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寨日落──明正土司的兴衰

　　明正始祖──阿旺坚参

太阳下山了，淡灰色的薄雾在山谷中弥漫开来。从公主桥上望去，炉城浸沉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子耳坡下的明正土司官寨，渐渐变成了隐隐约约的轮廓。明正老爷坐在卡垫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他些微抬了抬手，仆人以为土司老爷要喝茶，赶忙躬身递上茶碗。土司一摆手，仆人又倒退几步，侍立一旁。仆人知道这一向老爷的心情格外不好，自从赵大帅在炉边改土归流以来①，康区众土司的日子便不好过了。
　　赵大帅即赵尔丰，素以杀人如刈麻着称，汉人呼为“赵屠户”。他任四川永宁道道尹时，古蔺的哥老会起义反清，赵尔丰亲自带兵征剿，不论男女老幼，捉到就杀，凡八阅月，三千多无辜群众惨死在赵屠户的屠刀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巴塘藏族掀起反洋教斗争，杀死驻藏大臣凤全，赵尔丰率兵“剿办巴塘七村沟，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的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风全”⑴。到了宣统三年三月，赵尔丰升为四川总督后，立即带着他新练的边军“阅边”。他同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一道，自巴塘出发，经白玉绕道康北，沿途收缴了关外各地土司的印信号纸，一举驱逐了瞻对藏官。六月二十日，赵大帅从关外来到打箭炉，在他的兵威下，一向恭顺朝廷的明正土司，呈缴了印信号纸。

在康区，明正为四大土司之首，早在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便接受中原王朝的敕封。那时明军征滇，长河西土酋阿旺坚参聚十八路头目，在打箭炉设帐供应夫差，积极为明军征调马匹，转输粮饷。于是朝廷以“从征军功”授予阿旺坚参“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之职，颁铜方印一颗。从此正式确立了长河西在打箭炉地区的统治，世代相袭，延绵了500多年。自从赵尔丰实施改土归流，如今的土司，只剩下落日的最后一抹余辉了。

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王朝在统一了边疆民族地区后，对各部落首领授以官职，世代相袭，各自统辖其地，谓之“羁縻州”。这些羁縻州部落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只臣服于中央王朝，这便是土司制度的雏形。宋承唐制，亦有羁縻州的设置。到了元代，为了“招谕西番诸酋长以其民入附”，自中统元年至至元十一年（1260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用了14年的时间，招抚黎（今汉源）、雅（今雅安）、碉门（今天全）、鱼通（今康定鱼通）、岩州（今泸定岚安）等地藏民，设置了“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对当地各部落酋长授以世袭官职，实行“土官治土民”的政策，“管辖沿边西番诸族”。这种局面维持了大约一百年，相安无事。当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穿上龙袍以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亦大为加强。据《明史》记载：“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俱给印诰，传以为信”（《明史》卷九十）。这种“因俗以治”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长河西等土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了发展，按时遣使来朝。明太祖则赐以文绮、丝帛、银锭、衣物等等。这种关系的改善，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经济的交流。

明代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所领之地，据史书记载，大致包括现今的泸定冷碛、康定鱼通、道孚县协德乡一带的广大地域。所谓“长河”，就是大渡河，长河西即大渡河以西。有的学者说：“系指金沙江以西之地，即古之牦牛国也。”（刘赞廷：《康定县图志·序》），其实这说法与史实不符，牦牛国的地域从未扩展到金沙江以西。鱼通，即现今之康定县鱼通区；至于“宁远府”，即元代时设在泰宁（今道孚县协德乡）的“合达土城”。明代也设有宁远府，但不是泰宁的合达城，而是大渡河畔的泸定冷碛。那时打箭炉尚未建城，还是一片放牧的草滩，在达曲河与雅拉河的山麓边，仅有七、八户牧民。阿旺坚参受封以后，“建牙于木雅之营官寨”，也就是说，在营官寨地方建立了土司衙门。

