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慌了才好吃──请大家一齐追忆1959～1961年间公共食堂食谱以告苍天以戒后人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红光时的照片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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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上上，向毛泽东说了真话：“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 ...

一条江 发表于 2010-7-27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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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摆歪红光社──在中国“共产风”中的历史地位

请看一条江转东夫文：

[轶闻秘档] 高产“卫星”戛然而止──郫县红光公社大跃进“纠左”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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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卫星”戛然而止──郫县红光公社大跃进“纠左”前前后后
　　（1）

一九五六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李井泉的下属对他的尊称）几个小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一九五七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史称成都会议），毛泽东在

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至此，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视察了郫县合兴乡红光社（高级合作社）。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XX这年芳龄二十六，她十七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

，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

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郑XX错过时机，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

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

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

经验是深耕-　足肥　-　密植，开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

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

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

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

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

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

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

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

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

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

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

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XX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

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

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

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

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

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

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

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

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

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

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

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

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

在郫县。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XX要求郫县“叫中

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

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
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

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

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

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合兴乡）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二十二日晚，干部

们决定“干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

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

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

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

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

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

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

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二十三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

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

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

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

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

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

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

割时郑XX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

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

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

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

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

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

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

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八月二十二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

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

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编辑手忙脚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

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

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

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

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八月二十三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

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

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

大的卫星呢？　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郫县是后起之秀，

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

大有压倒新繁之势。一九五七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

哪肯服输，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

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

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

郑XX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

“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

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

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

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稻会议上

表扬郑XX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秧苗在田里

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XX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风的稻子硬是可

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待续...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

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

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

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

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

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

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

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

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

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

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

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

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

生长”，结果“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

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

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作者：东夫）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XX同志曾召集这些党

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

的问题。潘XX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

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

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

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

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

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

放出多大的卫星”。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

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

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川西坝子天字第一号超级大社──红光人民公社

宣告成立。它由犀浦、合兴、团结、合作、安靖五个乡组成，有近一点七万农户，

七点五万多人，良田十三万余亩。公社机关设犀浦乡，离李政委常驻的金牛坝招

待所仅几公里之遥，二十六岁的副县长郑XX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周桂林任副

社长。合兴乡的老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周桂林仍任

支书。
　　“招之即来”的几千万大办工业的大军吃着高标准的商品粮，人民公社公共

食堂农民在放开肚皮吃粮，无人收割的庄稼在地里发芽腐烂，上边仍然在思考

“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参照威廉氏的《土壤学》，提出用三分之一的地种

庄稼，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休闲的“三三制”。真的，如果一亩地能打几万

斤粮食，用那么多人，那么多地种粮食干什么呢？少种、高产、多收，其余的时

间学文化，搞科研，唱唱歌，跳跳舞，做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人民日报》

社论欢呼这是农田耕作制度的大革命。社论说，今年全国出现了许多小面积的高

产卫星，但是“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明年我们一定能够在大面积上创造丰产奇

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小面积土地上得到足够的农产品，同时放弃一部分低产

耕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大面积高产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

措施去实现大面积高产的问题。”
　　这个称之为“田园化”的农业革命构想在宣传画中描绘的景象是：鲜花遍地，

绿草如毡，集体农舍的楼房掩映于浓荫之中，外加一小块庄稼长得像小山似的农

田。一九五九年的生产目标：　少种、高产、多收的指示层层下达，又一轮更大

规模的吹牛竞赛拉开序幕，一九五八年的“卫星点”要变成一九五九年“卫星

片”，面积动辄数千亩数万亩，高产田五万十万下不来。四川省委召开万人生产

动员大会，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同时缩小耕地面积，抽出

劳力大办工业。《四川日报》刊登农业厅长赵XX的文章说，有充分的根据证明

这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有了高指标就会创造高产，我们“一

定能够实现千万亩亩产万斤粮。”

在(一九五八年)放高产卫星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温江地委一开始就处

于十分尴尬的被动状态。从行政关系来讲，郫县的一切工作，尤其是农业生产，

应该由地委一手抓，然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实际领导上，郫县离省委都要比地委

近得多。“李政委”经常办公的金牛坝招待所就挨着郫县；省里的各种工作组如

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以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为主的一个庞大的新闻

报道班子常驻郫县；省里的各种指示往往一杆子插到县里，县上的工作往往直接

报到省里。当郫县有什么大事报到地委时，可以肯定省上已经知道；更多的时候

是地委接到省上的信息或看了报纸，方知郫县又生出什么花样。地委一般干部没

人愿到郫县去：人家是通了天的，架子大着呢，谁愿意去坐冷板凳讨没趣呢？
　　但是地委的头头们就不敢这样想，夺了彩地委也许沾不到多少光，出了事可

休想滑脱。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从统购统销征过头粮出乱子，到一九五六年乱

指挥造成的减产，或多或少给他们以教训。　脱离实际是要受惩罚的。他们肩上

的担子很重，很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粮食交出来才算数。单是一个百

万人口的省会成都，一朝没粮，该当何罪？不过，要说谁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可

是假话。整个国家尤如一个蒸笼，热的、冷的、清醒的、糊涂的都难免被蒸热、

蒸烫、蒸晕。(温江地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曾笳每天拿着报纸心急火燎；连河南

安徽都干出几千斤，守着名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居然无所作为！连省上的农业专家

参观回来也这么说，还有可怀疑的吗？
　　为了迎头赶上，地委接连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团分赴河南、湖北、安徽、

