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汽车行业出现“白酒化”特征，新能源汽车就像酱酒

　　管清友，山东诸城人。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原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同时还是经济观察报、民生财富、太湖金谷研究院（全国股转系统委托服务机构）、新浪智库等多家重要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多个地方政府以及中关村股权协会、广东创投协会等机构的金融顾问。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博士后。曾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现为国情研究院）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宏观处处长、调研处处长。
　　美的集团、南华期货等企业独立董事。
　　目前还兼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财政部发改委ppp专家库双库专家、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学术委员、工信部工业经济运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中国泛海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合作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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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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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经记者专访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对个税起征点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上周末，《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中国人大网显示，草案征集意见超过13万条。草案自公布以来的一个月期间，数场专家研讨会在各地举办，个税改革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对于个税法草案的多项改革，社会公众的关注点聚焦在起征点、专项扣除等方面，比如起征点是否有提升空间、最高边际税率45%能否调整、专项附加扣除还应该考虑哪些人群和项目等。对以上话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
　　起征点应建动态调整机制 NBD：据当前草案，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目前的起征点是否有提升空间？您是如何判断的？
　　管清友：起征点如果搞全国“一刀切”，就很难充分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的情况。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统一按5000元的起征点不够合理，也不符合促进公平的原则。
　　我个人认为草案拟订的起征点还是偏低，不利于维护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从国际经验上来说，个税制度对收入调节主要体现在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维持较高的高收入税负。
　　此前我国是3500元的起征点，从2011年到现在经历了7年时间，无论物价、房价还是收入等，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建立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
　　NBD：如何建立动态调整的机制？应当考虑哪些经济指标？
　　管清友：我国上一次进行个税调整是在7年前，而这期间物价已经有较大幅度上涨，起征点和适应税率却一直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
　　个税起征点可以根据CPI、房价、人均收入水平、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来确定一个动态调节方案，个税调整总体来说应当是减税方向。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美国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系数对税收宽免额进行调整，新加坡、法国、德国等国家每隔一两年都会对累进税进行微调，但这也导致了调整变化过于频繁，税收稳定性不足，对税收征管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因此，对中国来说，起征点及适应税率应当在保持稳定与动态变化之间寻找平衡点，应当建立一套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根据物价变化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的税收机制。

专项扣除要向弱势群体倾斜
　　NBD：目本次专项附加扣除拟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支出。您认为专项附加扣除有何改进之处？
　　管清友：从覆盖面来讲，国际上主要国家的个税减免项目都会涉及很多的弱势群体。比如，美国主要覆盖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五大类税收抵免；日本主要是覆盖配偶、残疾人的税额扣除项目；法国主要是被扶养人扣除等。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个税专项扣除项目覆盖面还比较窄，国际上普遍考虑到的配偶、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负担成本抵扣在本次改革中暂未得到体现。
　　NBD：您认为如何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
　　管清友：过去，中国需要缴纳个税的人数较少，而且在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下，工薪收入者缴税情形也比较简单，以源泉扣缴为主，个人申报为辅的个税征管机制完全可以适应需求。
　　但随着专项扣除、反避税等改革措施的深入，当前的征管体制无法满足向综合症税以及专项抵扣的需求。
　　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比如作为综合所得税制代表的美国，目前美国以源泉扣缴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在先进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帮助下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征管体制。
　　从流程看，美国纳税人在年度开始预估总体收入并进行申报，并按季度进行预缴税款。在年末根据实际情况多退少补。在税前，税务机关可通过银行和信用两大系统提前掌握纳税人的大体收入情况；在税中，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信息化平台与各相关部门进行交叉查验，防止偷税漏税；在税后，美国国税局通过高额的罚款、信用档案记录甚至刑事处罚三大手段确保了税收征管体系的权威性。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通过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纳税人信息，通过严厉的处罚防止偷税漏税，同时从税务机关内部及外部建立一套围绕纳税人权益保护的配套制度。
　　可加大财产性收入征税力度 NBD：对于如何调节高工薪收入群体的个税一直备受热议，不少观点认为45%的边际税率过高，您有怎样的看法？
　　管清友：我国当前45%的最高税率与德、日、法等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大致相同，高于美国的37%以及新加坡的22%。
　　先不说这个税率高或低，对最富裕人群实施高税率本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只是针对劳动收入，而不包括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说，将高工薪和高收入混为一谈，这是不合理的。
　　高薪劳动者并不是最富裕的人，但他们却缴纳了最高的税收，真正最富裕的拥有大量财产性收入的人却不用交这么多税，比如买卖股票不需要交资本利得税。现实中富裕人群又拥有众多的避税手段，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主要征税对象变成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高薪人群。因此，建议适当下调高薪对应的几档税率，充分发挥高档次税率的作用，激活最富创造力的高薪人才群体。
　　NBD：当前对于劳动所得税负是否偏高有诸多讨论，个税中的经营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35%，股息红利所得等也适用20%比例税率，都低于综合收入最高边际税率，您对此有何观点？
　　管清友：目前个人所得税过多侧重于劳动性收入，而忽略了财产性收入。过去以劳动所得为主，这个税制无可厚非，但现在劳动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低、财产性收入越来越高，税制应当做适当调整。
　　一方面，有很多财产性收入目前并不征收资本利得征税，例如股票买卖；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资本利得税仅采用20%的比例税率，比如从事证券投资获得的利息、股息等收入，但相较于最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存在明显优势。
　　从其他国家经验看，如美日等，都将大部分财产性收入及劳动收入视为个人总收入，统一征税，适用累进税率，同时对长期资本利得给予很大的税收优惠。
　　因此，鉴于当前我国个税比重低以及国外发展经验，个税制度应该更多的将重点放在调节居民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这方面。应当考虑将当前的综合症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将财产性收入也纳入到统一征税的范围内，同时对长期资本利得给予税收优惠来鼓励居民投资。

