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创建的家业

母亲和她创建的家业（散文）张明军／文　　母亲去世了。　　按照她临终的遗言，我将她的骨灰送回老家，安放在老家那早以无人居住的空屋里。幸喜空屋的旁边还住着我二叔的一家人，他们为我照管着母亲为我留下的那幢穿木结构的小四合院的青瓦平房。　　我的老家在三峨山下大渡河边，隔河与小凉山交界的山谷中的一个小山村里，周围都是高耸着的大山。村子里那座小四合院的青瓦平房，便是母亲创建的家业，那是她毕其一生所建造的一座丰碑！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山里的农民。母亲是从大渡河那边小凉山地界嫁过来的。她嫁到我们张家来时，正遇家境贫寒。刚去世不久的祖父留下了一屁股烂帐，父亲因躲壮丁又常年在外。这样，就剩下母亲一人在家，种着几亩瘦瘠的土地。农闲时做些小生意，从河对面峨边的毛坪、老鸦溪买包谷背回来，又背着翻过三峨山到40里外的沙湾去卖。卖了包谷，往往又从沙湾买些大米、草席或盐巴背回山里来卖，以此赚得一点差价。这一买一卖，全凭人力背负，崎岖山路上每跨出的一步，都是重体力的透支和汗水的流淌。就是这样艰难换得的一点小钱，还时常在半途中被突然从山林中蹿出来的，脸上抹了锅烟的土匪劫去。尽管如此，到解放的前夕，母亲居然把祖父留下的债务全部偿还清了。但她却因过度的劳累而得下了肺气肿。她后来曾后悔说：“早知道要解放，何必那么劳累地急着去还那些帐，解放的时候还不是就一笔抹了，哪里会落下这一身的病？”　　解放后，母亲就一直酝酿着建房的念头。　　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建于清朝末年，梁柱檩椽均已腐朽，木板壁已被岁月风霜剥蚀得凹凸不平，且满是虫眼。特别是1958年搞公共食堂的时候，我母亲被派到公社敬老院当炊事员去了，我们的屋里被安排了另外三户居住较远的人家搬进来住了将近三年时间，房子破坏得很严重。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为了料理好我们那个家，母亲从敬老院辞职回来，正式开始筹划建房的事。但那时她也还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刚从困难时期过来，谁也不可能积攒得有钱。她在敬老院当炊事员期间，每月只有3元钱的津贴。庆幸的是她当炊事员没有被饿倒，每天三顿糙口的包谷饭也还算填饱了肚皮。如果她当时留在村里，说不定早就饿得得浮肿病，像当时好些人一样，倒下去就没有再站起来。　　母亲在敬老院当炊事员时是不可能积存钱的。因为除了每月3元的津贴外，敬老院的食堂基本上没有现金往来。粮食是老人们自己种的，蔬菜也全部是自己种的，猪是自己养来杀的，烧的柴火也是老人们自己上山砍的，唯一须用钱买的就只有盐巴，因为老人们自己造不出盐巴来，所以，炊事员的手是沾不到现金的。1961年冬天，母亲离开敬老院的那天，当时只有9岁的我亲自看见，她把那口伴随着她在敬老院里度过了三年困难岁月的樟木衣箱抱出房间，放在外面的阶沿上，打开，一件件地抖开里面的几件衣裳，让大家看，意在证明她并没有拿走敬老院的任何一件东西。　　母亲真正开始为着建房而拼命挣钱，是在从敬老院回家以后。那时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准许任何人做生意，偶有暗中为之者，发现后就要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坏分子抓去批斗，甚至判刑。人们要想挣钱，就只有靠在生产队里多出工，争取年终决算时能多进几个钱。父母亲便成年在生产队里出工，同时每年喂养两三头肥猪出栏卖给国家。农民的自留地虽然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但还保留着，母亲就靠着它种菜卖。但大山里的乡场上需要买菜的只有几十户居民，农民都不买菜，所以菜也卖不出价钱。然而，时间到1964年的时候，山里却迎来了一个机遇：成昆铁路在因国家经济困难停工5年后又开工了。成千上万的铁道兵开进山里来，部队的蔬菜需要量很大。母亲便紧紧抓住机遇认真地种菜。套种、轮作，那只有一亩面积的自留地一年四季从来没有过空闲。土地面积不够就往空中发展，她在自留地内的那根大核桃树下种了几株土耳瓜，土耳瓜的藤蔓就往树上爬。夏天，那核桃树上既挂满了核桃果，也挂着很多的土耳瓜。有时，是部队的司务长带着炊事班的战士，开着军车来到村外停下，那些战士亲自爬上树去摘瓜，摘下一大堆后就过秤，付钱，装车，然后开着车回去。土耳瓜给我们家带来了一笔收入。　　就这样，靠着出工、养猪和卖菜，母亲终于凑够了建房的钱，她要开始建新房了。　　按照她的设想，新房要建成一个四合院，东西南北各一厢。那是她为我们姐弟四人安排的。东边是我的，西厢房是我大姐的，南厢房是我二姐的，北厢房是我三姐的。至于他们双老，则打算将来轮流着到一个子女那里去吃一个月的饭。　　于是，母亲开始了建房的准备工作：到山上买木料，到山外买铁钉，到瓦窑上订购小青瓦。为了款待工匠，她特地喂肥了两头猪关在圈里。　　建房的那两个多月，母亲劳累到了极点。白天，她在那个拆了旧房的露天灶台上为工匠们煮饭，晚上，要照顾工匠们吃得酒足饭饱之后去休息了，她才慢慢地收拣碗筷，洗锅抹灶。之后，还得在工地上清理一下。夜深了，她才钻进那个搭在工地现场的临时窝棚里躺下。但每日晚上又不敢放心大胆地睡着，得提防着有人来偷木料。那时，我和三姐都还在山外的中学里读书。