枪吗？
　　更有趣的是，60多年后，胡宗南的长公子胡为真先生在台湾接受采访時，还说：“据父亲部下转述，由于国府最精锐的部队，分由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统帅，几乎都已于一年前在东北、华北、淮海三场战役中战败，武器装备也随之转手，全部被共军缴获。在四川重庆及成都与我军胡宗南部遭遇的共军，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车，武器质量悬殊，可见一斑。”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我军武器装备有较大改善；而“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車”，则过甚其词了！当年国民党之败，不是武器问题，而是败在民心向背上。这是国民党自已都不否认的事实。

四、漏洞百出的“金蝉脱壳”和“调虎离山”
　　12月9日上午，曾在游干班受训的刘文辉副官刘国民，此时己成为军校校长张耀明安插在刘家的眼线，向张密报刘文辉早就在家中召集部属，密商起义之事。张迅即转报蒋介石。当晚，蒋又得知张群到昆明被扣和卢汉宣布起义、昆明电讯中断等情況。蒋氏父子在客厅里与顾祝同、胡宗南及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张耀明等商谈，胡宗南、邓文仪都认为局势险恶，劝蒋早离成都。10日晨，蒋氏父子、俞济时等正用早餐，此时与昆明电讯复通，机要室送来截获卢汉打给刘文辉的电报：敦促四川军人扣留蒋介石，为人民立功。蒋介石又召见胡宗南、顾祝同、萧毅肃等人，商讨对云南处理的方案。在坐的文武官员都劝蒋介石速离成都飞台湾，对卢汉的“扣蒋”电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又听说军校学生不稳，蒋介石才决定离去。因为再过两天就是西安事变十三周年，老蒋觉得该办的事已向胡宗南交代，自已还是早走为上，谁也不通知，以防不测。就连那位死心塌地跟着他反共的王陵基，要不是俞济时派人送还丝棉被，恐怕也被蒙在鼓里了！
　　既已决定离开，从北较场到凤凰山，不足五公里路段，俞济时有了充裕的准备时间，派出国防部警戒团沿途警戒。保密局长毛人凤提前赶到机场，守侯在中美号专机下。蒋介石一行，匆匆用过午饭，登車抄小路（成彭公路）前往凤凰山。一路之上既无装甲車和坦克护驾，也未遭到所谓“捉蒋敢死队”的劫持。由于公路是泥粘碎石路面，车队走得不快，有些颠簸，但比起重庆撤退时，还算顺利！毕竟这时的成都，“中央军”……还处于优势，短短五公里的警戒任务都弄不好，还侈谈什么“川西决战”？
　　如果按《最后日子》作者刻意编织的“新津登机”之说，则是：12月13日深夜23时左右，蒋氏父子唱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悲怆地走出黃埔楼、登车离开北校场，驰向赴新津之路。而从北较场到南门外武侯祠，须得经过近二十条街道。据乔曾希回忆文章记载，这些街道除西御西街、西御街外，都有木栅，由民众自卫队员看守，武装护卫的車队来了，不敢不开，但总要耽误些分秒。到了武侯祠，在装甲坦克的轰鸣声中冲过去，“金蝉脱壳”成功。然后，再开上路基不过八米、只有五米多铺有泥粘碎石路面的川康公路。时值农历乙丑年十月二十四日，正是月黑之夜，又无路灯照明。交通状況十分糟糕，12月12日随同王陵基逃窜新津的先大启写道：“成都去新津九十华里路上，兵车不绝，来去部队拥塞，混乱不堪，河面搭起浮桥，县城内外兵山一座。傍晚从成都起程，半夜才到达县城。”王陵基一行走了六个小时左右才到达新津，而在《最后日子》里，老蒋一行个把小时就己到达机场。在那兵荒马乱、黑灯瞎火、凹凸不平的路况下，车速竟然和今天差不多，无异于神话！不是说新津有胡宗南二十万人马驻扎，这里比凤凰山安全吗？为何抵达时会遭地方武装拦截？什么地方武装？竞敢和有铁甲車、“御林军”护卫的“皇家车队”较劲？再说，保证绝对安全是警卫工作铁定的原则，难道胡宗南、俞济时辈竟蠢到捷路不走走弯路的地步？时已六十三岁的蒋介石，能让你如此折腾吗？
　　为了证明蒋氏一行从新津登机，陈大校在他的大作中提出的证据是：
