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费孝通谈民族问题，谦虚地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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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人民网  : 吴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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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7月，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做民族团结和睦的工作。当时在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专门邀请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
　　双方坐定，警卫员送上热茶后，邓小平平和地对费孝通说：“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
　　费孝通介绍了自己在西南调查少数民族的情况和相应数据。
　　邓小平讲话从不转弯抹角，他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费孝通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让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称赞费孝通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邓小平还对费孝通十分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费孝通感到邓小平对民族问题思考得既具体又准确，与君一席谈，豁然开朗啊。邓小平继续说：“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红军把粮食吃光了，自己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邓小平这番坦诚的话，使费孝通很受感动，十分钦佩，他动情地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便接着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邓小平说道：“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两个多小时的叙谈后，邓小平热情地留费孝通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十分投机。邓小平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你是专门研究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费孝通说，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
　　邓小平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上的言传和身教，不仅教育了广大汉族干部，感动了少数民族，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而且使党外人士深深体会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各民族老百姓办事的党，是一个讲民主、讲团结的党。
　　(摘自《人民政协报》)

源自：《学习时报》  : 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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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跟费孝通读书结缘
　　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那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阴冷的地下教室，费先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深色夹袄，说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我在半懂不懂状态中听讲。他讲了自己在大瑶山调查的亲身经历，又谈到二上、三上大瑶山的感受，谈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最后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的希望。刚开始是听不大懂他的话，渐渐听懂了话又觉得内容漫无边际，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最后老先生几句简短的结语，一下子将他的整篇谈话串了起来，不仅浑然一体，而且生动自然，充满感情，让我立即感觉到这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学问。
　　对费孝通先生的“私淑”之心一直没有放弃，我从报刊杂志上追踪着他的消息。1987年，我即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有一天突然在报上发现一则很短的报道，说费孝通先生计划在有生之年培养一批博士，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边区开发”专业。我激动不已，四处打听费孝通先生的住处，直接找上了家门。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接待了我，让我去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谷联系。1987年7月的一天，潘老师专门致电告诉我被录取了，而且马上跟费先生去内蒙古作调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直接去西直门火车站与他们会合。顺路买了个最大的西瓜，算是拜师的见面礼。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是最后一名，刚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潘老师责问道：“怎么这么晚才来？”我说堵车，这是事实，心想真不该和卖瓜的小贩讨价还价。潘老师引我到费老面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学生。”费老放下正在看的书，打量着我，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没等他说几句话，我就抱出大西瓜拿出刀子切瓜，咔喳一声打开后是一个生瓜，老先生满脸慈爱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很后悔当初没有亲自检验一下，招了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从此我开始跟随先生攻读社会学“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也是他培养的唯一的“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我一直努力领会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思想，也认真实践先生倡导的“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在我的书房里，悬挂着先生为我题写的“求实、创新、勤学、笃行”几个大字。每当我倦怠时，就感到先生慈爱的目光在看着我，耳边就响起先生的话：珍惜时光，踏实做人。或许，我一生也做不出什么值得引以自豪的成绩，但我会永远以先生为榜样，不断追赶。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30年历程中，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才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他是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

人生多经暴雷雨
　　回顾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打下的深刻烙印，也有西方学术精华的熏陶，更能够看到一代大家的严谨风范和崇高的爱国情怀。“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既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自我概括，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度总结，他毕生都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费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多经暴雷雨”“荣辱任来去”。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坚持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满腔富民强国的情怀，大学是从医学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发现听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听到了，也是听得越多，视听越乱，于是就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蛮荒之地”的调查，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开始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的追求。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搭配”，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应当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开弦弓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开拓了人类学本土调查和文明社会研究的新里程。《江村经济》以及在云南农村调查写作的《禄村农田》，直指当时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提出了其根源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敝，描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惨淡景象，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的农村》等一系列作品，提出了“差序格局”等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概念，开展国际视野下的文化比较，在对中国传统的皇权、绅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文化转型进行深入探讨。
　　1957年的二访开弦弓村，费孝通敏锐地发现解放后虽然粮食大幅度增产，但农民反而吃不饱饭的怪现象，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认为问题出在片面地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上，破坏了传统的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工副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农民的贫困，他开始在报刊上为恢复乡村工副业生产而鼓与呼，可惜在《新观察》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尚未发完，费孝通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他沉寂20年的艰难岁月。即使是在干校的艰苦环境中，费孝通与当地农民也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甚至以60岁高龄还下大田学种棉花。这段生活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萌发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心态研究的思考。
　　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当地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300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副业发展起来后，老百姓有钱了，多种经营又焕发了农村的活力，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他非常高兴。以后又将开弦弓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6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从镇到全国一盘棋，将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沿着城乡和边区两个路径，不断进行类型加比较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费孝通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总结各地农村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

