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任志强（1951.3.8～），籍贯山东莱州。自1993年起改组成立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建“华远”品牌，在房地产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
　　2011年4月，被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2014年11月24日，任志强通过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2016年2月28日，任志强微博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2016年5月，任志强由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任志强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2020年4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相关链接

• 政协委员葛剑雄：我赞成对任志强微博的处理
• 任志强“炮声”不断：15日将来广州签售
• 《任志强：因为我从不装》新书签售预告
  

　　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贫富差别”问题。自原始社会之后有了私有化，各种各样的竞争就在不断的产生着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别。一群人用武力、暴力的方式掠夺和占有着他人的大量财产；一群人靠劳动与技能积累了一些财富；一群人用资产组织了社会的生产，创造了财富；一群人用智力组织了发明、教育或产品交换获得了财富；一群人靠家庭继承拥有了较高的起点和竞争的优势；还有一群人则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弱势群体而处于贫穷的困境。
　　于是许多的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也有许多的革命实践者按这些“主义”的理论指引，或用民主、或用军事、或用合法、或用非合法的暴力等各种手段，试图证明这些“主义”的正确性，试图解决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试图消灭贫富差别。
　　这些“主义”的争论，都是为解决“贫富”差别问题，无论他们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和层次，目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正是由于各自所处的角度不同，因此对“贫富差别”产生的原因与必要性理解不同，提出的解决“贫富差别”的路径、方法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极端或对立的，有些更是“非你死我活不可”。于是社会就缺少了和平，增加了冲突与战争。能否有一种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并用更科学和和平的方式化解“贫富差别”的矛盾呢？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早就有“均贫富”“患不均”的理念，但却没有如何实现这一理念的答案。于是几千年中，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暴力革命，都在用战争的手段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也有过多次农民武装推翻了当时政权的案例。但这些成功的武装斗争，尽管都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却只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夺取了政权之后，不但没有建立一个让国民可以“均贫富”的制度，甚至连原有的贫富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朝代的多次变更从表面的现象看，是因为朝庭与民众之间的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但民众之间的贫富差别却从未成为改变朝代之后的关注重心。尤其是没有一个朝代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进行过努力。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时，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几千年前传承下来的工具。不但中国解放前的几千年没有发生过重大改革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碾子还是解放前的碾子，磨还是解放前的磨。可见不从经济发展制度的角度考虑贫富差别的产生原因，是无法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的。
　　十八世纪之后的欧洲，贫富差别的问题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更为突出。当资本主义用强大的力量打翻了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之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资本改变了生产资料占有运行的通道，也改变了人的地位，但无法改变贫富差别的存在。
　　为了社会的稳定，教会、社团组织始终在用慈善的方式，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但都无法消除产生贫富差别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贫富差别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因此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
　　于是十多个国家按照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用近乎于供给制的方式，实行平均化的劳动收入分配。但几十年的制度结果是除中国等极个别的国家之外，大多数的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用失败证明了这种理论的错误，并重新回到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轨道中。即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也从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变成了局部的公有制，大部分私有制的经济体制。
　　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完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确实基本消灭了差别，严格的说应该是彻底的消灭了富有，让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当然也就大家一样穷的没有了差别。但经济在这种无市场资源配置和无市场价格竞争，无人力竞争的制度之下（更没有资本配置的能力和条件了）是无法发展的，并不会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也不会让穷人变成富人。
　　重要的不是靠消灭富人来换取无贫富差别。也不可能靠暴力掠夺富人的财富而让穷人变富，更不可能靠掠夺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而让财富的总量增加，让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
　　只看到资本获取了剩余价值，但没看到资本要承担市场竞争的风险，以为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永远都是胜利者。其实剩余价值更多来自于财富的创造和承担市场风险的收益！
　　恰恰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保护，才让人们有了创造财富的动力，也才有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让公民分享了更多经济增长和市场竞争中的红利。
　　但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同时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制造了更大的贫富差别。虽然市场竞争会让一些穷人走出贫困变成富人，但也会让一些竞争中的失败者从富有变成贫穷。资本主义知道这种制度有着其财富创造的优势，也同时存在着造成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会造成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也会造成一部分陷入贫困之中的弊病。
　　因此，为保护这种制度的安全和长久，就必须和其它一切要消灭贫富差别的“主义”一样，要找到一种消灭贫困，挽救贫困者，帮助贫困者改善他们现状的办法。建立一种长久的帮助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国家政策支持下的民间行为的“公益”。
　　欧洲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除了教会的慈善行为之外，更多的强调用加大国家福利的方法来平衡“贫富”之间的关系。美国则更强调用富人的“公益”弥补国家二次分配中的不足。福利着重于个人生活的保障，过度的福利会削弱市场的竞争力。
　　资本主义首先承认资本获取财富的合理性，承认富人创造财富、拥有财富的合理合法性，然后再讨论如何利用富人的财富帮助穷人致富，并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都用简单的高福利分配的方式平衡贫富差别，就会养了懒人，鼓励了不积极努力的那群人。公益则可一方面帮助最困难的家庭不至于无法生活和无法融入社会，又不会让他们过度的依赖于救助，另一方面则鼓励和帮助他们就业、创业、努力工作以改善他们的现状。
　　百年前初期的公益大多着眼于生活救助为主的慈善，但进步的发展中，公益已从“授人以鱼”变成了“授人以渔”，近期的公益则更发展了一步，在推动社会制度进步的同时，在帮助大多数人创新和创业。除了解除贫困，让贫困人群有自力更生的捕鱼能力之外，还在帮助他们造船、织网，为他们提供生产自救的工具、条件、生产资料和有效的组织。并通过这种财富的转移和再利用，培养更多的人成为社会精英，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必须承认财富的集中所造成的贫富差别是文明进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将这种必须付出的代价用社会“公益”的方式充分利用，则是将“代价”转换成财富的责任，推动社会的进步。
　　“仁爱之心”古而有之，宗教则将上帝之爱“慈善”变成出自爱心而帮助需要的人，并让“财富”的“负罪感”成为进入“天堂”的障碍，教人以“宽厚仁慈之心乐善好施”购买进入“天堂”的门票。
　　但社会的发展中，“爱人类”将财富变成促进人类的福祉，超越了一般的“仁爱之心”。财富在公益之中，不仅仅是帮助那些因贫富差别而处于弱势的人群，让他们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将“感恩之心”和公民责任相结合，与推动社会进步相结合，甚至演化为革新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
　　慈善不再是简单的施舍，建立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不但进入了商学院的课程，投资、管理、医疗、改革这些过去被视为是贵族社会讨论的课题，也成为了公益的重要内容。
　　公益这个广泛的概念把社会责任与企业家的精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企业家用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用企业家的精神帮助社会修复着贫富差别的创伤。企业从过去大量靠掠夺社会与自然资源获取利润，转向回报社会与自然，并用企业家的管理才能让财富在促进社会公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资中筠先生用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历史，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从“聚财”到“散财”的演变。从“财富的归宿”到“财富的责任”的升华，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慈善与公益的发展，爱心与责任的结合，重新认识了社会的进步与社会的责任。

