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举溪河畔天垣场的故事

玉龙举溪河畔天垣场的故事

何开明王德奎

一、民族手工业花开贫瘠山乡人才辈出

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前后，出生在玉龙榉溪河畔这处贫瘠山乡的天垣场街上和乡下的孩子。童年和少年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有纪念的印象至今难忘，对后人也许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虽然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但到盐亭全县解放已经是1950年初了。那时我们虽人还很小，才5岁左右，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

其中，天垣场街上出名的中西医世家就有四处。一是天垣陈家河陈璧光先生开的药房和中医诊所，远近闻名。他的大儿子跟他管理药房，二儿子跟他学中医，也小有名气。1956年后公私合营，私人诊所纳入天垣公社医院，陈璧光先生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医生，仍然兢兢业业为群众看病，受人尊敬。特别是他带徒弟教出的盐亭县中医院院长的文国刚主任医师、先后任天垣公社和三河公社医院院长的杜礼培医生，对他评价也很高。二是天垣申家沟申用山先生，他的中医外科治疮、疗伤、接骨、拔火罐、医眼睛，样样得行。他的儿子申学燕，是盐亭县公安局消防队的队长。他的孙子申光芹，先后任天垣乡乡长和盐亭县财政局副局长。他的女婿何兴章，天垣申家湾人，抗美援朝时参加志愿军，在战场上手受伤，是退伍回乡的残疾军人。三是天垣文家观的文浩成先生，解放初就是有名的西医医生，在盐亭永兴乡当医院长多年。四是天垣赵家沟的赵锡伍先生和赵子南先生两兄弟，解放前就是天垣、永兴一带有名的中医医生。解放后在天垣乡医院当医生，不辞劳苦，任劳任怨；赵锡伍一直服务到1958年患食管癌去世。

再是天垣场街上的商铺，西边场口何洪元先生开的饭店，方便乡上乡下群众，待客周到，生意在公私合营前后都很火红。东边场口寇用山先生开的茶馆，解放前后都是客源满座。有时晚上还要开门说评书，请的是外地说大书的名家，所以乡下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也有带小孩来听的。逢年过节，天垣场街上有时白天连场唱川剧，夜晚还要耍狮子，舞长龙放火炮冲花，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农村，解放前后有寇家坡的榨油厂，董家河坝的烤酒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民族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现在绵阳市各县市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办的“科创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又小和又初级，但它是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生产自救”的实际产物。即使到1956年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后开始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天垣场90%的人变成农业户口，乡下私人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绝迹。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但农村合作社和农村公社化初期，和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期间集体办副业中，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仍然还利用过原有的有经验的农民和现存的工具，零星办过大队的榨油厂、造纸厂，做醋、做酱油、做红苕粉丝，派社员走村串户担着产品去叫卖，以解决生活困难。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类似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实践探索，对出生在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的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今天在绵阳市里有几位知名的企业家就是原玉龙天垣乡人，如在我们完小、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先生，他和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里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全工艺流传生产的口罩，其规模在川内算大的。

还有在天垣文家观出生长大，在天垣公社初中读过书的王运先高级工程师，原是绵阳新华内燃机厂的厂长，在2000年改制之后，又先后担任绵阳新华内燃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绵阳新华内燃机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以及担任新晨动力机械(沉阳)有限公司、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沉阳分公司、成都晨耀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和高管。2006年1月24日《四川日报》曾报道：2005年12月28日四川省第三届“杰出创新人才奖”在成都隆重颁奖，王运先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作为技术型管理专家，王运先有辉煌的成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在他的带领下，绵阳新华在车用发动机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他主持研发的多款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车用汽油发动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四项全国第一，打破了轻型汽车发动机技术由国外汽车公司长期垄断的局面。公司连续六年创全省机械行业利润第一、综合经济效益第一，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和四川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共和国轻型汽车发动机的“擎旗人”。

类似玉龙天垣人们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的实践，对周边玉龙各乡场也有类似的影响和联系。如玉龙三星场的王云白先生，原是盐亭县丝厂的老工人，他儿子是绵阳市氮肥厂的年青工人。丝厂和氮肥厂先后停办后，他和儿子在21世纪初就到南非打拼，在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前，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品，也干得不错。

二、天垣石龟碑与何拔儒的故事

在天垣场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修玉龙到五龙的公路时，还可见赶场或上学经过西面场口的石盘垭南侧山岩高出地面，有露出长约两米宽1米厚20公分不规则的硬石板；下到垭口“袖头山”脚半坡快与李家沟的小路衔接的山脚，石岩坡坪有露出约婴儿车大类似龟头和龟脖的石龟形状残缺的大硬石块。这两处景点，被天垣近邻的九龙著名学人何拔儒命名为：硬石板叫“盘母石”；石龟残缺状硬石块被考证为“石龟碑”遗迹。到20世纪90年代盐亭兴起嫘祖文化考古热，“盘母石”和“石龟碑”因与传说的“盘古王表”和玉龙祠窑坝盘古的故事有关，一下才被国内外的学者注意起来，但遗迹早挖遭质疑。