富裕之后怎么办
　　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出现转制转型，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大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共同繁荣。费孝通又将思路上升到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主要是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个地方跨地区合作。90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议搞长三角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费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岭协作区的整体扩大，与东南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倡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又几乎同时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天津几次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港口建设专门向中央提建议。
　　他不仅重视内地农村的发展问题，也一直关注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他又四上广西金秀大瑶山，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必须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首先是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他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他提出了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问题，从包头钢铁厂“既要包钢也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以及推动国企改革的思路。从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的发展困境，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产业优势，促进当地整体发展，重点关注和推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在1990年80岁生日时，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转型比喻为“三级两跳”，即伴随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初步的工业社会，当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又很快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经历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一跳，接着又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一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容易带来社会失衡和文化眩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提出“富裕之后怎么办”，又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问题，引发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敏锐指出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如何通过“文化的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建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以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就在前一段时间，为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年，我再次到吴江拜谒了先生的墓地，重新品味用他自己的话题写的墓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正因为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

源自：辽沈晚报  : 秦朝晖 李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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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晖，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特邀评论家，朝阳市文联《辽西文学》执行主编。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文学评论集《手稿消逝的年代》《守望与诉说》等。
　　“知识分子总是心存感激、心怀敬慕。比如梁漱溟、晏阳初，比如费孝通，他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乡土中国》，每每读来，总令人心绪起伏。”
　　《中国农民的生活》人类学实地调查里程碑
　　秦朝晖告诉记者，初读《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在1987年的春天。今年年初重温此书，依然被书中所散发的“穿透力”所打动。1937年，远在英伦半岛留学的费孝通忍受着离家之痛，夜以继日地攻读着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学位。
　　撰写着博士论文的费孝通，眼前常常浮现出这样的一幕：离家之前，奶妈包了一包家中灶上的泥土，放在他要带的箱子底部，又嘱咐他，在外国人生地不熟，逢到水土不服老是想家的时候，就把箱子里那张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
　　正是这包中国的泥土，陪伴着费孝通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这篇博士论文于1938年问世，其序言是由费孝通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斯基所写。马林诺斯基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在该书前言中的“文化自觉”给人以启迪。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取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所以，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
　　6.5万字的《乡土中国》
　　影响几代人认识中国社会
　　秦朝晖接着谈道：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的同时，并没有停止他的田野调查工作，当他把一生的目标确定为“了解中国的社会”后，他把重点依然放在了乡村，放在了农民身上。奠定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著作《乡土中国》《乡村重建》《生育制度》《禄村农田》等，也大多是完成在这段特殊岁月。
　　他的只有6.5万字的《乡土中国》，更是成为影响了几代人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之作。
　　《乡土中国》由14篇论文组成，每一篇论文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且用中国笔法，三点透视，写意兼工笔，有理论性的概括，也有生动有趣的生活细节的描述。
　　关于“土”，费孝通这样写道，“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人，‘土’是他们的命根”。看似有几分调侃，但却包含着作者对“土地”的深情厚谊。
　　对于“乡下人”的“愚”，他做出这样的解释，“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满腹经纶的费孝通，对人的平等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视角。
　　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恰切的比喻，提出了举重若轻的“差序格局”的概念：“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具有洞见的发现，给人拨云见日之感。
　　

求知路上的共同追求
　　费孝通1910年11月生于江苏吴江。读中学时，他立志当文人，后想当医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后，他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于是他改学社会学，1930年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冰心的丈夫）。
　　1932年，费孝通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女生王同惠。他与王同惠同系，但相隔两班。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河北肥乡县人，北京笃志女中毕业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33年圣诞节，费孝通送给王同惠一本人口问题的专着。当时，费孝通在翻译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王同惠则在翻译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个巧合进一步密切了他们的往来。王同惠把费孝通的译稿要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到图书馆借得原版书，边阅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要求费孝通也像她一样，将她的译稿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
　　费孝通、王同惠一边求学，一边抽时间完成了《社会变迁》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翻译，两书译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血融会，堪称两人爱情的结晶。
　　1933年夏，费孝通燕京大学毕业，获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时，他又考进了清华研究院，师从俄籍社会学大师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费孝通的学籍虽从燕京改到了清华，社会关系却没有多大改变，生活圈子还留在和清华园不远的未名湖畔。尤其是仍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王同惠，更是牵惹他时常流连未名湖畔。
　　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

