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陈小鲁追悼会今日在海南三亚举行

马骥 · 发表于: 2009-4-23 11:03:32

　　陈小鲁（1946年7月～2018年2月28日），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曾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2月28日，因病救治无效，在海南三亚301医院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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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文化大革命的基因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温水青蛙 · 发表于: 2018-3-8 09:23:01

源自：新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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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解：红二代陈小鲁辞世生前从军经商推广尊严死
　　陈毅之子陈小鲁28日辞世曾为博时基金独立董事

　　陈小鲁：我的董事，教我懂事

源自：冯仑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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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陈小鲁
　　初次知道小鲁的存在，是文革过后不久，从他那国人皆知的著名父亲的诗词当中。陈毅的诗词中，有好几首诗是送给他的。但真实地看见他、认识他，是后来 1980年代我工作的时候。
　　80年代后期，小鲁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而我正好在他下面的一个研讨小组做同样的研究。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时常去他在厂桥的办公室开会，有时也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打个招呼，时常听见他豪爽的笑声。这样一来二往就熟悉了，当时他算是我的领导，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军装的英武爽朗的兄长形象。
　　只是此时，我们有工作交集的时间非常短，也不在一个办公室，虽然时常见面，但很少能有时间坐下来进行工作以外的聊天。直到大家都了解的那个事件之后，突然一下，我脱离了体制，变成了社会人，变成了一个在民营企业打工，后来又自己创办企业的下岗职工而反复折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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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八十年代》| 脱离体制，变成了社会人
　　在脱离体制的前两年，我其实非常困惑，也有一些不理解，也就时常跟之前单位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一起聊天，议论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和一帮这样的老朋友约着吃饭，其中就有小鲁。那天，我们大概从下午四点多见面、聊天、吃饭，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那次聚会，我带着孩子，当时她还小，只有两三岁。记忆中，她非常无奈，钻在桌子底下，听不懂大人说什么，总是催我走。也就是那一次，我和小鲁有了一次真真切切的可以坐下来的聊天。
　　没想到不久之后，他也变成跟我一样的人。脱了军装后，他在海南创办了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还发行了股票。差不多同时，我们（万通）也在北京发行了股票。当时只觉得世道变化真是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倾覆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商。
　　遗憾的是，海南泡沫破灭，在海南做生意的故事也随之戛然而止。我回到内地，在很多地方做事情。小鲁也结束了海南的生意，回到北京，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劳动公园旁边的一个院子看他的办公室，那时他做一些投资顾问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大家见面也很高兴，都在努力适应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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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小鲁
　　没承想，后来的几十年，我和小鲁因为都做民营企业就有了更多的交集，其中时间最长的一个交集是我请小鲁大哥做我的董事。还好，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一做就是七年。