源自：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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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伟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我想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属于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在纵横捭阖的时代，应该说中美两国这种博弈关系，或者贸易摩擦确实引人瞩目，肯定会载入史册，大家基本使出了浑身解数。美国肯定是周密考虑的，不仅对中国出手，对他的盟友，对加拿大、欧洲，对俄罗斯也出手了。
　　现在，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质变期，这个质变期确实包含很多事情，有可能是恶化，有可能是变化，也有可能是好转，现在还没法完全做出结论，总之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这与过去十年以来，因为金融危机的模式导致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的变化有关系，同时也跟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有关系。
　　现在我觉得这是两个国家，不敢说全面战略的调整，至少是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个重大调整。
　　有这么几个表现。第一，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肯定有他的考虑，有很多原因，我想补充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美国是不是又重新回归“孤立主义”，就像他们曾经在历史上做过的一样。
　　第二，我相信很多人跟美方，无论是官方游说集团，还有专家都有很多交流。确实也看到一种现象，美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包括原来一些比较亲华的中国问题专家，现在应该说和特朗普总统意见非常一致，一定要调整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容易理解，从特朗普的角度，他觉得吃亏了，所以他发布的Twitter很有意思，表示不会让欧洲和中国再占美国人的便宜了，我觉得这是他很直接、很天真的一个想法，但是他现在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得重视这个表述。
　　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势其实很不明朗，是不是仅限于贸易领域，还是会扩展到汇率、金融，乃至于经贸领域以外的议题，出现全面关系的质变甚至恶化，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抱以最好的愿望，但是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其中有几个准备要做。第一，企业准备。我们对贸易摩擦其实保持一颗平常心就可以了。第二，我们以最大的善意谈，但是如果不确定性这么强，我们无法去沟通，无非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各有各的打法。第三，比较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40年的重商主义的基本政策逻辑，是不是要做一些微调，是不是要把注意力或者政策逻辑的重点转回到真正的大力度的启动内需上。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永远希望我们的外贸对整个经济增长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推动，如果贸易到了天花板了，慢慢恶化了，我们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把思考重点放在内需，如何更大规模地启动内需。我们还有很多管制领域，其实是可以放松的，可以启动内需的。我们的物流成本、交通成本还很高，是可以想方设法降低的。的税费综合税负相对比较高，也可以学美国降低税费负担的举措。
　　强调是不是今天要开始思考重商主义向内需主义转移，当然也不是完全封闭国门，不要贸易了，在今天经贸关系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提醒我们应该思考国内的需求怎么去启动，怎么样通过启动新一轮的国内需求来促进国内的大力度的改革。
　　过去40年，我们的企业家还是习惯于所谓“制度套利”“政策套利”。心态还是愿意做从1到100的事。我们既不愿意，也不太善于做从0到1的事。所以，若干年后，我们再回想起来2018年这场中美贸易摩擦，也许会感谢这场摩擦，它给我们几个提示，或者警示。第一，在过去40年的贸易体系里头，中国人还是受益的。第二，在很多领域，即便是不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即便从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不掌握核心技术，不真正解决从0到1的问题，我国企业的发展本身存续就是问题，就会有软肋。
　　这场贸易摩擦也许能够提示我们，或者警醒我们，我们后续改革开放可能力度会更大、举措更实、信心更坚定。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在很多领域似乎都改得差不多了，其实我们看看目前需要改的东西确实还是很多的。所以，我想若干年以后，我们可能会感谢这次贸易摩擦。当然，对贸易摩擦的现实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应对，它可能会促成我们在新时代，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从我们对国际规则的认同，对规则的掌握，还是我们的心态，开放的领域，管理方式、管制方式和监管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新一轮的蜕变。所以，对中美贸易摩擦，短期觉得可能应对会棘手一些，长期来讲，我个人挺乐观，两个大国之间做一些这样的博弈，其实对两个国家内部的政策都是一种校正。
　　本报记者陈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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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 | 中美贸易
  

源自：新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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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清友：新冷战的斗争策略
　　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绝非很多人期望的那样草草收场。目前大有联合制华之态势。原因我在《新冷战的前夜》已给出。那么，怎么办？
　　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贸易逆差，而是劳动生产率被中国超越，创新能力被中国赶超。
　　尽管这两者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贸易顺差是个巨大的发动机，迟早有一天中国会赶上。
　　美国现在动手很聪明，中国不要对此抱有幻想。但是，这场国际斗争要讲究策略，既不要妄自尊大咬牙切齿不切实际，也不要妄自菲薄抱有幻想机会主义。
　　这其中的战法、策略、分寸，确实需要高超的政治外交经济手段。
　　中国的基本策略应该是：
　　一，以点打面，有力还击。必须给予有力回击，但不可使贸易战扩大化，甚至导致多国对华施压。
　　二，联俄分欧，瓦解内部。充分利用wto等国际组织平台伸张正义，对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选民利益施压，并鼓动美国在华有巨大利益的企业对美政府施压。
　　三，长期准备，加快改革。站在大国博弈的历史视野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争取时间，用好窗口期，并强力推进国内改革。
　　熬得住，拖得起，打得赢。十年后，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