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省参观考查，结果大失所望：所有的所谓“卫星”

都是假的。
　　当神话被重复一千遍的时候，他相信过神话；当神话被揭穿以后，他更坚信

常识。曾笳清醒了。主管着全区的农业，他感到责任重大，那是几百万张嘴巴，

十来亿斤征购粮的问题啊！虚报浮夸后果不堪设想。秋收开始他突然接到省农业

厅的电话，说郫县已经出现六千斤以上的卫星田，省上准备在那里开水稻生产现

场会，他立即答复，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他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前去调查，

杨回来报告，不是六千，是六百，社队干部说，他们根本没报过，是县里报上去

的。
　　曾笳拿起电话告诉农业厅，现场会不能开。没得那回事。接着打电话给郫县

第一书记刘致台，要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口气不小：“这还不算，我

们还有产万斤的田呢！”曾笳压住心头的火气：“那当然好。有把握的，先给地

委报告，我们要亲自验收。未经地委验收，不能向上报。”
　　眼下他正窝着一肚子火。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收割前的估产，收割时的核产，

收割后的清产已经形成了规矩，粮食产量都是逐级核实上报的。今年早稻收割开

始就全乱套了，尤其是郫县，简直就不把地委放在眼里。有一点很清楚，高产最

终要落实到征购上，万一征购完不成，他是担待不起的。地委常委中，对高产卫

星持怀疑态度的占压倒多数，地委发出通知：凡各县放高产卫星，一律先报地委，

经地委验收后才能宣传，否则不予承认。

这一纸通知尤如向燎原烈火泼去一瓢水，根本无济于事。先斩后奏，斩了不

奏比比皆是，地委会刘家大院门口终日锣鼓喧天，报喜的队伍你来我往。接到喜

报：看到报上的消息地委的调查组火速赶到现场，要么已经“收完”，要么子虚

乌有……
　　八月二十三日，万斤卫星从天府之国冉冉升起，巴山蜀水一片欢呼。从报上

得知消息，温江地委的头儿们如同咽下一只苍蝇。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打电

话问曹云生，曹承认是“二次移栽”。八月二十五日，地委再次受到重创，《四

川日报》头版报道，郫县合兴、古城，崇兴三乡接连放出五颗万斤中稻卫星，其

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的一万六千多斤的卫星。地委办公室派龚朝浦、傅正坤

二人立即前往调查，看到是犁过的田。访问了几个老农后，二人打电话到川报说，

我们调查了，这块田实际只产几百斤，你们这样做有损党报威信！报社并不理睬。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作者：东夫）

高产“卫星”戛然而止──郫县红光公社大跃进“纠左”前前后后
　　续：                   (2)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郫县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三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

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

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似乎并不计较：“你们不要急，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四

万多斤呢。”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宋文彬率领地

委全部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成都到犀浦

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数以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

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吱转动。

那块稻田　　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

的谷粒。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

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像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

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

奏”引起的不快，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

扬、祝贺和恭维。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贺，　温江地区粮食大

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太好不过。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

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

下介绍“并秧移栽”经验：他们是在七月十三日将十六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十天

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均到现场参观。第一书记李井泉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

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

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井泉信任的阎秀峰。四十四岁的省委

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据阎秀峰当年的秘书岳忠回忆，当他们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

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岳问，你们怎

么知道是假的？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

起的。”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三十二亩成熟的

稻子并到一起。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

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

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阎

秀峰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

回郫县。晚饭后，宋文彬接到省委书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天

他们参观发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争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

咬定，并秧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二十九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

XX、处长史立言、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

部座谈。当过李井泉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

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

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

晚一个月。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

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分。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九月十日，县委终于向省、地作出书面检讨报告。
　　这份所谓的检讨堪称厚颜无耻、强辞夺理的杰作。

　　检讨做了，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

，由赵宗福在犀浦进行；处分有关人员-　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

部执行。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

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

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

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

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

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

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报道的标题公然宣

称“并秧移栽经验好　　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报道毫不忌讳地说，

友爱乡一社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出动三百一十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

三十五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

的高产奇迹。到九月九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三五颗，其中一次移

栽的十三块，并秧移栽的二十二块。
　　报道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

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

田来增种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最近，郫县县委研

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

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

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

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所有的中稻卫星都是“一次移栽”或“并秧移栽”，

快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八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即将收割）时并的。