大姐和二姐那时虽然在家，但母亲对她们总是不放心，只让她们做些事务性的工作，一切都由她自己安排。那两个月，母亲几乎累得站不起来了，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三个月后，大厦终于落成了，果然是山里首屈一指的新房。刨得非常光洁的木板壁上安装着做工精细的木格花窗。楼板和地板都是合缝严密的衫木板，吊檐柱上还雕刻着龙凤的图案。整个新房散发着一股沁人肺腑的衫木的清香味儿。　　上大梁的那天，母亲特别穿了一件崭新的衣裳，头上也缠了一条乌亮的青纱帕子。乡亲们都来祝贺，还买了不少的鞭炮来放，响声惊天动地。几家近亲还送来了一块黑漆的楠木匾，上面刻着“华堂光耀”四个金色大字。母亲叫人把它挂到了正堂屋的大门上方。这一天，在乡亲们的啧啧赞叹声中，母亲满面春风，无尚光荣，这是她一生中事业的成功！　　但是，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母亲又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首先打破母亲良好愿望的是我的大姐和二姐。这时她们已经长大成人了。经人介绍，她们在山外的坝子上找到了婆家。于是，两颗心便飞到了山外。母亲希望她们都不要走，以后就招“驸马”上门，在她新建成的这幢新房里安居乐业。可是两个姐姐无论如何都不愿留下来。山外那便利的交通，新鲜的生活在强烈地诱惑着她们。母亲无奈，只得含着泪水，制些简单的陪奁打发了她们。接着便是我的三姐。她毕竟是到山外读过中学，见过外边的世界的，就更不愿意留在山里。经人介绍，三姐认识了山外坝子上的一个退伍军人，并在积极地准备结婚。母亲非常痛心，但也无奈。儿女们大了由不得父母。况且母亲也知道，女儿家都是别人的人，还是由她们自便吧！她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　　我自从到山外上中学开始，就立下了鸿鹄之志，希望读成书后能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干一番事业。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场风雨，却把我卷回了山村里母亲为我们建造的那个农家四合院里。我每天怅惘不安。而母亲却十分高兴，因为她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家业后继有人了。她为了使我不再产生非分的念头，便八方托人为我这个才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提说亲事，好几次逢场天，她将我拉到街子上和某个老太婆引来的腼腆的山里姑娘见面。然而，我仍旧没有动心。我爱我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课程，我爱我的那些书。　　当时的山乡里缺文化，全公社没有一个高中生，我仅是难得的几个回乡初中生之一。于是我便被叫到大队小学里当了一名记工分，另外每月领3元津贴的民办教师。1972年，我被大队和公社推荐，参加了当时乐山县革委在水口中学举办的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结束，我们就转正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身份的公办教师，分配到了山外的一所学校里教书。　　我很快在山外安了家。一个星期天，我专程回老家接我母亲到山外我的学校里来住，并叫她把山里那房子卖了，就跟着我安度晚年。谁知母亲听了这话突然大怒，说：“卖房子，你还有想的没有？你干脆把老娘也背去卖了算啦！”　　我从此就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说卖房子的事。就这样，母亲母亲一人在老家守着她自己创建的家业，只是偶尔才到我的单位里来小住几天。　　1983年的春天，母亲突然在家里重病不起。我闻讯赶回家中，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同意，将她送到山外的大医院里治疗。临出门时，她让我扶着她，在老家的房子周围转了一圈，最后才含着泪水上路了。　　母亲这次离开家就没有能够再回去。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之她那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无人继承的心病，竟使她的病愈加严重，最后死在了山外。临终前，她说：“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火化也可以，就是不准卖房子，你们要把我的骨灰盒放在家里的堂屋正中。”　　我向她一连点了三个头。　　是的，母亲，我理解你。我一定遵从你的遗愿，将你那座丰碑永远保存下去，以告慰你的亡灵……　　1994年

好朴实的文字，那次相会楼主在我的左边，印象深刻。

我是你曾经写过的陵南的同仁，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听说过你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你起码是一个思考者，而我对思考者是尊重的！

这样的母亲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