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四川高校领导干部腐败：一插手基建就堕落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校长范昕建，四川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黄麟，四川卫生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邹世凌，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持续加大反腐力度，一个个来自高校的领导干部接连落马，引起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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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腐败
  

源自：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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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吃”
　　2013年以来，四川省各级学校中已有98人因腐败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其中包括多名高校领导干部。高校腐败案件频发，在四川省纪委查办的重点行业腐败案件中居于首位。本应是进行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却为何无法抵挡权钱交易的侵蚀，而成为腐败高发区？在下面这些忏悔录中可窥见一斑。

高层次人才也能“高规格腐败”
　　张忠元，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范昕建，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据检察机关指控，二人在2006年至2012年之间，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万余元。目前二人已被提起公诉。
　　曾黄麟，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曾是神经网络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该领域在国内的领军人物。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3年期间，曾黄麟先后在学院的工程建设、后勤服务等工作中，收受贿赂共计353.5万元。2014年6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苏智先，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2004年至2012年期间，在学校新校区扩建中多次批条子、打招呼，先后收受现金860万元。该案涉及学院多名中层干部，涉案金额均在100万元以上。案发后，四川省纪委责成该学院重新审计涉案工程，仅核减资金就达1.78亿元。2014年2月8日，四川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苏智先犯受贿罪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张忠元：在高校当官没有更多实权，既不是官，也不是僚，只不过相当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品”而已。因此，总是想把这种虚名与实惠结合起来。正道不行就走歪道，把权欲变为对利益、金钱占有的欲望，从而走上重大经济犯罪的道路。
　　总是把社会负面消极的东西看得太多，想得过重，自己丢掉了做人的底线，反而还认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用流氓理论、强盗逻辑为自己的无耻与荒诞辩护，为自己的心虚与理亏壮胆，但最终必然是受到党纪和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罪孽埋单。
　　范昕建：从1994年11月党组织派我到宜宾筠连县任科技副县长，到2005年6月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10年间组织上一直把我作为“四川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但我没有正确对待和珍惜。18年间我从没有参加过组织上安排的任何一次党校或行政学院的脱产学习，平常又以忙为由不加强个人的学习，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和享乐主义的思想。
　　曾黄麟：在我的脑袋里，总有一个“攀比”和“贪”字在作怪。我以前还公开说过，我的博士同学中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在国内还是海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千万富翁。而我奋斗了一辈子，夫妻俩合伙的收入存款才不到200万元。
　　自从当上领导之后，结交的人多了，出入于一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场所，贪图享受的思想开始蔓延泛滥，以前单纯的学者思维和品性被冲击殆尽，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更是被抛之脑后。在花花世界中，立场不坚定，不辨真善美与假丑恶。事实上，我以各种方式收了钱，还认识不到自己是在收受贿赂，这是贪欲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高校基建：一任性就放肆，一插手就堕落
　　近年来，各地高校相继迎来大发展、大投入时期，一些高校物资采购和后勤服务资金动辄上亿元，大学城的建设投资更高达数十亿元。一些主管基建的高校官员与开发商、承建商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同盟，共同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高校腐败问题在这一领域集中显现。
　　张忠元：口里讲反腐倡廉，干的却是腐败勾当。对涉及人财物的部门和高层岗位人员，甚至包括校领导，我都注意谈话，提出要求，对自己却放任、放纵、放肆。在工程项目上来者不拒，甚至连人际关系还不清楚，就敢安心收受。不管金额大小，都敢通吃，也没有想过能否为其办事，也不推辞，没能给别人办成事也心安理得。
　　范昕建：最初在一些蝇头小利上尝到甜头，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染上毒瘾一样，与社会上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从吃喝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
　　我插手了一些基建工程项目，谋取了私利，以至于学校基建工程建设几年来乱象环生，一些中层干部违纪违规行为较为普遍，校风受到影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我校一批干部被查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智先：我作为学校班子的班长，从2009年学校建设工作开始，就被蜂拥而至的金钱利益攻破，冲昏了头脑，进入了怪圈，走向了邪路。另一方面，对家人也没有管好。我的家人在与一些部门接触过程中，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在一些不该家人参与的场合也参加了，而我没有及时阻止或者阻止不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独揽大权：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落马
　　随着高校自主管理权的扩大，权力封闭运行的趋势也加大。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群英会”变成“一言堂”，权力过度集中，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尤其是基建部门权力大且缺乏应有的控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
　　苏智先：2007年在一项融资过程中，由于对行业不熟悉，对政策不熟悉，对招商引资风险评估缺乏意识，前期调研工作也不深入，只凭拍脑袋去做事，给学校带来了很大损失。
　　曾黄麟：在新校区建设中，我没有坚持凡事先在党委会上讨论、汇报，常常由基建委员会代替党委进行决策，而且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导致监审不力，学校的发展、建设出现问题。我认为自己是学院的法人代表，权力欲望膨胀，集学校的权力于一身，成为行贿受贿的关键人物，成为违反党纪国法、污染清净校园的罪魁祸首。