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

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

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

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是

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

委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

报社可以左右。副总编伍陵一次不慎将他指定放头条消息放在了二条，挨了一顿

臭骂：把报纸收回！损失由你出！
　　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考虑的是

“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骇人听闻的高产似乎已经是过去了的事。刚刚当上

政治局委员几个月的李井泉腾云驾雾飞回四川，听说省委一些人反对郫县的万斤

田，极为不满。眼看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出尽风头，急不可待地要在四川

搞出点震惊全国的名堂来，尤其对郫县寄予重望。从八月份以来，李井泉就通过

他的喉舌《四川日报》对“黄鳝脑壳”们大加挞伐。乘北戴河会议的东风，李井

泉向反对派们发起猛烈反击，继广东六万斤卫星发射后一个星期，以超凡的雄心

和胆量发射了郫县八万斤卫星。
　　然而这时李政委的权威还未达到登峰造极、一言九鼎的程度。资历比他老的

省长李大章就不买他的账；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阎红彦

说不来假话；连他的老部下阎秀峰、宋文彬也还没转过弯来。虽然《四川日报》

上大吹大擂，内部的反对呼声始终压不下来。
　　十月二十一日，童话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人民日报》刊登

署名孙渊的文章　　“水稻后期并秧值得研究”，文章说，有的地方为了搞高产

卫星，临时把几块田的庄稼稠密地移植到一块试验田里，这种做法“在今天很难

用来指导一般农田的生产……还是以不采取这种时间过晚的后期并秧为好。”实

际上揭了高产卫星的老底，公开否定了这种做法。
　　李政委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酸溜

溜地挖苦：“郫县的四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政委不甘心，郫县

新繁自然不甘心，搞了一篇介绍十四块直接长出的万斤田的材料，到处散发。在

一次会议上，李井泉装模作样问宋文彬，你们那里有十四块万斤田，你们是不是

验收过？宋答，我们有验收的规定，但下边先斩后奏没验收成，新繁的一万斤登

报后，我们问过是二次移栽，第二块是郫县的一点六万斤，我们去时田都耕了，

是真是假不清楚。

李政委追得紧，是要地委承认万斤田的“既成事实”，恢复郫县的名誉，并

非要地委调查落实。地委有人偏偏要去揭老底，证明对郫县的处理没有错。秋收

到年底，地委派出工作组反复对郫县的万斤田进行调查，逐个加以揭穿，尤其抓

住合兴、犀浦两个卫星发射基地不放。

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召开有四川各地市州领导参

加的会议，布置四川当年继续大跃进。井泉继续支持郫县大放卫星，并安排

红光公社第一书记郑XX一月四日在大会上作“红光社水稻亩产一万零六百八

十一斤的经验”报告，详细介绍红光管区某地块水稻种植收割情况。郑报告

完毕，李政委带头鼓掌，各地区头头们鼓掌，但曾笳不动手。
　　李井泉问：“曾笳，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曾笳愤怒已极，郫县报告的万斤田，地委逐一调查核实全是假的
　　曾笳闷不作声。李再次追问。
　　曾笳还是那句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块田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没有那

么多还搞不清楚。”
　　这位政治局委员终于忍无可忍，他面色通红，声音发抖：“啊？你还不信？

我们这个会场里有怀疑派，秋后算账派！你　　”他指着曾笳：“你要秋后算账

吗？”
　　曾笳想，信不信秋后算账可以解决，可眼下冬至已过。
　　李政委破口大骂：
　　“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

造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

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而斗争》等文件。

同年八月，四川开展大规模“反右倾”运动，在各级干部中揪出成千上万“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

十一月初，曾笳因“右倾错误”被撤销温江地委书记职务。

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脚肿了，多年的

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

，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XX也要和她……的丈夫划清界限，

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人们熟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

匿迹。

　川西坝子的冬天，是一年四季最难熬的季节。仅仅从气象显示，你是体会不

到那份难受的。气温很少到零度以下，听不到北风呼啸，偶尔下几粒雪，一沾地

皮就化了。但是你见不到太阳，几乎整个冬季盆地都笼罩在浓重、低垂的乌云之

下。空气中注满了水，说不清是霜，是雾。屋里屋外，旯旯角角都浸泡在冰冷的

湿气中，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无法驱赶的、钻心透骨的阴冷。乡下人把烘笼夹

在胯下取暖。它是一种竹编的小提篮，提篮里装瓦钵，瓦钵里装柴灶烧剩下的木

炭或锯末，看上去有欠雅致，却是最节省的取暖方式。此外，抵御寒冷最重要的

东西就是淀粉和脂肪了。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不准社员开伙，家里没有木

炭，烘笼烤不成，何况有的地方灶打了，烘笼也收了。食堂再一关门，里里外外

捞不到一点热能，只有任凭寒冷肆虐。
　　这一年冬天，红光公社合作分社的一家农舍里，传出一阵凄凉的哀嚎。那是

六十多岁的老农何德山吃荞麦壳拉不出屎发出的，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划破阴冷的

天空，附近人家都能听到。没有谁能帮他一把，那声音在人们耳膜里撞击了三天

三夜之后，渐渐稀疏低沉，终于消失。
　　这声音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和严寒同时降临的饥荒正在冷酷地吞噬人的生命。