原来何拔儒1903-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拔儒1913-1917年又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陈润霖的孙子陈继先先生，2016年曾从长沙打电话告诉我们，他祖父与毛主席的交往。何拔儒嫁到盐亭三元江家的三女儿，有个在成都新华社工作的孙子，也曾打电话告诉我们，何拔儒家在解放后的境况。

从1950年到1989年退休都在盐亭玉龙区粮站当站长的石云龙先生，2020年9月26日发表在网上的《石云龙：说石家与甲骨文学者王襄之交》一文中说：中国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天津的王襄先生，与盐亭之渊源公开，是因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而起──《大观》书中石碑刻划符号拓片，就是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王襄先生，从他祖父四川盐亭石文星那里得来的。

石云龙站长说：王襄生在一个文物研究世家，1910年在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毕业，1913年又毕业于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曾在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盐务稽核所任职多年──曾在四川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盐务局任职时，盐亭县赵蕤故里葱柏嶺，属潼川府管辖。王襄既是盐务局稽查官员，故此才有“《大观》石碑刻划符号拓片，王襄老先生从四川盐亭县得来的”等语。石云龙站长说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保贵信息，因为它理顺了嫘祖故里在川北盐亭县是铁卷丹书，无可否认的事实。

另有说是经历各种风暴中的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天垣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山坪，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1925年天垣场兴场，据说就是何拔儒提出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

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我们小时候看见，楼下有柱子，正好拴猪、拴牛，就曾是人们作牲畜交易的地方。如此开放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

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绵阳晚报》2005年3月20日发表《百年海啸话嫘祖》一文介绍：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榉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何故？

我们知道大人们“口传”，最早是1950-1951年解放初，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那时我们也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们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火热，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天垣乡人民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乡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听说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时与其交谈，引出过额外的话题。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邓小平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盐亭龙潭周围地区群众革命情绪很高。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年3月间在盐亭高灯踏泥坝梅子坡、玉龙天垣宗峰寺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三、天垣场出现手工业与受革命教育有关

我们在家乡天垣场看到1950年刚解放初的手工业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能策划搞起的乡村土“工业园”、土“经开区”等实践，与1929年7月在天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类似受到的革命教育有关。

2021年8月7日《绵阳晚报》，发表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刘毅、胥江的《盐亭龙潭英烈：用鲜血浇灌沸腾的土地》一文中说：“1934年冬至1935年7月，红军主力北上后，在反动军阀疯狂镇压下，盐亭地下党、团组织以及进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何登甲、申秋成等被捕。何、申二人当场被绑押刑场杀害，被杀害者达20余人。他们为了盐亭人民幸福和翻身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2014年6月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到何拔儒的家乡盐亭九龙乡，采访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何拔儒的这位侄儿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何拔儒最先认知革命的经历是，1917年何拔儒受张澜召唤从长沙返回四川，1918年他到张澜的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开始能直白地与张澜私下讨论心中拥有的那张打造多元一体和平崛起的家乡建设实践的蓝图，以及把四川家乡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的办法。

再说2021年8月7日《绵阳晚报》刘毅、胥江的文章提到的“申秋成”，正是天垣申家沟的人。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407页的“第13篇党派群团-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共盐亭地下组织”下，开头“1、特支、支部：”就有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宏先任书记，余国政任组织，侯伯英任宣传；10月，成立天垣申家沟支部，书记申家成”。

2016年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中25页“申家沟党支部”一段说：“1927年7月范宏先在遂宁起义失败后回到盐亭，和余国政一起发展壮大组织。10月余国政到申家沟协助申信然工作，发展申秋成（1935年被国军党军地方团防杀害），又名申家成入团，建立了盐亭县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天垣申家沟党支部”。到1935年3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但受革命教育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乡土“工业园”、“经开区”的实践。再单就书报上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这个人物的名字考察，为啥还有“申家成”、“申信然”等名字分不清的混乱？

我们就是出生在“天垣申家沟”附近土生土长的人，深知其中之谜：我们两人的母亲，就分别出生在与“天垣申家沟”接壤的“天垣申家河坝”和“玉龙镇申家沟”的申姓人家里。因此从小就知道这里的山区农村，申姓的人家很多，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坝、湾，且申姓同名多名，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时段，间断出现在几个人身上；甚至同时出现相同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同时期在天垣乡对应的，我们知道的至少还有四个人，就出现全同名或交叉同名的情况。为什么呢？原来解放前天垣和玉龙镇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一般成年男性的名字，分“本名”和“号名”两个。

这是问老人才知道的。可见同族、同村，同名的现象，也不奇怪。也许正因为有这种同名不方便，有人又去把自己“本名”改名的。但也难避免同读音不同字的情况，以及别人到底是叫你“本名”还是“号名”，也是要依别人按各自的习惯行事。这对不是当地人，或者就是当地人而不是当事人，由于年龄不同，做事不同，也很难搞清楚的。