　　做董事期间，的确像他后来谈到的在安邦的时候一样，只站台不领工资，所以在这七年之中，他一分钱都没领。头几年小鲁还经常来开会，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就经常跟我请假，索性也不怎么来开会了，但只要有事情我就去跟他讨论向他请教，他乐此不疲，还会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一些意见。
　　安邦的‘故事’出来以后，围绕着小鲁的声音也就多了起来。很多人质疑小鲁‘只站台，不领工资、不拿薪酬，最多是一个符号’的承诺，大多数人对此不相信。但以我之见，在安邦之前他做董事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做我的董事，可在我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他完全就是从老大哥帮助我们的角度来站台（做董事），分文不取。小鲁作为我们公司的董事，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也让我们和相关方面有了更好的沟通。对企业，对我个人，都带来了很大的正能量和积极的支持，所以我至今铭感在心。
　　这之后，我和小鲁，还有几个朋友，有了一个固定的见面模式，大家总会在每年春节前后聚一下，这十多年来也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形式，当然每次都会有小鲁大哥。聚会中，每一次大家都很开心，谈天谈地，特别是关于过去的经历，小鲁大哥很喜欢讲当时怎么去当兵，在部队过得怎么样，偶尔也说说在海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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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71年，小鲁探望病中的父亲陈毅元帅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见面，是离现在时间最近的一次见面，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那次是在京城俱乐部，大家一起很开心。吃完饭，要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等司机，只有他下来以后，跟我们摆摆手说：‘我走了’，然后真的抬腿就走。我们几个朋友看到后都非常愕然，心想：‘大哥怎么都没有一个车，没有一个人陪同，自己就走了？’后来我们叫住他：‘小鲁大哥，要不要车送一下？’他说不用了，自个儿走就行，说完就健步消失在夜色当中。
　　小鲁这样一种率真且阳光的心态，特别平和自然的生活态度与生命的力量，让站在那里的人都感到有些惭愧，大家面面相觑，觉得对比一下，我们跟大哥的差距似乎就在这么一走一停之间。
　　虽然安邦的事情让议论小鲁的声音多了起来，但据我们朋友的了解和我自己的直觉来说，那些议论都是不靠谱的。举个例子，在关于‘首富’的议论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几个人正好见了面。朋友开玩笑说：‘小鲁，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首富了，得请吃饭啊。’结果小鲁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时一样爽朗，边笑边说：‘现在我就靠你们问我首富，才蹭点饭吃。这么多年没人关注我，也没人问我，更没人请我吃饭。现在可好，天天有人问我首富这事儿。我跟你讲，要想关心，那就得请我吃饭，所以我现在是凭着首富的传说混饭吃。’我们也哈哈大笑。那天吃完饭后，大家聊了一会，也就各自忙去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突然聊起被首富的事儿，他又不忿地调侃：‘我这首富，每天骑自行车，睡硬板床，只有靠别人好奇打探才混得上吃喝。’我知道他平时都是骑自行车的，而且骑的不是最新式的，还是那种二八式的老款自行车。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小鲁，所以调侃和自嘲本身就透出了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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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鲁就这样骑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再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跟吴小晖有关，我有一个文件要转给吴。虽然我跟吴小晖认识十多年，但总觉得这个事情直接给他也许力度不够，就想着一方面自己去跟吴讲，另一方面再通过小鲁跟小晖说一下这个文件。当我拨通电话后，小鲁说：‘你了解，我就是挂个名，文件我肯定能递到，但递到以后剩下的事，跟任何邮差送过去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我就帮你送过去。’
　　他的言谈，如此地坦率和真诚，能够看得出他跟吴在利益上是清汤寡水的关系。不过既然和小鲁提起了这件事，后来还是让司机把文件拿给了小鲁，过了两天他也把文件拿给了吴。果然跟他说的一样，吴并没有把他转交的文件当回事儿，就当没发生一样。当我问到吴的时候，吴说知道了，这事儿就完了。显然，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来，小鲁大哥是磊落的、坦诚的，在安邦这件事上也是非常清白的。
　　几十年下来，这位老大哥，不管在我还是在朋友们的心目当中，都是磊落的、阳光的、真实的。他的磊落让人自惭形秽，他的阳光让人顿觉自己的矮小，他的真实更会让人体会到生命本身应有的力量。
　　今天当我回忆着和小鲁大哥的往事的时候，那个鲜活爽朗的形象仍然鲜活而真实，分明就在我眼前，更在我心里。这是一份永远的记忆，也是一种永远的怀念。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小羊编审|陈润江
　　

