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邓小平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岁月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岁月》
⊙ 作者：邓榕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导语：邓小平小女儿毛毛的这本新著，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记述和理性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书中插有130多幅珍贵的照片，有许多首次发表的生活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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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晚年全家福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问题：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接着，他明确地回答：“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再一次用他的不可动摇，捍卫着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江青各率其属下“文化大革命”大员，组织围攻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及“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罪名，迫使老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交待和检讨。这次会议，通过了康生等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上，还印发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被撤销。
　　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当然是由毛泽东亲定的。但林彪、江青显然不满足，他们在会上会下鼓噪煽动，妄图造成一个声势，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毛泽东仍旧没有同意。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
　　毛泽东有他的顽强，有他那湖南人特有的固执。他一旦下决心作出的决定，任凭何人均不能动摇。这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在畸形时代召开的畸形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打倒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参加会议的只有四十人。因人数不足党章规定的能够通过任何决议的半数，只好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才算刚过半数。参加此次会议的非正式成员，竟占与会总人数的一半还多，并与正式中央委员一样享有表决权。更为奇怪的是，后来发现参加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此已两年有余，闹也算闹够了，乱也算乱透了，反也造了，命也革了，权也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恐怕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不很清楚。开始时，他说“文化大革命”需要一年。后来又说大概要三年，那就是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说，“九大”开过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确定了，一切都应该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结束不了。
　　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毛泽东是有所设想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此时，早已从毛泽东设计发动的初衷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整个运动，也早已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不可控制。旧的矛盾还未解决，新的矛盾已经产生。派性、武斗、争权、夺位，不但一样都没有消失，而且还会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宣武区方壶斋的那两间小屋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和祖母在一起，相依为命，似乎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大姐邓林本来因父亲的“问题”被管制和批判，不能随便回家。这时学校中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没人管这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了，她就趁机得便在周末回家。哥哥朴方和二姐邓楠平时住在学校，此时也因学校内造反派之间斗得不亦乐乎而得以“漏网”一下。特别是邓楠，只要是周末，就尽量溜回家来。
　　1968年3月29日，北大发生了两个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半夜开始的，校园内满是拿着棍棒、梭镖、长矛和戴头盔的人。两派均是人多兵众，一时之间杀声震天。大规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两派均不甘心，仍在秣马厉兵，准备再战。
　　武斗之后，整个北大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邓楠和一些同学在宿舍窗口目睹了这场恐怖事件后，马上收拾东西，凌晨四点，趁天不亮，就从一堵残破的墙洞中逃出校园。回家后，她惦记着在学校受管制的哥哥朴方，就让飞飞马上去北大，把哥哥叫回家来。在这场北大最大规模的武斗中，许多人遭遇不幸。邓楠他们班一个同学在旁观看（不是参加），结果一支当作武器的标枪横空飞来，被扎了个透，人虽没死，但因肝脏破裂而落下终身残疾。
　　哥哥姐姐们都回家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奶奶一家人，算是在方壶斋这个家中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全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飞飞和我的孤单，家中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奶奶、朴方和飞飞住一屋，我们三个姐妹住一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门对着门。我一个表姐也在北京上学，她来时，一个大床要睡四个人。我嫌挤，就把两个大木箱拼起来，搬个铺盖，睡到上面，倒也觉优哉游哉。这时抄家的人基本不来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时之间竟被造反派遗忘了似的。日子过得虽难，却不寂寞。其实，要说生活并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内心。不过，我们家的人，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总是要想着法子在生活中尽量寻找乐趣。