　　一、11月30日蒋介石从重庆来蓉，专机降落在新津机场，然后换乘别的飞机到凤凰山，驻节北较场中央军校。“至于以后（专机）是否又有飞动，再无报道。这可谓是蒋于新津登机之一佐证。理由虽并不十分充分，而凤凰山登机之说却无文字记载。”请问，谁见过领导人专机转场要见报？凤凰山登机的历史事实，有那么多亲历者的文字记录，你又概不承认！这真应了《红楼梦》中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二、陈宇大校引证：参加护卫蒋氏一行到新津的军校23期学生蒲剑虹，1987年曾对他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1954年，我们曾参加复查一起涉及军校23期学员陈某的潜伏特务嫌疑案件（后查明是一起假案），约谈过不少23期学员，没有一人提及夜奔新津护卫老蒋之事。蒲剑虹之说，只能算孤证。为了支持自已创作的新津登机之说，陈宇大校甚至把台湾作家李敖挖苦蒋介石的文字，和《传记文学》一篇內容与《最后日子》中的描述相近的作品，也搬了出来，这能算数吗？

五、对四川省、成都市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的描绘，与实际情况多有不符
　　（1）陈宇大校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城中宝地军占多。仅说成都市区，在解放前军用之地即占城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多，东、西、南、北四个大较场圈去了城中大片大片土地。”这段话，和实际情况相距太远。1949年成都解放时，市区面积为18平方公里，加上城外附郭街道和郊区，共计29·9平方公里。全市大中小街巷734条，较场四个，旧皇城一个。四大较场都在城內靠近城墙的地方，以东较场面积最大（东西长300米，南北长600米，合计18万平方米），即使四大较场都按此标准计算，加在一起其面积也不过72万平方米，折合0·72平方公里。何況南较场还有四川大学夜校和成公中学等非军事单位存在。其他军事单位多在前朝遗留的衙署办公。军以下师团多驻各专县。驻蓉军事单位营房不足时，占用的多为寺庙，如军校占用过文殊院、草堂寺，95军占用过大慈寺、昭觉寺。市内军用房，合计不会超过一平方公里。看看当时的街道详图，即可一目了然。
　　（2）在陈宇大校筆下，解放前夕的成都市民，好像一个个都惊风火扯的。“一有风吹草动，就更加动荡不安。街头跑了一只兔子，传到街西就会说成跑了一群牛。”“金家坝街口上一家的5只羊，不知怎么地跑到房顶上去了，赶都赶不下来……”。须知，兔和羊都吃青草，除少城公园外，成都市区哪有草地？金家坝是东城根街和西华门街之间的一条小巷，根本不具备养羊的条件。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如果这“新闻”出在成都县属金牛坝，可能有人相信。
　　“原呆在城中能开车坐车的，这时该走并有办法走的也都走了，车没人坐也就没人开，更主要的是汽油，因全部保证飞机的用油，许多烧油的车辆不得不趴窝等待解放”，这是作者“以今拟古”。须知，当时成都汽车很少。据1949年统计，全市货车420辆，大小客车约100辆（包括长途客运車和公私小汽车），有的长途客車还燒木炭！最高档的卧车不是省主席专车，而是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用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几次来蓉，这辆枣红色卧车都被调作蒋的专車。省、市，军、师首脑及有财有势者，平时出行也多以私包車（一种装饰较豪华的东洋式人力车）代步。据我所见，只有军校校长关麟征出行从不坐人力車，而坐美式小吉普。拥有小汽车的工商巨头和自由职业者，更是屈指可数。1948年，全市自行车（俗称“洋马儿”）也才12102辆，多为较具实力的工商业者拥有。邮差、报丁全是步行。我在甫澄中学上学时，通学同学每天骑车上学的约10余人，都是富家子女。而普通人力車则多达万辆，是市内和去附近各县的主要交通工具，车夫二万人，多系流入城市的外地破产农民。而普通市民一向节俭，除非有急事，宁肯走上一两个钟头都不叫车。故人力車夫大多生计艰难。下乡只有坐鸡公车，推车汉都是农民。