明亡以后，长河西土司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向清廷呈缴了明敕印信，表示臣服。也许是朝中多事，清廷当时没有立即表态。过了14年，丹怎扎巴率其所属十三锅庄归附清廷，并请求承袭长河西土司之职。对于丹怎扎巴的归附，这次清廷十分重视。因为自永乐五年（1407年）授职，长河西土司传了五代之后，不知何故，在其后长达115年的时间里，史册上缺乏该土司袭职的记载。为此清廷派人“行查”，于康熙五年（1666年）承认了丹怎扎巴承袭“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一职，仍领其所属十三家锅庄，辖465户，换发了印信号纸。（1）

注
①：炉边，清·雍正时设立打箭炉厅，将宁静山以东之巴塘、理塘、德格、霍尔、瞻对诸部划隶四川，纳贡赋于打箭炉厅，于是打箭炉厅所辖的行政区域便泛称为西`炉，又称炉边。

土司的印信号纸

所谓“印信”，即土司的官印；“号纸”则是“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名曰号纸”⑵。即朝廷颁发给土司任职的凭证，相当于后世的委任状。土司受命于朝廷，“每承袭（土司）世职之人，给予钤印号纸一张，将功次、宗派及职守事宜，填注于后。”⑶。当土司亡故，或年老不能执政，或因故革职时，可按规定程序继承，但必须经过报批，由朝廷认可。先要上缴其原领号纸，由本省掌印都司验明发文，或由布政司发文，与号纸一并上报吏部或兵部，经核查无异后，“即与题请袭替，将袭替年月填注于后，填满换给。如遇有水火、盗贼损失者，于所在官司告给执照，交部查明补给。如有犯罪革职、故绝等事，都司、布政使司开具所由，将号纸缴部注销。”⑷由此看来，印信号纸乃是土司权力的标志，也是土司子孙承袭的依据，关系着土司及其家族的兴衰和身家性命。几百年来，为此演出了许多血雨腥风的厮杀和烛影斧声的阴谋，也就不足为怪了。

昌侧集烈之乱与“复设明正司”

长河西土司受封以来，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料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发生了昌侧集烈之乱，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巴（丹怎扎巴之子）被杀，由此引发了清廷平息叛乱的“西炉之役”。平叛的胜利，使得长河西土司的势力得以扩张。

昌侧集烈之乱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和久远的历史背景。早在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前，占据青海的和硕特蒙古，在其首领固始汗的带领下驱兵南下康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打败统治康区的白利土司，控制了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中上游的广大康区。并派人在康区征收赋税，以其所得供养军队。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和硕特蒙古进入西藏，在拉萨建立起地方政权。后来，这个地方政权得到了清廷中央政府的承认，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在册封达赖喇嘛的同时，也册封了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固始汗及其家族统治西藏将近八十年。康区也在固始汗的控制之下，昌侧集烈便是西藏地方政权派驻打箭炉的营官。然而自明初以来，打箭炉即为长河西土司领地。土司素来效忠中央政府，多次得到过朝廷封赏。康熙三十八年七月（1699年），昌侧集烈为了取代长河西土司，悍然出兵“侵占炉地，盘剥商旅，苛虐土司”。清廷闻讯，遣侍郎罗察为钦差前往调查，昌侧集烈自恃有西藏地方政权的支持，竟变本加厉，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六月，将土司蛇蜡喳巴杀害。消息传到京师，康熙在震怒之下，发了一道措辞强硬的上谕：“敕旨……将渐次侵占打箭炉版图内地方，俱著退还；打死蛇蜡喳吧之营官，即拿解送。不然，生事之罪，归于尔身，彼时悔之不及矣！”（据《清实录·康熙圣训》）。

