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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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斯大林
　　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6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很有必要对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进行检讨，尤其是面对危机，应该如何交替采取军事与外交的手段，如何及时实现战争与和谈的转换等，从而把握时机，减少代价，消除危机。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半，其中两年半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或边谈边打中度过的。所以，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中，停战谈判同战争起源问题一样，也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不过，学者们以往讨论的重点集中在1951年7月开始的开城、板门店谈判及此后边谈边打的漫长过程，而对中美开战至1951年初联合国停战谈判议案的出笼以及中国的反应和立场，专门的研究不多，且有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再次提出讨论，主要是由于过去相关的档案材料比较欠缺，以至对这短短3个月的历史过程，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连贯的梳理。本文利用美国、俄国公布的档案，特别是中国不久前出版的军事文献和解密的外交部档案，全面讨论了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联合国有关议案的提出过程，以及中国对通过停战谈判化解危机这一途径的立场、观点和对策。本文的结论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确有一次决策性的失误，但不是在危急关头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战这个决定，而是在应该停战谈判的时候没有及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正是这一决策及其不明智地表达的结果，使中国彻底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于被动局面。

一：印度政府的调停尝试与美国的反应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D.MacArthur）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而改变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被动局面。但是，美国决策者被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随后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策：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导致这一决策错误的基本原因是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情报机构一再对中国是否会出兵的问题进行预测和估计，并始终认为中国不会有所行动。直到中国秘密出兵已成事实，甚至已经与美军发生战斗，第八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的情报人员乃至中央情报局仍然坚持认为：“中共不可能对朝鲜进行直接的干涉”，与美军作战的只是少数士兵，中国的“主力部队依然驻扎在满洲”，其目标也是保卫满洲。由于这种错误的判断，美国人做出了继续向中朝边境前进的致命决定，从而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并开始全线撤退。其结果之一，便是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中呼吁停战的声音逐渐高涨起来。
　　调停朝鲜冲突的最早尝试是英国和印度做出的，英国主要是与美国磋商，而印度则重点与中国联系。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P.Nehru）便致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J.Stalin）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Acheson），希望冲突地方化，并通过安理会促成和平解决，为此应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苏联也返回安理会，以便同美国一起寻求终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基础。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Lie）的赞扬，却遭到美苏的冷眼：斯大林要求安理会听取北朝鲜的意见，美国则拒绝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尼赫鲁8月3日发表讲话，说他并不否认北朝鲜是侵略者，但当务之急是将冲突地方化，寻求停止战争的途径，并确保朝鲜人自己决定朝鲜的前途。他再次强调，不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一个大错误。美国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再次展开调停活动。9月30日尼赫鲁发表声明说，在未寻求其他解决手段前，联合国军不应越过三八线，并再次呼吁联合国接纳中国以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10月16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了印度反对联合国10月7日通过的决议的理由。该决议支持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决定成立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代表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尼赫鲁说，北京有正当理由反对不与它磋商而解决朝鲜前途问题的任何企图，并指责联合国的决议是在扩大战争（决议通过的第二天，美国部队越过了三八线）。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印度试图集合一批中立国再次展开调停工作。不过，现在呼吁的对象已经转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了。
　　11月23日，在北京的印度大使潘尼迦（K.Panikkar）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周恩来则在内部报告中则把这个建议称之为美国通过英国发出的“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并非为美国所鼓动。杜鲁门（H.Truman）总统因战场上的失利气正在急败坏地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英国政府则为此忧心忡忡，艾德礼（C.Attlee）首相不得不宣布要亲自赶到华盛顿安抚美国人。在这种气氛下，联合国内外围绕停火问题的活动也骤然升温。12月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贝内加尔·劳（B.Rau）在纽约找中国特别代表伍修权，提出立即停火和设立非军事区的建议。12月2日，加拿大政府照会美国政府，指出美国政府要盟国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不明智的，只要存在可能性，那么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就必须敞开到最后一分钟。12月3日，尼赫鲁又要劳氏向联合国提议，在谈判设立非军事区和停火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参与商讨。印度驻美大使甚至向记者透露，尼赫鲁有意来华盛顿参加杜鲁门与艾德礼的会晤。