所以如果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了解，写“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的事情，就有混淆。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见过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申家湾的一个叫“申家成”的人，他人长得高大，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田地不多，类似“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工过的大户人家，强要兴场，说给干活，不建场兴市，你们不愿跑玉龙镇买猪肉，打工的吃肉都难；1955年他才死的。

我们还听说住在天垣新作坊的一个地主也叫申秋成，解放初才死，解放前在当地很有名气。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56页上说：1935年3月26日在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何登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何、申二人不同心协力反共清共、组织暴动以土匪犯上为借口，将二人当场抓捕，在高灯乡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

据口传这里申秋成（1904-1935）是一位共产党员，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4页说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又名申家成，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盐亭口传申秋成和何登甲作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队人，在《盐亭县志》、《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刊中，记载天垣乡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的历史，与当地口传的实际情况有没分清和弄混的类似情况呢？我们1970年回老家天垣就听到的一些事情是：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从县城传出的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中，在天垣解放前由于同乡同村同姓多名交叉的现象普遍，而一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群众，并不是一定要认真对证查实，想当然地图痛快，张冠李戴，弄错弄混淆的也有。“文革”后，这类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仍在继续任职。即使群众有反映，他们也并不想去理清。被弄错的人，也觉得国家整个大方向都好了，那些“不痛快的事”也影响不了个啥，加之那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也是熟人或沾亲带故的，也就不追究了。这对今天的书刊弄错，不免有影响。

玉龙榉溪河畔天垣场的故事

何开明王德奎

一、民族手工业花开贫瘠山乡人才辈出

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前后，出生在玉龙榉溪河畔这处贫瘠山乡的天垣场街上和乡下的孩子。童年和少年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有纪念的印象至今难忘，对后人也许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虽然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但到盐亭全县解放已经是1950年初了。那时我们虽人还很小，才5岁左右，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

其中，天垣场街上出名的中西医世家就有四处。一是天垣陈家河陈璧光先生开的药房和中医诊所，远近闻名。他的大儿子跟他管理药房，二儿子跟他学中医，也小有名气。1956年后公私合营，私人诊所纳入天垣公社医院，陈璧光先生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医生，仍然兢兢业业为群众看病，受人尊敬。特别是他带徒弟教出的盐亭县中医院院长的文国刚主任医师、先后任天垣公社和三河公社医院院长的杜礼培医生，对他评价也很高。二是天垣申家沟申用山先生，他的中医外科治疮、疗伤、接骨、拔火罐、医眼睛，样样得行。他的儿子申学燕，是盐亭县公安局消防队的队长。他的孙子申光芹，先后任天垣乡乡长和盐亭县财政局副局长。他的女婿何兴章，天垣申家湾人，抗美援朝时参加志愿军，在战场上手受伤，是退伍回乡的残疾军人。三是天垣文家观的文浩成先生，解放初就是有名的西医医生，在盐亭永兴乡当医院长多年。四是天垣赵家沟的赵锡伍先生和赵子南先生两兄弟，解放前就是天垣、永兴一带有名的中医医生。解放后在天垣乡医院当医生，不辞劳苦，任劳任怨；赵锡伍一直服务到1958年患食管癌去世。

再是天垣场街上的商铺，西边场口何宏元先生开的饭店，方便乡上乡下群众，待客周到，生意在公私合营前后都很火红。东边场口寇用山先生开的茶馆，解放前后都是客源满座。有时晚上还要开门说评书，请的是外地说大书的名家，所以乡下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也有带小孩来听的。逢年过节，天垣场街上有时白天连场唱川剧，夜晚还要耍狮子，舞长龙放火炮冲花，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天垣场乡下农村，解放前后办的有名气的烤酒厂有多家。如董家河坝酒厂、申家湾酒厂、董家山青龙嘴黄家酒厂等。而且解放后烤酒归国家统一管理后，这些酒厂里的20多名烤酒农民，很多收编为玉龙区酒厂、盐亭县酒厂、柏梓区酒厂的工人。申九常先生是解放后天垣乡的第一任乡长，因懂烤酒技术成为盐亭县酒厂的厂长，一直工作到去世。解放前后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还有寇家坡的榨油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民族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现在绵阳市各县市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办的“科创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又小和又初级，但它是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生产自救”的实际产物。即使到1956年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后开始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天垣场90%的人变成农业户口，乡下私人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绝迹。

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但农村合作社和农村公社化初期，和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期间集体办副业中，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仍然还利用过原有的有经验的农民和现存的工具，零星办过大队的榨油厂、造纸厂，做醋、做酱油、做红苕粉丝，派社员走村串户担着产品去叫卖，以解决生活困难。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类似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实践探索，对出生在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的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今天在绵阳市里有几位知名的企业家就是原玉龙天垣乡人，如在我们完小、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先生，他和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里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全工艺流程生产的口罩，其规模在川内算大的。