如同一对比翼鸟
　　费孝通非常喜欢王同惠，王同惠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爱显摆。她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粉饰”，性格温婉和蔼，人又大方聪明，可谓才貌冠群芳。王同惠则十分欣赏费孝通的才华和学识，更理解他心底更深一层的理想和抱负。
　　热恋之后，费孝通“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平时，费孝通的个人工作室里只有他一人，王同惠来时两人作伴，有学业上的研讨切磋，有两情间的欣赏思慕，有追求上的志同道合，有费孝通的机智幽默和王同惠的聪颖爽朗，加上窗外有乔木、有流水、有芳草、有弦歌的求学环境，”平服“与”舒畅“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情景与心境了。
　　费孝通、王同惠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来往于清华和燕园。昨天相约未名湖畔，今天相见水木清华，如此求学，岂不快哉！快慰之余，还可以一同去拜望恩师吴文藻和师母冰心。
　　这种缠绵、高雅、精致、清新的爱情，虽然并不曲折，却颇富传奇色彩，虽然发生在两位淳朴的男女同学之间，其浪漫却不让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其是费孝通这个痴心男主人公的形象，可爱温润之极。而他们除了风花雪月和花前柳下，更有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这使他们的爱情时时更新，不断生长。一双才子佳人，南北珠联璧合，一边谱写着爱的诗篇，一边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
　　和费孝通一样，王同惠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超越的想法。在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曾问过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这一突兀发问，是王同惠心底梦想的无意透露，也是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她思想上的共鸣。为此，她和费孝通经常在一起讨论，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想法。

蜜月携手赴瑶山
　　1935年，广西政府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的课题，向清华研究院求助，希望派员来桂支持。恩师决定选派费孝通。费孝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溜溜的她“，王同惠高兴得不得了，并执意要和他一起去。费孝通也希望这样，他们把愿望汇报给恩师吴文藻和史禄国教授后，两位老师也表示赞同，只是觉得他们以同学身份一道上路不方便，社会上也不可能认可。费、王二人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决定──结婚！当时，费孝通已获清华研究院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奖学金。王同惠则完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业，按有关规定，可以保留学籍先去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学校续修四年级学业。
　　1935年8月的一天，费孝通、王同惠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地点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证婚人系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新婚蜜月，本该温存，可小两口新婚第4天便惜别恩师，踏上了到广西实地调查的征途。
　　从北京到广西，辗转两个月。他们一到南宁，顾不上遥远路途的劳累，第二天便与广西教育厅和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订社会调查方案，查阅资料。
　　1935年10月10日，费孝通夫妇离开南宁，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大瑶山。10月18日他们从柳州象县进入大瑶山腹地东南乡（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当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山高路险、荒无人烟的地方调察，其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这对小夫妻却甘之如饴，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向内地发回题为《桂行通讯》的报告。
　　六巷乡的瑶民，仍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费孝通夫妇十分尊重瑶民的风俗习惯，不仅和瑶民同吃同住，还主动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天，一个瑶民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村里的头人命巫师驱邪。费孝通夫妇赶紧拿出自己的药，耐心地说服头人，让病人服了药。病人好了后，全寨的瑶胞把他们当成”神人“。
　　一天，王同惠悄悄告诉丈夫怀孕了。费孝通一听，非常高兴，他关心地要求爱妻先返回北京休养。王同惠出于对丈夫的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决定继续留在大瑶山搞调查。她的想法是，争取在1936年2月前，将大瑶山居住的瑶族各支系的所有情况调查、研究完毕后，再回北京。