大惊失色 · 发表于: 2018-3-4 17:08:06

源自：法制晚报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王瑞文）今天上午十点记者从陈小鲁多名生前故友处获悉，陈小鲁追悼会于今日在海南三亚举行。
　　陈小鲁系开国元帅陈毅次子。公开报道显示，其于2018年2月28日在海南三亚，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享年72岁。
　　公开简历显示，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曾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红英 · 发表于: 2018-3-2 0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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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朋友圈截图

　　3月1日上午消息，据法制晚报报道，今日上午，记者从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多名故友处获悉，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辞世。
　　青普人文度假董事长、原鼎晖创投创始合伙人王功权在朋友圈发文悼念。王功权称，在他和陈小鲁先生有限的几次接触中，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谦逊、平和、善良和开放的。陈小鲁先生安息！
　　公开简历显示，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曾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以下为王功权朋友圈原文：
　　陈小鲁先生昨天在三亚病逝了。我和他接触不多，有限的几次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谦逊、平和、善良和开放的。陈小鲁先生安息！

一眼 · 发表于: 2018-3-1 20:08:00

源自：长安街知事

⊙作者：高楼

　　昨日，陈毅元帅之子、粟裕大将之婿陈小鲁在海南去世，享年72岁。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陈小鲁对自己的临终事宜早有安排。
　　2017年10月，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父亲陈毅去世时曾经历痛苦的创伤性抢救，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决定推广生前预嘱，让人们自己决定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是否还需要医疗救治。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与其相配套的还有缓和医疗，即最大程度缓解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使其微笑着与世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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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鲁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均是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去世的。他回忆，陈毅元帅曾经对他说，你看我现在成一个机器人了。当时陈毅处于癌症晚期，浑身插满了管子，受了很大的痛苦。
　　陈小鲁表示，这一段经历，加上考虑到自己也年事已高、将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促使他去推广生前预嘱。
　　2013年6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协会通过让人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从而帮助人们有尊严的走向生命终点，实现“尊严死”。陈小鲁任协会理事长，另一位红色后代、罗瑞卿大将之女罗点点（罗峪平）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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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点点
　　2016年，陈小鲁的岳母楚青去世，她临终前也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她当时就讲，你不要折腾我，我走的时候你别让我遭罪。”陈小鲁说。
　　考虑到患者强烈的个人意愿，医院在楚青入院后，前后三次征询了家属意见，并没有采取常规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等常规抢救手段，而是采取了缓和医疗的方法。陈小鲁介绍，医院采取的措施是“药物控制血压，控制疼痛，平顺呼吸”，最终她平静离世。
　　2012年，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去世。她在事前写好了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治疗中所有人谨遵其嘱，病人昏迷半日后去世。
　　罗点点说：“李又兰阿姨也许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
　　有人曾提问：“尊严死”与“安乐死”是否有差别？陈小鲁解释，安乐死是促进患者的死亡，主动终止生命，缩短生命；尊严死不促进死亡，尊重死亡的自然规律，只是提供患者选择放弃过度治疗的可能，属临终关怀。
　　陈小鲁还认为，“尊严死”在客观上可以帮助节省医疗资源。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官方网站“选择与尊严”上，生前预嘱可以通过填写“我的五个愿望”来完成。即“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今年1月，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还上线了“五个愿望”的微信版本，使得填写更加方便。
　　2017年3月12日，著名作家琼瑶在网上发布了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要求无论将来自己得了什么重病，都不要送进重症病房，更不要插管、电击等治疗手段，而是希望能够“尊严死”。
　　在实践中，“尊严死”曾引发一定争议。据媒体报道，有卫生系统的官员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我很牛 · 发表于: 2018-3-1 17:28:00

源自：环球人物杂志

原文标题：陈小鲁与父亲陈毅

　　今天上午，环环惊闻，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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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挚爱的亲人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不幸辞世妻子粟惠宁携子正国儿媳李斐妍泣告。”这是粟裕大将的女儿、陈小鲁妻子粟惠宁向亲朋好友发出的信息。
　　据微信公众号“时事前沿”消息，陈小鲁昨天白天都很好，上午夫妻俩一起从海口开车返回亚龙湾，中午在万宁朋友家吃饭。陈小鲁中间还躺下休息到两点多才动身。五点钟回来，没吃晚饭，夫妻俩一起去对面的喜来登酒店走了一趟。晚上21:20，陈小鲁准备洗澡睡觉，然后就说了一句：“小惠，我不好！”就倒下了。粟惠宁叫120急救车把陈小鲁送海棠湾301医院，路上他就没有心跳呼吸了，到医院瞳孔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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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简历显示，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曾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
　　1976年，陈小鲁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次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此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作为陈毅元帅的三子，陈小鲁曾写过一篇《父亲的故事》，追忆与父亲陈毅的点滴往事。今天，环环特意摘录了此文的部分片段，以此纪念元帅之子──陈小鲁。

