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商人、革命者──王达非

[发帖者按]
　　我是王达非的后人之一。王达非解放前在成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巴蜀网把他列为历史人物，但缺少相关资料。本人觉得有必要把这一空白填补上，故先选择了国内着名已故老记者张西洛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写的材料《报人、商人、革命者》在网上公布。因篇幅较长，拟分两次发帖。谢谢巴蜀网！谢谢读者！

⊙ 张西洛

一九八五年十月
　　1948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在蒋家王朝收缩力量妄图守住西南一隅之际，七月的一天深夜，在成都东城区磨房街9号发生了一起抄家事件。率领几十名军警执行抄家任务的是军统局西南区负责人徐远举，被抄家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工商导报》总经理兼总主笔王达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密报，说王达非家里有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但搜查结果并无其事，特务们只得泱泱而去。
　　王达非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钉梢、迫害、传讯之事，不止一次了。这次抄家使王达非感到是特务机关要对他下毒手的预兆，他只得立即从成都转移到上海，接上了党的关系，于第二年二月到香港，不久又从香港到了北平。这时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王达非以为从此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迫害，作为一个革命者可以自由地在新中国的大地上驰骋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1955年人为的“潘汉年反革命案件”发生，他因“与潘汉年关系密切”受到株连，六月被捕入狱。1956年10月因膀胱癌病危，才允许保外就医。但为时已晚，12月10日含冤逝世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终年才五十岁！
　　我认识王达非是在五十年前。1936年他在重庆《商务日报》担任编辑的时候。那时，我因参加学生运动同龚远英（罗焚）一起，被巴县中学开除。王达非和当时在《商务日报》工作的漆鲁鱼、温嗣翔、陶敬之等对我们十分同情，曾在《商务日报》上公开谴责学校无理开除学生之事。这一年八月，王达非发起创办了一张四开的小型日报《齐报》，他吸收我到报社担任记者，从此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十年后的1946年，他在成都发起创办《工商导报》，我作为发起人之一又同他在一起办报。在我们相识的二十年中，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我对他的了解是比较深厚的。对这位老报人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及其办报思想作一简要叙述，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报人

商人

革命者

张西洛

一九八五年十月

坎坷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续一]

王达非于1906年农历4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峨嵋县青龙场一个土布商兼小土地自耕农的家庭里。在耕读传家的庭训下，他读过十一年的四书五经，同时也下田种地。他不满封建家庭的约束，于1923年离家到成都，进四川省立第一旧制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从此，王达非开始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受到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的启蒙教育。



三年后，他从省立中学毕业了。因为他是违背家庭意愿出走的，这时家里同他断绝了经济关系。王达非生活无着，开始了无依无靠的漂流生活：在川鄂边境杨春芳土匪部队作过录事；到四川军阀杨森办的军政学校受过军训；在四川省丰都县肉税征收处当过小职员。1928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随一个朋友到了南京。他在南京找不到工作，便住在这个朋友家里写各种稿件，试着向报纸投稿谋生。他憧憬新闻工作，但苦无门路可进。他看见上海的报馆比南京多，以为在那里找个工作比较容易，1929年从南京到了上海。在这十里洋场，要找个普通职业都极不容易，何况想进报馆工作。王达非仍然继续撰写各种稿件向报馆投递，有一些被采用，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他想到报馆工作的愿望十分强烈，一次，因投稿关系认识的一们编辑，见他年轻力壮，问他愿不愿意当制版工人。王达非不计较这些，去当了半年多的制版工人。不久，经在上海的一们四川同乡的介绍，可以回四川到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王达非喜出望外，立即带着简单的行装回到重庆，进入《商务日报》社，先是当编辑，后担任主笔，负责撰写工商经济方面的社论。王达非在《商务日报》结识了也是在这家报社担任主笔的漆鲁鱼。漆鲁鱼是从江西中央苏区回到四川的老共产党员。在漆鲁鱼的启发帮助下，王达非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提高，对共产党有了认识。他同报社的几位具有同样思想的进步报人一起，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使这张重庆市总商会主办的民间报纸，成为西南鼓吹抗日救亡的一支响亮的号角。



王达非在重庆站稳脚跟之后，便筹划自己办报了。1936年夏天，他在漆鲁鱼、黄宇齐、陶敬之等的协助下，创办了《齐报》。可是不久，这张报纸因主张促蒋抗日，受到政治迫害，只出了半年便被查封了。