还有在天垣文家观出生长大，在天垣公社初中读过书的王运先高级工程师，原是绵阳新华内燃机厂的厂长，在2000年改制之后，又先后担任绵阳新华内燃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绵阳新华内燃机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以及担任新晨动力机械(沉阳)有限公司、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沉阳分公司、成都晨耀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和高管。2006年1月24日《四川日报》曾报道：2005年12月28日四川省第三届“杰出创新人才奖”在成都隆重颁奖，王运先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作为技术型管理专家，王运先有辉煌的成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在他的带领下，绵阳新华在车用发动机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他主持研发的多款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车用汽油发动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四项全国第一，打破了轻型汽车发动机技术由国外汽车公司长期垄断的局面。公司连续六年创全省机械行业利润第一、综合经济效益第一，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和四川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共和国轻型汽车发动机的“擎旗人”。

类似玉龙天垣人们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的实践，对周边玉龙各乡场也有类似的影响和联系。如玉龙三星场的王云白先生，原是盐亭县丝厂的老工人，他儿子是绵阳市氮肥厂的年青工人。丝厂和氮肥厂先后停办后，他和儿子在21世纪初就到南非打拼，在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前，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品，也干得不错。

二、天垣石龟碑与何拔儒的故事

在天垣场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修玉龙到五龙的公路时，还可见赶场或上学经过西面场口的石盘垭南侧山岩高出地面，有露出长约两米宽1米厚20公分不规则的硬石板；下到垭口“袖头山”脚半坡快与李家沟的小路衔接的山脚，石岩坡坪有露出约婴儿车大类似龟头和龟脖的石龟形状残缺的大硬石块。这两处景点，被天垣近邻的九龙著名学人何拔儒命名为：硬石板叫“盘母石”；石龟残缺状硬石块被考证为“石龟碑”遗迹。到20世纪90年代盐亭兴起嫘祖文化考古热，“盘母石”和“石龟碑”因与传说的“盘古王表”和玉龙祠窑坝盘古的故事有关，一下才被国内外的学者注意起来，但遗迹早挖遭质疑。

原来何拔儒1903-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拔儒1913-1917年又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陈润霖的孙子陈继先先生，2016年曾从长沙打电话告诉我们，他祖父与毛主席的交往。何拔儒嫁到盐亭三元江家的三女儿，有个在成都新华社工作的孙子，也曾打电话告诉我们，何拔儒家在解放后的境况。

从1950年到1989年退休都在盐亭玉龙区粮站当站长的石云龙先生，2020年9月26日发表在网上的《石云龙：说石家与甲骨文学者王襄之交》一文中说：中国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天津的王襄先生，与盐亭之渊源公开，是因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而起──《大观》书中石碑刻划符号拓片，就是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王襄先生，从他祖父四川盐亭石文星那里得来的。

石云龙站长说：王襄生在一个文物研究世家，1910年在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毕业，1913年又毕业于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曾在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盐务稽核所任职多年──曾在四川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盐务局任职时，盐亭县赵蕤故里葱柏嶺，属潼川府管辖。王襄既是盐务局稽查官员，故此才有“《大观》石碑刻划符号拓片，王襄老先生从四川盐亭县得来的”等语。石云龙站长说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保贵信息，因为它理顺了嫘祖故里在川北盐亭县是铁卷丹书，无可否认的事实。

另有说是经历各种风暴中的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天垣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山坪，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1925年天垣场兴场，据说就是何拔儒提出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

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我们小时候看见，楼下有柱子，正好拴猪、拴牛，就曾是人们作牲畜交易的地方。如此开放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

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绵阳晚报》2005年3月20日发表《百年海啸话嫘祖》一文介绍：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榉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何故？

我们知道大人们“口传”，最早是1950-1951年解放初，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何家湾有户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那时我们也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们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火热，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天垣乡人民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乡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听说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时与其交谈，引出过额外的话题。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邓小平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盐亭龙潭周围地区群众革命情绪很高。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年3月间在盐亭高灯踏泥坝梅子坡、玉龙天垣宗峰寺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三、天垣场出现手工业与受革命教育有关

我们在家乡天垣场看到1950年刚解放初的手工业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能策划搞起的乡村土“工业园”、土“经开区”等实践，与1929年7月在天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类似受到的革命教育有关。

2021年8月7日《绵阳晚报》，发表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刘毅、胥江的《盐亭龙潭英烈：用鲜血浇灌沸腾的土地》一文中说：“1934年冬至1935年7月，红军主力北上后，在反动军阀疯狂镇压下，盐亭地下党、团组织以及进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何登甲、申秋成等被捕。何、申二人当场被绑押刑场杀害，被杀害者达20余人。他们为了盐亭人民幸福和翻身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2014年6月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到何拔儒的家乡盐亭九龙乡，采访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何拔儒的这位侄儿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何拔儒最先认知革命的经历是，1917年何拔儒受张澜召唤从长沙返回四川，1918年他到张澜的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开始能直白地与张澜私下讨论心中拥有的那张打造多元一体和平崛起的家乡建设实践的蓝图，以及把四川家乡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的办法。