父亲的故事
　　我排行老三，上面有昊苏、丹淮二位哥哥，下面有珊珊妹妹。有了昊苏、丹淮，父母当然希望有个女孩，不料来的是我。那是一九四六年在山东，母亲一看到又生了个男孩，不禁生气，让护士把我放到房外去，说是有人要就抱走吧。正巧有一位母亲的战友来了，立刻把我抱回来，狠狠数落了母亲一通。
　　也许是物极必反，也许是当老小时间长，我很受父母的宠爱，也最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上海最好的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着幼儿园把我“开除”。平时我很懒，经常睡到中午还不起床。
　　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限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着：“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父亲发起火来很可怕，平时却很有耐心，倒是我母亲的性子很急，常为我学习不用功而发火，是父亲经常从旁劝解。
　　有一年寒假，我跟着父母去广东潮汕地区。母亲让我写一篇谈参观感想的作文，可我却犯了牛劲儿，死活不肯写。母亲忍不住发起脾气来。父亲劝她说：“慢慢讲，不要着急，他还是个孩子嘛。”母亲的气一下转到父亲身上：“都是你，平时宠他，现在一句话也不听了！”听了这话，父亲也不高兴了：“好了，好了，我不管了！真是莫名其妙！”两人为我吵了起来，父母的口角因我而起，也使我猛醒，他们是恨铁不成钢啊！这一夜，我通宵未眠，把作文赶写了出来。也许是发愤之作，总有些可观之处，父母看了相视而笑，昨日的芥蒂在笑声中溶化。
　　平时父母对我要求很严，父亲曾对我说：“比起同学来，你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学习要求上进，生活上要自足。”从小我就很少向父母提什么分外的要求。记得我只求父亲为我办过一件事：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中二年级时，老师要我请父亲为校运动会题词。我想了多时，真不敢向父亲开口，在他的门口几次欲进又退。最后还是父亲看见了，叫我进门问清缘由。他像是看穿了我踌躇的心理，格外和蔼地说：“儿子的要求一定要办到。”第二天，他亲自把题词交给我，还说：“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重写！”当时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啊！
　　父亲工作很忙，以一九六四年为例，他出国访问一百天，陪外宾到外地九十五天。就是在北京，呆在家中的时间也不多。但是父亲总是挤时间问问我的学习和思想，这一星半点的交流构成了我对他的全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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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有空会让我读读诗词，他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学习语文，一方面能启发思想，而且轻松活泼。十岁那年，他让我读毛主席的咏雪词《沁园春》，我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弄不太懂，他解释说读诗词要有想像力，这是用比喻的方法写景，“舞”和“驰”把景写活了，莽莽雪原之上，山脉蜿蜒起伏，恰似飞舞的银龙和奔驰的白象。他还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真正的风流人物，你要牢记这一点哟！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他还用唐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来说明革命成功之不易，告诫我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和地位上，要永远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这是父亲对我刻骨铭心的嘱托，也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遗产。
　　父亲酷爱做诗。每有佳作，也常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吟出一句“宇宙无限大，万国共一球”，颇为得意，说“等有了时间，要把下面的句子续出来”。后来，他用这句作开头，写了《示儿女》诗，要求我们“勿学纨袴儿，变成百痴聋”。还有一次，报纸发表了他的组诗《冬夜杂咏》，他把我叫去共读，当读到“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一首时，他说：“做人要扎实，不要飘浮，要有学问，不要空谈，老实的人、有本事的人总会得到别人的拥护。”