　　“……由于战局的紧张，许多妙龄姑娘谁还敢再出门，太太小姐们坐藏在家中，开始欣赏起“父母”服装，长的稍有姿色临街胆小者，下至刚成年的少女，上自还自我感觉能引起滥兵游勇歹意的半老徐娘，万不得已非得出门，也要在脸上涂抹上看上去让人恶心的锅灰油垢。有些报纸竟故作玄虚登载《寻人启示》：‘时装女郎都到哪里去了?’”这段话，无非是形容当時社会治安很乱。而实际上，成都临解放前的二十多天，并未出现过陈宇大校所描绘的那种现象。只是春熙路上摆地摊卖衣物的人多了，卖主多系国民党军人家属，一副急于出手的样子，只要给银元，价格就比较便宜。一些商家，拒收如同废纸的银元券，纷纷关门不营业。蒋介石召见市长冷寅东时，曾诘问此事。据我们解放后所做的社会调查，那段时间治安上未出大事，和盛文发布12杀令、并以抢劫武器、无故鸣枪、扰乱治安的罪名，三天中在中山公园、春熙路东段等处枪决三十多人，和各街巷修柵子进行防范有关。盛文当然有滥杀无辜的罪责，如军校在青羊宫一军火库给游干班份子发枪时秩序比较混乱，十二区区长兼自卫大队长唐克溶前去维持秩序，也被巡逻队抓到中山公园立即枪决。但被杀者中，也不乏地痞流氓和一些提劲打把无故鸣枪的赶水特务。某些已经窜来成都，准备效法辛亥年“打启发”故伎，乘“真空”之机，实施抢劫的外地土匪，见势不妙，纷纷逃逸。
　　陈大校所描绘的青年妇女不敢上街的现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割据时期確实出现过，自从1933年刘湘下令李家钰在邛崃将民愤极大的“花花太岁”石肇武斩首，并将其人头悬挂成都少城公园辛亥保路纪念碑示众之后，才刹住这股恶风。
　　报纸刊登“启事”之类的广告，全球皆然。但在那个年代，成都还没有那家报纸把“启事”整成“启示”的。这一文字错误，源于“文化大革命”中某些文化不高的红卫兵。经文字学家多年拨乱反正，已有所好转。陈宇大校可能是笔误。
　　（3）《最后日子》提到1949年重庆“九·二”大火时说：“此场火灾的纵火犯是谁呢?这个问题当时就众说纷纭，直至今天仍未水落石出。”其实，这场火灾二十几年前就已有了正确结论。1989年出版的《重庆大事记》中，对“九·二火灾”有详细的记述：1949年，“9月2日下午3点40分左右，下半城赣江街17号协合油腊铺不慎失火。火势迅速蔓延，水东门至朝天门，陕西街至千厮门一带燃成火海，大火至次日晨方熄火……”。”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工作者孙曙、杨敏、杜俊龙、杨耀健撰有《重庆“九二”火灾真相》，发表在《重庆文史资料》第27辑，1992年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第40辑全文转载。该文对“九二”火灾的前因后果，和国民党当局借机栽赃诬陷，滥杀无辜的种种恶行，有详细的记述。
　　（4）《最后日子》对1949年9月12日蒋介石来成都，是这样表述的：“蒋介石为了确保大西南，慌慌张张从重庆飞到大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成都，以安抚民心。这是他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来成都。”不对，应是第二次。此前，蒋曾于1946年4月25日下午4时，由重庆飞扺成都太平寺机场，27日举行盛大宴会并发表讲话，28日上午9时离蓉回渝。他自称，这是还都南京前来蓉向四川父老告别。
　　（5）北较场附近的黄埔路、白下路、洛阳路、江汉路、昆明路等街道，是1935年成都分校成立后陆续改为现名的，至今已近八十年。陈大校说“解放后这些街道又易名”。不是事实。
　　（6）《最后日子》写了12月7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黃埔楼召见成都市长冷寅东，和民众自卫总队长乔曾希时的谈话，和乔的回忆文章基本一致。而在《最后岁月》里，又出现蒋12月8日早上再次召见乔曾希，直接过问栅子问题。对此，我要多说几句。
