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五十年代洪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淳朴民风相映,洪中的校风朴实无华,校纪严谨,我就读的六年中,学生中没发生过打架斗殴、偷窃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也没处分过一个学生。同学间的关系融洽,情谊纯真,如水晶透明,似白玉无瑕,并经得起漫长历史风雨的考验,不管多少年未见面,只要同学有困难求助,大都会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谱写了一曲曲同窗情深的友谊篇章。1957一1962年我同邹立仁同学在北京念大学期间,己在解放军某司令部工作的初中同窗杨可强,像兄长一样关心照顾我和立仁。因家庭经济困难,五年大学期间,我未回乡探望一次父母,毕业那年可强得知情况,资助了我30元钱的路费,才圆了我的探亲梦。“文化大革命”中可强同我都因不愿违背良心说话、办事而受到迫害,他所在单位的专案组到我这儿调查他的情况;我所在学院的专案组到他那里了解我的问题,我们虽经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始终维护着对方的清白,没讲半句昧良心的话。1975年,经受了七年迫害,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开除党藉”,并被逐出北京的我,身患严重的心律不齐症,最多每分钟心脏停跳20多次,医院诊断我为“冠心病”,并建议我卧床静养。我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曾获国家马拉松三级运动员证章,心脏功能完全正常,我不相信地方医院的结论,不愿在后半生成为废人,不得己去北京求助于可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举家被发配沈阳,刚“落实政策”回北京不久的可强全家热情接待了我,并将我认作他们的亲戚,以“军属”的身份送我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请内科部主任亲自为我诊断,否定了地方医院的结论,正确作出“心脏无器质性病变,心律不齐是由植物性神经官能紊乱引起”的诊断,并开出了“换换环境,心情愉快”的治病良方。次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我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我调离原单位到南海油田工作,我的病不药而愈了。八十年代可强被授“少将”军衔,在国防科工委担任要职,但我同他之间的同窗情谊,没因他地位的迁升而变化。在洪中校友中,像我和可强这样“几载同窗,终生为友”的事例数不胜数。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洪中也难逃罹难,浩劫十年,元气大伤,美丽清幽的校园景色被破坏殆尽;高素质的老师被整得七零八落。 1974年春奎星阁被拆毁;因城西修河堤切断了青衣江水对文昌宫沱的补给,活水沱变成死水沱,不断淤塞而完全干涸;校门前修建环城公路,树木被砍光,洪中美景己不复存在。 在“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岁月中,洪中的老教师们被无情的批斗,有的不但被“触及灵魂”,还被触及皮肉而致残。1969年“复课闹革命”时洪中停办,老师们被发配到乡村公社办的初级中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县革委决定在原洪中校址开办招收高中班的《洪雅县第一中学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10月才恢复了洪中的校名和建制,县上并于1980年2月向省、地教育局报告∶“将洪雅中学定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太严重,洪中教育质量难于恢复昔日的光彩,高考升学率远低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 时光进入“科教兴国”的八十年代后,地方财政增加了对洪中的投资,拆除了残破不堪的木质教舍平房,修建了砖木结构的教学大数、实验大楼和教工宿舍;在学校的要求下,校门前的环城公路南移,保证了校园的安静;在干涸的文昌宫沱上建成了《文昌广场》的草坪、花圃,美化了学校周边环境;不断补充高素质的青年教师,提高教育质量,高考升学率又开始回升。一所崭新的、具有现代气息的洪中校又在县城东南角崛起。 1997年中秋节,洪中校高54级师生聚会,来自云南边陲思茅的何金陶同学感慨赋诗,道出了所有洪中校友的心声∶ 洪中奎阁,春风化雨; 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承蒙李成祥兄提供资料,得以写成此文,特此致谢。 (2001年2月17日脱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