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泰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泰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5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虺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170年:1、浑沌氏(共7代),2、葛天氏(共4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17代),7、皇覃氏(共7代),8、启统氏(共3代),9、吉夷氏(共4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41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70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2070-1600年:1、禹,2、启,3、太康,4、仲康,5、相,6、少康,7、予,8、槐,9、芒,10、泄,11、不降,12、扃;13、廑,14、孔甲,15、皋,16、发,17、癸。 根据盘古王表,参照国际上对古埃及古王朝历史的分期,古埃及与古中华文明的对应是:①前王朝时期对应五方区系时期。②早王朝时期对应法天法地时期。③古王朝时期对应叩向自身时期。④第一中间期对应重铸烟火时期。⑤中王国时期对应立足山海时期。⑥第二中间期对应城邦之美时期。⑦新王国时期对应跃起中原时期。⑧第三中间期对应大同王土时期。⑨后埃及时期对应夏朝时期。 9、然而在解放前这些真实古史的科学方法的研究,得不到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承认,只能长期埋没于第三部门的极少数民间学者的脑中。对献身于嫘祖文化和经济建设者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等待,他们盼望中国的意识形态能向“先进治国”论方面转变。所以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作为立国之本,是具有鼓舞性的。同时“三个代表”又是辩证统一,三者之间是不可割裂的。 因为只有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也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即使滞后或贫穷的地区人口和面积占大多数,他们已被多次实践证明传承的是落后的东西,也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三个代表”与党的十六大要求的与时俱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精神也是相一致的。 “三个代表”之所以能在十六大确立,我们党也有过一个实践和认识过程。即面对中国的现实,造福于中国人民,在“穷则思变”上我们党的领袖们是一致的。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实事求是”;在合作化初期,根据实际还提出“穷棒子社”三个农民组织合作社,代表了5亿农民的方向。邓小平同志也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破除不符合实际的“两个凡是”之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为建立“三个代表”打下了基础。现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指引人民英勇奋斗,那么一切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成了每个人应自觉寻求和维护的东西。同时要和与此相悖的“落后治国”论的东西决裂,也就成为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10、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谈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影响最大的就是宣扬古希腊、古罗马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艺术。他说西方民族近代工业革命的发达地区,虽在英、法、德等国,但催发西方民族自强自信心的,却源于较英、法、德偏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山区的真实历史。在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英、法、德这些地方还很落后,有的还是不毛之地。只有沿海岸,由于早先的海盗及商贸经济,才造成有一些繁华的城镇。 但后来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商人及学者,到意大利半岛从已经败落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中,看到了西方民族曾经创建过经济和文化的辉煌,从而大大受鼓舞,增强了重建西方民族繁荣的自信心,从而掀起了一场前扑后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 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虽然不少志士仁人提出过实现民族复兴的口号,但最终没有在东方本土历史上找到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式的样板,说服和发动人民群众。例如,我们可以首选出秦朝、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来作样板吗?众所周知,这些朝代虽然也有许多辉煌的贡献,但却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遭到外邦落后文明的侵略,自顾不暇。 直到今天,有百位海内外华人学者,千呼万唤中华文明万年史都还没有回应。究其实,他们寻找的方位错了;在不真实的地方寻找真实的历史,怎么有结果?面对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我们何不拿起党的十六大的武器,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向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过时的习惯、势力、文本宣战。 例如一切落后的可见的文本类似山中贼,还是比较好分辨。但要破自己心中的贼,如传统“落后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在心中的沿袭,不服气,争功利等等,还是很难让人清除的。又如四川近一万年至五千年前存不存内陆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地质地理条件;古史研究应不应走出象牙之塔,同考古、地质、地理、气象、生物、生态,科考等多学科结合再作结论等,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而事实上中华古文化艺术不是简单的多元一体,平分秋色,各家说各家的。 三、文化艺术向经济求衡演变的实用之忌 当代的旅游经济模式,带动了文化艺术的生产是有目共睹的。游客每到一地,各种文化艺术工艺品都有推销,各种文化艺术作品都有登台演出。旅游人群的流动极大带动了文化艺术市场的发展。但文化艺术向旅游经济模式求衡演变,也有类似掌握实用的分寸问题。说穿了,不少从事文化艺术的生产或研究的人士或部门,主要还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经济上单纯看好收入的开发。当然这也没有错,而且实用的现实性力量是无穷的。具体到各个人,好处还百种千种。但再有钱的帝王、将相、党魁、名流,站在不实的地方,求真发掘其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出千本书,发表万篇文章,也无济于事。 1、例如,如果存在中华远古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遗存,这就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它既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不但需要国内知名学者参加,而且还应有国际的学者参与。资金的投入,不但需要政府大力支持,而且也要有民间和国际的参与。这才叫与国际接轨,也是世界其他古代文化艺术人类文明研究开发的惯例。 从这项国际贯例来看,它对我国的远古的民族文化艺术历史遗存与旅游经济结合的建设开发是有利的。在四川也有这方面的先例,这就是英国学者维尔教授在井研地区,对四川古井盐作了近十年的驻点系统研究。从维尔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大突破了四川省盐亭县本土学人对盐亭籍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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