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所致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的高征购。和全省、全专区一样，郫县

这年的粮食征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为了不让别人再拿到虚报征购的话柄，反击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征购工作完成得空前的迅速彻底，而食堂无米下锅、关门

大吉的现象也更加迅速普遍地出现。

当地委发现事态严重，于年底拨下救济粮，他们竟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

姿态拒绝接受。虽然地委拨下的那点粮食无力扭转大局，毕竟可聊解燃眉之急。这

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加剧了饥荒造成的灾难。〖注１〗
　　如果说高征购造成的饥荒是不可抗拒和普遍存在的话，他们为领导新潮流搞

的一套荒唐把戏，更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让我们从……红光社看看老百姓所受的

双重灾难。
　　当年的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还是当年的那些人口

和土地，不过支部书记周桂林那颗光头上的光环已经暗淡了。反右倾运动中他成

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有关领导早

就对他不耐烦了，如果不是那段光荣历史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的头衔，早

就脱不了手。而他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风口浪头上，又不识时务地干蠢事，诸如

交征购“调皮”，叫他按作物连片的标准，把已经长起来的晚秋作物耕掉，他又

“装聋”。于是上面就派自告奋勇、干劲冲天的侯孝民等人夺权，让他和老保守

管区主任穆青云靠边站。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县委书记高义禄“郑县长（郑X

兼任副县长）说了，喊我不管红光的事”是何原因。高不作正面回答：“县委没

有研究过，只是侯孝民主动提出要来红光管区工作。”周嘟嘟囔囔说：“我又没

有犯错误……” “我又不是民主人士……”话让旁边一些人听来好笑。于是后来

就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种南瓜。

种南瓜就种南瓜，在他看来也是重要的任务，南瓜可以救命啊。可是又听社

员议论 “周社长在劳改”，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倒霉了。
　　其实周桂林受的这点委曲根本算不得什么。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

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
　　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

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

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
　　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

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
　　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

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
　　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
　　回来［杨在外无吃的肿病甚重］……［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
　　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求情不允，斗争后吓慌又
　　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

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这一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入冬以来，食堂要么停伙，

要么半死不活。食堂不开伙，人总得想办法活。有的食堂眼看难以为继，不得已

把剩的一点粮食分了，让各家多对付几天日子。政府早就动员，在房前屋后，沟

沟坎坎“见缝插针”，口号如“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信誓

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

隙创造着苟延性命的奇迹。
　　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管区领导：
　　“以宰资本主义尾巴和反隐瞒私分、贪污盗窃为名，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

收锅和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

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一度造成农村秩序大乱。”
　　这是一场真正的浩劫。靠食堂就得饿死，靠政策允许的那一点点生存机会，

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宰掉，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一九六Ｏ年一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管区领导召集各队开部召开“收

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

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队女社员袁木清，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向
　　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刘贤松等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
　　我娃娃的命根”。刘等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
　　与其说是收锅，不如说是收命。这一来，社员的一线性命全维系于食堂了。

食堂吃什么呢？几个月时间绝大部分吃白水煮菜，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地

死去。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作者：东夫

高产“卫星”戛然而止──郫县红光公社大跃进“纠左”前前后后

　续：　　（3）
　　一个阴冷的早晨，“五保户”刘大汉家中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见哭声的