长存在大瑶山的爱
　　1935年12月16日，他们又开始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进行调查。一路上，古陈村派出的向导在前面带路，费孝通、王同惠相互搀扶着跟在后面。行至五指山冲口处时，王同惠累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费孝通将她扶到一块大石上坐下歇歇。
　　这一歇，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络，迷失了方向。天慢慢黑了下来，费孝通忽见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以为是人家，立即趋前探身察看，他的脚一触机关，轰隆一声，上面木石俱下，把费孝通砸压在下面。原来那是瑶族猎户为猎兽设的陷阱。
　　怀有身孕的王同惠见状，奋不顾身地用尽全身力气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成堆木头和大石块逐一搬开。她见丈夫的腰部、腿部均受重伤，站不起来，便将他扶到附近的地上坐下：”我们是生死夫妻，我去找人救助。“说完，便消失在茫茫的荒野山中……费孝通忍着巨烈疼痛趴在地上，盼着妻子快快带人来救援，可听到的是野兽的吼叫声和寒风的嗖嗖声。天快亮了，费孝通慢慢往前爬，自寻救助、寻找爱妻。直到17日傍晚，他终于碰到一位瑶族妇女找牛，费孝通急忙向她招手，但那位妇女却转身跑了。不久，瑶族妇女带来了两位瑶族男青年，轮流把费孝通背回古陈村。
　　可是，王同惠杳无踪影。副乡长盘公西闻讯后立即下令：凡16岁以上的男子，马上出动寻人。全村瑶民连续6天寻找王同惠，但踏遍了周围的山村乡寨，也未找到她的踪迹。费孝通昼夜萦回梦祈，犹盼爱妻生返。一天深夜，他梦见爱妻掉在水中。第二天一早，他把梦兆告诉瑶民，叫他们注意到有水潭的地方寻找。说来也巧，就在这天（失踪后的第7天，即1935年12月23日），瑶民们在古陈与罗运交界的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原来她那天救夫心切，不慎坠落深渊……瑶民们按瑶寨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副乡长挑选了8位身强体壮的瑶族男青年，分别抬着王同惠的遗体和重伤未愈的费孝通离开六巷乡古陈村，经平南县到达桂平县江口圩渡口上轮船。原本，费孝通准备把爱妻的遗体送回她老家河北肥乡安葬，但船到梧州后，费孝通见遗体已不便长途运转，只好将爱妻遗体埋葬在梧州白鹤山上。费孝通请人精心设计了同惠之墓，并拖着重伤之身亲笔为爱妻写了碑文。

真挚的爱情不泯灭
　　王同惠女士，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而遇难的女学者。遇难那一天，是她和费孝通结婚的第108天。
　　费孝通竭力把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深埋在心底，在爱妻墓前，他以志相许，发誓一定要实现爱妻生平的遗愿。随后，费孝通从梧州转至广州柔济医院做脚骨开刀手术。他在医院治伤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件事的经过。“在广州柔济医院里，费孝通伤情稍稍好转，便立即着手整理王同惠在瑶山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至1936年6月回到北京时脱稿。之后，《花蓝瑶社会组织》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王同惠。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风礼俗、信仰、典章、生活、劳动、卫生、教育、家庭关系等情况，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
　　王同惠女士墓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流落于当地一所学校，后被一位好心的教师保存下来。上世纪70年代末，费孝通得到彻底平反后，墓碑才得以复立。
　　1988年12月，费孝通到广西梧州谒王同惠墓，睹碑思人，百感交集，还赋诗一首，犹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并告慰同惠在天之灵，说自己老骥伏枥，而曾经有过的生死爱情，又使他灵魂升华，始终本着”荣辱任来去“宗旨做人。
　　《江村经济》（海外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的地位。《江村经济》卷首，费孝通满怀深情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真挚的爱情不泯灭，激励着费孝通在事业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他怀着这份爱走向江村，走向群众，走向农民，走向世界，并一直走向社会学的巅峰。