圣旨下达后，昌侧集烈并未收敛。“至（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继续妄行，侵犯沿河地方，侵占烹坝，进犯察道”，昌侧集烈领兵五千余众，在磨西面及磨冈等处，“立营十四”，隔河与清军对峙。于是理蕃院侍郎满丕与四川提督唐希顺，奉命提兵进剿。唐希顺雪夜渡过大渡河，“分兵三路进攻：一自子牛攻哪吒顶；一自烹坝攻大冈；一自督兵出咱威攻磨西面及磨冈，别遣兵自头道水登山，驰下夹攻。战五日，各路俱捷。”（《清史稿·唐希顺传》）。康熙四十年正月（1701年），唐希顺指挥的化林营越过雅加埂，进抵打箭炉，受到当地藏民、喇嘛、商人的欢迎，木雅地方的首领亦率部归顺。唐希顺平叛后，招抚打箭炉附近五十余部落，一万二千余户，将其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从此，打箭炉及其周边地区称为“西炉”。这次平定昌侧集烈之乱，史称“西炉之役”。

由于土司蛇蜡喳巴被害，清廷令其妻工喀承袭土司之职，除原领十三锅庄领地外，还将新近归附的咱里土千户及木噶等四十八土百户划归明正管辖，史籍上对此称之为“复设明正司”。从此“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又称为“明正土司”，领地包括现今的康定、九龙、泸定北部、丹巴南部、雅江和道孚东部的广大地域，管辖土民6591户（另有一说为6283户）。后来清廷又陆续将新附的六安抚司交明正兼辖⑸，明正遂成为康区四大土司之首，深为清廷倚重。

　　

　　明正──康区四大土司之首

所谓“康区四大土司”是指明正、里塘、巴塘和德格四家土司。有清一代，康巴地区（现四川甘孜州）的大小土司有138名⑹，以此四家势力最大。这众多的土司既为朝廷所授，也就有官阶高下之分，然而各不统属，也不领取朝廷俸禄。土司的职责是各统其部落，战时“听从征调”，平时“附辑结蛮，谨守疆土，防止内乱，保境安民”，并要向朝廷按例朝贡纳赋。朝贡是土司臣服于中原王朝的表示，接受朝贡乃是朝廷权力的象征，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沟通彼此的联系，强化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土司的贡品大多是土特产品、山珍异物、名贵药材、马牛牲畜之类。朝廷接受土司的贡赋后，也要予以回赐。回赐之物有金银饰品、绸缎布帛、茶叶粮食、生活用品乃至生产工具。从历史的视角看来，早期实施的这种朝贡与回赐，对于促进藏区经济的发展，推动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促进文化交流，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２）

2# 罗达志




　　土司的官品



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土司有文、武之分，文职隶于吏部，武职隶于兵部。但是四川藏区的土司均系武职，未见文职土司之设。武职土司的官阶如下⑺：

文职土司分为：



土府（六等）：土知府（从四品）、土同知（正五品）、土通判（正六品）、土推官（正七品）、土经历（正八品）、土知事（正九品）；

土州（四等）：土知州（从五品）、土州同（从六品）、土州判（从七品）、土吏目（从九品）；

土县（四等）：土知县（正七品）、土县丞（正八品）、土主簿（正九品）、土典吏（未入流）。

另外还有土巡检、土驿丞等，均未入流。



武职土司土司分为：

指挥使司（七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土千户（正五品）、副土千户（从五品）、土百户（正六品）、百长（未入流）；