　　一九六三年八月，父亲利用难得的四天假期，在北戴河给昊苏、我和珊珊讲他的革命经历，他特别强调：“要脚踏实地，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经验，还要善于分析形势，判断形势，才不至于在紧急关头迷失方向。要能在形势逆转时沉得住气，顾大局，不要只顾自己。”父亲边讲边细致地观察我们，当晚他在日记写道：“昊苏很感兴趣，小羊（我的小名，因为我是吃羊奶长大的）面无表情，珊珊则不耐烦，大约是年龄尚小的缘故。”直至三年后文革来临，我真正才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不论环境顺逆，我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做到行止无亏。
　　父亲爱读书，视书如命。他曾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被敌人追着屁股跑，什么东西都扔了，就是舍不得丢书。国民党军队搜山拣了包袱，打开一看是几本书，不由惊讶地说：“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呐！”他们不可能理解父亲在赣南游击词中所表达的共产党员的情怀：“勤学习，落伍实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解放以后，父亲的藏书日见增加。一九五五年从上海往北京搬家，母亲嫌书太多，想处理一些，父亲断然反对说：“别的坛坛罐罐可以不要，书一本也少不得，全部弄到北京来。”
　　刚到北京时，一有闲暇，他就与刘帅、郭老、吴晗、王昆仑等友人到璃琉厂逛书市，他说即使不买，翻翻书也别有情趣。在父亲的熏陶下，我对古典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上高中以后，家里开始给些零花钱，每月两三块，我全用来买书，父亲发现了我的小书库，常来翻翻。逢有他中意的书，拿走前还要打个招呼：“这本不错，我先看看。”父亲爱看我买的书，是我十分引以为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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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棋是父亲最喜欢的运动，他是一九二一年在法国闹学运、坐监牢时学会下围棋的，从此围棋伴随他革命的一生。父亲常说：“下棋既是娱乐，也是工作。”
　　他以振兴围棋为己任，希望古老的围棋有个新面貌，配得上新中国。一次他谈到围棋事业前景时说：“围棋产生于中国。后来传到日本，日本有所创造，取消了座子，超过了中国。现在我们围棋发展迅速，我看再有十年就可以赶上日本，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一浪更比一浪高。”他还特别关心青少年棋手的成长，与国手陈祖德、聂卫平都下过棋，父亲常说：“那些小孩子，很有希望。”他的眼光没错，陈祖德、聂卫平都为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我下棋也是父亲手把手教会的。下围棋是我们父子相处最快乐的时刻。在棋盘旁一坐，父亲收起了长辈的尊严，儿子也感到十分轻松。两人平起平坐，杀得难解难分。父亲爱悔棋。当然，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悔起棋来也是当仁不让。结果是他悔两步，我悔三步，经常互相拉锯。
　　一次，母亲看我们下棋，见父亲悔棋，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和儿子下棋还要赖皮！”父亲装着没听见母亲的揶揄，还是照悔不误。母亲看不下去了，伸手搅乱了棋局。棋下不成了，父亲开怀大笑：“老了，不行了，下不过儿子了！”一九六五年，我代表八中参加西城区中学生围棋比赛得了第六名，父亲看着我得的奖状，高兴地说：“这类比赛花钱不多，又不耽误学生学习，有利于普及围棋，发现新秀。”
　　一九六八年，我到东北一个部队的农场里去劳动锻炼。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当我再回到北京时，父亲已经难以开口了。母亲俯在他的耳边呼唤着：“小羊回来了，来看你了！”连呼几遍，父亲才有了反应。他的头微微地转动，用眼睛找寻着。终于，我们父子四目交汇了。刹那间，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他的嘴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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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六日，父亲去世了。一月十一日深夜，悲极痛极的时刻，我情不能已，写下了一首小诗：
　　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在父亲逝世十四周年的忌日，我受中国围棋队的委托，亲手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棋谱，放在父亲的骨灰盒前。“死后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父亲的遗愿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当夜幕降临，父亲神游大地之际，他一定会畅怀大笑。
　　愿爱他的人们分享他的快乐吧！
　　综合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法制晚报》

