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亭老共产党人刘仰高之谜

盐亭老共产党人刘仰高之谜

──记优秀的红四方面军地下工作者刘仰高将军

陈云达（绵阳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

摘自赵良田转载麻辣社区盐亭论坛网

编者按：陈云达研究员的文中说：“旷继勋任洪湖红六军军长，刘仰高被任命为参谋长代理兼第二纵队长，参加红四军开辟川陕鄂三省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时他更名刘洪，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刘队长就是他的化身”。旷继勋和刘仰高参加过1920年重庆组织的共产党。1933年旷继勋被张国焘错杀。刘仰高之谜揭开的证据是：

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

而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重庆报告》说的1920年“重庆组织”有近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中，就有10多位是来自与盐亭存古学堂有关的人员。他们是：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王明经）、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人。

再是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王右木方案”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及预先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有关。2017年8月底中共江油市党史办等单位，在王右木诞辰130周年之际在开展资料征集活动。王右木在四川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将建立革命政权要坐实到有革命武装实践的运用，使他能在隐蔽的革命斗争中，深入观察自己队伍中的革命武装人物，指引他们在基层开展工农兵群众运动的工作。这中间王右木与他的好学生和好战友旷继勋，是最为长歌的动地诗之一。

王右木与旷继勋交往，结识交好于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期间。旷继勋从此受王右木的革命方略的影响，最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4年夏，王右木（1887-1924）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时“走失”，年仅37岁。

旷继勋（1895-1933），贵州省思南县继勋村张湾组人，汉族。少时只读过三年私塾，从小好动，爱弹跳，会骑马，练就了一副轻捷矫健的身躯。辍学后随父串乡摆摊卖药。1911年春，已会串乡摆摊卖药的旷继勋在16岁时，离开父亲随友人入川。1911年夏遇上保路运动，在秋天他就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听到范仲纯、吴玉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能发展生产力，盼望投身革命。但在四川保路运动流产后，1912年他只能投川军赖心辉部当兵，后又返回家乡。

王右木少时读私塾，后入县立登龙书院、府立匡山书院读初中。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数理科。王右木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已认识张澜、朱德（1886-1976）、邓绍昌（1886-1936）、袁焕仙（1887-1966）等在成都高等师范内外里的一些师生。参与四川保路群众运动洪流时，认识旷继勋。1914年王右木

在家庭殷实的大哥王初龄的帮助下，读完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时被选拔为官费生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他参加中国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结识李大钊，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神州学会。同时受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王右木获经济学士学位，返回四川家乡。

盐亭石牛庙乡的范仲纯与王右木一样，是明末清初为避战乱搬到大山区的殷实人家的子弟，1906年在父亲范炳南的影响下，范仲纯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人早稻田大学，范仲纯得以结识陈独秀。1913-1916年李大钊也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由于早稻田大学这层关系，先后李大钊、陈独秀也结识了范仲纯。1910年范仲纯学成归国后，加入1911年张澜等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认识范仲纯，了解到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中国同学陈独秀等的一些情况。所以王右木一到日本，就参加了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创办的“神州学会”。

1916年向往革命的旷继勋，19岁时再次毅然入川从戎。由于他机智勇敢，擅长策略，从一个普通士兵升任到排长。1917年王右木沿着李大钊、陈独秀和范仲纯等中国留学生的道路，开始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王右木留学毕业回国后，拒绝大哥王初龄让他参加省议员的竞选建议，坚持探索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层关系是，他与李大钊密切，而李大钊又与张澜有联系，所以1918年王右木从日本回国不久，就开始也与张澜联系。

旷继勋在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中营救张澜等领导人，就认识张澜。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军内后，也成了旷继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重要时期。1919年端午节后，王右木带着妻子儿女前往成都，受聘任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监。此期间王右木就开始与张澜商量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情。1919年旷继勋返川继续当兵，到1920年已升任连长。

此时经吴玉章、王右木、张澜介绍，旷继勋参加“重庆组织”。吴玉章和旷继勋是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领导荣县起义，旷继勋曾参加，两人都有武装斗争经历。所以在“重庆报告”中提到的革命武装，就与他们有关。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四川旬刊》，并代表成都地区共产党支部参加重庆1920年3月12日的共产党成立的大会。