宣慰使司（四等）：宣慰使（从三品）、宣慰同知（正四品）、宣慰副使（从四品）、宣慰佥事（正五品）；

宣抚使司（四等）：宣抚使（从四品）、宣抚同知（正五品）、宣抚副使（从五品）、宣抚佥事（正六品）；

安抚使司（四等）：安抚使（从五品）、安抚同知（正六品）、安抚副使（从六品）、安抚佥事（正七品）；

招讨使司（二等）：招讨使（从五品）、招讨副使（正六品）；

长官司（二等）：长官（正六品）、副长官（正七品）。

土弁（五等）：土游击（从三品）、土都司（正四品）、土守备（正五品）、土千总（正六品）、土把总（正七品）。

此外还有土外委、土舍、土目等，均无职衔品级。



康区的土司虽隶武职，大多没有常备军。土司治下的土民，居则为民，战则为兵，征战时的武器、马匹、粮秣概由自备。明正究竟有多少兵马，史书未载。据说他拥有自己的土兵队，所辖的土千户、土百户也有常备的土兵。所有的青壮年俱是亦民亦兵，一遇征战招之即来。不可否认，在保境安民、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土司的武装力量是发挥了作用的。清代260多年中，多次对西藏和川边用兵，都得到了明正的积极支持。他“急公事之殷勤”，效力奔走，派兵随军征战，转运军需，供支夫差。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廷平息准噶尔之乱时，明正“輓运夫马，供支唯命”。干隆五十六年（1791年）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侵藏，明正派兵随征，挽运粮草，备兵听遣，作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平息准噶尔之乱和廓尔喀之役是一场保卫边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义之战，明正的竭力效命，应予肯定。但是另外的几次用兵，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干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扩张势力，出兵侵犯小金川、明正及革什扎诸邻部的领地，挑起了武装冲突。清廷于次年（1748年）派兵弹压，史书上谓之“第一次金川之役”，又称“戊辰之役”。这场战事，清廷用兵75000余人，耗银2000[FONT face=宋体]余万两，历时两年多，以莎罗奔乞降而罢兵。孰料过了22年，金川战事再起，谓之“第二次金川之役”，又称“辛卯之役”。这次从干隆三十六年（1771年）起打了五年多，索诺木（莎罗奔侄孙）于干隆四十一年（1776年）出降，被押至北京处死。清廷耗银7000万余两，动员全国八省近20万兵力，阵亡士卒2．5万余人，战前人口近十万的两金川地区仅万余人幸存。劳民伤财，损兵折将，虚耗国力，却是不容讳言的历史事实。干隆以此黩武邀功，自诩为“十全武功”之一，这两场战事的起因是土司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本来是部落间的争端，并非反抗清廷中央政府。但干隆认为：“抚驭番蛮，怀威自应并用。若于梗化之外，不加惩创，懦弱几无以自存，而犷悍者必效尤滋甚，渐至徼内土酋跳梁化外，何以绥靖边围？”（《清高宗实录》）。清廷出兵征剿，便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战争。诚然，清廷出兵干预有平息动乱，稳定藏区社会秩序的意义，但其劳民伤财，损兵折将，虚耗国力，也是不容讳言的历史事实。干隆以此黩武邀功，自诩为“十全武功”之一，历来为史学家讥诟。就连清代的学者也说：“自干隆三十六年，再用兵两金川，以迄于平定，得地不过千里，人不满三万众。而暴师五年，糜帑七千万两。其行军困难之理由，固其地理之险阻，与其士兵之同心效死。要亦可想见当日国家之兵备为不可恃，将略之不足称已。顾时主犹躬亲谒陵，勒庙太学，复东巡告成于阙里。铺张尤盛事也，抑又何哉！”⑻



战事之初，莎罗奔蓄谋挑衅，兴兵犯境，明正是受害者，他的抵抗乃是自卫。随后清廷出兵，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明正一如既往参与清军的军事行动，其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贯效忠朝廷的明正毕竟是封建农奴主，在大军征剿莎罗奔之际，他不可能息兵罢战，对此，我们无须苛求古人。但是统治者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则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两场战事中，明正土司坚参德昌“奋勉出力，始终不懈”，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干隆三十七年（1772年），赏“佳穆伯屯名号，并赏二品顶戴花翎”，干隆特地下诏：“大兵征金川，沃日、明正两土司殚竭勤劳，甚为可嘉，著加恩将军营所充赏缎匹，酌量赏给。”