记者后记
　　高校腐败不仅对科研发展不利，对人才培养、学风校风也会产生巨大伤害，是对教育公平、公民受教育权的变相侵蚀。采访中，有反腐专家呼吁，应当从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对高校的外部审计和监督，将高校置于社会监督与法定监督之下，并加快建立高校财务公开制度，让象牙塔多晒晒阳光。维护高校的风清气正，须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让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公开健康运行。（半月谈记者 吴光于）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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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校长范昕建，四川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黄麟，四川卫生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邹世凌，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持续加大反腐力度，一个个来自高校的领导干部接连落马，引起社会关注。
　　四川省纪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5月以来，四川省共查办高校腐败案件36件，处分26人。教育部门腐败案件在查办的重点行业腐败案件中居于首位。2013年至今，已有3名高校校长、书记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和审判。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沈涧表示，查办案件显示，高校的基建和采购领域已成腐败的高发区。沈涧说，一系列高校腐败案件表明，在高校的基建过程中，官员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在大学合并、扩建新校区、改造老校区的过程中，有一些校、处、科各级主管基建的官员与开发商、承建商互相利用，出现共同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的现象。同时，他们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以高于市场价格购进基建物质，从中吃拿回扣，导致建设项目质量降低。 ●

■　探因
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
　　办案人员和专家分析表示，近年来一些高校大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各方面投入资金大幅度增加，使得高校腐败问题集中显现。
　　沈涧说，现行高校管理体制致使一些高校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相对“封闭”，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尤其是学校基建部门权力大且缺乏应有的控制，加之高校的大投入，以及经费来源、使用的多渠道、多领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革说，与其他权力集中部门的情况类似，高校个别领导存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原则，把“群言堂”变成“一言堂”，其他居于弱势地位的校领导耳听少言，并不干预。“除了学校本身的原因之外，国家宏观控制不力，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不严也是原因之一。”

■　对策
加强权力制衡 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有学者建议，针对高校内部管理，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变当前高校纪委与所在高校的依赖关系，提升其地位为上级纪委派驻高校的监督机构；加强对高校的外部审计和监督，将高校制约于社会监督与法定监督之下，加强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加快建立高校财务公开制度，实行“阳光财产”管理、使用运行机制，杜绝财务管理的暗箱操作，防范权钱交易。
　　“学校管理的触手很难覆盖一个人全部的社会交往。学校在事后吸取教训、进行整改的同时，国家进一步规范招投标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基建、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说。