　　美国人婉言谢绝了印度的要求，却认真为英美首脑会谈做了准备。由国务院起草而经参谋长联系会议修改和签署的美国政府立场备忘录提出：只要条件不是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设法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看来，美国虽因初败有些惊魂未定，但还不想认输，所以一方面同意停火谈判，一方面又把条件提得很高。不仅如此，美国也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将中国置于被动地位。12月5日，联大指导委员会以10票对2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1票（印度）弃权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考虑中国干涉朝鲜的问题。第二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在议程中增加了关于中国干涉朝鲜这一新项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六国（古巴、厄瓜多尔、法国、挪威、英国和美国）提出一个经过修改的指责中国干涉朝鲜的决议案，寻求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苏联则有针对性地再次提出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的建议。在联合国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印度等十三个中立国家开始策划新的议案，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通过调停结束战争。然而，毛泽东此时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二：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再谈停火问题
　　对于中国出兵的条件和目标，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的设想都是以三八线为界限。1950年7月5日斯大林第一次谈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时，就限定了一个条件：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7月9日刘晓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也说到，万一美军反攻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帮助朝鲜人民“把美帝国主义驱逐出去”。后来在洛东江一线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几次暗示中国愿意出兵，换上朝鲜军服，协助人民军作战。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至少其表面理由是时机未到。10月1日联合国军兵临三八线，在要求中国出兵在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中国军队“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这就是说，中国的责任首先在于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后立即做出反应，他在10月2日起草的回电中确认，中国既然出兵，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同时准备美国向中国宣战，而初期只是“在北朝鲜的适当地区”进行防御作战。10月3日凌晨，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警告美国政府，外国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不得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就要出兵。至于朝鲜战事，周恩来提出，“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在这里，周恩来不仅突出了三八线的政治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冲突的途径。这一看法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10月5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劝其出兵，并对国际局势分析说，只要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其军事基地”。其实，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只是寄希望于同苏联空军一道阻击美军北上。得知苏联空军暂不出动的情况后，10月14日，毛泽东略微调整了作战部署，即避开美军，只打南朝鲜军，并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坚守待援。最后，在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空军不会入朝作战的情况下，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中国陆军依然按计划出动，但作战目标就比较含糊了：“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不过，几天后当毛泽东发现敌情的变化在军事上对志愿军发动突袭有利时，便及时指出：当前“是争取战机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志愿军应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并发动进攻，争取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转变朝鲜战局。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要能够对敌军实现各个歼灭，就有“迫使美国与我外交谈判之可能”。战斗打响后，周恩来向国内干部解释说，中国出兵就是要使战争“局部化”，“争取美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总之，中国出兵的最初战略目标就是在朝鲜北部打击美韩军队，并迫使美国接受调停，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
　　然而，当战场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时，中国对停战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11月1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特意加写了一句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1月18日又电告彭德怀：“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一种轻松、乐观的心态跃然纸上。斯大林的贺电也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以苏军战胜德军为例断言，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军队必将成为“完全现代化、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军队”。12月3日，即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为解决中朝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金日成。在分析战场形势时，毛泽东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美国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这个谈话第二天被电告志愿军前线指挥官。显然，毛泽东此时对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仍然是以和平谈判为主，不过条件是美军主动撤回或被打回三八线。当然，首先是在战斗中大量消灭敌人，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停战谈判。
　　因为斯大林一直很重视三八线的存在，所以，接受停战谈判的时间和条件，中国还要征求苏联的意见。12月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A.Gromyko）：“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答复：“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的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鉴于这种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2月5日，伍修权在纽约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A.Vyshinskii）并告知，在与赖伊会见时，瑞典、英国和其他国家代表“企图弄清中国军队是否停留在三八线以及中国军队是否准备在其余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同时离开朝鲜”。接到伍修权等人的同样电报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回电，首先向他们明确指出“现时三八线的界限已不存在”，至于谈判内容，“正在考虑中，容后电告”。与此同时，周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N.Roshchin）发出特急电，向莫斯科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近来不断探询中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其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为了掌握主动，并在和谈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通过伍修权向他们提出如下五个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想知道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希望当日得到答复。