1937年春，王达非应四川进步军人张志钥、陈离、吴景伯等创办的成都《新民报》的邀请，从重庆到了成都，担任了这家报纸的总编辑。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四川日报》的主笔和《时事新刊》（晚报）的总编辑。这一时期，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成都新闻界中头角峥嵘。



1938年秋，王达非在成都由《四川日报》负责人、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杜浮生和周子和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王达非工作更加努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他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里，我想列举他的几件遭遇：



1939年，王达非约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四川省分会的几倍青年同志，发起创办《时事新刊》，自任总编辑。青记四川分会是王达非在1938年春为对抗由国民党把持的新闻学会而发起组织的，参加的人绝大多数是进步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时事新刊》由游元亮任主笔，孙文石任采访主任，苏幼农任副刊编辑，张漾兮任漫画编辑。这是一张很有特色的报纸。它由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机要秘书张雪崖任发行人。因此这个报纸同邓锡侯就发生了关系，代表地方势力的利益，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王达非利用川康绥署的电台，抄收新闻电报，比成都其它的报纸消息多，来得快，特别是在坚持抗日这一点上，态度非常鲜明。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抗日社论、短评和反映形势的报道，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欢迎。《时事新刊》的发行量，通常是七、八千份，最高时曾达到一万份以上，在当时的成都，这样的发行量是很可观的。因为报纸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它的发行量又如此之多，《时事新刊》就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但特务机关碍于有邓锡侯这样的后台，不便对它下手。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机关定下一箭双雕之计：他们乘成都米价暴涨，组织流氓以暴动方式攻破位于《时事新刊》附近的重庆银行的米仓，怂恿饥民抢米，以达到打击地方势力的目的；同时诬称这次抢米事件是中共为了扰乱地方秩序发动的。他们趁此大举捕杀进步人士。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委军委书记车耀先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肇事地点在《时事新刊》附近，在现场的《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被指为暴动的现场指挥者，当即被特务逮捕，不经审问，就地杀害，同时宣布查封《时事新刊》。王达非是这家报社的发起者和主持人，面临危险，他在邓锡侯的掩护下，离开成都，逃亡重庆。他到了重庆，经邓锡侯驻重庆代表刘堃南的介绍，进入利昌进出口贸易公司担任秘书室主任。利昌公司由四川地方军政人员合资经营，邓锡侯、刘文辉、夏仲实、余中英、吴景伯等，都是利昌公司的重要股东和后台。王达非从此以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商人的双重身份，从事着艰巨的党的地下工作。可是，当时有些进步人士不了解这一点，认为王达非投入了地方军人的怀抱，充当了资本家的代理人，流言蜚语四起，王达非为此极为苦闷。



1941年冬，利昌公司迁到成都，王达非随之回到成都。这时，他以他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得到了邓锡侯等人的赏识和信任，到成都后就担任了利昌公司代行总经理的职务，协助董事长蓝尧衢开辟了猪鬃的出口业务，使利昌公司业务大振。



王达非虽然在工商界大展才能，但他还是留恋着新闻工作。正好这时成都的《华西日报》因缺能干的主持人而声誉日低，销数下降，这家报纸的董事长潘文华对王达非十分器重，就聘请他担任总经理兼总主笔。王达非接办《华西日报》后，约请中共地下党员杨伯恺任主笔，进步报人吴汉家任总编辑；还用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担任编辑、记者。报纸经常发表民主教授邓初民、马哲民、沈志远、黄药眠、彭迪先、黄宪章等人撰写的文章。由于得到了四川军人的信任和支持，这家报纸在王达非的主持下，充分利用了地方势力同国民党政府的矛盾，政治上反对独裁，提倡民主；经济上反对四大家族的垄断政策，大力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华西日报》一时成了川西中流砥柱的民主报纸。到了1945年夏天，《华西日报》的言论和报道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注意，再也不能容忍这家报纸对它的揭露和抨击，由蒋介石亲自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中统特务头子魏绍澂由重庆来到成都，胁迫潘文华改组《华西日报》。王达非和报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迫集体从《华西日报》撤出。魏绍澂夺取了《华西日报》，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从此《华西日报》便失掉了它的进步性。



