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组成员说:第一批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方面的调查发现,第二批专家组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都不掌握。没办法,就负责临床救治了。第一批专家已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因为第一批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第二批专家组和第一批专家组交接,重点是看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指导治疗。作为专家组当然怀疑,但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暴露组学”树立是2月10日湖北省委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B、盐亭有何类似暴露组学的党史联系 钟南山院士知道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有说他在广东就已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那么盐亭有何类似暴露组学的党史联系,不像专家发文著书写建党开端出现遗失? a、其实受党教育的党员和群众,都知道保守党的秘密和要谨慎谈敏感问题。1950-1951年解放初,我们老家下半沟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那时我们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热烈,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乡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镇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他听说传言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时问过此事引出过额外的话题。其次唐开元住的何家湾,还有一户贫农叫何礼成(何吉光)。我们小时看到何礼成穷得房子没用泥抹涂墙壁,用竹片一枷了事,连风都挡不住。因读高小、初高中假期,我们要跟大人一起在合作社、生产队里干活,休息时也听到何礼成讲何拔儒先生在天垣场戏楼上讲学的故事;这是一串串。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小平同志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张国焘把“重庆组织”势力的“残余”,与盐亭龙潭“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联系在一起。因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 参加过龙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经历过各种风暴。何拔儒是在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时,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1925年修建起纪念盘古的天垣场。并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拓片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如此的开放课堂,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使得《盘古王表》一类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更巧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西陵镇龙凤人,2017年10月1日从成都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我们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小平同志。就在这次聚会上,黄靖的大舅赵老师告诉我们说:“何拔儒教过1907年至1908年在四川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求学的朱德”──这是我们第一听说,感到很惊奇。赵老师1950年代初就在盐亭县文教局工作,他的父亲也是解放前的老教师,也许有他消息的来源。 b、小时候我们听到赞扬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苦难中辉煌的故事很多。但到1962年我们读高中时没有多想:为啥大人们后来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1963年我们想利用假期收集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希望今后能写出《龙潭激浪》的盐亭革命史该多好。于是向杨崇汇班长汇报了这类想法,他热情支持。杨崇汇以后能当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高级职务,也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家乡革命传统的熏陶有关。 c、《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曾与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段雯主任一起在市社科联开会时,向段雯主任汇报过盐亭本土1934-1935年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西山坪事件”,后被国民党砍头,又被解放后定为“叛徒”问题。如《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说:何登甲“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这是我们向刘文传先生反映过的事──我们1980年代还在盐亭县科协时,因工作与盐亭县农学会有联系,一次偶尔与盐亭县农业局办公任朝洪主任谈起1934年盐亭“西山坪事件”,任朝洪称何登甲是他的姑父说:何登甲被国民党砍头后,全家灭口很凄惨──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出走流浪,生死未知。他希望组织为盐亭本土1934-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就义的共产党人,又被今天定为“叛徒”解开疑难。 但据刘文传先生转达段雯主任的话说:“翻案证据缺乏”。其实党史办自己写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简称《盐亭党史》)和《中共绵阳市志》(简称《绵阳党史》)两书自身就是揭秘的“证据”──从两书的《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和记叙中,把有关1921-1936年间盐亭籍在革命中牺牲定为的“烈士”,和在盐亭本土的中共地下党县、区负责人被定为“叛徒”的人各列一张表,以此对照此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控制指挥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中共四川省委、县委的出轨行为,和被张国焘等定为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09-1984,四川达州宣汉人)两次被捕的诡异,是揭题“盐亭学”、“重庆学”和“上海学”最为诡谲的证据材料。 从《白鹿原》一书写作者母亲的朋友“白灵”──一位优秀、忠诚的女共产党,在党内斗争中被活埋。而白灵的哥哥,却对解放县城时帮他参加革命的“黑娃”──白家曾经的长工,后来参加共产党,指挥解放县城的真正革命者,诬陷杀过共产党而在解放后被误杀──《白鹿原》虽然是小说,但和《三体》科幻小说一样,是文学反映“暴露组学”。与此不同,段雯主任说的“翻案证据缺乏”的逻辑,是如今写在党史书报和官网的,是把汪克明和张秀熟等活下来的在1936年前大革命时期敌人监狱的不正常表现说成“传奇”:逻辑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身份,宣传正能量的,就不一定被屠杀;在解放后也有好工作。但与他们共事的如王右木、杨闇公和袁诗荛等烈士,就没有这样“幸运”。 d、而余国政的“幸运”,是活下来能自己说清楚自己──我们认识余国政,是1981年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不久我们偶然遇到了余国政(1907-1996)。因为1980年代的盐亭县科协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两家隔墙开窗同用一个电话。余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我们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余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县委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我们问他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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