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和现实的：认清形势，执政党再开一个“七千人大会”如何

一：重庆与广东的对比，提出如何认清当前形势的问题
　　进入2012年，中央对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财政刺激经济措施的采用后果，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那就是调整经济结构不易、防止通货膨胀很难。在多年调整结构难见成效的基础上，中央面对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的前景，只能重新加大积极财政的力度，同时在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大的起色的情况下，又难以一下子活跃货币政策。
　　因此，在地方财政加大对于保障住房、进城农民工享受城市福利等民生工程投入的同时，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困境依然存在，使得实体经济下滑的趋势越发明显。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后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国有经济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的主体，另一方面，大量的就业压力落在了单一的国家工程和外资如本田、台资如富士康身上，大陆内部国内民间的资本与就业伴随的大量机会丧失掉。社会单一化趋势也就越发明显。
　　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搞保障房建设，中央财政为地方债务兜底，既不能滥发货币也不能压缩政府规模，因此减少税收、放利于民的承诺长期无法落实，老百姓手中没有钱，民间消费迟迟不能兴起。
　　与刚刚进入21世纪、连发几年的国债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情况不同，现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着很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那就是减少贫富差距、实行共同富裕。因此，在各地的党政领导与这些措施配合起来的工作中，就有着各地的不同的软环境、软措施配合。
　　例如，在重庆进行的民生工程，就被赋予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广东，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活动受到民间的呼声反馈，在乌坎的民选工作中，看到了民间与政府的政治、经济诸多方面在体制内的互相制衡的趋势。
　　广东在国家投入财政刺激政策的政府资金的前几年，就喊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呼声，那就是广东不再为了全国内地的农民工就业再采取简单的低水平的外来材料加工和简单装配业，而是要学习香港的经济转型模式，在土地和高等物业基础上发展面向国际的高附加值经济。
　　广东后来迟迟未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提升，表面看是中央希望广东保持高密度就业的低附加值加工业的存在，以保证内地农民工的就业。但是，从内在原因，深层原因上还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束缚和经济活动中与民争利的现象，使得高等级的外资与内地人才很难在广东进行制度创新，大环境不好。
　　国家加大投入财政资金以后货币流入房地产造成地方政府主导经济权力过大的现象在广东也是存在的。这成为广东迟迟不能吸引高等级人才的另一个陪衬。
　　长期问题积累，在广东势必要爆发出苗头，因此才发生了乌坎事件。乌坎事件的良好解决有着制度上与政府主导进行制衡的积极因素，这一点培养起来，将会最终带来广东良好的软环境，最终有利于产业的升级。
　　重庆与广东的对比，一个是把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放大到意识形态上面来进行，另一个是力争在政府的经济主导活动中让民间来实行体制创新，进行对政府的制衡。
　　目前，不光是国内网络的舆论焦点聚集在这两种模式之争上，而且各级领导、做政策研究的党内高层以及对党和国家的前景关心的党内新老同志，都很关心这两种模式对比中的形势判断以及未来走向。

二：五十年前的“七千人大会”中的认识之争
　　五十年前，1962年的1月到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大会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经济大发展、制度大革新，但是很快又发生了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陷入了三年经济困难的调整时期。当时，对于中国经济大跃进以后的遇到的困难如何认识，是从意识形态上看，还是从制度与人的关系上看，全党内部也是陷入了不同评价和认识当中。
　　这与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时，“七千人大会”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其间，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了解释、说明和补充，他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甚至对于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形势判断也进行了突破，提出“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会议的第二阶段，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
　　因此，今天回过头来评价，对于当时这个“七千人大会”首先定义为党内公开透明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在定义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之后，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大跃进的配合问题。