再说2021年8月7日《绵阳晚报》刘毅、胥江的文章提到的“申秋成”，正是天垣申家沟的人。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407页的“第13篇党派群团-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共盐亭地下组织”下，开头“1、特支、支部：”就有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宏先任书记，余国政任组织，侯伯英任宣传；10月，成立天垣申家沟支部，书记申家成”。

2016年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中25页“申家沟党支部”一段说：“1927年7月范宏先在遂宁起义失败后回到盐亭，和余国政一起发展壮大组织。10月余国政到申家沟协助申信然工作，发展申秋成（1935年被国军党军地方团防杀害），又名申家成入团，建立了盐亭县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天垣申家沟党支部”。到1935年3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但受革命教育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乡土“工业园”、“经开区”的实践。再单就书报上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这个人物的名字考察，为啥还有“申家成”、“申信然”等名字分不清的混乱？

我们就是出生在“天垣申家沟”附近土生土长的人，深知其中之谜：我们两人的母亲，就分别出生在与“天垣申家沟”接壤的“天垣申家河坝”和“玉龙镇申家沟”的申姓人家里。因此从小就知道这里的山区农村，申姓的人家很多，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坝、湾，且申姓同名多名，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时段，间断出现在几个人身上；甚至同时出现相同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同时期在天垣乡对应的，我们知道的至少有四个人，就出现全同名或交叉同名的情况。为什么呢？原来解放前天垣和玉龙镇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一般成年男性的名字，分“本名”和“号名”两个。

这是问老人才知道的。可见同族、同村，同名的现象，也不奇怪。也许正因为有这种同名不方便，有人又去把自己“本名”改名的。但也难避免同读音不同字的情况，以及别人到底是叫你“本名”还是“号名”，也是要依别人按各自的习惯行事。这对不是当地人，或者就是当地人而不是当事人，由于年龄不同，做事不同，也很难搞清楚的。

所以如果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了解，写“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的事情，就有混淆。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见过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申家湾的一个叫“申家成”的人，他人长得高大，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田地不多，类似“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工过的大户人家，强要兴场，说给干活，不建场兴市，你们不愿跑远路玉龙镇买猪肉，打工的吃肉都难；1955年他才死的。

我们还听说住在天垣新作坊的一个地主也叫申秋成，解放初才死，解放前在当地很有名气。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56页上说：1935年3月26日在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何登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何、申二人不同心协力反共清共、组织暴动以土匪犯上为借口，将二人当场抓捕，在高灯乡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

据口传这里申秋成（1904-1935）是一位共产党员，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4页说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又名申家成，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盐亭口传申秋成和何登甲作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队人，在《盐亭县志》、《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刊中，记载天垣乡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的历史，与当地口传的实际情况有没分清和弄混的类似情况呢？我们1970年回老家天垣就听到的一些事情是：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从县城传出的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中，在天垣解放前由于同乡同村同姓多名交叉的现象普遍，而一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群众，并不是一定要认真对证查实，想当然地图痛快，张冠李戴，弄错弄混淆的也有。“文革”后，这类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仍在继续任职。即使群众有反映，他们也并不想去理清。被弄错的人，也觉得国家整个大方向都好了，那些“不痛快的事”也影响不了个啥，加之那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也是熟人或沾亲带故的，也就不追究了。这对今天的书刊弄错，就是不免的影响。

玉龙榉溪河畔天垣场的故事

何开明王德奎

一、民族手工业花开贫瘠山乡人才辈出

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前后，出生在玉龙榉溪河畔这处贫瘠山乡的天垣场街上和乡下的孩子。童年和少年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有纪念的印象至今难忘，对后人也许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虽然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但到盐亭全县解放已经是1950年初了。那时我们虽人还很小，才5岁左右，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

其中，天垣场街上出名的中西医世家就有四处。一是天垣陈家河陈璧光先生开的药房和中医诊所，远近闻名。他的大儿子跟他管理药房，二儿子跟他学中医，也小有名气。1956年后公私合营，私人诊所纳入天垣公社医院，陈璧光先生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医生，仍然兢兢业业为群众看病，受人尊敬。特别是他带徒弟教出的盐亭县中医院院长的文国刚主任医师、先后任天垣公社和三河公社医院院长的杜礼培医生，对他评价也很高。二是天垣申家沟申用山先生，他的中医外科治疮、疗伤、接骨、拔火罐、医眼睛，样样得行。他的儿子申学燕，是盐亭县公安局消防队的队长。他的孙子申光芹，先后任天垣乡乡长和盐亭县财政局副局长。他的女婿何兴章，天垣申家湾人，抗美援朝时参加志愿军，在战场上手受伤，是退伍回乡的残疾军人。三是天垣文家观的文浩成先生，解放初就是有名的西医医生，在盐亭永兴乡当医院长多年。四是天垣赵家沟的赵锡伍先生和赵子南先生两兄弟，解放前就是天垣、永兴一带有名的中医医生。解放后在天垣乡医院当医生，不辞劳苦，任劳任怨；赵锡伍一直服务到1958年患食管癌去世。