原文标题：高校基建暗藏“利益同盟”）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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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缘何成为腐败高发区？──四川高等院校领导腐败案件透视
　　新华网成都10月19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吴光于）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校长范昕建，四川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黄麟，四川卫生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邹世凌，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持续加大反腐力度，一个个来自高校的领导干部接连落马，引起社会关注。
　　“象牙塔”本应是进行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清净之地，为何成为腐败高发区？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为何频频失控？基建、采购领域有何监督漏洞？“中国网事”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高校领域腐败频发 涉案金额巨大
　　四川省纪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5月以来，四川省共查办高校腐败案件36件，处分26人。教育部门腐败案件在查办的重点行业腐败案件中居于首位。2013年至今，已有3名高校校长、书记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和审判。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沈涧表示，查办案件显示，高校的基建和采购领域已成腐败的高发区。
　　绵阳师范学院苏智先案中，苏智先在学校新校区扩建中，多次批条子、打招呼，先后收受14人给予的现金共计860万元。该案涉及的学院多名中层干部，涉案金额均在100万元以上。案发后，四川省纪委责成该学院重新审计涉案工程，仅核减资金就达1.78亿元。
　　法院判决书显示，2009年至2011年，商人肖某曾请苏智先帮忙协调合同事宜，并先后分6次向其行贿151万元。
　　时任绵阳师范学院基建处党支部书记兼招标办主任王某的证人证言显示，苏智先在王某向其汇报该校磨家校区教学实验楼A区等项目的启动情况时，要王某“关照”肖某。当肖某以智丰公司的名义投标时，由于只有二级资质，苏智先又示意将招标文件由一级资质改为二级资质，最终通过串标使智丰公司顺利中标。
　　2013年查处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校长、党委副书记范昕建案中，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招投标、工程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其中范昕建受贿854万元，张忠元受贿485万元。
　　沈涧说，一系列高校腐败案件表明，在高校的基建过程中，官员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在大学合并、扩建新校区、改造老校区的过程中，有一些校、处、科各级主管基建的官员与开发商、承建商互相利用，出现共同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的现象。同时，他们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以高于市场价格购进基建物质，从中吃拿回扣，导致建设项目质量降低。

内部管理缺失 外部监管不力
　　办案人员和专家分析表示，近年来一些高校大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各方面投入资金大幅度增加，使得高校腐败问题集中显现。
　　沈涧说，现行高校管理体制致使一些高校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相对“封闭”，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尤其是学校基建部门权力大且缺乏应有的控制，加之高校的大投入，以及经费来源、使用的多渠道、多领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告诉记者，早在5年前，该校就规定中层干部每年签署廉政协议，领导岗位实行“一岗双责”，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担负廉政责任。在基建领域，近年来学校也出台了许多制度，其中包括涉及招投标、采购的源头参与、过程参与等内容，各个环节都设置了法律顾问以及工会、专业人员等的介入。
　　然而，虽然有看似严格的规定，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规划建设处原副处长崔波、罗建仍在基建上出了问题。
　　“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内部领导体制与内部管理体制不分、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学术权力被弱化、民主管理制度运行不畅等诸多问题。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权力的下移，高校的管理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使得权力过度集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革说，“我国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已经确定，但普遍缺乏运行顺畅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些地方，校长负责制成了‘自己负责制’或‘个体负责制’。”
　　他说，与其他权力集中部门的情况类似，高校个别领导存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原则，把“群言堂”变成“一言堂”，其他居于弱势地位的校领导耳听少言，并不干预。
　　“高校监督部门的文件发布不少，但是真正能够一一落实抓出实效的可能有水分。高校出现领导干部基建采购腐败事件之后，很少见到监督部门检查监督文件的落实情况，以及反思如何改进监管的对策措施。”陈永革表示，虽然高校也受到纪检监察、审计，以及内部会计等部门的自身监督，但力度很弱。
　　“除了学校本身的原因之外，国家宏观控制不力，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他说。

加强权力制衡 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清权确权，编制职权目录，逐项明确职权的名称、内容、类别、行驶主体、行使依据，把权力行使责任落实到具体科室和岗位；对每项职权按照‘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进行评定；明确并公开权力行使的基本程序、承办岗位、办理时限，绘制职权运行流程图……”2014年，以上规定被写入了《四川大学关于在校内各单位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中。
　　有学者建议，针对高校内部管理，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变当前高校纪委与所在高校的依赖关系，提升其地位为上级纪委派驻高校的监督机构；加强对高校的外部审计和监督，将高校制约于社会监督与法定监督之下，加强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加快建立高校财务公开制度，实行“阳光财产”管理、使用运行机制，杜绝财务管理的暗箱操作，防范权钱交易。
　　“学校管理的触手很难覆盖一个人全部的社会交往。学校在事后吸取教训、进行整改的同时，国家进一步规范招投标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基建、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罗中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