在方壶斋的小天地里，我们自寻其乐，没有别的玩儿，我们就把一个小纸盒放在床上，远远地拿跳棋子儿往里投，比赛谁投得准，玩得还挺认真挺高兴的。从父亲那里，要说我们学到什么的话，就是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就这样过着，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炉子不小心，发生了两次煤气中毒“事件”。一次是奶奶和飞飞，那次不算重，两人头疼了几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一屋，睡得正香时，听见奶奶的叫声。因有前车之鉴，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想也没想，把门用力推开，接着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来了。这次煤气中毒中得不轻，要不是奶奶年纪大了睡觉轻又有感觉，我们两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是险事。还有趣事。一次大姐邓林从学校回家，刚要进家门，正好碰见我出来。我神色严肃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墙边，在她耳边悄声说：“chao-jia-la!”她一听，以为是“抄家啦”，当时就惊得“魂飞魄散”。其实我说的是“吵架啦”。原来，奶奶想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邓楠却想尽量节俭，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结果争执了起来。奶奶虽没文化，更没读过什么外国名著，但她记性特好，可能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记得的，一气之下，竟张口骂邓楠是“葛朗台”──也就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当时，吵架的两人都哭鼻子，都挺伤心的。事后，我们则为奶奶的“博学”大大地乐呵了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真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让人着实地心惊胆战一番。
　　哥哥朴方自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被关在学校，这次是他最长一段时间住在家里。在家无事，他便拿着锯子刨子做点木工活儿，就是用邓楠买回来的那一些破木板，给飞飞做了个小书架，还给奶奶做了个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弟弟补习功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飞飞才上初二，运动一来，学也上不成了，闲着没事儿时，飞飞就自己看书学点功课。这阵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给他上课，每天给他指导。哥哥爱教，飞飞也爱学。在数理化方面，飞飞的长进可真不小。飞飞日后能够上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补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作用。哥哥比我和飞飞大六七岁，以前我们小，他在学校又忙，虽然对哥哥相当尊重，但很少跟他说什么或者聊什么。这次在方壶斋大家朝夕相处，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问个清楚。记得有一次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着远处，说：“为了给林彪让路。”哥哥对政治一向比较敏感，“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大家都还“革命”热情高涨时，他就预感到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运动中一直保持低调。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使他逃脱造反派的关押和批斗。而这时，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脱离造反派的监视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精神顿感放松，有一天吃饭时一高兴，他竟然喝醉了。醉了以后，神也爽了，脸也红了，话也多了。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流畅地大背了一番《岳阳楼记》。我们看着他喝，看着他说，看着他背，看着他醉，心中只觉怆然。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酒啊。
　　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暂时得以远避狂涛，于逍遥之中自寻其乐。没有想到，真正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5月的一天，我们住的院子里突然开进几辆大卡车，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一下子冲进我们家里，把朴方和邓楠抓了起来，用黑布蒙上眼睛，推着搡着把他们带出屋子，拉上汽车。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高喊着“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反革命狗崽子”的口号，把汽车发动机轰得山响。当时在家的奶奶、飞飞和我，看着造反派开着汽车绝尘而去，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抄家批斗的场面也不算少了，但这样突如其来地看着哥哥姐姐如此恐怖地被抓走，实在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从心底里泛起的那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把哭声都堵在了喉头。从此，不但家中再次只剩下我们老少三人，而且完全不知道哥哥姐姐的下落，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真是让人又悲又急，凄凉和焦虑笼罩着生活。
　　朴方和邓楠被抓到学校后，先是被关在一个作为武斗基地的宿舍楼里，后来转移到物理大楼。一个里外间，一人关一间，有造反派看着，不许说话。造反派经常分别提审他们，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由人推着带到一个审讯室，连喊带骂，趁人不备的时候，冷不丁地不时地用棍子抽打。审讯的内容，还是那一条，让他们揭发邓小平的“问题”。
　　这个时候，正是“邓小平专案组”成立，并加紧搜集“罪证”，编造邓小平“罪行”综合报告之时。林彪、江青等急于要找突破口，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子女，特别是几个大的子女一定知道什么，于是指示其爪牙──恶名昭著的北大造反派大头目、“文化大革命”急先锋聂元梓，抓来邓小平的儿女，想从他们口中逼出“证据”。聂元梓秉承其主子的意图，秘密策划，先派人到方壶斋我们的住处“侦察”，确认人在家后，派了几辆大卡车拉了一个“红卫兵团”进行“包抄”，把朴方和邓楠抓到学校，进行刑讯逼供。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无论运动怎样凶猛，无论处境怎样险恶，我们邓家的孩子，除了应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的父亲外，从没有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而“揭发”过父母亲。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父亲是无罪的。我们爱我们的父亲，并愿与他共渡危难。在我们家，父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亲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孩子表现得都很好，为我们也受了不少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些。”正是这弥足珍贵的人间亲情，使我们一家人在险恶的困境中，获得最后的精神支持。
