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说:“即便是研究中国文明本身,我们也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国境之内。古代文明从来不是完全割裂和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不仅仅需要换一个角度彼此看看,或者换套说法重新解释,还需要我们从失落的历史记忆里打捞文明碎片、重新认识文明本身”。 2011年10月26日我国《环球时报》,发表青木、杨明、马晴燕、柳直、甄翔、谷阳等作者的文章《科学家描绘“人类消失路线图”》, 加强了我们把多年研究的两个课题:“世界未来向何处去?”和“追问历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思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博士认为:“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是那些能够获得原创性原理性的重要发现,为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开拓,和提供认知支持及新途径的科学”。那么联合国的科学家推证人类消失路线图,用的是什么原创性的科学原理呢? 《环球时报》文章说,绘制人类消失路线图的目的,是以此警告低生育率,将最终导致没有足够女性接母亲的班。而路线图结论也是:面临此种威胁的地区和国家达73个,澳门、香港和俄罗斯等都可能看不到下一个千年。就连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也被认为只剩下1500年。他们推证的原理方法是:预测根据净人口增长系数做出,判断数据包括女性的平均数量、每个国家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以及在现有的死亡和出生条件下,这些女性活到生育期的概率。经过多级计算,当最后一名妇女死去,那么该国的人口再生产就停止了。 《环球时报》还说,类似的研究,联合国定期进行,以对各国及全球人口情况做出展望。追问历史,1798年马尔萨斯也作出过相反的可怕预言:说人类的生殖繁衍能力,很快将超过制造食物的能力。但法新社的评论认为,从1798年到目前,虽然人口数量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增长了10亿又10亿,但工业革命及其对农业的巨大改进证明,马尔萨斯及随后的末世论者是错误的。所以发展生产力,的确解决过人口问题。然而法新社又说,如何在人口的两极问题中找到平衡点?中国的现实经常被看做是对这一问题难度的说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成功避免了将近5亿新增人口,但到2050年,1/4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眼下有超过一半的60岁以上老人独自生活;在四世同堂的时代,这样的情形不可想象。 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则以香港为例说,按照目前的出生率,1000名妇女只能生育547个女孩(即净出生率只有0.547)。如果一切不加改变,这547名女性又能生299个女孩。以此类推,女性的数字越来越少,只需25代,香港女性人口就将从375万减少至1人。 而俄新网的报道称,在未来面临人口消失的7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的国家人口消失的时间较长,比如美国,预计该国的人口消失时间为10万年左右。而另有大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不会受到这样的威胁,它们每代居民的数量在增长,女孩数量也同步增加。这些国家多数是非洲、中东以及拉美的发展中国家,但也包括像爱尔兰、以色列和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些混乱的说法中,又也清楚地显现一条人类、地球村进击的路线图:人文殊途同归,答案是指向科学前沿原创性原理性的发现、开拓和新认知、新途径。 世界未来向何处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离不开要“追问历史”。而历史和未来都告诉,人类要迈出地球,需要统一的意志、认识。以我国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为例,“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就是我国需要统一意志、认识后,又经反复的实践和历史,得出开创腾飞结论的第一个科学发展观。因为四世同堂和避免近5亿新增人口的时代,并不内蕴科学前沿原创性原理性的重要发现、开拓和新认知、新途径,这正如非洲、中东、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和像美国、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同在至少预计人口消失时间在10万年左右,但描绘的进击路线图从分野暗示的是一样。 不同国家问题不尽相同。人口增长失控主张控制人口遭到一些宗教团体反对,不同人权组织也因政策迥异互相拆台,而同时满足老龄人和不断加入的年轻人之间霸占岗位高福利的冲突,使地球的人口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更显推论成两种极端。澳大利亚学者西蒙·巴特勒认为,把污染、气候变化归咎于人口过多,就好像说野火烧起来要怪罪树长得多一样。英国《卫报》则说,过度强调人口问题会忽视真正的核心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我们的星球,如何共享资源。对此《环球时报》也采访了我国学者。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说,联合国学者是把人类的繁殖看成了原子分裂,实际上社会发展不能靠数学推算。出生率下降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处于社会动荡、前途不明的时候,或者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人们对未来预期悲观的时候,就会少要孩子;另一种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保体系包括医疗、养老制度非常完善,人们不需要依赖子女,会产生不愿意为子女服务的想法。联合国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风险预报。他感慨西方科学家,比中国科学家更能搞出一些奇思妙想,因为在西方国家这往往比在中国能得到更多支持。一方面是科研经费不是来自于政府,所以往往能做一些独立性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政府鼓励企业设立科研基金的政策,比如免税等,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经费,能够搞一些有前瞻性而不那么功利的课题。 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所长则说,人口消失路线图淡化了很多发展中的要素,是在人为设置理想化条件下进行的推算。西方的很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是结论的对错,而在于命题是否有研究价值。虽然这并非是向西方学习的好例子,但西方学界在研究没有禁区,特别是自由探索上,有值得中国关注和思考的地方。 《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不是借这个话题,把王晓东教授想法扩展下去。因为车到山前必有路,人口消失路线图真正的要害,是更深层次世界未来向何处去?穿越时空,追问历史,谁持彩练当空舞?对霍金的《时间简史》,如果我们不去计较它的对错,的确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进击指导的大方向。即人类向科学前沿开拓、认知,才是真正为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方向。 我们站在21世纪,追问宇宙,追问量子,追问地球,也在于求能获得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的原创性原理性的发现、开拓,再去回采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实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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