此时看到过《新四川旬刊》的旷继勋，更加崇拜王右木，已把王右木当成老师。所以在重庆建党期间的相识，摆到过去的经历，旷继勋与王右木两人都有相恨离别太久之感。由于王右木有办刊经历，长于写作。所以当张澜在重庆建党会上，提醒有李大钊建议大会要给共产国际写报告的事情时，王右木就自告奋勇愿意承担写《重庆报告》。吴玉章、张澜等同志都很赞同。这次起草报告，杨闇公没有到场，还在日本。但他事先已向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说明要加入“重庆组织”，所以“重庆组织”的四位负责人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杨闇公仍被当选。1921年王右木在成都建立“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8月张澜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解散。王右木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上海组织”的信，转到陈独秀、李大钊后，他们就有委托王右木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之意。

因为参与编写申报“盐亭革命老区”的综合材料，2017年4月，我拜谒了巴中“红四方面军将军碑林”。碑林根据职务和贡献分为塑像、墓碑、碑林三个部分，当我看到盐亭人刘仰高将军的墓碑，紧挨着曾任西南区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时，心情非常激动。

回县后，读了刘泰焰先生写的《刘仰高小传》，更是感动不已。曾多次与同事谈及，若刘仰高不从事地下工作，而到抗日前线，建国后，至少是解放军中赫赫有名的将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将刘仰高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共同缅怀那些在地下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新中国的建立默默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们。

刘仰高，原名刘天元，曾用名刘鸿、刘洪。1893年7月22日生于盐亭县城南街96号。1912年考入四川陆军学堂，毕业后被编入川军刘存厚的第四师十六团，参加松潘平叛和“护国讨袁”战争有功，升任司务长。1921年随邓锡侯部南下转战驻眉山，娶妻张氏，生女文惠。在军阀混战中，因战功逐级升迁至少校营长。1925年随邓锡侯部陈书农征伐川东，攻下合川后，升为中校营长并获高额奖金。刘仰高告假回乡在盐亭城东白塔沟买田置地、修建房屋，又在大河边买了果园，供养母亲和弟弟。

1926年10月驻守合川的黄慕颜率部参加由刘伯承指挥的“顺沪起义”。12月陈仲弘（陈毅）来合川任陈书农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开展“兵运”和改造旧军队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在这期间，刘仰高逐渐接受了马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四川反动军阀响应蒋介石制造“宁汉合谋”，中共合川县委解体转入地下。10月，中共重庆临时省委派范纪曼到合川恢复党组织。1928年7月，由中共合川县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范纪曼介绍，时任国民党川军中校营长、合川征收局局长的刘仰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有人向陈书农告发刘仰高有亲共嫌疑，陈书农借故改编队伍，给刘仰高一笔钱，逼他离开军队。刘仰高受中共合川县委委派到成都从事工运学运工作。刘仰高在成都梨花街买了房续娶妻子龚玉清，先后有了两个女儿，取名文锦、文瑰。

1929年，受省委派遣，刘仰高到驻守遂宁的川军二十八江防军，协助任第七混成旅旅长的共产党员旷继勋组织武装暴动，不久罗世文等同志也来到该部。6月29日，该部3000余人在遂蓬边界大石乡牛角沟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共四川省的第一支武装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邹进贤）任特委书记，王金铭任总参谋长，刘仰高任副总参谋长。转战中，刘仰高以刘鸿之名兼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6月30日，率部攻下蓬溪县城。7月1日，离开蓬溪经西充、南部转战仪陇、营山、渠县、大竹、梁平、达县等地。7月30日攻打达县猫儿寨受阻，部队伤亡惨重，给养严重不足，出于长期考虑，罗世文与旷继勋离开部队，不久部队在攻达县万家坝碗厂沟时，在云雾山一带被敌击散，余部由第一师副官何镛率领到达县投奔军阀刘存厚。

刘仰高挥泪离开部队回成都向省委汇报失败经过。不久省委派刘仰高到上海中央军委周恩来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培训结束后，受命赴洪湖苏区，筹备成立红六军。因为刘仰高熟悉旧川军内情，在川军中有一定人脉。一个月后，中央派汉口代表到洪湖指示刘仰高到湖北省及达县做川军和陕军的“兵运”工作，策动军队哗变，由于时机不成熟，又被叛徒告密，刘仰高只得重回洪湖苏区。