　　在北大，在中央文化大革命大员的指示下，造反派竭尽一切卑劣手段，对朴方和邓楠进行威逼、恐吓、殴打和虐待。邓楠后来对我们说：“当时我怕极了。但怕有什么用，只能和他们斗。我就说父亲在家从不谈工作上的事情，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而朴方则对造反派说：“家里的事，只有我一人知道，弟弟妹妹们什么都不知道，要问就问我吧！”
　　关押中，朴方和邓楠想到了我们几个在外面的兄弟姐妹。一天，趁造反派不注意的时候，朴方偷偷递给邓楠一个纸条，和她对口径。邓楠看到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通知其他的兄弟姐妹。可关得这么严，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对造反派说，被抓来时什么也没拿，想叫家里送点女生用的必备生活用品来。造反派这次答应了。正为哥哥姐姐下落不明而心急如焚的我，得到通知后，马上拿着东西赶到北大。
　　北大，北京大学，一个多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一个对我们家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我们的母亲，193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的哥哥、姐姐受母亲的影响，也都相继考进北大，并且也都选择了物理系。从小学开始，我的梦想，也是将来考进北大，上北大历史系。北大，在我的心目中，是让人充满幻想的神圣殿堂。可这次，当我来到北大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想象天差地别的景象。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加一层，厚厚地糊在墙上，有的已被撕掉，任风吹得翻转，任人踩来踏去，一片零乱狼藉。许多建筑物的门和窗子都钉上了木板和铁条，有的楼门口还设置了路障和掩体，一看就是武斗设防所用。一些武斗队员拿着棍棒，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匆匆走过，有的人头上还戴着权做“钢盔”的藤条工帽。校园内行人稀少，路人神色严峻，气氛已全然不似“文化大革命”初期看大字报时那样的热闹拥挤，偌大的校园一派残败冷落。
　　我整日在家闭门不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武斗的阵势，不禁心中紧张。到了物理大楼前，看到的更是一幅森严壁垒的景象。大楼灰黑，楼前无人，底层窗子全用木头钉死，大门用铁条铁板封住，只留一个窄小的进口，门前用沙袋堆的工事垒得高高的。大楼墙上污迹斑斑、伤痕累累，一看就让人想起毛泽东的词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后来听说物理大楼是聂元梓那派的大本营之一，是他们的武斗基地，所以戒备格外森严。在楼前等了一会儿，邓楠由人带了出来。好在造反派还允许我们单独说话。邓楠先问了一下家中的情况，然后赶紧小声告诉我一些供审问时用的口径，并让我尽快到中央美院去告诉关在那里的大姐，让她一定要沉住气，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只要顶住就行。因为大姐平时身体就不好，我们特别担心她想不开，商量着要特别劝慰一下。邓楠还一再嘱咐我们家中的老小，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
　　看着姐姐被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那个令人恐怖的黑黑的门洞，来时的紧张和恐惧已荡然无存，心中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悲凉。想起身负使命，我赶紧扭过头就走，而且恨不得走得越快越好。我家也没回，先赶到美院，找到大姐。我把她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避开造反派的监视，赶紧把二姐的话告诉了她。大姐听完后，为能知道弟妹的情况而深感宽慰。她感情激动地说：“你们放心，我什么也不怕，我挺得住！”
　　朴方和邓楠在物理大楼被关两周之后，又被转移。邓楠被关到系里的武斗队。这次分开后，她便不再知道哥哥的下落。在系里，一开始，造反派还是整日提审她，后来看到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便日渐松懈，再后来还允许她自己去食堂打饭了。
　　春天过去，夏来临了。那是一个酷热的夏。
　　天气越来越热，热得让人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北大聂元梓一派抓有邓小平的子女在手，本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打倒邓小平立功，以报效其主子中央文化大革命。但几个月过去了，竟然一无所获。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一定知道不少情况，一定还有油水可捞。据说聂元梓曾经下令，从邓朴方嘴里，一定要得到些东西。
　　造反派进一步加紧了对朴方的审讯和残酷的迫害。他们每天提审他，走路、审讯时都用黑布蒙着眼睛。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江青在北大大操场上尖着嗓门进行煽动性的讲话，看着她那个狂妄的样子，朴方当时说了一句：“看你能够猖狂到什么时候！”造反派抓住这一“事件”，让朴方交待是不是“谩骂”了江青“同志”，以图给他定上“反革命”的罪名，还反反复复不停地逼他揭发“黑帮”父亲邓小平的“问题”和“罪行”。造反派对朴方在政治上加压和审讯，进行打骂和侮辱，还利用一切可能对其身心进行迫害。
　　他们把朴方不断地易地关押，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把他关在学校体育馆浴室的洗澡间，里面又阴又湿又不见阳光。在此期间，有一次邓楠去食堂打饭经过体育馆，远远地看见了哥哥。那么热的夏天，朴方却穿着厚厚的破旧的灯心绒外衣。竟然还是抓他来学校时穿的那件衣裳啊！远远望去，在阴影中，只觉得他的脸色异常苍白，身体显得极其虚弱。对于朴方来说，那真是一段艰难时日呀。在关押的地方，三伏的盛夏，朴方也不觉得热，只觉得从心里往外发冷。当时他唯一的寄托，就是可以抽烟。他让看守帮他买两毛多钱一盒的烟，早、午、晚一天只用三根火柴，不停地抽。一天，从刺耳的高音喇叭中，他听见造反派将他和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定为“反党小集团”。他知道，造反派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他们关押他、审讯他、虐待他，还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要从他身上彻底地摧毁这最后的政治上的尊严。

　　人们可能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在书中，季先生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恶行径。凡读过此书的人，对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聂元梓等人在北大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在来看，无论从道义角度来讲，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讲，毫无疑问，聂元梓及其一伙都是恶行累累，罪不容赦。但是，那个年代，却恰恰是由他们所主宰的年代，恰恰是由这些造反派虎狼当道的非常年代。
　　燕南园萧条了，萧条得生灵涂炭。未名湖污浊了，污浊得沉渣泛起。