王达非在《华西日报》三年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应付着各种政治力量，保持了这张报纸的进步性和民主性，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国民党特务机关从未放松对他的监视，在他就任这家报纸主持人的同时，特务机关就派了一个特务窃取了采访部主任的职务，并对他进行监视。王达非是知道这个人底细的，但不得不作出妥协任用他。由于王达非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支持和保护，特务只能对他监视，却不敢对他下手。另一方面，他还要在编辑部内部同思想“左”倾的人进行交锋。当时，有的人希望把这张报纸办得越红越好，发表的言论超越了当时政治环境允许的范围。王达非则主张根据客观环境，言论不能过激，最好进行旁敲侧击、转弯抹角的迂回作战。但是王达非的这些斗争策略，被有的人视为右倾保守。王达非认为，在成都办进步报纸虽然有地方军政势力的保护，但是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国民党的力量始终占上锋。成都不是延安，不能把解放区的一套搬到国统区来。这本来是极其普通的道理，可是有的同志，偏偏要把《华西日报》当成《新华日报》来办，似乎只有那样才是革命。这种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直到全国解放后，还有人控告王达非丧失立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那几年，我在成都办了一个星期快报周刊，王达非每每同我谈起这些情况，感到十分苦恼，甚至说过，对付这样的同志，比对付国民党特务还难。

报人

商人

革命者

张西洛

一九八五年十月

[续二]

我在本文开始，曾提到1948年7月王达非被抄家之事。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王达非最露骨的一次威胁和迫害；同时还反映出国民党同四川军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了。



1946年春，王达非在党的指示下，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及其财团蓝尧衢等的同意和支持，在成都发起创办《工商导报》。1947年王达非通过关系从美国驻成都空军撤走时留下的剩余物资里，买了一台原来配备在B—29型轰炸机上的六波段收发报机，用来抄收英、美、法各通讯社的巩电讯。在购买这台功率很高的收发报机的同时，特意从燕京大学新闻系聘请了两位毕业生担任英文电讯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这台收发报机安放在东城区磨房街王达非的住宅里，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抄收巩电讯。这完全是为了扩大报纸新闻来源的需要而设置的，一年多《工商导报》在这方面发挥了优势，许多重要新闻都从外国通讯社首先得到，报纸的内容因此大大充实。

富有斗争经验的王达非预计到特务机关会以此来找麻烦，所以在买了这台收发报机以后，立即让报社电讯室主任蔡应同把发报装置拆掉，只留下收报部分。可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是来找麻烦了。1948年7月的一天深夜，特务头子、军统局西南区负责人徐远举，率领了几十名武装军警包围王达非的住宅，他带领几名特务闯进室内，首先把这台大型收发报机守住，然后在屋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徐远举一口咬定这是同延安通讯的秘密电台，要把这台收报机带去检查。王达非同他讲理，并且明确指出，这台机器只是作为抄收新闻电讯用的，并不能对外发报。这天晚上，王达非有一个朋友借宿在他家里，也站出来以现任政府官吏的身份同徐远举争辩。王达非镇定自若，沉着冷静，一定要当场试一试这台机器是否能发报才让特务带走。徐远举知道王达非在四川的地位的影响，更明白邓锡侯、刘文辉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这时只得应王达非的要求，找来了当地的保甲长，保甲长虽然证实这台收报机确实只能抄收，不能发报，徐远举还是强制把收报机带走。这场斗争整整坚持到次日凌晨。第二天早上我因事到王达非家里去，一进门看到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王达非脸色苍白，他的妻子姜定侠气愤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们被狗咬了！“狗”，是当时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代名词，我一听，完全明白了。特务登门了，今后怎么办呢？他们是不会善自罢休的。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七月底，王达非借利昌公司在上海开设分公司的机会，到了上海，摆脱了特务的危害。

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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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

张西洛

一九八五年十月

[续三]

王达非的坎坷生活并未结束，甚至在解放以后还遭受磨难。1950年1月，王达非由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担任党派处编辑研究科科长，他在工作中十分努力。特别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达非负责整理编撰有关运动发展的资料和数据，他将全市二十多个工作组报来的材料，认真查对、汇总、分析，整理上报。这些材料受到了到上海指导运动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认为王达非的工作，帮助领导机关防止了夸大案情、扩大界限等“左”的倾向。



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刘人寿常向主持统战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潘汉年谈起王达非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引起了潘汉年对王达非的重视，潘有时候直接向王达非布置任务，分配工作，而王达非对交代的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由于这样，潘王二人往来较多，关系逐渐密切。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定为全国重大反革命案件。王达非被以“与潘汉年案有关”和“与潘汉年关系密切”为由受到株连，于1955年6月9日被捕入狱。这一逮捕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家属全不知道。王达非被捕后，当即向组织上提出三条保证：一、他没有任何叛党卖国的行为；二、他没有包庇任何叛党卖国的人和事；三、他没有作过任何出卖人民利益的事情。王达非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老实、襟怀坦白的态度，向组织提出了申述并请求进行严格审查，但这些申述并未引起重视。1953年春天我曾经从北京到上海，得知王达非因病住在广慈医院，特地去医院探望。他告诉我说患的是膀胱癌，但情绪极为乐观，希望早日把病治好，还要继续为党工作。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看见他还抱病处理工作，毫无悲观情绪。