　　95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仙逝，朋友让我来说几句。对费老这样一个有着时空广度和精神密度的历史人物而言，说什么都显得挂一漏万，都难以言喻悼念者的感情。虽然，寿终正寝，盖棺论定，赞生送死不辞，小子何敢让焉？
　　实际上，对费孝通先生来说，他的晚年“余热”不断，但他的事功立言早已“论定”。网友们知道，用引擎搜索，可以搜索出各类百科全书、名人词典、人物传记中有关费老的简历、介绍和纪传。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型学者，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都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挚友储安平等人还是接力于胡适之等五四前贤的又一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在种种可见的成就面前，他“桑榆为霞”的努力，如周游全国市场的调研、出版文集、92岁讲大课、回忆他早年的师友，等等，都是“老骥伏枥”的修身惯性使然。但如果我们回顾他的一生，并试图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晚年言行仍有一种“慢慢地着急”（李慎之语）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
　　费孝通先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他在社会学大师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在马氏的指导下完成《江村经济》博士论文的撰写。大师为年轻的学生、一个有待完成然而功底厚实的大师巨作写序说，“费孝通的着作，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是多么的扎实。书的主题是对湖泽地带平原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通过一个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费孝通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回到国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系。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开始了一波新的农村调查工作，并获致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1943年，费孝通前往美国讲学一年，返回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后，费先后写出《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着作，广受读者欢迎，也产生广泛的影响。他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文字优美，跟任何层面的读者绝无扞格，有社会报道之诚而无学术僭越之霸。可以说，费孝通在他的才学识成熟期为中国的社会学写作贡献了一种亲情的风格。《乡土中国》宏观地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乡土情结，把乡土当成一种概念，以此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费孝通研究中国文化模式如何从农村中产生出来，从而提出了包括“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极其重要的概念。
　　用当下的话语，在有着巨大学术贡献的同时，费孝通先生还是一个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有着令人瞩目的社会活动，有着令人弦诵不绝的公共写作。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联大和钱端升、伍启元等教授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闻一多被暗杀，费孝通虽在美国大使馆协助下避入使馆，但他仍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当胡适之等人都“下岗”作壁上观或站队帮闲时，费孝通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独立客观地写下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他是当时处于夹缝中的自由主义孤岛──储安平《观察》的撰稿人之一，他的言行为他赢了自由民主人士的声誉。
　　费孝通以民主人士身分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费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1957年费孝通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已被整饬驯良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建构了一重大的社会命题，这一由社会学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学者发现的时代课题，大概可以跟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解冻》一说并美。只是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到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到新的千年世纪的各类“小阳春”，中国知识分子的春信不免虚妄。费孝通当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才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委托，自此开始活跃于政界、学界和中国社会。1980年后，费孝通还先后出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位。因年事日高，1996年辞民盟中央主席职，仅任名誉主席。
　　费先生的一生是复杂曲折的，他经历了人世间最为巨大的荣辱。他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用世之心。实际上，每一种人类知识的新的分工独立，每一古老文明的被激活或新大陆的开发建设，不仅有着巨大的开疆拓土的远景，而且其更新的精神思维可以教化或说反哺世界。这一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在近二百年的现代转型史上屡经证实，如启蒙运动近百年之后的达尔文、马克思、佛洛伊德等仍能在生物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领域展现立言立法的创造力，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仍能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进行革命，从而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国度和现实生活；而拉美的作家、苏东的诗人、发明东方学的萨伊德、思考落实于印度国情的阿玛蒂亚森，以及那些激活了非洲、印度文明的传统哲学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们，都以其言行事功让西方人或说人类知识感受到了一种“逼人的辉煌”。毫无疑问，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钱穆、陈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个收获期，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费孝通先生即属于这一时期弥足珍贵的收获之一。
　　遗憾的是，文化或道统的重建，胡适之展望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很快被社会突变中止进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设人为地断裂，少有成为后来者的营养，这也许反证中国知识人的创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们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少有为中国的百年千年巨变进行准备、少有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资源。学来习得的中西知识未能化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训教化社会，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多有暖昧或可议之处，费先生的“长老统治”有译语的取巧而无中国气象，从中也可见一斑。
　　这种不配于中国罪苦的知识，其社会遭遇是屈辱的、可羞耻的，也是后来者可悲悯的、必记取的。作为一个笃爱自由的学人，费孝通先生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们的沦陷，斯文扫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惧、无告无助的痛苦、朋友失踪非命的惨烈、人神远离的绝望，他都经历了。他活过来了。他活成了明哲，他对“春天”不再闻问，他从民权滑落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后之明达君子，或可谅读、知人论世于费老乎？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却是又一次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中国的时流在无远弗届地规范个人生活的同时，民间、体制外从来有一种清议，有一种重建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努力。中国的忧时伤国之士，因此能够在个人的不幸外获得历史和民众的赞辞。如范仲淹骄傲于“仲淹三贬而光”，他们确实并不孤独。而费孝通晚年的荣华富贵却在他的盟友和知识界那里有了不同的反应，笔者本人也强调过这一现象，“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态度，曾经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不明白为什么3楼的饭得志要这么说？
有什么理由支撑认为费孝通是“没有骨气的学问人”？

费老在留学后尽快地把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介绍到国内，开拓了当时学界的新视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错误得被打成右派，致使民族学在国内的一度沉寂。应该说是国家欠他的太多！

偶有费先生的《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都是很薄的厚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与生存智慧与方式，这本身就是构建民主社会的宽容精神。
感谢楼主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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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7 23:09:14编辑过]

民俗学、人类学的一颗巨星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