　　当晚8时40分（莫斯科时间），葛罗米柯发出了斯大林的答复电：“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斯大林建议，中国只需表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联合国和美国首先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周恩来收电后即刻告诉毛泽东：这个电报表明，斯大林的意见“与主席考虑相合，拖而不摊为上策”。于是，周恩来在12月8日消息，告伍修权和乔冠华，“关于谈判问题，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察的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随后，周恩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答复进一步的询问，其要点和使用的言词与斯大林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十三国建议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三国停火建议与中国的最初回应
　　12月7日下午，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印度代表十三国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战的建议。潘尼迦说：印度政府的基本建议是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中国当然为全权参加者。大国会议的先决条件是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然后进行商谈，讨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及建立独立统一朝鲜的问题，同时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问题。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郑重考虑，宣布愿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鉴于章汉夫提到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的消息，潘尼迦说：“我个人对朝鲜军与中国志愿部队的力量并不怀疑，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必须由政治协商来解决，军事行动只能延迟问题的解决，即使能把美军赶出朝鲜，但日本离朝鲜很近，仍可从日本继续来轰炸。”因此，你们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这正是使朝鲜问题能在照顾朝鲜和其他临国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和平解决的机会。章汉夫仍坚持：和谈的前提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潘尼迦则指出：撤兵确是一个办法，因为把军队打出朝鲜不能解决问题而反会加深危机，但这一目的只能通过谈判来达到。潘尼迦最后说：这一建议是所有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12月8日，印度参赞考尔（T.N.Kaul）要求再次会谈，以补充昨天潘尼迦的谈话。考尔主要说明了印度建议的急迫性及提出这一建议的动机。考尔说，不能认为这个建议是支持美国或与英美有关的。这一建议在团结亚洲各国和动员世界舆论上有很大作用，甚至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这是亚洲国家的第一次联合建议，这些国家包括了除泰国等反动政权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道义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美国支持的六国提案就是想争取道义上的胜利，获得联合国的支持。考尔还坦率地指出：只要中国同意十三国建议，则美国支持的六国提案就不会通过。反之，除印度外，其他亚洲国家恐怕会因此而倒向美国。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印度参赞的话，接待考尔的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不客气地提出了几个质问：十三个提案国为什么不公开反对美帝侵略？为什么不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撤军？为什么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不发表宣言反对？考尔一一给予耐心解答，并坦诚地指出：在军事上占优势时进行谈判不但不表示中国的软弱，反而正是对中国有利的时机，希望周恩来早日接见潘尼迦大使，表明中国的态度，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直到12日与苏联商妥后周恩来才会见潘尼迦，周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急愿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对停战条件的整个意见。至于三八线问题，早已为美国侵略军所破坏而不复存在了。第二天，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告伍、乔，并特意指出，关于三八线不复存在的说法，可以告诉劳氏。周还指示，如果问到对十三国提案的立场，答复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其对停战条件的意见。
　　中美交战以后，美国决策层在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一直意见纷纭，犹豫不决。如前所述，12月4日美国曾设想在体面的条件下进行和谈。但在12月8日举行英美首脑最后一次会谈时，情况有了变化。在听取了前方的最新情况汇报后，杜鲁门舒了一口气，“他不认为我们将被逐出朝鲜”，形势并不像“会谈开始时那样暗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Bradley）也认为，靠目前兵力和正常轮换，完全可以在朝鲜守住，现在“至少不必被迫进行谈判”了。同一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Austin）对印度代表说，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建议，也没有要任何人提出此项建议。不过，倘若有人提出，美国将予以考虑，只是不得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第二天，这个建议便出现了。12月9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E.Gross）收到了由菲律宾递交的十三国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中国和美国军队撤离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监督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一支不超过5万人的部队留在朝鲜维持治安；海港、边境由联合国视察员进行视察，以保证上述条款的执行；实现停火后6个月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持选举；选举后3个月，联合国部队撤走。11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十三国建议。国防部长马歇尔（G.Marshall）指出了美国接受停火的两难困境：一旦停火就会停止所有空中侦察，并且可能会迫使美国海军撤退。如此，共产党方面就可以大大增加地面援助。但如果美国反对停火，又会被认为是在反对和平解决冲突。最后，会议确定接受停火的原则是不得使美军处于军事上的不利地位，不得附有政治条件，应在停火前谈妥停火的细节，由联合国监督停火。为了应付国会的指责，会议还决定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面对意见纷纭的国际舞台和各种政治压力，提出和平建议的十三国发生了分歧。12月12日，原来建议的内容被一分为二后正式提出，第一提案（十三国）是“切望立即采取步骤防止朝鲜的冲突扩及其他地区并终止在朝鲜境内的战事，然后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依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求得现存问题的和平解决”。委托大会主席组织一个三人小组，“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的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第二提案（十二国，菲律宾退出）是要求由联合国大会建议，美、苏、英、中、法、印度和埃及七国政府代表尽早举行会议，拟定建议案以便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远东现存的问题。14日，联合国大会以52票赞同、5票（苏联及东欧国家）反对、1票（中华民国）弃权，通过了十三国提案，并建立起三人停火委员会（又译三人小组或停战委员会），由联大主席安迪让（N.Entezam，又译恩蒂泽姆）、印度代表劳和加拿大代表皮尔逊（L.Pearson）组成。十二国提案暂被搁置。随后，停火委员会开始工作，联大休会，直到停火委员会提出报告为止。
