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临门一脚西来说秘史?

中华文明，临门一脚西来说秘史?

──波音：文明硬币的两面

波音教授

（前《世界遗产》杂志主编）

（摘自2022年6月14日观察者网）

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

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术、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

举个例子，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称号的。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青铜和家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它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峁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稍后青铜与家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力。为了共同防御敌人，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

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青铜技术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个趋势。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畜力和美味食物。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传说竟然也讲述了牛羊贸易的故事。根据《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商王有一个叫作王亥的先祖，与兄弟一起赶着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贵族谋财害命。

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欲为父亲报仇，但是实力不够，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终于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仇雪恨。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汇报目前本国的事项。上甲微显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经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传说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进行远距离牲畜贸易的情景，应该是符合当时北方地区部落交往实际情况的。

上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动荡的状态，各个部落之间既有和平的商贸往来，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见。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也能够读出那段动荡的历史。仰韶温暖期，本来是一段祖先们的快乐时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技术和物种不断涌现，广阔天地里的古人传播彼此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但是在距今约4500年前，北方地区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那种和谐社会土崩瓦解。从龙山时代的遗址看，聚落开始构筑坚固的环壕，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对外防御强邻骚扰，对内凝聚部落人心。北方地区陷入万邦林立的状态，相互之间征伐不断。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的转变？

显然，人口增长是重要的内因。进入龙山时代，可能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田的产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经得到充分驯化和种植，而小麦尚在赶来的路上，粮食增产在彼时彼地遇到瓶颈，人口激增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各个部落尽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彼此会为了争夺一块耕地、一块牧场甚至一处水源而发生冲突。

龙山时代的气候也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元凶之一。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温暖后，龙山时代已经处于大暖期的末期，气候变得波动起来，有时还会出现降温事件。气候波动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激发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机，求生欲驱使他们对外诉诸暴力，抢夺资源。

最终，气候变化推动了中华大地实现“临门一脚”，从一片乱世迈向了最早的中国。距今4000年前，不论是中华大地还是欧亚大陆，似乎都正在经历巨大的气候转变。比如我们谈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着长江上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宝墩文化都在同一时期衰落。

北方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辽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时走向了衰落。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积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这种巨大的转变，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原本东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种古文化都黯淡下来，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轮文化的明月。

（《无字史记：基因里隐藏的祖先秘史》

波音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出版）

新京报：我们经常会提到“丝绸之路”，你在书里却强调“草原之路”。你认为草原之路是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许多新技术、人群都从这条道路传输过来的。请问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吗？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草原之路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波音：草原之路走欧亚草原带，更加靠北方，从东西方交往来说，历史更加悠久；丝绸之路走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更加靠南方，从交往时间看，历史较为晚近。实际上，相比于草原之路，丝绸之路的路线更加艰苦一些。但是草原之路经常由于政权对立的缘故，不能被华夏文明的人所使用，比如汉匈大战的时期，草原之路中断，丝绸之路兴起。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有时候是此消彼长的，比如草原政权与华夏政权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的时候，丝绸之路就兴起了。在和平时期，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有利的路，有人走草原之路。有人走丝绸之路，有人走一段草原之路再选择一段丝绸之路，都是有可能的。

草原之路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在《无字史记》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证，包括青铜技术、铁器技术、战车技术都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我甚至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技术的输入，才让中华大地迈入了文明古国的阶段。很多动植物的品种也是从草原之路输入的，比如十分重要的马和小麦，以及羊和大麦，等等。在史前时代的发展来说，草原之路是更重要的。

新京报：你认为，“中华文明西来说”和“中华文明本土说”这两种观点都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没看到硬币的另一面。那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客观看待外来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波音：这个争论由来已久。民国时期，西方考古学家进入中国，做出了一些考古发现，这让中国人开始思考，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如何演变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交织在一起，那时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很多学者都在思考我们该如何救亡图存。所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人说，我们的文明是西来的，若我们现在去吸收西方文明的好东西，我们就能拯救自己；还有人说，我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要坚持我们本土文明，这样才会有生存空间。一方面，西来说和本土说是学术上的争论；另一方面，这种争论承载了当时很多人的政治情感。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西方的确向东方传输了很多东西，东方也向西方传输了很多东西。西方向东方输入了小麦和大麦，而东方向西方输出了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西方驯化了马牛羊，东方驯化了猪狗。文明、文化的输出是相互的，这就是我在书中强调的观点，我们不要只站在一个角度来看文明交流，而要看到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华文明是西来或本土的，客观上来说，中华文明是有交融的，它既有西来的成分，也有本土的成分。“走出孤岛，四海一家”部分总结了从基因看待祖先的几个结论。我们的祖先的确很伟大，但我们的祖先吸收了外界大量的技术和物产，才创造出了中华文明。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摘自2021年11月1日新京报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