王达非被捕入狱后，得不到起码的治疗，病情更加恶化了。直到1956年10月，这个高大魁梧壮实的汉子，变得骨瘦如柴了，这时才允许家属出面保外就医。而离开监狱还不到两个月，在12月10日便含冤出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因案件未了，死了还不准备张扬，由家属葬于上海江湾公墓。



我在北京得悉这一噩耗时，真是欲哭无泪。一个坚强的、忠贞的革命者，未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却无辜地死于冤案之中，能不悲乎！这一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2年，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之后，才得到彻底平反 [注]，而王达非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六年了。



[注]

1983年6月25日上海市委统战部“潘案” 落实政策清理小组致函到王达非子女工作单位党委，文中说：“市委统战部王达非同志，在肃反运动期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牵连而受到的审查是错误的，长期蒙受冤屈。现经复查，给予王达非同志彻底平反，对其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恢复名誉。”


1984年11月26日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处致函到王达非子女工作单位党委，文中说：“王达非同志于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在成都时，因白色恐怖，党组织决定王达非同志隐蔽起来，暂时中止正常的组织关系，保留党籍。后于1948年7月在上海重新入党。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作了《关于王达非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认为王达非同志1938年8月至1948年7月间的一段党龄不能予以恢复。现经我部复查，王达非同志1940年暂时中止正常的组织关系后，与党组织仍不断取得联系，继续从事进步的新闻工作，坚持同敌人斗争，能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工作是有成绩的。1948年受国民党压迫被迫离开成都到上海，当时上海处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当时能找到党的地下组织重新入党，亦颇不易。解放后，积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55年因受潘汉年同志冤案牵连被错误逮捕，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王达非同志作风正派，为人正直，是一位好党员。经复查认为王达非同志的党龄应从1938年8月算起，并已报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复，同意恢复王达非同志1938年8月至1948年7月的党龄。撤销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关于王达非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



1984年7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以“沪委组（84）字第961号”文批复了上海市委统战部的报告。内容如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沪委统发（84）第153号《关于恢复王达非同志1938年8月至1948年7月党龄问题的报告》悉，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恢复王达非同志1938年8月至1948年7月的党龄。撤销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关于王达非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此复。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1984年7月10日”

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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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洛

一九八五年十月

终身以报为业

[续四]

王达非曾经回忆说：我不安于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十七岁离开家庭走上社会后，扬弃了四书五经那一套，开始阅读进步报刊，思想上受到深刻的影响和教育。我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陶冶，是得力于阅读报刊上的文章。我喜欢读报，因此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决心以报为业，终身做一名新闻工作者。



1928年，王达非随一个朋友到了南京。他是想到那里从事新闻工作的。但是他没有门路，进不了报馆，就试着向报纸投稿，报纸也采用过他撰写的稿件。这是王达非同报纸发生关系的开始。他真正投身到新闻界，是1933年从上海回到重庆，经人介绍到《商务日报》当编辑（后任主笔）。在1933年到1948年王达非被迫从成都出走后的十五年中，他的报人生涯从未间断。他在重庆的《商务日报》，成都的《新民报》、《四川日报》、《华西日报》担任编辑、总编辑、主笔、总经理等职务；他发起创办了重庆的《齐报》和成都的《时事新刊》、《工商导报》。他对四川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



在王达非发起创办的三家报纸中，特别值得一提，也是我比较熟悉和亲身参加工作的，是重庆的《齐报》和成都的《工商导报》。



《齐报》创办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遍我东三省，进而窥视华北，妄图霸占我全中国的1936年，王达非发起创办这家报纸的用意十分清楚：利用报纸舆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野心，唤起民众救亡图存。