1930年仲春，曾任遂蓬起义总指挥旷继勋任洪湖红六军军长，刘仰高被任命为参谋长代理兼第二纵队长，参加红四军开辟川陕鄂三省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时他更名刘洪，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刘队长就是他的化身。1930年6月，刘仰高因病回成都疗养，不久省行委通知他参加广汉兵暴的组织工作。中央派苏雁秋、程子健、廖恩波、刘连波等前往协助，刘仰高被任命为前敌副总指挥，后行动委员会改组，刘仰高任总参谋处长，同年10月28日，暴动士兵占领广汉县城，成都反动军阀即派重兵镇压，29日起义部队撤离广汉，转战什邡、绵竹，终因寡不敌众，坚持不到一星期，便被迫解散。

1931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迁成都，程子健任书记。6月，罗世文任书记，程子健任省军委书记，刘仰高任二位书记的地下交通员。后接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指示，回老家盐亭筹建成都至三台经盐亭、南部到巴中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刘仰高担任省委书记罗世文与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刘仰高卖掉成都梨花街住房，将大部分经费交地下党组织使用，带上妻女回盐亭住在城东白塔沟家中。托故旧安排妻子教书，女儿从学，自己则以国军中校营长的资格，积极参与地方名流、哥老会组织、地方军政活动。被选举为县保安大队长，以此身份作掩护，成功地将中共盐亭特别支部书记虞国正派遣的共产党员虞永清等人安排在保安大队中，协助自己开展地下交通线的工作。

1932年，红四方成军开辟通（江）南（江）巴（中）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派二十九军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移驻三台，面对残酷形势，刘仰高冒着被暴露的危险做田颂尧派驻盐亭军队的策反工作。4月，中共三台中心县委派胡曼石来盐，传达指示，在盐亭发动兵变，计划成立川北红军第二游击队，由刘仰高任指挥员，翁国强任参谋，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任前委员会书记兼政委。筹划暴动的关键时刻，田颂尧突然增兵盐亭，暴动暂缓，但刘仰高仍成功说服派去进攻川陕苏区的一个机枪连，在红军阵前缴械逃散。

因为有刘仰高保护，6、7月间三台中心县委决定迁来盐亭龙潭子，盐亭成立了中共盐亭县委。秋天，四川省委为了输送党员干部去苏区以巩固川陕苏区，刘仰高奉命掩护过境，盐亭交通站就设在他家里。8月，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奉调苏区，与中央派驻苏区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及中央交通员杨德安（化名王治奇）一道去苏区，经盐亭时，三人就住在刘仰高家里。冬天，省委委员刘连波往阆中经盐亭，也在刘仰高家中住了几天。至此以后，这条交通线先后护送了200多名领导干部及专业人才到苏区工作。这年冬季，国民党军阀利用叛徒特务大举清共，盐亭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正月下旬，打入敌二十九军的同志向省委密报刘仰高已暴露的消息，省委马上通知刘仰高转移到成都。带妻女租住在少城附近的仁厚街，生活十分艰苦。

“西安事变”后，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响应“联合抗日”号召，主动派人与共产党联系。刘仰高受委派移驻成都附近的陈书农（已升军长）部下（原驻合川时已升师长）的林翼如手下任副官，到林部驻地崇庆县元通场负责军事训练。因刘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林“怕他把队伍拉跑了”在第二年秋辞退了他。1937年7月，罗世文回成都，恢复省党组织活动，刘仰高担任罗世文的地下交通员。

1938年2月15日，省委派刘仰高护送一批学生去西安转延安，随带四川省工委《关于组织情况致中央的详细报告》，安全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面交给林伯渠。因当时四川工委归长江局领导，西安办事处则派刘仰高转赴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即长江局驻地），林伯渠想安排刘仰高在长江局工作。3月7日，四川省工委给驻西安的林伯渠一封并转党中央的信，信中写道：“我在二月十五日即派刘仰高同志作交通，送来详细报告，但至今未得回音，不知收到否？甚念，刘仰高同志要即刻派回，不到长江局去（我们另派人去）。”

