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罗江农联试点一年 成效到底如何

源自：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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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8-10-19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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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农现代化，这是很难的一个题，也是第一次搞联产承包改革没有解决的问题。而罗江试点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纪难题的破解之道

深阅读
　　“大国小农”，是我国当前的一个现实，并将长期存在。如何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
　　何处破题？2017年10月起，我省借鉴台湾“农会”、浙江“农合联”、山东“为农服务中心”等省区经验，探索建立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在德阳市罗江区的略坪、蟠龙两镇率先开展“农联”改革试点。
　　探索已有一年，“农联”运行得如何？记者日前深入罗江探访。□王林本报记者寇敏芳李淼

破壳
看似是自上而下的试点改革，其实是来自基层的迫切需求
　　“农联”的“亲戚”，在海峡那一边的台湾。
　　台湾地势地貌和小农户居多的情况和四川类似。2017年，四川省委农工委带队赴台湾考察发现，小农户在“农会”组织下，不仅产销井井有条，而且“凡是农民需求的，农会都能服务”，甚至包括金融。这让四川萌生了借鉴并探索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想法。
　　仅有25万人口的德阳罗江区“嗅”到了机遇，并最终拿到全省唯一试点机会。
　　表面看，这是自上而下的试点改革，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基层的迫切需求。
　　多年来，罗江区委农工办主任郑文斌一直在思考政府服务农民的模式问题。“比如，县上专家并没有真正的羊肚菌种植经验，每次搞培训，还是请来讲半天，其实不少种了几十年羊肚菌的土专家的经验才是农民最想听的。”他直言，过去很长时间，农民需要的政府常常提供不了，而政府提供的农户往往又用不上。
　　市场经济大潮中，小农户也愈发势单力薄。2017年罗江贵妃枣刚开市时收购价每公斤16元，工商资本、小贩涌入后，一路压价到8元。“分散的小农户迫切需要联合。”郑文斌说。
　　台湾“取经”归来，郑文斌想，能否建立一个农民自己服务自己的组织，政府只是引导支持、购买服务，既解决供需不对称，又让小农户抱团。
　　和全国一样，罗江合作化搞了几十年，试过不少模式，也走过不少弯路，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农民合作社为例，花了不少力气，数量可观，却有不少是假合作社、空壳社，只有几个大户，真正带动农民的不多。“合作社是就某一具体产业将农民组织起来，利益联结不紧，合作内容单一。”郑文斌说。
　　罗江要蹚新路，也要摸石头过河。略坪、蟠龙两镇进入视线。略坪镇地势平坦，以种水稻、蔬菜为主，是3万人的平坝大镇；蟠龙镇建成连片贵妃枣、金花梨、青花椒等产业园，仅1万多人，是丘陵乡镇的代表。
　　在试点方案中，“农联”被这样“画像”：以党建为引领、农民为主体、产权为纽带、服务为根本，打造集生产服务、营销策划服务、信用合作服务和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实现“农有、农治、农享”。
　　“就是将分散的小农户凝聚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再建立理事会、监事会、职业经理人相互制衡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在自我服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小农户在大市场中获得更好收益、更强竞争力。”罗江区委书记曾长江这样理解。
　　试点镇所有农户、在当地开展生产的工商资本，均可自愿申请加入。入社须缴纳股本金，县供销社还以股金社员身份加入。但不管股本金大小，均一户一票，30户直选一名代表，由代表选理事会、监事会，再由理事会选择职业经理人团队。两家“农联”还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作经济组织。