再是天垣场街上的商铺，西边场口何宏元先生开的饭店，方便乡上乡下群众，待客周到，生意在公私合营前后都很火红。东边场口寇用山先生开的茶馆，解放前后都是客源满座。有时晚上还要开门说评书，请的是外地说大书的名家，所以乡下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也有带小孩来听的。逢年过节，天垣场街上有时白天连场唱川剧，夜晚还要耍狮子，舞长龙放火炮冲花，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天垣场乡下农村，解放前后办的有名气的烤酒厂有多家。如董家河坝酒厂、申家湾酒厂、董家山青龙嘴黄家酒厂等。而且解放后烤酒归国家统一管理后，这些酒厂里的20多名烤酒农民，很多收编为玉龙区酒厂、盐亭县酒厂、柏梓区酒厂的工人。申九常先生是解放后天垣乡的第一任乡长，因懂烤酒技术成为盐亭县酒厂的厂长，一直工作到去世。解放前后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还有寇家坡的榨油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民族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现在绵阳市各县市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办的“科创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又小和又初级，但它是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生产自救”的实际产物。即使到1956年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后开始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天垣场90%的人变成农业户口，乡下私人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绝迹。

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但农村合作社和农村公社化初期，和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期间集体办副业中，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仍然还利用过原有的有经验的农民和现存的工具，零星办过大队的榨油厂、造纸厂，做醋、做酱油、做红苕粉丝，派社员走村串户担着产品去叫卖，以解决生活困难。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类似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实践探索，对出生在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的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今天在绵阳市里有几位知名的企业家就是原玉龙天垣乡人，如在我们完小、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先生，他和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里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全工艺流程生产的口罩，其规模在川内算大的，也为前后两次抗击非典和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作出了贡献。2020年黄斌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他们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被评为绵阳市先进企业。

还有在天垣文家观出生长大，在天垣公社初中读过书的王运先高级工程师，原是绵阳新华内燃机厂的厂长，在2000年改制之后，又先后担任绵阳新华内燃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绵阳新华内燃机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以及担任新晨动力机械(沉阳)有限公司、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沉阳分公司、成都晨耀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和高管。2006年1月24日《四川日报》曾报道：2005年12月28日四川省第三届“杰出创新人才奖”在成都隆重颁奖，王运先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作为技术型管理专家，王运先有辉煌的成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在他的带领下，绵阳新华在车用发动机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他主持研发的多款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车用汽油发动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四项全国第一，打破了轻型汽车发动机技术由国外汽车公司长期垄断的局面。公司连续六年创全省机械行业利润第一、综合经济效益第一，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和四川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共和国轻型汽车发动机的“擎旗人”。

类似玉龙天垣人们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的实践，对周边玉龙各乡场也有类似的影响和联系。如玉龙三星场的王云白先生，原是盐亭县丝厂的老工人，他儿子是绵阳市氮肥厂的年青工人。丝厂和氮肥厂先后停办后，他和儿子在21世纪初就到南非打拼，在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前，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品，也干得不错。

玉龙榉溪河畔天垣场故事

何开明 王德奎

我俩分别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前后，出生在玉龙榉溪河畔贫瘠山乡天垣场街上和乡下的孩子。现在虽已过古稀之年，但童年和少年时的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关天垣的人和事更让我们永世难忘。

一、天垣石龟碑与何拔儒的故事

现在编写的地方志，说天垣是1935年兴场，因开场那天当月望曰，冰轮皓洁，遂取“圆”的谐音定名为天垣场。这只是现实的传说。

天垣地居形似馒头的半山坪上，旧时虽属通玉龙镇要道，但离周围玉龙、五龙、三河等场镇都有五公里以上的距离，何以兴场？在我们家乡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与著名学人何抜儒以及在天垣发现的石龟碑相关。

在不通公路的上世纪50年代，家乡人们到天垣赶场途经西面场口的石盘垭时，还可看到垭口南边的山岩上，伸出一张长约两米、宽1米、厚20公分，形状不规则的硬石板。下到垭口半坡与李家沟的小路相通处的“袖头山”脚处，躺卧着一处像婴儿车般大小的硬石块，形似龟头连龟脖子类似残缺的石龟形象。椐天垣地区民间的远古传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公元前2070年，接替舜帝登上王位，因念及家乡西陵氏人民曾经作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禹王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地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盘古王表龟碑，以记录从盘古到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所称的“盘古王表”。但千百年来，这只是人们茶余饭后，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

盐亭九龙乡何抜儒（1861一1955），榉溪珠瑙沟人。1952年被聘请为四川文史研究馆。1882年何抜儒考中前清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1902年何拔儒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日本留学，1906年在日本弘文师范毕业。留学归乡以后，他一生未做官，1907一1909年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敎（在此期间朱德曾就读此校）。1913一1917年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先后去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校任教（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就读该校）。后受张澜召唤，于1917年由长沙返回四川南充，在张澜开办的存古学校担任校长兼教习，常与张探讨教育革新，工业改革，古文明遗址保护等家乡建设问题。1918年以后曾任保宁中学校长，四川师范大学校监，一度名噪盐邑，誉满潼川。