人一听就晓得准是刘大汉死了。没人有心思去安抚那个可怜的残疾女人。没多久，

那女人的哭声也渐渐消失。生产队干部命社员钟大朋去将两口子埋了。过去身高

力壮，如今也饿得偏偏倒倒的钟大朋将刘大汉两口子从家中拖出来，放在鸡公车

上一边绑一个，推到一个低洼处，掩上一层薄土。然后从公共食堂得到一碗稀饭

吃，这是他干这件活享受的特殊优待。吃了饭干部又命他去埋汪家两个饿死的人。

干完活当天晚上，钟大朋也一命归天。
　　无力掩埋的尸体有的在家中腐烂，有的横尸田野路旁，活着的人已不知道害

怕，当他们跨过横躺在路上的尸体时，“就象跨过一截木头那样”。
　　维系生命的那根线捉在干部手里，任何荒唐、蛮横的命令都得俯首听命，否

则不准你进食堂就行了。不参加开会不准吃饭，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不准吃饭，吊

二话不准吃饭，叫饿不准吃饭，给上面的人讲真话不准吃饭……要死都躲到旯旮

里去死。
　　甚而至于还有脸不洗干净不准吃饭。锅收了，十冬腊月烧点火洗脸都办不到，

不少社员蓬头垢面，满脸黑污，干部认为有碍观瞻，下令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

得妇女娃娃天寒地冻在河沟里洗脸。其实洗干净也未见争光，洗去黑污，露出青

黄，依然红光杳无。
　　一九六Ｏ年二月底，郫县县委雄心勃勃的“丰产路”规划在红光公社全面拉

开战幕。成都至郫县沿公路两旁各两里地界内的农舍顿遭无妄之灾。那是共产的

时代，今天拆迁工作中的动员、赔偿、安置等等根本不存在。拆房队伍所到之处，

一声令下，攀屋揭瓦，推墙倒柱，好端端的房子倾刻变成一堆废料，废料还属于

管区，或卖或送到食堂当柴火与房主无关。房主不在，撬门拨锁，将衣服家具甩

出门外便开拆。房主归来，屋去财空，呼天抢地，徒唤奈何。一些抽调在外修铁

路、修电站的民工，回到家中妻儿老小房屋家具杳无踪迹，流着眼泪到处找。
　　红光公社在这次大拆迁中，共拆房屋六千多间，而红光管区已经不是第一次

拆房了，两年多来，这个原有四千来人的管区，共拆毁房屋一千二百九十间，被

拆去房子的社员，被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拥挤不堪。第六生产队二十二户

社员住二十三间房子，“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还

要围栏鸡鸭，实在又脏又窄又臭。”规划层出不穷，花样时时翻新，社员数次搬

迁。一生产队的鄢××，一年之内搬了七次家，其中有一个月搬家三次。和平管

区的甘大娘土改时分的四间房子拆掉后，两年之内搬家五次，最后一次住进牛圈，

还要她搬，她就“只好在屋檐下的石阶上过夜”。
　　这次拆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把一些人吓坏了，他们想，与其让别人把产共

个精光，不如捞点算点。于是自己动手拆房子卖家具，然后挤到别人屋里去住。

声称：“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公社的”，

“把东西整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
　　说得好。公社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尽快由小私有者向无产者转化，变小

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让农民都住上洋居民点。四

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一年前年就为红光公社设计了居民点蓝图，那上面有整齐的

楼房，宽阔的道路和林荫带，文化、体育、福利、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

污水处理厂，其周全完备，连九十年代的城市小区都远远不及。不幸的是，把农

民变成无产者倒是很快实现，洋居民点还无影无踪，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是缩

小而是扩大了。
　　拆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搞作物连片，整齐划一，以利“机械化耕作”

和观瞻。本来各处田里该种什么，是根据土壤等诸方面情况长期形成的，现在全

部打乱。管区干部别出心裁搞了个“三集中”，第一集中烟、麻，第二集中洋芋，

第三集中蔬菜，已经种上的作物，不在规定区划内的统统犁掉。结果种出的烟叶

没巴掌大，八十亩田当不到过去十亩的收成；集中种的洋芋又少又孬；全管区的

瓜、菜种子集中到管区“蔬菜队”，未待下种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一切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检查。上边通知搞“堆肥运动”，管区领导下令从

田里取土，在田边路边堆八尺长，八尺宽，五尺高的“土肥堆”，不分白天黑夜

连续突击，完不成任务“站起说，跪倒说”。管区用田土造假堆肥哄上面，社员

为完成任务作假哄管区领导。在拌桶上糊上泥巴叫“肥料方”，坟包上糊泥巴叫

“肥料岗”，草堆上糊泥巴叫“堆肥大王”。检查一过，取土还原，徒劳一场。
　　一边在造假堆肥应付检查，一边又有中央卫生检查团驾到，他们又是见不得

什么“一亩一堆、十亩一凼”，到处见肥见粪的。管区领导连夜布置，各队干部

带领社员沿参观沿线填灭粪坑，当晚必须完成。时间紧迫，社员来不及将粪坑中

的粪水担出来，就地挖泥将四十多个粪坑填了。检查团沿线巡视，满意而归。
　　劳师动众造假肥，劳师动众填真肥；还有几百人在毛泽东走过的“幸福田”

里搞夜战，火把映红半边天，哄闹一夜什么都没干；规定小麦不用镰刀割，要用

麻刀砍，据说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砍得遍地麦穗；为了密植，多栽几百亩

秧母田，秧子用不完，秧母田放荒；下放给社员的毛猪又收回，集中到管理区搞

大型养猪场，几乎全部死光……

这一切，无异于强迫处于绝境中的农民自掘坟墓，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

希望。这一年，红光管区三分之一土地荒芜，庄稼地里“野草丛生，与禾苗争

茂”。一个冬春，全管区死亡八百多人，约占公社成立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

中二生产队全队三百七十多人，死去一百四十多人。
　　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整个红光公社都在发生同样的事。而所有令人不可思