他办《齐报》，抓住两个重点：一是集中报道日寇的侵略动向和我国各阶层人民的救亡运动，这是所有读者都时刻关心的。二是力争消息迅速，及时把四川省外的新闻传播给内地读者。三十年代中期，四川还比较闭塞，全川没有一条铁路，靠了长江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渠道。上海、南京、北平的报纸寄到重庆，往往要十天以后；重庆两三家历史悠久、资力雄厚的报纸，虽在省外大埠设特派记者或特约通讯员供给电讯，但那时候电报费用昂贵，电讯数量不多，内容极为简单。王达非在筹办《齐报》之初，在上海、南京、北平、汉口订了十几份报纸，全用航空投递。《齐报》的编辑部主要靠了这些报纸作为消息来源，或摘编、或改写，每天的报纸都根据总的编辑方针，突出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和促蒋抗日的内容。齐报一创刊即以此取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齐报》是一张四开的小型日报。它在重庆各报中首先采用“本报专论”“本报特写”“本报专访”“花絮新闻”等专栏形式。文字短小精炼，版面生动活泼，在编排上独具一格，使读者观感一新。



《齐报》是一张同人报，参加报纸工作的人员，都是志同道合走到一起的，绝大多数的人均为兼职。王达非担任总编辑，漆鲁鱼、黄宇齐担任主笔，陶敬之担任采访主任，杨知白担任经理，编辑、记者中有陈丹樨、温后华、张鸣正和我，总共不到十个人。这些人有的当时已是中共党员，不少人在1938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敬之、陈丹樨后来牺牲在重庆特务的手中。在《齐报》的工作人员都不领工资，生活困难的领一点微薄的补助费。那时候，大家干劲十足，夜以继日，根本不去想什么名和利。



这张报纸以集中宣传抗日救亡为己任。但是，它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的绊脚石。特务头子康泽率领的别动总队，袁家佩率领的宪兵第三团，多次对这家报纸提出警告。《齐报》虽然有重庆市长潘文华作它的后台，社长又是潘文华的亲信、市政府的财政科长李裕生，但仍然顶不住特务机关的压力。有一次从上海来了一个四川籍电影明星在重庆举办音乐会，演唱的全是“桃花江是美人窝”这类的靡靡之音。我采访了这个音乐会，当时回到编辑部写了一篇“本报特写”进行批评，不料第二天登出后，竟因为得罪了这么一个“电影明星”而招来横祸，军统特务，重庆新闻检查所所长李公民，胁迫市长潘文华下令将《齐报》查封。这一张在抗战前夕为抗日救亡呐喊的报纸，仅仅出版了半年，于1936年12月被迫停刊。



十年后的1946年，王达非在成都发起创办《工商导报》。这是他在党的指示下发起创办的。《工商导报》创刊于1946年4月，出到1956年4月才改名《成都晚报》继续出版。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都渴望从此过和平的生活，但蒋介石却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1946年春，重庆连续发生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并公开殴打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民主人士，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向人民进攻的前奏。



王达非在1945年冬被迫离开《华西日报》后，办报的念头从未放弃。当时，他在成都的成都市银行、豫康银行、裕丰银行和利昌进出口公司、复昌猪鬃公司、元昌实业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他约集洪毅然、张漾兮、谭杞安、安新贤等，办了益昌贸易公司、国基工程公司和实用美术公司，成为成都工商界有实力的知名人物。他以工商业者的面貌，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冲淡自己的政治色彩，利用他在工商界的地位、影响，和同工商业者的广泛联系，决心办一张工商业者的报纸。这张名为“工商业者的喉舌、工商知识的宝库”的报纸，在解放前的三年半中，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压迫人民的斗争武器。1949年底成都解放后三天，1950年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副署长范长江、萨空了就联名致电《工商导报》“敬祝解放”。

报人

商人

革命者

张西洛

一九八五年十月

[续五]

工商导报在王达非的主持下，根据列宁对报纸作用一是宣传，二是组织的教导，进行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第一，确定了《工商导报》的办报方针是：“促进工商从业人员团结与进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求团结”，就是教育工商业者团结起来同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求进步”就是教育工商业者赞成民主，反对独裁；拥护和平，反对内战；要他们站在广大人民的一边。对一般政治问题，《工商导报》也郑重宣布了它的立场：“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坚决站在民主的一方面”。同时要求报社的工作人员，“要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要以自身的团结与进步，去促成工商从业人员的团结与进步”。



第二，坚定地代表工商业者的合理权益。在国民党四大家族力图并吞民族资产阶级、消灭民族经济的重大斗争中，《工商导报》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一边。在宣传上组织过反对国民党盐务总署妄图消灭四川盐场的报道；反对并吞全川市县银行的报道；反对官僚资本垄断四川出口物资的报道；反对历次摊派所得税、营业税的报道；反对政学系贪污集团假借建设为名吞没粮食库卷还款的报道等等。通过这些报道，使广大工商业者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懂得了必须同国民党作斗争才能使自己得到生存。