1902年前天垣“袖头山”脚处的石龟碑和大石龟还较完整，榉溪珠瑙沟到天垣也不过七公里的距离，是到玉龙镇的必经之道，当何抜儒其发现天垣石盘垭的两处奇石景点后，如获至宝，并且一直对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並多方寻求解答玥匙，便多方考证。他通过实地对四川五千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及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研究，何拔儒最后认为这两处景点正是禹王所立盘古王表龟碑遗迹，硬石板就是“盘母石”，残块的石龟就是“石龟碑”，并据称发现了盘古王表上的文字遗痕。1902年何拔儒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携带临摹在手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希望和众多国际友人一起探讨、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何拔儒在日本，正是玛雅、爱琴、埃及、印度等古文明不断有新发现而震惊世界的时期。

有人说，中国上古文明无历史记载，何拔儒认为这是学不贯中西的人的短见。特别是他读到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把中国人的祖先从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首领都一一记录在案，他被感动和震憾了，决心把家乡5000年到8000年前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搞清楚。在此期间，通过潜心研究，何拔儒终于破译了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历朝君王名册。

回到四川以后，何拔儒时时关心家乡建设。为了传播中华上古文明的研究成果。何拔儒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1925年天垣场兴场，据说就是何拔儒提出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

天垣兴场的同时，在何抜儒的建议下，还修建了一座底层四周不设墙壁的戏楼，逢年过节时演戏，平时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我们小时候亲眼所见，戏楼下有柱子，正好拴猪、拴牛，是人们用作牲畜交易的市场，楼上就是开放式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不高，有钱的富家子弟可上楼学习，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传授给部分学者或教师，推荐他们到此楼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此外，何拔儒在考古研究过程中，还提出过许多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四川盆地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期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多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会设在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如果绵阳地区五千多年前的自然文化遗址不遭破坏，又有一批本土出生的杰出历史人才，绵阳就会是玌代当之无愧的“自然文化遗产”之地。

当然，何拔儒这些高谈阔论的猜想听起来有些玄幻，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受到主流历史学派的质疑，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掘，盐亭嫘祖文化考古热的兴起，梓江流域张家埧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又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把这些考古成果和许多民间传说结合起来分析，的确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传，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年轻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淡然一笑涚：“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

二、革命风雷激荡天垣山乡

在那黑暗的旧中国，国运衰微，内忧外患，社会矛盾积聚，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唤起民众，救亡图存，工运、农运和学潮风起云涌。

1991 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盐亭县志》追述：1929年10月成立中共盐亭地下党天垣申家沟支部，书记申秋成（又名申家成）。

另据2016年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关于“申家沟党支部”一段记载：“1927年7月范宏先在遂宁起义失败后回到盐亭，和余国政一起发展壮大组织。10月余国政到申家沟发展申秋成入团。之后发展为盐亭县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天垣申家沟党支部”。2021年8月7日《绵阳晚报》发表融媒体记者刘毅、胥江的文章《盐亭龙潭英烈：用鲜血浇灌沸腾的土地》。此文记载：“1934年冬至1935年7月，红军主力北上后，在反动军阀疯狂镇压下，盐亭地下党、团组织以及进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何登甲、申秋成等被捕。何、申二人被绑押刑场杀害，那时被杀害者达20余人。他们为了人民幸福和翻身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此文所说的申秋成就是出生于天垣申家沟的革命者。天垣与龙潭地域相连，他与何登甲是龙潭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

2021年7月11日《绵阳晚报》发表融媒体记者胥江 刘毅、胥江的文章《盐亭县九龙镇──悠悠榉溪河留下乡愁无限》。此文记载：“龙潭是盐亭早期革命斗争的根据地。1929年至1935年间，领导三台、中江、遂宁、盐亭四县的中共地下党三台中心县委就设在龙潭小学，中共地下党三台中心县委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共地下党三台中心县委前卫团’发源集训地正是龙潭衬境内的凉孔垭西山坪”。而1934年10月发生的“西山坪事件”却改变过革命进程。

1990年代盐亭县党史办江谓川主任写的《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是这样记述“西山坪事件”的：1934年10月，三台（潼川）中心县委决定在龙潭子附近的西山坪召开“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紧急会议，动员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抗捐抗粮斗争。开会当晚，中共地下党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赶到会场，情况却发生突变。汪克明的出现，是1934年5月同他的秘书、中共盐亭富村驿区委书记赵济舟，在盐亭城内喻殿臣的“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被捕。汪克明被敌人押送到三台“军学研究会”监禁，因赵济舟告密，汪克明身份暴露。但1934年6月敌人押送汪克明到绵阳的路上，他却择机潜逃回盐亭龙潭地区。1934年10月汪克明通知何登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到龙潭西山坪一个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当队伍集合到西山坪时，汪克明却迟迟没有到场。