　　12月14日下午，考尔向中国通报了联合国决议的情况。这位参赞说，第一个提案已经通过，第二个提案的内容是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地点、设立非军事区及关于朝鲜、台湾和远东的一般问题。这两个提案不但完全考虑了中国的意见，更超过了中国的要求。提案中的台湾问题和一般远东问题是潘尼迦大使电告了中国的意见后，由印度政府特别加入的，希望能动员各国支持和同情中国。这对中国是完全有利的，希望中国能了解该提案的目的及印度政府用意所在，早日做出圆满答复，而不使印度在支持中国意见时处于为难境地。如果中国方面能在最近表示同意的话，印度政府可进一步推动。否则，印度政府可能放弃。陈家康表示对印度提案没有意见，但反复要求美国应首先对提案表态，主要是对解决朝鲜和一般远东问题的意见，否则“问题就无从谈起”。考尔表示，印度将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印度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求美国同意举行会议的原则”，“如会议上美国所提条件无法接受，则可由世界舆论制裁”。由于陈家康一再回避表态，考尔最后说：“现在联合国大多数已通过十三国提案，中国如失去这一机会则美国可能利用舆论来指责中国不要停战。”同一天，周恩来致电伍、乔，对他们将在16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稿提出修改意见，其重点在于揭露美国赞成在朝鲜“先停火再和谈”的阴谋诡计，并告知招待会后他们即可回国。显然，此时中国已决心拒绝十三国提案。
　　12月15日下午，潘尼迦再次求见章汉夫，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通过的提案，并进一步解释印度等国的立场。章汉夫重申了中国的要求，潘尼迦表示，印度也希望先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然后解决朝鲜问题。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其具体办法似需双方先行停战，然后具体布置撤兵程序”。章汉夫坚持：“美国不停止其侵略，不从朝鲜和台湾撤兵，则和平解决只是口上谈谈而已”。潘尼迦强调：“要外国军队撤退朝鲜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打下海去，一种是以和平方式撤退，双方和平撤军应先停战，商定何时何地停战。”章汉夫指出：联大通过了十三国提案，而把十二国提案搁置起来，其结果就是便于美国利用所谓停战，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发动进攻。潘尼迦解释说，“国际政治是错综复杂的，不能以一般逻辑和几何学的原理来解决”，现在的困难在于双方都坚持不下，印度为了东方的和平，希望双方能坐下来商谈。印度的努力毫无结果，同一天，周恩来要中国驻朝鲜代办柴成文转告金日成，“同意对安理会来电置之不理”。16日下午，周恩来电告伍、乔，要他们向劳氏和联大主席直接表明态度：先停战后商谈的做法，只能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是虚伪的停战，中国绝不同意。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专论，批评联合国14日通过的决议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因为美国侵略军在惨败溃逃的情况下，正在争取喘息的机会，以便保存侵略的阵地，而联合国大会的建议正是符合美国侵略者的这个愿望的。19日，三人委员会又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说，委员会正在推动召开十二国议案所提出的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会议，但要使会议开成，首先需要实现某种停火的安排。20日，伍修权回国前在伦敦机场发表讲话：中国的提议“是一个真正停止战争的方案”，但安理会不予考虑。美国“别有用心地支持在朝鲜‘首先停火’的主张，企图借以欺骗全世界人民”，其目的“只是为了束缚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手足，让美国军队继续侵略和扩大战争”。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全面批驳了联合国的议案，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并号召亚非国家必须抛弃“三人委员会”及先停战后谈判的想法。毛泽东在修改这一声明时，在谈到中国关于和谈条件的地方特意加了两条：美军撤出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说“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听到这一消息，三人委员会陷入一片混乱，劳氏垂头丧气，一声不吭，皮尔逊则溜之大吉，索性回国了。

四：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既然中国的既定方针是越过三八线再考虑和谈问题，那么美国对停火议案的态度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在周恩来组织外交部官员和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应付停火议案的同时，毛泽东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指挥志愿军打过三八线。
　　尽管志愿军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小。特别是因为朝鲜战场的制空权仍然掌握在美军手中，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面临极大的威胁和困难。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减员已达10万多人（其中冻伤5万余人），部队体力削弱，病员增多，第9兵团因冻伤严重至少2-3个月无法参战。全军物资供应短缺（汽车仅剩260辆），战士缺衣少粮（还有人打赤脚）。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12月8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如第二次战役后期能歼灭美李军各2个师，志愿军即可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否则，“即使能越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彭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部队进行补充休整，来年春天再战。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彭电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朝联军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周恩来则请毛泽东“考虑战略意图与战役计划的结合”，并建议将进攻汉城的“决战攻势”推迟到3月初进行，否则兵员、铁路、炮兵、空军都来不及准备。与各方面进行商谈后，周恩来于12日致函毛泽东说，如不能在离汉城不远地区寻机歼灭几部分敌人，那么，不论敌固守或放弃汉城，我军均应休整一个时期。
　　但是，毛泽东主意已定，他在12月13日给彭德怀的回电中认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超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故决定，此役需南进到开城南北地区，寻机歼敌。如敌固守汉城，则志愿军主力退至开城一线休整，同时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如敌放弃汉城，则在平壤汉城间休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志愿军总部15日决定派6个军向三八线以北攻击前进，以求在汉城以北歼灭一部美伪军，得手后再看情况。18日志愿军党委发出了关于完成第三次战役任务的指示，在解释立即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必要性时指出，敌人现在的唯一办法是“依托三八线作为缓兵之计”，“表面求和”，“拖延时间”，实际上是“加紧重整残部，企图反攻”。