探索
从生产、营销、信用到生活，在为农民服务上做大、做深文章
　　在专家看来，与专合社、供销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农联”本质上是股份制+合作制的区域性、综合性的合作社。
　　为鼓励试点，财政还按1:1方式配股。蟠龙镇太三村詹花萍自筹1万元入联，配股后股份翻番，预计年底可分红七八百元，“存信用社也就300元利息，是要划算些！”
　　有政府配股，大户带头，小散户也吃了定心丸。两家试点“农联”社员4393户，比预期多1300户，占两镇农户33.37%，1062户贫困户以政府补贴方式全部入联；共筹资超1553万元，其中社员现金认缴超713万元。入联社员72%为小农户，是绝对的主力。
　　罗江“农联”最高决策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具体管理经营，下设生产服务部、营销策划部、信用合作部、生活服务部。从生产到营销再到信用、生活，在服务上做大、做深文章，既是“农联”改革的初衷，也是维系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抱了团，块头变大，“农联”便有了议价和抗风险能力。社员通过“农联”买农资，价格平均低于市面价10%～20%。略坪镇前龙村的刘忠兵算了笔账，60亩稻谷每年可节约逾5000元农资成本。略坪是水稻制种大镇，“农联”通过提供农资、农机、农技服务，入社水稻机械化率达90%，根本上解决了农户种粮累、种粮苦、卖粮难。依托小农户集中的规模效应，“农联”还吸引企业主动上门求合作，建立稳固的产销对接机制。今年与10家企业签订水稻、蔬菜、青花椒等生产订单3.3万亩，社员亩均收益提高300-1200元，羊肚菌甚至直销欧洲。
　　蟠龙镇椒农“腰杆”更硬了。“我们给农户宣传，不能低于7块卖，卖不脱找我们。”蟠龙镇“农联”理事长李景华说。果然，鲜椒一上市，商贩竞相压价，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威胁”：现在不卖，只能烂在地里。李景华一点都不担心，底气来自于“农联”新建的集配中心，烘干、仓储、冷库设备俱全。“他们不收，过两个月卖干货，价格更高呢。”最后，收购商给出了不低于14元/公斤的收购价。
　　价格保卫战一役，让社员对“农联”的满意度直线上升。
　　最让社员眼前一亮的是“农联”还有“草根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略坪镇广安村陈勇就是受益者。他的60亩鱼塘每到七八月资金周转就困难。“以往是去农信社，最快一周才办完。”陈勇说，“农联”2小时就拿到钱，利率还低，每年能省几千元。截至10月12日，试点“农联”已放贷40笔，总计230万元。
　　试点一年来，“农联”像一座党委政府与农户之间的桥，破解了农业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社员代表收集农户诉求，再通过社员大会决策提供针对性服务，供需就能处于同一“频道”，关键是服务力量更加强大。“以前全区技术员不足100人，要服务30万亩耕地、6.6万户农户，心有余力不足。”郑文斌说，今年，两家“农联”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承担了3000亩绿色防控、1.2万亩农机化服务、农业保险等公益性事务。
　　“农联”自己的“荷包”也鼓起来。略坪镇“农联”靠农资统供、农机服务、信用合作利息收入、劳务及代办保险等多元化服务，预计今年收入70万～80万元，初步解决创收问题。
　　“将来政府扶持‘断奶’后，才能活下去并运转好。”省社科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廖祖君认为，不单纯靠政府补贴，而是通过服务功能的串联来实现规模化、多层面服务来寻求发展空间，正是“农联”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曲折
“领头羊”不好找，招聘来的总经理干了半年就走了
　　改革新探索，注定荆棘满路。中途换将，曾是“农联”遭遇的最大麻烦。
　　2017年11月，两家“农联”抛出“绣球”──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总经理（含团队），起薪30万元，完成7%年度利润目标还有绩效奖。全国各地35名能人报名，10余人是80后，85%以上为大专以上学历，连美国海归也被吸引来。
　　四川卫农现代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艾攀征服了面试他的蟠龙镇“农联”社员代表，信心满满立下2018年80万元纯利润的目标，并抛出3年“施政纲领”。
　　合作初期大家相处愉快，然而“蜜月期”仅维系半年就宣告“分手”──艾攀选择辞职，临走留下一句话：这活儿真的不好干！
　　虽然艾攀有公司运营经验，但他很难适应“农联”CEO的工作法则。“所有事都要和理事会、监事会商量，制度要求是这样，没什么问题，但确实束缚太多。”李景华总觉得艾攀的想法过于冒险，但艾攀却认为要做大市场肯定有风险。同时，经理人团队想把自己的产品或品种“植入”当地的想法也跟社员发生冲突。
　　“他走之后，我们一直在反思。”郑文斌认为，“农联”要保股本金不贬值，又要带领小农发展，就如同带着镣铐跳舞，总经理不能只懂市场，还要懂技术、懂农民、懂农村，“辞职事件是人才‘水土不服’的表现。”
　　不仅是蟠龙镇，略坪镇的首任“农联”总经理也在同一时间离职。
　　曾长江也坦言，“领头羊”难找是第一难题，“农联”跨行业、多产业、承上下，什么都懂的总经理极难物色，跟国企治理一样，理事会、监事会跟经理人之间没有形成合力，“这是制约试点改革成败的关键。”
　　罗江区委农工办的周蜀川临危受命，成为蟠龙“农联”代理总经理，一方面补上“空窗期”，另一方面区上也希望通过他把队伍带起来。上任3个月，周蜀川发现从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到普通社员，对“农联”认识并不清晰。比如理事会应制定系列章程，规范生产行为；社员应按照标准化模式生产作业，才能对接大市场。而且农联社成立之初承诺了预计的分红收益，“很多人只是看上了配股和分红，缺少风险共担的自觉。”