何登甲、申秋成等游击队骨干讨论筹备召开会的内容，在等到汪克明时，会场门口传来枪声；汪克明被潜伏在会场外的敌人被捕押走。但国民党的保安团和县保安大队在石狗场龙潭西山坪，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了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由于与三台党组织联系中断，申秋成、何登甲带领的游击队坚持抵抗到第二天，在这个十分特定十分危难的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长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何拔儒在盐亭国民党县政府和县保安大队的关系，假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大队收编的条件，来解决脱围，让一些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的不是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以及一些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安全离开曾经生死与共的游击队，自谋生路。

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曾解释“西山坪事件”说：何登甲、申秋成等人1934年冬被敌人逮捕“叛变”后又“反水”，演变成1935年3月24日遭大屠杀的来历。据原盐亭县档案局赵天民局长说，他看过盐亭县档案局保存的有关何登甲、申秋成的13个卷宗。这13个卷宗看起来很多，但里面的纸张写的是毛笔字，字很大，一页没有多少字，像是口供。而有些卷宗保存可能烧毁了。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已经就义死了，而汪克明能活着到天年，还安排工作。

盐亭县党史记载：在盐亭的龙潭及周边天垣、五龙、三河、高灯等地发动农民运动，以抗捐抗粮抗债，破仓分粮，分配土地，迎接红军为号召，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武装“龙潭游击大队”，后改组为近三百人的“工农前卫团”，並有“抗捐大同盟”和核心农协组织的一千多外围成员及众多贫苦农民，与反动军警及凶残的地主武装民团展开斗争。此举牵制了军阀田颂尧，为策应红四方面军突破军阀的嘉陵江防线，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积极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风雷激荡着天垣这方沉寂的土地。在申秋成等先烈流血牺牲的土地上，擎旗自有后来人，一代代优秀儿女继往开来，矢志不移。从天垣胥家沟走出的胥树香将军（建国初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及众多英勇无畏，抗美援朝的天垣热血青年即是杰出代表。

三、天垣经济发展的新气象

新中国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但到盐亭全县解放已是1950年初了。那时，我们虽才5岁左右，但也看到了天垣场这条狭窄、长不足半里，20来户人家的小街和乡下的一些图景。

在天垣场小街上，最显眼的有董连周的调味品、董怀德家的染布、王永祥家的面粉加工等那时各地都可见到的民间小作坊。在天垣场乡下，董家河坝、申家湾、董家山青龙嘴等处办有烤酒坊。公私合营合作后，烤酒归国家统一管理，这些酒坊里的20多名烤酒技工，大多加入玉龙区酒厂、盐亭县酒厂和柏梓区酒厂，成为地方国营企业的主人。解放后天垣乡的第一任乡长申九常，因懂烤酒技术被调盐亭县酒厂当厂长。除酒坊外，寇家坡的榨油、何家坪的纺纱、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文家观的纺纱等小手工业也较红火。这类具备民族手工业性质的家庭作坊，虽然规模很小、产品不多或质量较差，但它是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为乡民服务方面。解放前后，天垣场街上有本土出名的中西医世家：一是陈家河陈碧光两代人开的药房和中医诊所，陈碧光的医术精湛，医德良好，最受玉龙、天垣及周边地区患者和病人家属的尊敬；二是申家沟申用山的中医外科治疮、疗伤、接骨、拔火罐、医眼睛，也很受当地人推崇；三是文家观的文浩成，西医方面有一定建树；四是赵家沟的赵锡伍和赵子南两兄弟的中医也很不错。1956年公私合营后，私人诊所关闭，陈碧光、申用山、赵锡伍和赵子南等成为天垣公社医院的骨干医生，文浩成调永兴公社医院当院长，陈碧光带出的徒弟文国刚后来成长为盐亭县中医院院长。

再就是天垣场街上的其它门店，如：西边场口何宏元开的饭馆，方便群众，待客周到，生意一直很火红，尤其是他的包子更有特色。东边场口寇用山开的茶馆，逢场天常常是座无虚席，有时晚上还要开门说评书，请的是外地说经典故事的名家。劳累了一天的农民，有的独自前来，有的带上小孩，边品茶，边听人说书，这也是乡下人的一种享受。逢年过节，天垣场街上有时白天连场唱川剧，夜晚还要耍狮子，舞长龙，放火炮和烟花，热闹极了。

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初期，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农村经济期间，国家允许集体办厂，天垣的社、队充分发挥有经验农民的积极性，利用传统工艺，零星办过榨油、造纸，醋酱、苕粉等副业。产品由集体安排社员走村串户叫卖，这为增加社队收入，解决农村社员的生活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想来，当年那些小手工业作坊、医疗服务等门店及老一辈从业人员，对天垣和玉龙人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解放七十多年来，他们的后代大多传承纯朴善良家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奉献在各条战线上，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有的依靠党和国家的教育培养，通过自身刻苦钻研，逐渐成长为行业的领军人物或技术骨干、高工、学者、专家，承前启后地为国家作出了较大贡献。其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王运先等。

革命星火燃山乡，穷乡僻壤卷怒潮。揭竿而起农奴戟，何惧魔鬼举屠刀。烈士英名永不忘，光辉业绩日月昭。万众一心跟党走，天垣人民效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