其实两次金川战事没有赢家，参战的各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明正赢得的不过是空头的顶戴而已。

坚参德昌迁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泰宁事件，又给明正提供了一个效命朝廷的机会。

泰宁原名噶达，向为明正土司辖地。雍正年间，为避准噶尔之乱，清廷拨专款在此修建了一座惠远寺，将七世达赖由拉萨移住于此，派兵1800名护卫，噶达遂更名为泰宁，当地驻军亦名曰“泰宁协”。雍正十二年（1734年）准噶尔“遣使求和”，藏中威胁解除，七世达赖返藏后，惠远寺仅留堪布一人、喇嘛70余人住寺，其生活每年由国库拨银供养。其后渐有汉人来泰宁定居，或经商，或垦殖、或淘金。由于泰宁的黄金蕴藏丰富，遂有商人向官府申请在当地开办金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总督饬文打箭炉厅准予开采，不料竟遭到泰宁寺堪布的极力阻扰。那泰宁寺堪布系西藏达赖遣派，素来桀骜不驯，从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他在瞻对藏官的支持下，散布流言，说开采黄金破坏了风水，触犯神灵，将要降灾百姓，煽动喇嘛数百人闹事。当时泰宁的驻军把总处置不当，不善于疏导，于是事态扩大，酿成武力对抗。督战都司卢鸣飏被击杀，烧毁武庙及民房三百余间，百姓财物被抢劫一空，汉人的损失尤为惨重。四川总督急奏朝廷，派提督马维骐率兵镇压，在明正土司的大力支持下，事态终于平息。历史文献上称为“泰宁事件”。后来朝廷以明正“攻克泰宁，效忠用命，赏以总兵衔”。至于动乱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责令泰宁寺全部赔偿，金矿亦继续开采。

丹怎扎巴归附清廷以后，又传了5代。干隆十年（1745年），24岁的坚参德昌承袭土司职位，并获准迁驻打箭炉，他在炉城最向阳的地方修建起土司官寨，那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状如四合院，石砌外墙，层楼重叠，斜坡屋顶，屋顶上有几座装饰性金塔①，矗立在折多河岸边的子耳坡山麓，体势威严。土司在他的官寨里发号施令，处理事务，接见部属，世称“明正衙门”。另外，在城南的色多地方还有一处官寨，世称“邑多衙门”，为明正家族主持家祭之所。近邻“邑多衙门”的金刚寺，便是明正的家庙。

（３）

3# 罗达志

锅庄与炉城

康定原名打箭炉。在《明代》史里写成“打煎炉”，其实是藏语“打折渚”的谐音，意思是达曲河与折曲河交汇的地方。明代以前，不过是游牧之地，随着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货物交汇的市场。汉商至此，见其地势险峻，因敬畏而礼拜，便附会出诸葛武侯南征孟获，遣郭达将军在此设炉造箭的传说，于是“打折渚”谐音为“打煎炉”，再谐音为“打箭炉”。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在此正式设官征税，管理藏汉贸易。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雍正八年（1730年）初建城垣，其后又经多次扩建。不可否认，明正土司在炉城的城市建设中，组织和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干隆二十年（1755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一年（1786年）三次大规模修建城墙，如果没有明正的积极配合，调集民夫，是难以完成这浩大的工程。



独特的康定锅庄业的兴起与发展，亦与明正有很大关系。

锅庄是打箭炉在发展为藏汉商贸中心的过程中形成的特种行业，具有办事处、交易所、中介机构、货栈、运输站、旅舍等多种功能。最初的锅庄只有4家，为明正的四大家臣在此设帐埋桩“听候明正土司差务供应”，亦作为贸易场所。当时清廷对藏商实行优惠政策，康熙的上谕说：“其番人最贪见小利，使喜银勿取于彼，只就我国商人征之，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这种藏商不纳税的政策，吸引了大量藏商涌入炉城，从而带动了当地的第三产业，为商贸服务的锅庄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形成了有名的48家锅庄。这48家锅庄中，以瓦斯碉包家锅庄、石门坎木家锅庄、铁门坎汪家锅庄、大院坝罗家锅庄的规模最大，这四家是明正土司的四大家臣，为明正承担朝廷差务、办理土司家的各种事务。其中，以包家为为首席主管，甚得明正宠信，在土司衙门里地位显赫，土司的内外政务，多由包家办理。