　　尽管命令已下，彭德怀仍有担心。他在19日致电毛泽东，谈到战场形势说：两次大胜后，速胜论和盲目乐观情绪有所增长，苏联大使和朝鲜方面均要求速进。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军转入防御后，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大，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估计敌人不会马上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方针，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2日，彭德怀又转去志愿军副司令邓华的信。邓华估计，如第三次战役能歼灭更多美军，则敌人可能被迫谈判求和或撤出朝鲜，但敌已有两次经验，且兵力集中，故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应作长期打算，甚至建议志愿军主力撤回东北休整，留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
　　

　　其实，毛泽东也意识到了志愿军的困难。在21日给彭德怀的回电中，他承认彭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必须作长期打算”，也同意如进攻“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在24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肯定“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强调“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不过，此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既没有三八线的概念，也抛弃了和谈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困难只是暂时的，部队休整是“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从策略上讲，越过三八线后暂停进攻，“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是为了让敌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为此，毛泽东还强调，休整时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要树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的观念。至于三八线，如同毛29日消息，所说：“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由此看来，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并非受到来自平壤或莫斯科的压力，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战略考虑。这种考虑，已经预示了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命运。
　　中朝联军发动新的攻势后，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1月3日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劳氏代表报告说，因中国政府认为所有未经其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均为非法的、无效的，三人委员会“现无法提出任何建议”。随后，政治委员会宣布休会两天。1月5日三人委员会请求再给予一些时间，以便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政治委员会同意了这一请求，而美国代表则宣称，他的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1月11日政治委员会复会，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包括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议接着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在会上一反常态，奥斯汀发言表示，美国政府将投赞成票。经过两天的讨论，13日下午进行表决，结果是50票赞成（包括美国）、7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国民党）反对、1票（菲律宾）弃权。苏联和波兰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未邀请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参与讨论。随后，会议又表决通过了挪威的提议：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承认以报告中所列举的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
　　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在满足中国的要求方面超过了联合国以往所通过的任何方案，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态后交给中国的，特别是该提案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及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与12月22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而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
　　实际上，美国是迫不得已才接受这个停火建议的。从内心讲，美国政府是不愿意接受停火的，因为这将使民主党政府在国会和选举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共和党议员就不断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军事形势恶化后，共和党议员把外交政策作为主要攻击对象，使得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中连连失利，席位大幅下降。如果政府接受这个使美国蒙羞的建议，必将遭受更加猛烈的指责。事实证明，美国投票赞同三人委员会建议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报刊和两党议员纷纷责难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领袖塔夫脱（R.Taft）称这个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但是，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又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甚至引起亲密盟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三人委员会的这个补充报告，实质上就是十二国提案的翻版，特别是英国对此显得十分热情。1月4-12日，英国在伦敦召集了英联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出路。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提到，“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理解那些看起来和我们存在意见分歧的人”，“我们欢迎旨在与斯大林或毛泽东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换的任何可行的安排，并将不遗余力地去倾听彼此的心声”。会议公报则表示：英联邦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殷切期望，政治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新的提议将会使远东地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的确，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艾奇逊所说：“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同意这个议案将使朝鲜人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就在杜鲁门左右为难时，艾奇逊出了个主意，他建议美国对此投赞同票，因为根据此前中国政府对十三国议案的立场，很可能中国也会拒绝这个决议。果真如此，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于是，杜鲁门决心进行一次赌博。

五：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及其策略考虑