议、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人的生命毁灭。
　　红光管区所在的合兴分社，三十二个食堂发生停伙的有二十一个，其中
　　十个停伙五十天以上，九个停伙三个月左右。公社成立初，全分社人口为一
　　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到六Ｏ年底只有八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死亡二千四
　　百Ｏ八人，另有二百一十九人“不知去向”。
　　如高叔云食堂“共五十多户”就死亡八十多人，正月初一那天就死了四
　　人，有的人死在床上三四天都无人埋，有的拉出门就埋在屋檐下，至今（六
　　○年底）在院坝中还可见到坟包。
　　记录在案的材料里，不乏令人心酸之事。一九五九年冬，犀浦分社幸福管区

陈素珍生孩子刚满月，没有奶，千方百计搞了点米面，偷偷在家里给孩子煮吃

的、烧水洗。被干部撞见，不由分说提起锅把火泼灭，把锅和家里的米全部搜走

。她男人正生病，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几天就死在外面。她家喂了十只兔子，她

的几个大孩子在田里摘苕菜喂兔子，干部就叫人到她家把兔子全部没收。
　　陈素珍一家陷入绝境，万般无奈，她把最小的孩子带到成都八宝街丢弃。几

天后，她实在忍心不下，又回成都去找孩子，被认为是“流窜犯”，一关就二十

八天。放出来后她从派出所领回孩子，带回家几天就夭折了。
　　这就是红透半边天的红光公社人所不知的另一面，和铺天盖地的颂扬吹捧、

上至中央首长、外国贵宾车水马龙的参观检查同时发生的一切。乍想起来，其瞒

天过海的本领出神入化，其实是仰仗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弄虚作假的本领日趋

纯熟，现在更是有恃无恐，内部敢怒不敢言，外部装疯卖傻，成全了他们化腐朽

为神奇的功夫。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朱德到老红光社视察的前几天，公社做了以下的准

备工作：将沿路有碍观瞻的东西清除殆尽，　包括政治上“不干净”、嘴巴不牢

靠乃至饿得形象不佳的社员。当天，他们被集中到离参观路线十多里远的几个大

院子里，由持枪民兵把守，直到朱德离去才放回。朱德见一路人烟稀少，问陪同

的社队干部是何故，回答是“搞大兵团作战去了”。管区的食堂做了够上百人吃

的大米饭，吃饭的只有十多个人，朱德话中有话地问：你们这几个人吃这么多饭

啊？曾经见过毛泽东的女孩王祖云有幸吃到这顿饭，她后来说，那是她一生吃得

最香的一顿饭。
　　公社党委书记郑XX有如此胆量。
　　［她］曾布置过，在边界发现的死人，和崇兴毗邻的就抬到崇兴境内，
　　和成都郊区毗邻的就抬到成都郊区境内，以丢尸灭迹。
　　专区百货公司下放干部张玉良向她反映死人的情况，她一句话就打回去：
　　“人是咋个死的？没有人，那么多生产是谁搞的？”
　　象张玉良这样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不止一个。一九六

Ｏ年三月二十一日，郫县城关派出所所长谢绍清带工作组到犀浦幸福管区“突击

落后”，这个初级社时曾受到毛泽东赞扬，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刘少奇视察

过，土地肥得流油的地方，眼下已满目凋敝，死人累累。谢下来前，县监委副书

记白官和要他调查一下死人的情况，谢做得很认真，逐个生产队找队长、事务长、

炊事员、治安员开座谈会，调查核实后由提供情况者签名盖章，填写了统计表格。

调查结果，全管区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Ｏ年三月止，死亡七百六十四人，

约占管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并且不包括外出人员。
　　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干部谢波正率四十多人的医疗队在犀浦搞“卫生防病试

验田”，他们一九五九年底来，病人越医越多，人越死越多，人人焦头烂额。见

县上有人敢来捅马蜂窝，自然积极协助。谢绍清把统计表格填好，谢波便要去底

稿，又拿去给省委宣传部在红光公社调查的张国维、胡俊德看，张、胡二人看后

倒抽一口冷气。“考虑到非正常死亡是个大事”，他们便去找郑XX汇报，以期

引起公社重视。第一次，郑说“忙得很”，叫他们给公社干部李伯元谈，李伯元

一脸的见惯不惊。无可奈何，他们感到还是要给郑反映才行，第二次到公社去找

她，说是到幸福管区去了，张国维、胡俊德打电话找到她，一再申明事关重大，

须向她当面汇报，考虑到“郑县长”日理万机，又提出到管区来找她，郑表示同

意。二人气喘吁吁赶到幸福管区，郑又说“不空，要开电话会了”。
　　张、胡二人按下心头的愤怒，请郑指定一个同志接受汇报，她就指了公社办

公室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将情况给那女孩子谈了，请她一定转告郑。这是四月二

十日，二人当天赶回省委宣传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如实反映在红光公社犀浦

分社万福、幸福、跃进三个管区的肿病情况，揭露：公社上报的肿病人员数字大

大低于实际发病人数；没有按省委的规定解决病人的医药费；非正常死亡（这是

当时饿死的代称）情况严重。报告列举了卫生厅工作组提供的幸福管区的死亡数

字。
　　材料反映的情况迅即反馈到郫县县委和红光公社，引起一阵慌乱。县委书记

赵金波和郑XX找到卫生厅工作组的谢波，要他打电话到宣传部“把事实更正一

下”，质问谢“你们是不是有右倾？”谢反驳说，幸福管区的死亡数字，是你们

县上工作组统计的，更正什么？谢波不打电话，郑只好屈尊，给被她数次挡驾的

胡德俊打电话：
　　“你们反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查了一下，有出入。死人问题是县上一个同