一眼 · 发表于: 2018-3-1 15:28:00

源自：中国青年报

原文标题：陈毅之子陈小鲁逝世，生前他曾为这件事道歉……

　　据多家媒体报道，陈毅之子陈小鲁于2018年2月28日辞世。
　　在“文革”初期，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2013年，67岁的他接受本报专访，为这段往事道歉：“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作者：林衍高四维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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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本报记者陈剑摄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52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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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本报记者陈剑摄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52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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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本报记者陈剑摄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52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52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52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著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52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源自：冰点周刊

大惊失色 · 发表于: 2018-3-1 13:28: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陈毅之子陈小鲁：我是沂蒙子弟为生在沂蒙而自豪

　　本文原发于2014年04月26日
　　今天上午，沂蒙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应邀参加开馆仪式的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在启动仪式上动情致辞，他说，“我是沂蒙的子弟，为生在沂蒙而自豪”。
　　在开馆仪式上，陈小鲁作为在沂蒙工作战斗过的将帅子女，向革命先烈和英雄的沂蒙革命老区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陈小鲁说，他与沂蒙的情谊长远深厚。“我1968年前出生在临沂前河湾村，曾住在村里的一处老房子，近几年还曾去过，老房东的一个儿子也在。”陈小鲁动情地说，“沂蒙一方山水曾养育过我，我是沂蒙的子弟，为生在沂蒙而自豪。”
　　陈小鲁说，临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沂蒙人民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军队一边，参军参战、拥军支前，“一口饭当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锻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涌现出了“红嫂”、“沂蒙母亲”王换于、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等英模人物和先进群体。沂蒙老区人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成为沂蒙精神中最感人的乐章，最耀眼的品牌。
　　参观纪念馆时，陈小鲁边走边，沂蒙革命纪念馆环境优美、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以更为直观的形式还原再现了当时场景，生动感人。整个纪念馆以沂蒙精神为主线，布局合理、重点突出，通篇贯穿党的群众路线，通过翔实的史料，生动的事例，集中展示了山东根据地和华东战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展示了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爱党拥军报国的高尚情怀，展示了党和人民、军队和人民血浓于水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必将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基地。这对于我们传承红色历史，弘扬革命精神，发扬优良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奋发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记者：孔红星尹海洋）

源自：大众网

我很牛 · 发表于: 2018-3-1 13:08:00

原文标题：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昨晚逝世
源自：长安街知事

　　昨天晚上，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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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微信公众号“时事前沿”消息，粟裕大将的女儿、陈小鲁妻子粟惠宁向亲朋好友发出的信息。“我们最挚爱的亲人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不幸辞世妻子粟惠宁携子正国儿媳李斐妍泣告。”
　　据了解，陈小鲁昨天白天都很好，上午夫妻俩一起从海口开车返回亚龙湾，中午在万宁朋友家吃饭。陈小鲁中间还躺下休息到两点多才动身。五点钟回到球会，没吃晚饭，夫妻俩一起去对面的喜来登酒店走了一趟。晚上21:20，陈小鲁准备洗澡睡觉，解大便很用力。然后就说了一句：小惠，我不好！就倒下了。粟惠宁叫120急救车把陈小鲁送海棠湾301医院路上，他就没有心跳呼吸了，到医院瞳孔都散了……
　　公开资料显示，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曾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
　　1976年，陈小鲁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次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此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2013年8月20日，网上出现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发广泛关注。
　　陈小鲁在信中表示，“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
　　他说，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选择，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推脱，还有一个，是反思。