　　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1月13日赖伊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基础”。其实在1月11日联合国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时，中国就得到了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备忘录向苏联征求意见，13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收到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后，毛泽东原计划召金日成和彭德怀到北京共同协商，后又委托周恩来把备忘录修改一下，发给金日成征求意见。14日周恩来发出的致朝鲜政府备忘录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停战问题的立场和策略。备忘录指出，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于谋求出路，最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战争。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潜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拟拒绝先停战后谈判，并主动提出下列主张：1、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后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2、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3、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予以确定。4、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如果上述提议在联合国中引起变化，他们可能提出先实行有限期的停战，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暗示在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1-2个月）停战问题。如此议被接受而举行谈判，则谈判不成我军可得到休整两三个月的机会，期满再战，同时又能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如此议不成，其咎在彼，更不影响作战。周恩来还说明，上述提议已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彭德怀15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备忘录提出的方针。同马歇尔一样，彭德怀也注意到暂时停火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好处，他特别指出：“限期至3月底不会妨碍朝鲜作战，反而有益，减少敌机活动，便利进行各项准备”。
　　目前没有看到反映北朝鲜态度的史料，但想来金日成对此是赞同的。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这“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备忘录中提到的四条反建议。当天，中国外交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的电文，周恩来还接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第二天，章汉夫分别接见了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J.Hutchinson）和丹麦公使穆克（A.Mrch），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阿马斯顿（T.Hammarstrom），向他们解释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仔细阅读这些解密不久的记录，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双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策略。
　　首先是对“先停战后谈判”原则的理解，这是中国反对联合国决议的主要理由。潘尼迦解释说，印度及其他国家对这一建议的理解不是文字上给人的那种印象，这里的意思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周恩来答复，“我看谈判的条件是存在的”，具体实现停战当然必须通过谈判。“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在谈判中必须谈到停战的条件，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就停战”。（章汉夫的用语是：“可以在谈判里谈停战问题，停战也作为谈判的一部分”。）潘尼迦接过来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战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我一定报告政府并敦促全力支持”，但是其他人没有如此的机会与阁下面谈，可能因为中国的答复在这一点上说得不明确而产生误解。所以，他希望中国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从这几个谈话记录的文字表达可以看出，中国对联合国议案中“停战谈判”的涵义已经有所理解，但仍然坚持“先谈判后停战”，其本意就是要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谈停战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国际舞台表达意见的方式，按照潘尼迦的建议，中国不应首先表示反对联合国的决议，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应该首先表示原则上接受联合国的决议，随后再提出修正方案，如此就有了回旋余地。
　　针对中国文件中“先停战是美国政府为了取得喘息时间”的说法，胡阶森说：这是中国一向的看法，但是英国政府并不如此认为。“英国政府认为停战并不会造成联合国军队再行战争的条件，英外交部曾有许多电报给我谈此事”。就是说，一旦这个提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美国再想发动进攻，绝非易事。但章汉夫仍然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就是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时间。在这里，中国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且不说美国是否需要“喘息”，根据英国代表的说法以及联合国的程序，可以想见，作为投赞成票的成员国，面对已经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美国出尔反尔所遭遇的困境想必远远大于它在投票时的尴尬局面。
　　中国反对联合国决议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决议的讨论（这也是苏联反对的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联合国作为交战的一方，不可能先征求中国的意见，然后再提出建议。周恩来有些退让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应有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周恩来说的是实情，也是中国关注的重点，由此便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先召开七国会议，并指出会议召开本身就意味着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中国一再强调停火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说法，潘尼迦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个说法进一步证实了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谈到的美国面对联合国决议的为难境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人了解到，停火议案并非是美国人有意鼓动或主动提出的。从周恩来的回复──“事情并不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可以感到，他对此似乎已有所领悟。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须选择一个有中立性的地点，使与会者自在而不感觉到为难”，其中提到了香港、开罗和印度等地。周恩来坚持认为，“这一会议是要解决东方问题，因此在中国最为适宜”。显然，这一点是不合情理的，以至瑞典大使在外交部看到中国文件时就自言自语地说：“嗨，在中国开会！这怕人家不能同意吧！”