意义
这是破冰之举，让我们看到解决小农瓶颈问题的希望
　　年纪尚轻，“领头羊”又“出走”，并不能抹煞罗江“农联”试点一年来的实效：逐步走上正轨，寻找到了赢利点。截至9月底，略坪镇、蟠龙镇“农联”已分别实现利润31.61万元、22.33万元。据预测，入社农户今年预计人均纯收入可达15300元，增长12%，较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600元。
　　9月下旬，一个由“三农”专家组成的调研小组实地探访罗江，经过详细调查，给出“诊断”：试点有意义、有特点、有创新、可复制，但也需完善。
　　在外人看来，“农联”的探索似乎平淡无奇。但在专家组的眼里，它探索的方向重大而深远。
　　作为省内乃至国内“三农”问题的资深专家，省委省政府决咨委副主任赵文欣认为，中国即使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四五亿农民，没有哪个国家遇到过。党中央提出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的轨道，而小农现代化是第一次搞家庭联产承包改革没有解决的问题，罗江试图回答的正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难搞的难题。
　　小农如何融入现代农业？在专家组组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眼里，有三个基本路径：小农自身发展，比例较低；一直寄希望的龙头企业或工商资本带动，但现实中挤出效应严重；合作社发展带动，实践也证明效果有限。
　　“所以罗江探索的可能是一场世纪改革，解决的可能也是世纪难题，是一次破冰之举。”这是专家组的共识，试点是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一次大胆尝试，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各方能人积极性，是乡村组织振兴的一次创新性实践。
　　“不能只盯住‘农联’卖了多少农产品，更要看到发展中，最重要的产业主体实现了什么目标。”郭晓鸣分析，从农户来看，显著降低了成本，实现产销稳定，技术服务、政策咨询、融资等小农发展要素有了突破。从政府层面看，政策支持更精准、效率更高，产业也因此得到发展。
　　在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看来，与浙江将专业、供销、信用合作三个主体组合而成的“农合联”不同，四川“农联”是“一体三位”，先建主体，再赋予生产、供销、信用功能，在交易和组织上更具有低成本优势。
　　专家组也建议，不应过度强调“农联”社员数量扩大，而应注重有效需求；继续优化组织治理结构，实现“三权”分离运行下权责利平衡；与供销社改革协同推进；可允许“农联”拓宽资金互助业务，获取支农再贷款支持；在更高层面给予改革授权，如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整理等都应放给“农联”实施，并让“农联”在产品初加工、农业多功能以及市场营销中充分受益。
　　“虽然只有一年，现在观察、评价它的成效，可能还为时过早。但从制度架构和制度层面上，我看到解决小农瓶颈问题的希望。”郭晓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