　　1968年的这个夏天，真是异常的热，异常的长，异常得令人难忍难熬。
　　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说到这儿，她已泣不成声。她说她尽快回家来和我商量。接完电话后，我们在家的人如五雷轰顶，极度震撼而坐立不安，因为什么也不清楚，只有焦急地等待着二姐回来。
　　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他写道：“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贱如草芥。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北医三院虽然收了人，但只让朴方躺在走廊上，连急诊室都不让进。一夜之后，眼见病情危重，医院决定给朴方做脊椎穿刺，但需要家属签字。北大造反派到关押邓楠的地方，将朴方的情况告诉了邓楠。听到哥哥摔伤和脊椎骨折，邓楠一下子都蒙了。跟着造反派来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她看到了哥哥。原本好好的一个人，如今却躺在这里，脊椎骨折，发着高烧，生命垂危。邓楠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她流着眼泪，拿起沉重的笔，签了字。造反派连话也不让说，马上又把她带走了。
　　在非人的摧残、审讯和虐待下，朴方的决心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虑都已过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犹豫，毫无惧怕，非常镇定地做出了选择。一个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高材生，一个历来严于律己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中共预备党员，曾经有那么多的信念，曾经有那么多的追求，曾经有那么多的理想，曾经有那么多的期望，而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他非常冷静地走向了自己的选择。摔下来后，朴方昏迷了过去。他记得曾经一度醒来，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间便又昏迷。再次苏醒时，他已身在医院。看着周围人的冷冷目光，看着头顶上不停晃动着的输液瓶，一切都那样的恍惚，那样的不真实。就这样，在北医三院的急诊室里，朴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不知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还是逃脱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样的顽强，竟然可以战胜死神。朴方的性命保住了。生与死，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生与死，是一场恶战，更是一场搏斗。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人之于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时候，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心中没有激动，没有悲伤，没有思索，也没有悔恨。造反派的吼叫，医生的问话，都像风吹过耳，听而不闻。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坚决地反对说：“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邓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渡过的病人送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老的奶奶，怎么照看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人，去找中办！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放下电话后，我们仍然情绪激动，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站在中南海外，望着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这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漠漠人世上，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
　　从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们斗！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作出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
　　在校医院里，仍然没有给予朴方任何治疗。一开始，造反派还派人看着。一周后，他们不想管了，就把邓楠叫去，说现在他们没有看护的义务了，要让我们家的人自己看护，命令她把弟弟飞飞叫来看护朴方。邓楠和我一商量，一致认为不能让飞飞去。飞飞才十七岁，脾气又倔，万一和造反派冲突起来，会被打死的。我们决定由我们两人去校医院，轮流看护哥哥。
　　由此，我到北大，和二姐邓楠一起看护伤残的哥哥。那时朴方尿路经常感染，一感染就发高烧，一烧就烧到四十度以上，还经常伴有高烧寒颤，烧得抽搐。由于朴方是胸椎骨折，不能起身，连坐都不行，需要不停地给他翻身，否则很容易长褥疮。截瘫病人，只要一长褥疮，就很不容易治好。我们姐妹二人没有一点医疗常识，只能进行最一般的生活护理，对哥哥的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也不放过哥哥和姐姐，经常来病床边批判他们，让他们交待，让他们揭发。哥哥躺在病床上，两眼直直地瞪着，任凭造反派呐喊辱骂，一句话不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庆祝，医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顿饺子，唯独哥哥，因为是邓小平的“狗崽子”，因为是“反革命”，连吃饺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饭时才能走出校医院，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户外，不管是晴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我都会挺直了腰，仰起头来，看一看那浩渺无垠的天空。有时，我还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杂乱而浓密的绿荫掩蔽下，踏着落叶铺满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紧紧地靠着湖边坐着，看着那水波不兴的湖面，看着水中隐隐绰绰倒映着的绿树蓝天，让整个心灵浸透在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的喧嚣统统抛在脑后，全心享受这片刻的静谧。
　　我们憎恨造反派，我们厌恶周围的政治狂潮，我们无意也无力抗争什么，我们仅仅是想寻求心灵上的宁静，仅仅是想躲藏回避。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哪里有宁静可寻可觅，哪里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苍天之下，人的命运显得这样渺小，这样微不足道。我们受尽心灵上的磨难，自觉时运不济，但在那个年代，命运像我们一样悲惨，甚至比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的，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不胜数。举国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义狂涛的无情冲击下，被打倒监禁的大有人在，被迫害致残致死的大有人在，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公理、没有人道、甚至没有人性的疯狂岁月。今天，我们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有的一切详细记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一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深秋的北京，寒风日劲，天渐渐地冷了。