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并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占领汉城后，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关于全军休整的意见，并支持彭德怀顶住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要求继续南进的压力。然而，如前所述，毛泽东（包括彭德怀）这样安排，并非是想就此罢手，而是考虑如何为下一次决定性战役做好充分准备，以彻底打败美军。第三次战役结束时，1月8日志愿军党委下达了关于休整期间任务的指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充分准备，总结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在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就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为春季攻势做好充分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4-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对未来战局的基本估计是：一、敌军“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第二天，毛泽东向斯大林转发了这份电报。既然联合国军迟早要退出朝鲜半岛，既然在几个月后志愿军就会大获全胜，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停战谈判？所以，中国反对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谈判（实际是谈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的方针。
　　六、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中国政府的答复，当然令白宫喜出望外。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抓住这一机会死不撒手，从而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1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就周恩来的复电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奥斯汀还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众议院投票时，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四天以后，参议院表决同一决议案时，也是无一异议。
　　周恩来的声明在很多国家产生了不良反应。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从文件看中国政府并非彻底拒绝联合国的决议，印度代表劳氏在政委会发言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答复不是对三人委员会原则的正面拒绝，而是“部分接受，部分拒绝，部分要求解释，部分则是一套反建议”。而中国的这些反建议，“显然有再加讨论与谈判的余地”。但中国的做法却引起了三人委员会另一个成员的不满，皮尔逊发表声明宣称，“北京拒绝联合国之建议，即关闭了解决远东诸问题之途径”。甚至一向支持接收中国联合国的英国也公开会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尽管它不主张在现阶段采取新的重要决定。
　　显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主要内容是：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后，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1月22日，格罗斯在纽约宣布，美国的对台政策要取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坚决主张，将来有关台湾的任何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共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作过任何承诺。显然，格罗斯的强硬声明反映了美国当局做出的最后决定，其目的就是阻扰和打消各方面继续进行调解的念头。1月24日，十二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由美国、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中国对联合国1月13日决议的答复做出一切必要的澄清和补充。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委会于30日否决了这一提案，决定不再听取中国的解释。相反，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终于在2月1日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志愿军接连击败联合国军的情况下，美国最初确实考虑过撤军的问题。还在第三战役发起之前，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麦克阿瑟和负责朝鲜地面部队的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M.Ridgway）发出指令：只有在不会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才应该继续组织防御，否则就要做好从朝鲜全面撤退的准备。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两点：第一，从目前的情况估计，中共的军队有能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第二，从美国的总体战略出发，朝鲜不是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但李奇微接管美国地面部队的指挥权后发现，其实美军并没有重大损失，只是士气不振，惊慌失措。此外，他还总结出志愿军的致命弱点，即由于没有后勤保障和现代化装备，中国军队的连续进攻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他认为美军是有能力守卫现有阵地的，并表示决不撤离朝鲜半岛，甚至打算立即组织反攻。　　第三次战役打响后，李奇微本来是准备坚守三八线和汉城防线的，但由于联合国军防御部署的失误是把韩国军队摆在第一线，美英军队置于第二线，结果，韩军的不战而退导致全线动摇和溃败，李奇微不得不下令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又开始考虑从朝鲜撤军的问题，并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L.Collins）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H.Vandenberg）去前线，与麦克阿瑟商议。然而，两位参谋长视察前线部队后认为，局势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实际上，经过整顿的第八集团军士气高昂，阵容齐整，而李奇微已经于1月15日开始了试探性反攻。相反，“中国人由于补给线太长，显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的地步”。17日返回华盛顿后，他们向白宫报告了这一情况。1月20日，麦克阿瑟也宣告：“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打算在朝鲜保持一个军事阵地，只要联合国的政治家们做出决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经过试探和准备，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月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25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联合国发动进攻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1月8日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因此，彭德怀与金日成、高岗等协商后，于27日致电毛泽东：如敌继续北犯，我保持桥头阵地甚困难，可否放弃汉城、仁川，由北京播发中朝联军拥护限期停战，北撤15-30公里的消息。28日毛泽东回电，否定了彭德怀的建议，理由是“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所以，毛反而要求中朝联军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消灭2-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此后休整2-3个月，再发动“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毛泽东的决定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敌方战略意图、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局发展趋势，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人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最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双方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