包家本不姓包。传说，“明朝洪武年间，长河西土官叛明获罪，皇上敕令长河西认罪受罚。长河西不敢进京请罪，包家祖先就代去京请罪。请罪者当杀头正国法，但保主有功，给以特殊安顿，杀头后准将遗体安埋，另赐金头一颗同埋，并赐长河西为‘草古甲布’。因瓦斯焦家‘保’长河西忠诚，赐姓‘保’，后转音‘保’为‘包’而流传下来。包家就一直是明正家首席土官。”⑽这传说不见于史，后来在康定头道桥发现的一块瓦斯焦陵园残碑，倒给我们提供了一点信息。那是道光四年（1824年），明正土司甲木参多结所立，称赞包文第三子当差四十余年，“禀性端庄，实心忠厚”，“仰忠诚，难忘厚德，勒石铭记，以誌不朽”。看来包家与明正的关系，确是非同一般。

（４）

4# 罗达志
　　土司的剥削与刑罚

藏语把土司称为“结波”，意思是“王、统治者”。土司是割据一方的最高统治者，占有其统治区的全部土地、森林、牧场、河流、山脉和生产资料，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土司的领地就是一座封建农奴制王国，土司即封建农奴主。“土司世家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其地，世为其民”，土民（农奴）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上，“主仆之分，百世不移”，没有人身自由，生杀予夺概由土司。土司王国设有法庭、监狱，专门镇压那些反抗土司、拒服差役、抗捐欠税者，以维护其统治。刑罚残酷，诸如斩首、挖眼、刖足、鞭笞、监禁、抄家……等等，令人生畏。至于刑事案件，如杀人、抢劫、盗窃、奸淫、渎神、辱僧等，俱处以重刑。为了有效地处理内外事物，土司有自己的管家。明正土司属下有四大“涅巴”（管家）、四小“涅巴“（管家），还有众多的土千户、土百户，构成了土司王国的统治阶级。广大百姓则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土司直属的农奴叫做“差巴”。他们直接向土司领种耕地，除了向土司交纳实物地租外，还要支应劳役，自备口粮和农具无偿为土司耕种庄园地，收获所得全归土司。另一种叫“科巴”，属于头人或寺庙。他们向头人或寺庙领种耕地，除了交租，也要无偿为领主耕种，支应劳役。《清史稿》说土司向朝廷交纳“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两，终身不见天日。”⑾土司对百姓的掠夺“可以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土司衙门的一切勤杂工务皆由当差百姓无偿承担。劳役之多，五花八门。例如，专门背水、烧水者称为“公都”（汤役）；喂养土司的坐骑者称为“达役”；专门供应薪柴燃料者称为“薪甲加”；还有背运物资的“背夫”等等。凡遇兵事征战、官员过境，修筑城垣、运送粮饷、修房造屋、兴建庙宇、祭神拜佛，以及土司家婚丧嫁娶，都要大量征调差户服役。各种劳役中，以“乌拉”最为繁重，大多是为官府长途驮运物资，无论远近，差民自备口粮和牲畜，概不给资。《四川通志》说：“明正司所管土千百户土民等，俱轮班在城支应西藏往来公务夫马差事”。“乌拉”亦称“牛马差”，即无偿地以畜力运输和人力背运为土司或官府服劳役的“官差”。改土归流后，虽有给资“亦均为土司头人所吞没，平民饮恨吞声，莫敢谁何！”（《西康纪要》，转引自《康定县志》）。土司对土民的剥削除无偿劳役外，另一种形式是征收实物贡赋，诸如粮食、酥油、肉类、皮毛制品……，肆意苛索，诛求无餍。在土司敲骨吸髓的剥削下，百姓终岁劳作一无所得，几无剩余价值可言，衣食亦难自顾，只得靠借贷度日，于是又陷入了高利贷的泥沼，一朝借贷，便形成利滚利，世世代代永无终结。