嗨哟嗨哟 · 发表于: 2018-3-1 12:08: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28日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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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温如军张蕊）今日上午，记者从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多名故友处获悉，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辞世。
　　公开简历显示，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曾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风来来过 · 发表于: 2013-8-21 20:36:00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李立）8月21日报道
　　今日上午，一篇自诉对北京八中老领导和老师们进行道歉的“文化大革命道歉信”广为流传，落款人为陈小鲁。下午早些时候，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秘书长（陈小鲁任会长）黄坚向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证实，道歉信确为陈小鲁所发，不过最开始是通过邮件回复黄坚本人，黄坚受其委托将该道歉信贴于该会博客上。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对黄坚进行了采访。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是陈小鲁发的吗？
　　黄坚：是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份公开道歉信。陈小鲁的初衷，是在我们北京八中同学会内部向当时的校领导道歉，我们十月份打算开同学会，请来尚健在的老师和校领导，这个道歉是针对同学会的。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来？
　　黄坚：陈小鲁的道歉起源于我贴出的几张照片，照片记录了1966年，北京八中“文化大革命”初期校领导（校长、书记、主任）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不堪回首的屈辱时刻。作为老三届学生，我感觉这段时间民间要求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呼声很高，不久前我也收到朋友寄来的北京育才中学一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文章总结：如果我们现在不道歉就来不及了。对此我感触很深，所以选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8月18号将照片贴出来，这个日子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标志。我想在这一天真诚地向老师们道歉。同时，我也用邮件转发了一份给陈小鲁，不久就收到他这封道歉信，算是对我发出照片的一个回应。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照片怎么得来的？
　　黄坚：从同学家里翻拍的，当时有些同学拍了些照片，留到了现在。发出照片当天很多同学给我打电话，包括陈小鲁在内都感到震惊和不堪回首。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为什么陈小鲁觉得自己有责任？
　　黄坚：他觉得自己在学校造反运动中是校革委会主任，算是个领导，自己没能阻止学校领导、老师受到迫害，自己有责任。虽然现在道歉有些迟，但他想代表大家站出来反思文化大革命，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当然，他道歉并不代表他打过人，当时他没打过人，就像我发照片时写的，虽然当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就是黑帮就该劳改就该挨揍，但是我们全都无可挽救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拥护者。所以我们要反省文化大革命。话说回来，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八中各班有各班的事，斗黑帮运动最开始是斗校领导，后来就连老师也无一幸免，学生打老师，他也阻止不了。他敢去阻止吗？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中，陈小鲁询问同学是否愿意让他做代表道歉，同学们同意吗？
　　黄坚：北京八中老三届的学生有1000多人，现在我们联系上的有700多人，这700多人大部分是认可陈小鲁代表大家向老师们道歉的，有少部分人反对，但这是极少数。陈小鲁站出来道歉，就像当年德国战败后，德国总理下跪向犹太人道歉，总理没迫害过犹太人，但当年被迫害的人需要一份道歉，社会需要当事人道歉给予精神抚慰，现在已经没办法指认当时的打人者，陈小鲁高姿态站出来，我们是认可的。当年为了整教育界的走资派，学生被鼓动出来斗黑帮，斗校领导、老师。现在是时候对这些事进行反思了，我们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回潮。现在有些言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反思文化大革命才出现的。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你指哪些言论？
　　黄坚：我在博客上发出那组照片后，有人留言说，现在的校长和小学生开房，老师强奸幼女，这些人就应该打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回潮。任何时代都有好老师和坏老师，即便遇到了坏老师，也不应该由学生把老师扭送游街，现代文明有法律，评判是司法机关的事。文化大革命当时就没了法律，包括国家主席都没有法律保护，更何况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一个同学，上完初中说下学期不用上高中了，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批斗老师，后来上山下乡才追悔莫及。所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不希望看到文化大革命回潮，不希望年轻人做出同样的事，解决问题不能靠泄愤、暴力等非法手段。所以我就要在8月18号这天发文化大革命照片，我们要道歉，从我做起，反省文化大革命。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这件事本来是内部事件，现在公开化了。
　　黄坚：我们现在如果不道歉，就太晚了，为了让社会反省文化大革命，正视它。

陈小鲁简历：
　　196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979年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2001年4月起，陈小鲁任博时公司独立董事。陈小鲁是陈毅之子，粟裕将军的女婿。妻子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

附陈小鲁道歉信原文：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化大革命，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化大革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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