源自：京华时报

---

　　今年是阿拉善SEE公益机构成立十年的日子。
　　阿拉善SEE是中国罕见的具有民主治理机制的公益组织，这种治理方式给阿拉善SEE注入了新的活力。
　　理事会的成员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每两年换届，刘晓光、王石、韩家寰、冯仑历任前四届会长，马蔚华、任志强、刘晓光、戴志康历任前四届监事长。
　　作为今年1月上任的新一任掌门人，任志强着迷于这些工作也热衷于这个组织独特的民主治理机制。
　　参与过组织内部的民主选举，遭遇屡战屡败，直到最终成功当选会长，对于他来说，这个组织的“民主”模式有着不一样的意味。
　　上任以来任志强对阿拉善的目标很简单。他表示，这一届他只想增加200个阿拉善SEE的会员，目前为止已经增加了60多个。
　　“当不当选，竞争的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当你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心时，你当了会长，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必须要为你的当选付出更多的时间。所以，当选与不当选，竞争的不是荣誉问题，而是责任问题。

　　问：最初参与阿拉善SEE是有选择的？
　　答：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刘晓光（阿拉善SEE协会创始人）忽悠我。
　　过去他当主任的时候就欺负我，他一说他那个杂志没钱了，就说“任志强你给我拿20万来。”我没办法，只能给他送去，要不他不给我批项目，按现在来说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幸亏那时候他没把那钱装在自己兜里。
　　去香港招商，那时候还叫纪委，连个计算机都没见过，他跟我说“任志强，你把我们办公室的计算机给配上，结果我花一大笔钱，计算机、软件，最后培训都得我干。所以，当他跟我说，我要治沙去，你给我出钱，我就很反感，他怎么又来了呢？后来他强迫我，没办法我就跑到了大沙漠，我觉得他就是忽悠我”。

　　问：反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刘晓光从自己兜里掏出一纸片说准备让这些人当理事，他们就当理事了。我就火了，觉得不能让他再忽悠。第一次与会的会员都知道，我们逼着刘晓光把那个理事名单给撕了，他那名单念了五六个名字我们就不让他念了，因为后面念谁我们都不知道，候选人得现场候选。我们当时觉得他是想搞小团体。