土司制度逆历史潮流，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土司拥兵割据，骄恣暴戾，相互征战仇杀，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极不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土司制度的落后性，于是提出了“改土归流”的措施。

赵尔丰与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调动官吏，实行和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便上疏奏请推行“改土归流”。但在四川康区，一直拖到清末才付诸实施。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伸进了西藏和川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意欲分裂祖国，地方土司割据一隅与朝廷抗衡，西藏的严峻局势才引起朝廷的关注。正如钦差大臣张荫棠所虑：“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光绪在上谕里也说：“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众番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想，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于是“经营川藏，急固藩篱”便成为当务之急。

发生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巴塘事件”，拉开了康区改土归流的序幕。

（（５）

　　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到达巴塘。他奉朝廷旨意，暂留巴塘，着手准备改流事宜，同时筹划收复被西藏占据的瞻对。瞻对（现甘孜州新龙县）原属四川，同治年间，瞻对土司工布郎结为扩张势力侵犯邻部，清廷命令川藏“出兵会剿”，藏兵先克，索要兵费三十万两，清廷因国库支绌，遂将瞻对“赏给达赖喇嘛”管理。这样便造成“道途中梗”的局面，“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极大地影响了西南边疆的政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凤全在筹备改土归流的工作中，认为“诸喇嘛在各部落间具有至高无上之权威，非减削彼等权力，则一切改革计划无由实行，以此力主实施限制僧侣数目，二十年内禁止人民加入僧侣组织，诸喇嘛对凤全此举深恶痛绝”（《英国侵略西藏史》）。由于凤全采取激进政策，激起了僧众的强烈不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月，巴塘丁零寺堪布聚众3000多人，进行武装暴动，袭击清政府官员和外国传教士，打死法国传教士2人，焚烧教堂，杀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从50余人。反教风潮迅速波及康区和川滇边地，引起朝野震动。清廷命四川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赵尔丰率兵征剿，于6月攻克巴塘，处死巴塘正副土司。风潮平定后，马维骐返川，赵尔丰以军务督办之名接办善后事宜，乘势攻克了乡城、稻坝等地。“于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加尔丰侍郎，充川滇边务大臣”（《清史稿·赵尔丰传》）从此，赵尔丰便积极推行改土归流，首先宣布废除巴塘和里塘的土司，改巴塘为巴安府，里塘为理化厅。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奉旨署四川总督，他率兵自巴塘绕道北路，驱逐了瞻对藏官，收复了瞻对。逐一收缴了德格、春科、高日，孔撒、麻书、白利、林葱、俄洛色达、东科、崇喜、毛丫、明正、鱼通、冷边、沈边、咱里等三十余处土司的印信号纸，改设二道、四府、十五县。“凡旬月间，改流数十万方里地，势如拉朽振箨。土司虽欲反抗，莫敢预其谋矣。”（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下册》）在赵尔丰的大刀阔斧之下，川边的改土归流大体完成。从当时发布的一道告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解释，不妨全文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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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6# 罗达志

