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蓉详解：1968年“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岁月》
⊙ 作者：邓榕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导语：邓小平小女儿毛毛的这本新著，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记述和理性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书中插有130多幅珍贵的照片，有许多首次发表的生活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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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1968年3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
　　“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在人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大员康生和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主要讲话的是康生。他说，邓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意内查外调找证据。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路线，1962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康生的讲话，算是给“邓专案组”支了招儿和定了调。此后，他们把“邓专案组”扩编，充实到九人。
　　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却设在“贺龙专案组”之内。“文化大革命”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化大革命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化大革命”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化大革命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材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经过了大半年的囚禁，在寂寥独处时，在冷静下来后，对于这场令他倒台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一切在混乱时来不及细想的问题，他一定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从1922年十八岁时投身革命以来整整四十六年，解放前，是敌情危重，戎马倥偬；解放后，又是身居要职，忙于工作。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根本无暇回顾，更不用说思考和总结。如今，有人让他写自传──不论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思考之后，他自己也一定愿意写。在冷静之中，他可以通过撰写，细细地回顾、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
　　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化大革命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错误，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找。6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料，你们要认真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交给“专案组”由他亲自保存的“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军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