志搞的，那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鸣放时犯过错误，这回他专门来查死人，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

可以布置把死人抬到别处地界上的郑XX，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她的自

信心建立在这是一个谁也不敢声张的政治问题上。说“死人”犯忌，“专门调查

死人”更犯大忌，她根本不去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如果有谁胆敢捅出去，就找谁

算账。
　　城关派出所长谢绍清不幸犯了大忌。其实他并非不知道风险。县上工作组到

幸福管区“突击落后”一共是四人，到调查死人情况时，有两个便找借口溜了，

只剩县农机局搞人事工作的女干部刘芸兰跟他一起调查。四月十一日填好表，十

五日到公社汇报，郑XX又不在，公社办公室主任杨玉章说：“反正就那些情况，

你们交上去就算了”。虽有杨玉章这句话，谢绍清倒底觉得事情可怕，回到县上，

打发刘芸兰到县委组织部交统计表，刘也不傻，说：“二天整错了，怪我”。谢

便自己去交了。
　　谢到县委交材料时，遇到给他布置调查任务的县监委副书记白官和，白专门

问到幸福管区四中队死了多少人，谢说八十一人，白说：“我调查的是八十四人，

差不多”。谢差不多放心了，他始料未及的是，问题出在将调查情况透露给了省

卫生厅工作组。郑XX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澄清事实”后，县委书记赵金波把

谢绍清叫到县委，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死人情况是你搞的吗？你是公安人员，

党员，连这点立场都不要了！乱搞嘛，乱搞汇报，给公社党委也不汇报，就给省

委报了，我和县委都不晓得！”谢说，他没有向省委汇报过，只是给卫生厅工作

组留了个“底子”，赵说：“你知不知道卫生厅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那些人都

比较右的嘛。”
　　郑XX向省委说谢绍清有政治问题，赵金波说卫生厅工作组有政治问题，反

正谁说饿死了人谁就有政治问题。他们是有根据这样说的，赵让谢明白这一点，

说：
　　“省委对郫县提出了批评，还问过我，人只有生得多，哪有说死得多呢？是

否死这样多人，要一个个调查过！是谁布置的？”
　　听口气显然来头不小。谢又害怕又觉得冤枉，申明是“县监委白书记布置

的”。赵把白叫去问，白承认布置过，赵就对这位比他早入党五年的县委监查委

员会副书记交待：“你这当中有问题，你的问题今后处理……”
　　根据省委“人只会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指示精神，县

委对幸福管区重新调查，结论是只死了一百六十四人，死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原

调查者“丧失立场，找伪乡长、反属、落后分子、富裕农民”调查，多报六百人。

县委书记高义禄在会上作结论：“两种观点，两种调查结果……原来的那个人是

攻击性的调查。”
　　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死的可以变活，谢绍清就必须交待他为什么没有把

死人变活的立场问题，数次批斗。县公安局萧局长开初还给谢通风报信，叫他

“以后要注意”，这时候不得不转变立场，要谢交待调查死亡情况的“虚报浮夸”