　　对于志愿军的致命缺陷和严重困难，彭德怀心里最清楚。1951年2月21日彭专程回北京，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有所触动，因而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3月1日毛泽东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做了说明，并告知：“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到5月下旬，彭德怀深感战争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他于26日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现象相当严重。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战争的前景，多数人主张“应停止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其理由如聂荣臻所述：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好接受。这就是说，中国对战争目标的设定和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又开始转回到最初的立场。
　　但此时莫斯科和平壤还在幻想继续作战。5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说：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金日成则在30日致函彭德怀提出：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并建议6月底或7月初发动总攻。为此，毛泽东邀金日成于6月3日来到北京，并说服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斯大林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主意的，他在接到了北京转来的毛泽东、彭德怀关于作战困难的几封电报后，于6月5日回电，坚持“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而要继续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毛泽东只好在6月5日晚再次致电斯大林，讲述中国在战争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表示希望让高岗和金日成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6月10日高、金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追问，中朝方面的意图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得到的明确答复是：我们的愿望是停战。于是，这次会谈确定了停战和谈的方针。接到斯大林6月13日关于同意停战的电报后，毛泽东要求高岗和金日成继续与斯大林会谈，解决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毛认为，由于战场形势不利，中国和朝鲜目前都不便提出这个问题，最好由苏联政府出面试探和调解。至于停战的条件，毛泽东主动要求不再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是作为筹码而已。至此，毛泽东终于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

■　结束语：
　　对几个争议问题的看法</b>
　　通过对历史过程及其中一系列前因后果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关于1950年底和1951年初中国拒绝停战谈判决策的是非功过，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一、既然十三国提案和联合国停火议案不是美国策划安排的，那么把这些提案说成是美国的阴谋就没有任何根据了。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原来的十三国建议被分为两个提案，但是正如印度大使所说，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如果中国同意了第一个提案，特别是施展一些外交技巧，则十二国提案是完全有可能通过的。至于三人委员会的停火议案，就更是违背美国意愿而提出的。美国之所以表示赞同，完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阴谋，那么也不是议案本身，而是赌博性地对议案投了赞同票后等待中国的拒绝。应该承认，正是因为中国拒绝了该议案，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并把自己的被动地位转移到中国一边。其实，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军队，而是中国军队。所以，退一步讲，即使中国不接受十三国提案，至少也应该接受三人委员会的停火议案。
　　二、如果中朝联军打到三八线时接受停火建议，或者打过三八线以后即接受停火议案（甚至主动退回三八线），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在政治上，中国挽救了北朝鲜，履行了所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在外交上，中国敢于单独出兵与美国作战，完全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也为中苏同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适时地开始停战谈判，也一定会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军事上，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反帝信念已经得到充分展示。此外，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确是停战谈判的最佳时间。
　　三、那么，在苏联、朝鲜和美国都不愿停战谈判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能够坚持停战谈判的立场，即使接受了联合国的建议，是否存在真正实现停火谈判的机会。不可否认，战争中的同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选择，毛泽东被迫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和决心出兵朝鲜，与此都不无关系。但是，中国参战后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事实证明，1951年6月转而采取停战谈判的立场，以及在此前后其他一系列重大决策中，都是毛泽东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并最终得到苏联和朝鲜的认可。所以，毛泽东如果想停战谈判并坚持己见，在同盟内部是可以取得一致看法。美国也确实不甘心停战谈判，但美国指挥的是“联合国军”，在法理上，其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而联合国批准再战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退一步讲，即使美国不顾一切再次挑起战端，中国也将在各方面处于上风，且不说在道义和舆论上已赢得国际支持，就是在军事方面，中朝联军也能够利用短暂的时间恢复元气，补充给养，整装再战。
　　四、最后，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军事目标，即把联合国军赶过三八线，逼迫美国停战谈判，是比较客观的，也符合他所设想的政治目标。但战争初期取得的军事胜利不仅鼓舞了莫斯科和平壤，也令毛泽东改变了原有的战略方针，虽然在把握进攻的时间上谨慎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个超越中国现实能力的军事目标。打过三八线已属冒险，还要继续作战把美国人赶下海就更是力所不及了。从军事角度讲，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志愿军处于强弩之末的时候，犯了一个超越“进攻顶点”的决策错误。这一决策，不仅在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目标，还在于超越了自身的现实条件。由此而言，中国所犯的错误及其原因同4个月前美国的致命决策如出一辙。此外，缺乏外交知识和国际斗争经验，无疑也是中国未能把握良机，利用军事以外的手段实现其原有战略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