　　10月中下旬，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于全会，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路线，也不是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父亲作政治结论。这次如作结论，就是最终定性。是好是坏，对于父亲本人，对于我们全家，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得知毛泽东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我立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大姐邓林6月份被抓到学院后，一直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消息闭塞。我去看她时，造反派一直看着我们，监视着我们，唯恐我们进行“反革命黑串联”。我急于把情况告诉大姐，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我说我口渴想喝水，那个看着我们的人居然“开恩”去找水了。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我赶快小声地告诉大姐：“爸爸没开除党籍！”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太大了。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于死地。其实，对于父亲的政治前途，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但我们知道，能保留党籍，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来说，太重要了。党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过是一支政治的风向标；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则高于生命，重于生命。
　　十二中全会后，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北大造反派的劲头好像一下子少了一半儿，对邓小平儿女的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他们渐渐很少来校医院，而后根本就不来了。只有刚刚进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偶尔来视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为一个被造反派“冷落”的角落。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偷着看《红楼梦》，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停步，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停止。可能是运动中发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多到毛泽东都有所风闻。在1968年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也就是12月26日，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一段话：“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从这个“一二二六”指示以后，我们的“头衔”改了，不再被人叫作“黑帮子女”，而被称作“可教子女”。还是毛主席说话管用，那些原来对我们声严色厉的造反派，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态度只能有所收敛。而我们，不在高压之下，日子可就过得轻松多了。
　　本来，日子就这样渐渐地过去，渐渐地平静下来。却不料，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们家只有我和飞飞在中学，属于要“上山下乡”的范畴。1968年12月，飞飞随他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队。飞飞最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医院问哥哥：“学校让我们下乡，怎么办，去不去？”哥哥听说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队，心里很伤心。他想了想，说：“去下乡，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也许别人能回来，你回不来。不去下乡，政治上会留下个包袱，说你不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以后可能更不好办。”听了此话，飞飞说：“那我就去。”
　　飞飞决定走了，眼看行期在即。他才十七岁，去这么远的地方，我们实在不放心。行前，我们为他收拾行装。现买的两个大箱子并排放在地上，一个帆布的，一个木头的，我们什么都往里装。棉被棉衣棉鞋，帽子裤子袜子，他爱做无线电，连同锤子砧子，能装的都往里装。邓楠特别会收拾东西，而且什么都想让飞飞带去。她把箱子塞得满得不能再满了还在不停地塞，恨不得连自己的心都一起塞进去。她还写了一张条子，详细说明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生怕飞飞到山西后找不到东西。临走前，飞飞去美院看望关在牛棚的大姐。大姐伤心地看着弟弟，她不能给弟弟收拾东西，不能去火车站给弟弟送行，甚至不知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这个小弟弟。她哭了，她受不了这又一次的生离死别。
　　走的那天，北京火车站的一号站台上，挤满了要走的学生和送行的人群。在一列长长的插队学生专列旁，到处可以看到拉着就不肯松开的手，到处可以听到说不完讲不尽的嘱咐叮咛，到处可以看到闪动在眼中和流淌在面颊上的泪水。依依不舍和担忧之情弥散在人们的心头。一声汽笛长鸣，车轮发出隆隆巨响，满载插队学生的火车专列开动了。一瞬间，车上车下，车里车外，人们同时爆发出放声的大哭。这震天的哭声，掩盖了火车的轰鸣。
　　我和二姐来送弟弟，我们看着火车驶出站台，看着火车越走越远，一直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车站。我们谁也没说话，许久之后仍止不住泪水的流淌。哥哥瘫痪在校医院，姐姐被关在牛棚，弟弟远走他乡，父母被监禁音讯全无，在偌大一个天地之间，我们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
　　弟弟走后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随着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在向西行驶的火车上，我度过了十九岁的生日。我们那个在北京方壶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时从学校回来一下，就只剩下七十岁的奶奶，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一个人艰难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