明正土司的终结

明正土司是宣统三年（1911年）呈缴印信号纸的。这时，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不久武昌响起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庭。死命效忠清廷的赵尔丰不愿背清，煽动成都兵变，结果死在尹昌衡的鬼头刀下。在康区，明正虽然交出了印信号纸，但未触及经济特权，其势力仍在。辛亥革命后，明正同民国政府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民国元年（1912年），西藏反动上层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动下，趁新建立的民国政府无力西顾之际，出兵侵犯川边的巴塘、理塘等地。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师西征平叛，明正一如既往给予支持。西征胜利后，尹昌衡向民国政府报告：“查此次为民国出力，首推明正土司，核请奖励土司甲木参琼珀”，于是明正获授勋章。后来，在藏军入侵甘孜的绒坝岔大战时，明正被政府委为“交涉员”，参与停战谈判。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统一，维护康区的社会稳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土司毕竟是封建农奴主，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到了民国11年（1922年），当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忙于军阀混战、康区防务空虚之际，甲宜斋（甲木参琼珀）为恢复土司制度，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政府活动，意欲自立，结果事泄，镇守使署将其逮捕入狱。不久，甲宜斋在其部属策划的劫狱中逃脱，谁知逃跑中跌入雅拉河，溺水身亡。但民国政府对其遗孀仍予以保护，准其次子甲联芳继承土司职务。六年之后（1928年），甲联芳又在穆坪（今宝兴）遇害，于是，土司事务遂由长子甲联升署理，直至解放。



作为康区四大土司之首的明正土司，从明永乐五年（1407年）阿旺坚参正式受命，到民国11年（1922年）甲宜斋溺亡，历时515年之久。明正的兴衰史就是一部康区社会的简明通史。在风云变幻的几百年中，历代明正土司同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康区的社会秩序，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巩固西南边防方面是有历史功绩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土司制度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康区的社会发展，明正亦难辞其咎。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

土司的官寨，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坍塌。雪山升起了红太阳，土司制度从此灰飞烟灭。如今时事变迁，明正的官寨已无可迹可寻。只有瓦斯碉的残碑，堙没在岁月的灰烬中，那是一个永不复返的时代的见证。



参考文献

⑴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74页。

⑵《大清会典事例·吏部》卷12。

⑶、⑷《大清会典事例·兵部》卷589。

⑸ 六安抚司是：瞻对安抚司、喇滚安抚司、喇滚安抚副司、巴底安抚司、单东安抚司、绰司甲安抚司。

⑹另有一说为125名，见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上册，109页：“以上共计大小土司125员，……系就嘉庆时西炉炉边所有土司统计。亦即清末改土归流时之基本对象也。”

⑺转引自曾国庆：《清代藏史研究》，208页～209页。

⑻《清史记事本末·卷三十·苗族及金川之征剿》。

⑼（《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P137。）

⑽《康定县志·土司卷》420页

⑾《清史稿》列传75《鄂尔泰》。



（７）

关于明正土司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确是值得认真地研究。可惜的是，现在知道一些逸闻趣事的老人越来越少，口头的关于明正土司的故事，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西征胜利后，尹昌衡向民国政府报告：“查此次为民国出力，首推明正土司，核请奖励土司甲木参琼珀”，于是明正获授勋章。后来，在藏军入侵甘孜的绒坝岔大战时，明正被政府委为“交涉员”，参与停战谈判。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统一，维护康区的社会稳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土司毕竟是封建农奴主，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到了民国11年（1922年），当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忙于军阀混战、康区防务空虚之际，甲宜斋（甲木参琼珀）为恢复土司制度，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政府活动，意欲自立，结果事泄，镇守使署将其逮捕入狱。不久，甲宜斋在其部属策划的劫狱中逃脱，谁知逃跑中跌入雅拉河，溺水身亡。但民国政府对其遗孀仍予以保护，准其次子甲联芳继承土司职务。六年之后（1928年），甲联芳又在穆坪（今宝兴）遇害，于是，土司事务遂由长子甲联升署理，直至解放。

由此可见，“明正土司”的最后消亡还是解放后的事情。

http://www.phoer.net/thread-49175-1-1.html

果亲王与明正家的传说还是很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