　　要谈清这个意识形态问题还要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共产主义运动背景说起。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此时的赫鲁晓夫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　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于过去几年党的错误进行了个人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坚决地认为意识形态与经济的配合是十分必要的。早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的1961年12月，毛泽东就讲了这样的意见：“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的那句插话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倾向性。实际上，会议上有些人的看法很能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58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柯庆施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不满，质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他对报告的评价是：“越看越没劲”。
　　后来林彪又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搞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发言，说什么经济中我们犯的所有错误都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他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三：五十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对五十年前的“七千人大会”要两个方面看。
　　事隔30年的1992年，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依据邓小平的回忆，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自我批评，以及重新提出加强党内民主，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它表明党内认识不同，特别是在形势曾经很好、突然问题又集中暴露的情况下，正应该是党内争论公开的时候，这是因为形势曾经很好是全党努力争取的结果，大的前提、目标一致是党的团结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是我们党有力的表现。
　　另外一个方面，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文中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从薄老的意见出发，可以判定当时把经济事务和实际事物与意识形态挂钩，还是党内许多同志的思维惯性。
　　广东乌坎事件代表什么？它代表了党应该站在高于政府的立场，支持一切与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实行制衡的社会增长因素，要看到只有社会机制增长了，才能限制政府的经济主导冲动，才能限制政府规模和财政支出的扩张冲动，才能为民营经济的增长和民间财力的培养提供越来越大的空间，广东的经济结构转型才会有前途，像当年香港一样实现产业链条末端向初端转移，才会有机会。
　　广东党的领导在乌坎事件中的表现，与重庆贯彻民生主题当中的政府运动式进行社会治理，有着天壤之别。重庆的党政领导在使用财政刺激资金当中，提出几个重庆的运动式思维，就是要实行政府主导一切，政府支配一切，然后由政府来实行民生的恩赐行动。
　　民生的问题，是一个政府恩赐行为？还是一个民众的社会自我主导权利建设问题？就表现在是否限制政府行为以及靠什么控制政府行为的认识之争上面。
　　重庆的做法是，政府主导一切，然后政府中的腐败再由几个集权人物进行运动式的打黑唱红来解决。
　　而广东的做法是，党站在高于政府的立场上，积极促进社会自我主导的机制建立，从而来制约政府的盲目扩张冲动，从体制建设上面来实行法治和民主，从而杜绝人治和领导人物更换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四：认清形势，执政党再开一个“七千人大会”如何
　　历史上七千人大会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
　　从短期来看，当时由大跃进时对粮食产量纷纷以少报多的各地领导人后来为了不发生饿死人事件，纷纷以多报少的情况，一下子扭转。这是因为，各级领导和党内同志看到了党的高层领导真正是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连毛泽东都没有例外。
　　所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兴实事求是之风，又回到了党内。虽然，由于林彪、柯庆施等人的吹捧，党内高层没有最终开展起正常批评和民主集中制，但是在省市县三级的党内领导干部当中，的确积极开展了民主集中制下的党内机制，以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要求，积极按照实际情况上报粮食，支持全国的城市和工业建设。
　　从长期来看，刘少奇出于一线工作的实际工作出发，大胆建言，直率发言，也的确触动了党内一些人的意识形态敏感。
　　当时国际形势中，苏联赫鲁晓夫的压力，造成了党的领导人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党内的分歧。认为不支持当时的三面红旗提法，就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就是钻进党内的修正主义。
　　在党的省市县之下的基层领导干部中，由于当时新生的中国没有贯穿社会末端的法制建设制约，发生了广泛的残酷对待农民和底层群众以致饿死人的情况，对此当时党的领导人认为只有从下至上揭露黑暗面、文化革命和群众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七千人大会上似乎很正确的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思维惯性，终于导致了几年后领导人错误发动并被少数坏人利用的十年动乱发生。
　　运用历史经验，面对今天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提出如何认识过去一段时间的成绩和错误的问题，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同时，运用历史经验，又提出如何防止党内争论与现实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面前的意识形态冲动挂钩的问题。
　　党内的同志非常渴望有一次开诚布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同时又要防止与意识形态挂钩，从而做到党的运转正常，党内不再折腾，社会不再折腾。
　　认清形势，执政党再开一个“七千人大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