问题，严肃指出：谢的调查是要说明饭吃不饱，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实

质上是推翻“三个万岁”（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给反革命、富

裕中农留下借口，谢“检讨得好有前途，检讨不好就是自己的事了”。谢当然还

是想有条生路，承认立场有问题，不该听“坏人”的话，把死人统计多了。公安

局最后决定，“开除谢党籍，建议行政严肃处分”。
　　眼见火烧到自己身上，卫生厅工作组长谢波敢紧找到卫生厅长潘阳泰解释，

说事情是县上工作组搞的，我们“只是配合”。潘说，把工作组撤回来算了。但

谢的账并没有清，不久，一纸调令，这位二野的老卫生战士，又刚刚从川医毕业

调卫生厅工作的干部，就举家到大凉山去了。
　　幸福管区挨着金牛坝招待所，李井泉这一段在金牛坝住的时间也很多，到周

末的时候，他就……到招待所。这是招待员们的幸福时光，他们因此有理由大展

烹调手艺，并趁机会给痨肠寡肚添点油水。后来给李政委识破了，“做这么多干

什么？”他骂道：“就是想吃不完你们好吃！”把招待员蒋富全骂哭了。
　　虽然不准别人说饿，自己饿了还是难受。往往不准别人说饿的人，自己是很

注意补充营养的。一九六Ｏ年春节，郫县县委伙食团事务长陈嘉民到县城附近晨

光公社幸福大队通知杨洪魁，叫他到县委会餐，这位前崇宁县委书记自从被打成

“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就被下放到这个邓小平两次视察过的大队劳

动。陈嘉民劝他说：“他们天天吃油大，你回去吃嘛”。杨洪魁狠狠咽了一口唾

液，说：“你回去给他们讲，我不去！”
　　不能不说别人也是一番好意，但这位全家几乎被日本人杀光，十四岁就参加

八路军的硬汉子没法去吃油大。这年过年，他所在的二队食堂弄了十几斤米，准

备煮一顿苕菜稀饭给大家过年，半夜被偷了。一户从城里下放当农民的人家，两

口子加两个男孩子活活饿死，仅剩下一个女儿被亲戚救走；一个小队长见到热锅

里的油，不顾死活勺起一瓢往嘴里倒，当场烫死……这时候，他和社员一样，天

天吃苕菜吊命。“正直的共产党人天天掉泪，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样死过人啊！”

他后来说。
　　上面有上面的吃法，下面有下面的吃法。只要“站稳立场”，按上头要求的

那一套办，怎么搞都行的客观现实，给社队干部混水摸鱼、多吃多占大开方便之

门。社员食堂越惨淡，干部食堂越红火，从社员家中搜走的东西，进了干部的肚

子，集体的财产，首先满足干部的需要。社员形容“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

喝清汤。”话虽然说得过分，但一些干部和社员生活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在红光

管区：
　　当食堂趋于断粮，即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侯孝民等竟不顾群众死活，
　　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有些干部退出小灶，侯却批评他们
　　“不是一条心”。侯孝民还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
　　吃了牛肉二百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一百五十斤重的猪，干
　　部食堂就拿去九十多斤……
　　红光公社有对著名恋人，是合兴分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曾经和…….

游XX，后来她当了独拍管区的支部书记。刘也是有妇之夫，但一直未能离婚

。二人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甚至有了一个孩子，这种事在当时是极不光彩的，

但上面似乎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刘长期驻独拍，和游并肩战斗，他们的干

部食堂伙食也开得不错。
　　……甚至连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六Ｏ年过
　　元旦，杀了一只猪重一百三十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六十斤，当时全管区六
　　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菜，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筵席
　　三桌，为其一周岁的私生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
　　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六十斤鱼，刘、游和潘XX、郑XX就吃了三
　　十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
　　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
　　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
　　“上面买笑脸，下面整群众”，只要把上面的笑脸买到，群众怎么整都行。

社员偷偷摸摸在家头煮点吃的，一听说干部来了，如闻鬼子进村，灭火的灭火，

藏东西的藏东西。没有吃的，到田里摘苕菜，干部一来四散狂逃。幸福管区

十七岁的邱立根──人很老实，摘苕菜被［干部］追到水沟里，连吓带饿带伤，

几天就死了。
　　队长张××常常带着武装人员，深夜敲门，挨户搜查，捉鸡捉鸭。
　　他贪污了生产队卖谷草的一百多元，却诬陷一个富农的小女孩偷了，将
　　她弄来吊打。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红光管区七队女社员兰秀芳在田头偷谷子，××发现

后，“便将兰的下身脱光，令其站在板凳上叫男社员去看”。
　　取缔市场交易，宰资本主义尾巴，阻止农民进城，维持治安抓小偷、抓流窜

犯等等，给干部以拦路抢劫的借口。
　　……有的干部到公路上设立关卡，以“维持治安”为名，拦劫行人财物，
　　脱行人的衣服。八队队长叶××在马路上设卡时，拦劫过往农民和小商贩不
　　少鸡鸭鹅兔，拿到八里桥代销店大吃大喝。二队队长秦××在路上搜查农民
　　叶大洪女人二十四元和几斤粮票，反说别人是偷来。社员进行反对，干部……
　　说什么“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共产主义，啥子你的我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个人的，都是集体的。”
　　干部为非作歹，群众切齿痛恨，干群关系恶劣到极点。红光管区大权独揽的

侯孝民，被群众暗中叫做“侯爷”、“侯刮鼻”、“侯代召”。管区五队社员胡

××痛恨干部搜家，捉了一条活蛇放到坛子里，干部到他家翻坛倒框搜粮食，差

点被咬了一口。
　　一九六Ｏ年春，红光管区少数社员有幸见到一次油荤，那是三月十六日庆祝

毛主席视察红光社两周年的宴会上。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县委书记高义禄

等各级干部齐聚红光管区干部食堂，“特别席”鸡鸭猪牛一应俱全。当年见过毛

泽东的社员沾光座了普通席，但是有人已经永远享不到这份福气了。〖注２〗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作者：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