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讨论]为藏民找钱袋 藏学家提出打造“走婚”景观

任新建的父亲任乃强是著名史学家，为后人留下《西康图经》、《藏康史地大纲》等多部藏学专著。生在康巴的任新建继承父业研究藏学，其著作荣获“华夏英才基金奖”并被译介于欧美。多年来，他深入藏区调查研究，为当地发展献计，为藏民谋划致富的路子。

　　情“种”雪域高原

　　由于长期生活在藏区，使任新建对藏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甘孜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

　　任新建认为，康巴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隅，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过渡地带，而甘孜则位于居康巴地区中心，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更是汉藏文化的会合点。

　　甘孜州的县任新建都跑遍了，他把藏文化中的歌舞、神话加以整理，深得藏民爱戴。在阿拉沟调研，常有野兽威胁，还必须忍饥挨饿，有几次，任新建在山上脚被扭伤，血压上升，有一次还险些跌入深渊。他到新龙县皮查乡调研，住在一位牧民家。这家人除几个孩子一头牛外，家徒四壁。夜里，睡在他身旁的老牛送给他一泡热尿“问候”，冻得他整夜难眠。临走时，他却把身上的毛坎送给了老妈妈，把包里的本子、笔送给了小孩。如何帮他们致富？从此，任新建便开始了苦苦求索。

　　帮藏胞寻找金钥匙

　　康定县塔公寺一喇嘛告诉任新建，他打算利用自己会藏、汉双语的优势当导游，并开发藏式工艺品。任新建受启发后便为当地拿出了“致富方案”：因地制宜，打好文化和生态旅游牌。

　　考察雅江县后，他提出，集中主打三个品牌──“走婚大峡谷、木雅风情、康巴汉子”，同时注册。雅江地处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门户区，旅游资源丰富，但不为外界了解，到这里的多是匆匆过客。因此，任新建认为，必须迅速提高这块宝地的知名度，形成大香格里拉旅游特色线，以大旅游造福全区，让藏胞大踏步奔向小康。他提出“旅游经济”策略，让“藏家乐”不断升温，藏胞的经济状况不断得到改善。

　　甘孜州社科联副主席贺先枣说，任新建见解独道，他用自己藏学的研究成果，为藏区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提供支持。他提出，鲜水河谷深处的扎坝人母系社会痕迹特别典型，家庭关系非常复杂，值得深研，同时，他提出了打造“走婚”景观，他的观点引起了各方关注。而今，甘孜州已打造出丹巴、道孚、雅江等风情旅游带，其思路被誉为发现了另一个“金矿”。

　　任新建先后写下了《康区与中原地区早期交往试探》、《论康区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论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历史作用》、《略论四川藏区传统文化的特点》等系列著作，他的可行性论证，强化了当地“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的意识。

　　任新建深情地说，中华民族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在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同胞血脉相连，呼吸相通。而和谐包容，共同富裕，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前不久，任新建作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与省康藏研究中心专家共同制定了《2006—2015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巴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其战略思考力透纸背。

注:任乃强先生的作品,应为《康藏史地大纲》

任乃强(1894--1989)
　 现代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字筱庄。汉族，四川省南充县人。民国4年 (1915)考入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到北平《晨报》馆工作。10年(1921)返回南充，协助张澜搞地方自治，任南充县实业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教务主任。后经胡子昂介绍，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用为川康边区视察员，他本人也有志于研究川边，于是便辞去在南充县所担任的各种职务，举家西迁。

民国16—17年(1927—1928)，任乃强首次考察川边，徒步走遍川边11个县，写出各县的考察报告，绘制各县地图，于18年(1929)从理化(今理塘县)返回成都。这次考察不仅激发了他对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民俗等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欲望，而且在瞻化县(今新龙县)与上瞻对甲日土司之女罗哲情措结婚，从而与藏区和藏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定下了专门从事康藏史地研究和川边经济开发的目标。同年被刘文辉聘任为本部(二十四军军部)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筹备四川内属各县经济建设事宜，并于此时开始撰写《西康图经》。24年(1935)秋，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后任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所长，兼授《康藏史地》课。27年(1938)底，为解决康区运输困难，创办了牧运公司。28年(1939)，西康省政府成立，受聘担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32年(1943)接受华西协和大学之聘，到李安宅主持的边疆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33年(1944)，随李安宅再次入康考察，后到凉山地区诸县考察，于34年(1945)返回华西大学。随后受聘为四川大学农学院专任教授，在此期间，募捐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创办发行《康藏研究》月刊。35年(1946)在成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0年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等领导人的委托，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计献策。后被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西南民族学院的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未停止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部学术专著，并于1960年开始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78年平反后，虽已85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写出《青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和《漫谈四川的黄金》两本专著，为四川藏区等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81年受聘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主持编撰《川边历史资料选编》，1986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1989年3月30日在成都去世，终年96岁。一生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藏学、民族史和四川地方史三个方面。藏学著作主要有《西康札记》、《西康诡异录》、《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西藏政教史鉴〉校注》、《英藏汉文对照康藏全图》、《川康藏农业区划意见》和《川边历史资料选编》等。是我国近代藏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他对康巴藏区的调查和研究，确立了他在藏学领域的地位，对人们认识康区社会历史，开发康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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