　　问：结果这个民主选举的机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答：是，我们认为这个选举文化可以存在。

　　问：原因是什么？
　　答：因为所有会员不是每个人都同时跟你一起去参与你做的活动，有些人可能就开两次会认识你，所以需要从别人的嘴里和行动中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家都认可，认可你的事迹，他了解后，也愿意投你一票。所以，若没有前面的发展过程，就不会有后面这么高的投票。

　　问：你认为什么是你能获取票数的方法？
　　答：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自己已经做过的行动，是获取票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SEE的选举是允许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宣传自己的。

　　问：参选会长的目的是为了更多人能听从你的指挥？
　　答：公益组织和企业不一样，不是为了盈利，也不是为了捐钱后挂一个名，更多是要求你把热心、精力包括你的智慧投入其中，让这件事做得更好。
　　当你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心时，你当了会长，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必须要为你的当选付出更多的时间。
　　所以，当选与不当选，竞争的不是荣誉问题，而是责任问题。
　　选不上其实很丢人
　　我觉得我不至于这么差吧。结果两次失败，但选不上才要继续选，选上了保证以后不会走歪了，就可以不干了。

　　问：你第一次竞选没冲着执行理事去，而是冲着监事去的，为什么？
　　答：开始我没想竞选执行理事，我觉得我可能拿不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第一次参与竞选的时候就想当个监事。
　　我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组织之内，如果没有一个好监督，可能会造成执行理事会有过多权力，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监督才能让这个权力不至于滥用，让整个机构符合所有捐赠人、赞助人获得拥有完全公益的想法。所以第一届，我两次竞选的都是监事。

　　问：但两次你都没选上，有没有觉得很丢人？
　　答：怎么不丢人？我觉得我不至于这么差吧。结果两次失败，但选不上才要继续选，选上了保证机构正常运转，不会走歪了，就可以不干了。
　　第二次竞选监事的时候，是一个财务官和我PK。他认为他从事过财务的工作，更具备监督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在补选时，他当选了。
　　但我认为，监事不仅仅是需要有财务的知识，更需要的是按照章程对理事会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虽然在第一届我没有当上监事长，但第二届我竞选上了监事长。

　　问：你上任监事长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
　　答：发现第一届我们选的马蔚华监事长并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不管是在财务问题上还是按照章程去维护治理结构的问题上都有所缺陷。
　　他当监事长时，不敢监督刘晓光，第二次选的时候他还想当监事长，找他北京行的行长替他竞选，结果我们把他选下去了。
　　参加公益活动选举的时候你都不来，不管你有多大事儿，为公益组织光出钱不行，必须付出时间。
　　“所有公益组织都该采取民主治理”
　　我们希望所有的公益组织都用这种民主的方式，但即使是我们，也跨越了多重困难和障碍，经历很长时间才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

　　问：上任后有没有为什么事情争得面红耳赤？
　　答：太多了。第二届我当监事长时，王石是会长，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错了，是因为我们努力地跟他争吵，才让他没犯错误。我们监事会“监视”得不错，给他“监视”住了，所以，他最后没出现重大失误，这个机制的作用就在这儿。
　　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共同维护权力的制衡，以防止权力过度向某个方向偏差，最后使公益组织失去公益性，或者把大家的钱花在不合适的地方，或者过多地干预了会员的权力等。

　　问：在阿拉善的会议中你很爱争吵？
　　答：其实很多争吵不是为了反对谁，我们不需要面对面的撕破脸皮打架。所以，不管是因为竞选还是其他的问题，阿拉善所有的争吵都是为了让这个组织更加健康的发展。

　　问：民主的过程会不会影响组织的运作效率？
　　答：民主当然是有代价，所以他们老骂我，为了提高开会效率他们不让我发言，冯仑当时最狡猾，他要求做完决定之后，我们这些人再发言，但这个决定有可能就是错误的，那他也不管，等决定做完了，他再让我们过过嘴瘾。

　　问：面对错误的决定你怎么办？
　　答：我们在章程里设立了一个原则，监事会有权事后申诉否决，监事会可以做到这个。

　　问：阿拉善的民主治理机制，你认为能否复制到其他公益组织？
　　答：我们希望所有的公益组织都用这种民主的方式，但即使是我们，也跨越了多重困难和障碍，经历很长时间，才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

　　问：对于你来说，什么情况下你就可以光荣地把会长的接力棒交出了？
　　答：打一个良好的基础，我既没有像冯仑一样不准大家发言，也没有像王石一样，可能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但这基于一个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他们几任会长的基础，我才没有犯很多错误，才可以让后面的错误越来越少。
　　现在可能是一群知名人物，进行环保事业，以后可能就是一群普通人，因为规矩已经建立了，整个运作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