　　1949年冬天，成都广修栅子，实属无奈之举。那时节，距辛亥年十月十八（即1911年12月8日）“打启发”大劫难，正好三十八周年，60岁上下的市民猶心有余悸。余生也晚，为了解当时情况，曾于1990年初去奎星楼街拜访魏时珍老先生，辛亥年魏老16岁，在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校址在今石室中学）上学，目睹了那场大劫难。他说，参与抢劫掠城的，不止是巡防军，还有同志军，就连新军、巡警中也有参加抢劫的。老人建议我参阅李劼人先生（魏老同班学友）的小说《大波》，他说，书中关于“打启发”的描述，俱是实情。（后来我把《大波》中的一节“‘启发’之后”收进了《成都市志·公安志》的“艺文”專辑）。
　　1949年修柵子目的在于防止辛亥年劫难重演。也引起了蒋方的猜疑和非难。如12月8日参谋总长顾祝同接见市长冷寅东，厉声质问：“冷同学（冷与顾是保定军校同学），修栅子是中央批准的？还是王主席同意的？”冷答：“根据市民的要求，市参议会作出决定，责成我们执行的。”顾祝同声色俱厉地说：“是不是想把中央的人分割包围起来，一有动乱，就去向共产党请功？”顾根本不听解释，限冷三天拆除。冷也生气回答：“我无能为力，要拆，派部队去拆。”随即离去。后来，由主张修栅子的徐孝刚、钟体乾、牛范九等耆宿出面斡旋，在牛范九家宴请顾祝同、萧毅肃进行疏通，顾托故未到，萧当时就与顾通了电话，作了解释，问题才缓和下来，没有再追问了。而与此同时，盛文看着栅子也不顺眼，“防卫总部”成立时，业已议定由警察局长何龙庆召集全市木工，限12月14日前砍掉全市栅子。对此，乔曾希一面通过时任防总五人小组成员、副参谋长的黃埔同学何其杰向盛文解释，一面由力主建柵的地方绅耆带上许多酒肉，到西较场盛文总部“劳军”，对盛部入驻表示“欢迎”，顺带将市民自愿修栅子一事，详为解释。后防总五人小组研究认为，栅子是老百姓自已出钱修的，目的是防盗匪，如强行拆除，势必造成军民对立，万一激发事端，就麻烦了。后来，盛部提出折衷办法，即将东大街，东、西御街通向通惠门道路上的木栅整块拆卸下来，……放在街沿侧边，以利交通。一旦有紧急情况，又可即时装上。再者，全市所有的栅子，都用直径1．5公分左右的杉木条斗接而成，并无油漆这道工序。何况乔曾希受蒋接见，仅12月7日下午4时这一次，何来12月8日早上的再次召见、并责问：“为什么把栅子漆成红色”？这是无中生有！
　　（7）《最后岁月》中，作者把所谓“捉蒋敢死队”吹得神乎其神。说什么“埋伏在北较场、励志社大门口的便衣人员机警地监视着门内外的进出人员，与‘敢死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旦发现蒋介石的行踪，‘捉蒋敢死队’就会立即出动”等等。北较场在江汉路，励志社在商业街，六十年前均属行人稀少的僻静小街，两处大门都有双岗守卫，且有流动哨兵在街上巡查。至于便衣人员如何隱蔽？如何与‘敢死队’通讯联络。“敢死队”集中何处？一旦得知蒋的行踪如何奔袭？等等，陈大校文章中却只字不提。
　　（8）作者在《最后岁月》中，还请出当年住在军校旁的居民回忆当時军校内的情况，其实，军校大门两侧并无居民户，对门是荫唐中学，荫中右侧有户王姓居民，是我初中美术教师冯朋弟先生的亲戚，冯师离川前曾在此暂住，1948年初我去看望他时，坐在门首说话，对军校门外一览无余，偶见门内远处检阅台边有人走动，根本看不见里面任何房舍。何况蒋介石一行居住的两楼一底的黃埔楼，位于北较场西隅，旁边是自来水塔，背后是城墙，所谓“有居民说．天黑时还见蒋介石的卫队把黄埔楼守得巴巴实实，第二天一早就不见这些人了！”这类证言，能有几分可信度？另据解放初期任川西军区张祖谅司令员秘书、曾在这幢楼住过一年多的都爱国同志说，在北较场外城墙边吊大砲，根本打不中黃埔楼，因为距离太近了。

1944年行驶在成灌公路的长途客车  1944年行驶在成灌公路的长途客車（２）.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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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研究历史也好，记述历史也好，总得求真务实，让证据说话。
　　先哲胡适有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毕竟，真相只有一个；当较真时必须较真。

文章极具可读性，阅后长见识不少。真是极具史料价值。谢谢陈稻老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