第三，制定了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不是“角力”，而是“斗智”。《工商导报》在这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一、对于重大的时事政治，一般不表示自己的态度，坚持“在商言商”的原则。报纸的宣传报道，集中在工商业方面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如连续报道了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瓦解它的经济基础，削弱它的反动力量。二、利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选登有利于我的消息，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国共战场上的得失，等等。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表面上“引退”溪口，但仍把实权攥在手里。《工商导报》就选用了路透社的一条电讯，题目是《蒋介石的手仍在键盘上》，加以揭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外国通讯社根据新华社广播转发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工商导报》以《中共的工业政策》《中共的城市政策》为题，刊出了这篇重要讲话。在四川报纸中，是唯一发表这个讲话的。1月15日还用“伦敦广播”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方案八条二十四款；4月6日全文刊载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等。三、在新闻用语上也加以注意，采用国统区通用的语言，不采用党的和解放区的习惯用语。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足为道，但确是十分重要的。如我们把阶级改为阶层，把无产阶级改为穷苦百姓，把斗争改为奋斗，国民党反动派就不至于在文字上来找我们的麻烦；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反共宣传，当时有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存有疑虑，用他们的语言讲共产党的道理，尤如遇见广东人讲广东话，就比较容易听懂，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第四，把广大的工商业者组织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中来。由于《工商导报》在反统制、反垄断、反贪污、反重税剥削、反通货膨胀等斗争中，维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合理发展和工商业者的合理利益，得到广大工商业者的信任和爱戴。经《工商导报》直接间接地推动，组织起了经济座谈会、川康出口贸易研究会、手工业联合会、全川市县银行联合会、川西工业协会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团结了广大的工商业者，加强了反蒋的力量。同时，通过这些组织的各种集会，把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宣传的内容，如党对土地改革的规定，解放后党对国统区工商业的政策，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利用座谈会或集会进行宣传。王达非曾经在1949年3月从香港秘密回到成都，历时三周，他在川西工业协会等作过《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和《金元卷泛滥下的经济形势》等报告。



第五，组织了一个坚强得力的办报队伍。《工商导报》创办之初，自己没有印刷厂，没有办公房屋，参加办报的除王达非、安新贤、李与初等年龄较大外，其余全是一批年轻的穷苦知识青年。报社租了几间草蓬房子作为编辑部，长期没有床铺睡觉，没有桌凳吃饭，工资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但是大家在“求团结”“求进步” 的目标下，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奋斗，终于使这张报纸从创刊时的四开晚报，发展到解放前的日刊对开一张半，晚刊四开一中张；工作人员由二三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社址由新南门的草蓬房子发展到市中心的两层新楼，并建立起自己的颇具规模的印刷厂；报纸发行量由二三千份发展到日刊一万多份，晚刊七八千份，成为川西销售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



《工商导报》在解放前三年半的发展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遇到过不少困难。从1946年创刊起，就有特务混进编辑部进行侦察，在捞不到什么情报，又过不惯艰苦紧张的生活之后，这个特务不久就离开了。随后，特务机关又胁迫几位民主同盟盟员退出《工商导报》。1947年“六二”大逮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半夜从《工商导报》抓走了编辑记者二人；我也被列入黑名单，但因那天我不在成都，未遭毒手。1948年逼走报社的主持人、总经理兼总主笔王达非。1949年成都临解放前，12月又阴谋捕杀报社的社务委员安新贤、陈泽昆、王家鼐、蔡应同和我。那三年半，《工商导报》年年都遭到政治迫害，幸而有四川军人邓锡侯、刘文辉及其财团蓝尧衢等的支持和保护，国民党特务机关碍于不敢得罪地方势力，这张报纸才存在下来，迎接了解放。在经济上由于经管管理得法，发行数字较大，工商广告又多，尽管在物价上涨、通货贬值的威胁下，《工商导报》还是做到了收支平衡，工作人员的工资在成都同行业中占第一位，充实了必要的器材设备。《工商导报》的电讯设备和印刷厂在当时成都各报中算比较完善的。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来谈论这些往事，是很有意义的。为了救亡图存，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们新闻界成千上万仁人志士中，在艰苦困难、饱经风霜的环境中坚持战斗的，何止王达非一人。不少同志今天已经长眠于地下，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我们幸存者应当把这些往事记录下来，不要忘记他们的功绩，并勉励后来者永远踏着先辈们和足迹，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艰难困苦，为革命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全文完）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