刘仰高得到通知，即从汉口携运《新华日报》夹杂在书籍中回成都，转交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尔后，刘仰高受组织派遣到四川军阀队伍中做从抗日前线打散回来的军官和士兵的编余工作，将他们招募到新兵队伍中去，成为抗日后备武装。其时，川康绥靖公署上校军务科长闵诚受蒋介石收买，在成都东大街永诚旅馆招募编余士官，组织“川康人民联合抗日义勇军”。刘仰高联络到的一批士官，有不少人受蒙蔽，集体报名加入，未征得刘仰高同意，就推荐他作分队长。因为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军与四川军阀相互倾轧的产物，所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命成都警备司令部予以破获。刘仰高在对该组织毫不知情、来不及向省工委报告的情况下，于7月10日凌晨被捕，关押在正府街川康绥靖公署军人监狱，经受严刑拷打，始终不出卖党组织。

8月初，绥靖公署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犯”判处闵诚死刑，判处刘仰高等人有期徒刑15年。党组织对刘仰高的不幸被捕非常关心，曾派人送柴米资助刘仰高妻女生活，并安排她们去延安。刘妻龚玉清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也为了随时探望刘仰高，拒绝党组织安排，托朋友介绍到广汉农村教书谋生。1939年6月日军飞机轰炸成都，监狱疏散郊外，刘仰高即与亲人和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

在狱中，他始终坚信共产党人的信念，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以一个普通旧军人的身份参加狱中反饥饿，要求开展体育运动的斗争。1947年“重庆谈判”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要求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当局发布大赦令，刘仰高终于重获自由。10年罹难，使他的双眼半瞎，两腿麻木，步履艰难。但他在蓉城奔走，寻找党组织及妻女无果后，只好到已嫁到温江的大女儿家里要了点盘缠，孤身返回盐亭。

回盐后，已是人亡家破，老母亲和两个弟弟已经去世，房屋已卖，刘仰高只得到城南刘家桥大舅母谢氏家住下，每日拖着病体开荒种点小菜变卖糊口。1950年，盐亭解放后，刘仰高立即向地方党组织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县公安局当即吸纳他作侦察员。他常拄着拐杖下乡办案，在玉龙镇抓获大恶霸郭汇川。分得了土地房屋后，在政府的关怀下，在广汉乡教书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回到了盐亭，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在狱中“脱党”的问题，县公安局只好下放他回家当农民。在离开工作岗位时，刘仰高平生第一次流下了伤心的泪。从1950年起到1965年，刘仰高多次向党中央写信申诉，要求审查自己的历史，恢复党籍。

1965年省委作出了答复，并指示盐亭县委承认刘仰高过去的光荣历史和对革命的贡献。刘伯承、程子健、刘连波等中央和四川地方领导曾亲笔证实刘仰高申诉的事实，地方政府对他的生活给予关怀，但未予恢复党籍。在此情况下，刘仰高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身残，坚持劳动，自食其力，经济上从不向党和政府提要求，还经常写信给入了团、入了党的两个女儿，告诫她们体谅国家的困难，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他劳动之余，经常到县文化馆的阅报栏了解时事。1966年冬，因病残，无法独自生活，女儿、女婿们报经省委有关部门批准，刘仰高迁往成都在军区疗养。

1968年初秋的一天，刘仰高突然失去知觉倒下了，醒来后自知大限将至，他留下的唯一遗言就是叮嘱女儿、女婿，继续向党组织请求恢复他的党籍。8月6日，刘仰高抱着那颗没有停止追求的心走完人生旅程的75个春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中共盐亭县委受省委指示，派党史办刘泰焰等同志费时年余，历八省一市，行程二万余里，终于查清刘仰高的问题，写出书面报告呈送绵阳地委和四川省委审查。1985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批示：“省委同意恢复刘仰高1928年7月的党籍。”

参与调查的刘泰焰同志，被刘仰高坚守信念、生死不渝的优秀品质感动，结合手中的材料写成《刘仰高小传》。我满怀敬仰之心，从《刘仰高小传》及其调查材料中摘出此文，希望我们的后一代记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特别是地下战线的同志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若有剧作家们想将刘仰高同志的英雄事迹搬上银幕，刘泰焰同志、盐亭县党史办以及刘仰高的后代们将会提供详实的材料。

（绵阳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陈云达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