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古代侠义文化论

八神 · 发表于: 2018-11-12 11:58:00

源自：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二〇一八年第五期 : 严正道

　　在谈到侠及侠文化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燕赵等地，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自先秦以来就多慷慨悲歌之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后世诗文中对燕赵豪侠反复不断的吟咏歌赞，遂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侠及侠文化的代名词。不过，纵观中国古代侠文化的发展，巴蜀地区也颇为兴盛，一方面巴蜀先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下形成了一种质直好义、豪宕爽直的性格，以及刚强剽悍、勇武善战的精神，具有原始朴素的侠义文化特征; 另一方面，受秦燕赵等地豪侠文化的影响，巴蜀地区在汉代时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侠义文化圈，在中原地区游侠受到历代统治者不断的抑制打压，传统侠文化日渐衰变的情况下，巴蜀侠文化却独立发展，延绵不绝，一直影响到近现代，时至今日仍可看到它的一些影子。有鉴于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剽悍劲勇、质直好义：巴蜀侠文化的最初表现形态
　　先秦时期，巴蜀地区虽与中原等地有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交往并不密切，因此所受的影响也有限，巴蜀地区基本上是按照其自身的特点发展。而生活在这片广阔区域内的巴蜀先民，在与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一些共同性格特征。首先，巴蜀先民普遍显得质直好义，具有原始朴素的侠义特征，如《华阳国志》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又云：“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1］28
　　蜀地与巴地虽有不同，但差异并不大。就巴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而言，整个地区受高山大川的阻隔显得极为不畅，而在巴蜀地区内部的各个区域，同样如此。这样一种自然封闭的环境有利于保持自己原始淳厚的民风，故显得原始朴素。而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又必须相互团结支持、互帮互助，同舟共济，共患难、同分享，故又显得质直好义。其次，巴蜀先民天性劲勇、剽悍雄犷。巴蜀地区除成都平原较为平旷外，大部分地区为高山大川所分割，相互隔离，地势崎岖不平，高山峡谷，江流奔湍; 林深野旷，猛兽出没; 道路险峻，交通闭塞，生存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为获取生存资源而发生的无休止争战，以及异族的入侵，都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们。也正是在这种与大自然搏斗和抗击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巴蜀先民形成了刚强勇武、剽悍善斗的精神。如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1］37。巴东郡，“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1］83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1］83武都郡，“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1］155等等。即使是成都平原地区，虽然土地平敞，人民生活富足，地称天府，也“与秦同分，故多悍勇。”［1］175 －176《华阳国志》中的这些记载并非是溢美之词，实际上，巴蜀先民劲健悍勇的声名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享誉中原，如周武王伐纣之时，“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21巴蜀先民这种剽悍劲勇的尚武精神直至秦汉仍长期保持着，甚至在善战的秦人中也以其劲勇著称，也正因为如此，巴蜀之民常被征召作战，在各类战争中冲锋陷阵。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刘邦灭秦定汉的过程中，阆中人范目“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1］37又如涪陵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故迄今有蜀、汉、关中、涪陵; 其为军在南方者犹存。”［1］82 －83诚如左思《蜀都赋》所云：“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2］93
　　可见，巴蜀先民这种独特的品质、个性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分不开，而这种品质、个性一旦形成，它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会在世世代代的巴蜀民众中体现出来。这其中尤以巴蔓子最具代表性，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 ’乃自刎，以头授楚使。”［1］32蔓子将军虽然背信楚国，但他忠勇为国的行为，以及毫不犹豫坦诚认错自刎以谢楚国的举动，也因此获得了楚国的尊重，并保全了自己的国家，真可谓勇而有义。这种行径与中原燕赵地区古�老赖闹种窒酪逍形啾纫埠敛谎飞食ｈ澈敛涣呦ё约旱脑廾溃骸叭袈又伊遥赌恐悖绱舅缀瘢劳γ鼓私⒑褐椋皆乐酰� 观其俗足以知其敦壹矣。”［1］101当然，巴蜀先民性格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侠还是有很大区别。但正如韩云波在考察先秦游侠时认为：侠的行为特征既有其共时的不稳定性，又有历时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侠就不能拘泥于某些细节，而主要地应是在行为本质和文化品格的层面上进行。”［3］25因之，我们不能忽略巴蜀先民性格与行为上的这些特征，它已是巴蜀先民原始朴素侠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意味着巴蜀侠文化还处在它的早期萌芽阶段，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性格的长期涵养中，才会有绵延至今的侠义传统。
　　二、结俦附党、权倾州县：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豪侠文化
　　当然，地理的阻隔并不能真正阻止文化的交流，巴蜀文化也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改变与重塑自我。秦国吞并巴蜀后，秦蜀两地的交流不再有人为的阻碍，两地文化的融通自然也变得顺畅起来，加之秦并巴蜀后有意从政治、文化方面对巴蜀进行改造，这些都导致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特别是秦文化的影响日渐明显。于是，巴蜀先民已有的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受中原输入的秦赵燕等地豪侠精神的影响，融通汇合，吸纳其中放荡不羁、豪放疏狂、不拘礼法、砥砺名节等豪侠文化精神，逐渐形成自己独立于中原的侠义文化圈自我发展。最终在中原侠义文化渐趋末落的情况下，巴蜀侠文化却长盛不息，绵延不绝颇显活跃。
　　战国时期，秦惠王攻占巴蜀之后，通过向巴蜀移民以加强对巴蜀的统治，如《华阳国志》云：置巴郡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194这一做法一举多得，一方面可以将秦国的不法之徒流放远方，消除秦国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秦国对巴蜀的实际控制。之后的秦国统治者也大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如《史记·项羽本纪》云：“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316又《汉书·高帝纪》注：“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5］31典型的事例如秦始皇诛嫪毐后，其“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4］2512，与嫪毐关系密切的吕不韦，秦始皇令“其与家属徙处蜀”［4］231。卓文君之先祖本赵人，秦灭赵后被迁居蜀地，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言：“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4］3277 －3288被秦迁徙到蜀地的这些移民来自不同地域、阶层，身份复杂，除了被迁谪的贵族与官员及受牵连的僚属与门客外，还有不少所谓的“不轨之民”，如各类犯人、地方豪族等，这其中就有不少是豪侠之士，如《华阳国志》云：“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1］225像上文提及的卓氏先人、程郑等大概就是齐赵等地的豪侠大族，秦一统天下，担心这些豪族心有不甘，聚集反秦，遂远迁到巴蜀，以绝后患。另外，秦国的一些贵族豪门有养士之风，如吕不韦就曾效仿战国四君子大量延揽各色人才，当中也有不少豪侠义士，“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4］2510吕不韦得罪后他们也不能幸免，不得不迁居巴蜀。汉武帝时期延续了秦时的政策，又有山东、京城等部分豪侠迁徙至蜀。当时汉武帝为加强统治而大力打击裁抑游侠，“豪强则令其迁徙，游手则应募从军”［6］74大部分豪侠被徙往茂陵，但也有部分被移至巴蜀，如晋宁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1］393 －394这无疑再一次充实加强了巴蜀地区豪侠的势力。
　　秦汉统治者将各地豪强与秦赵豪侠远迁巴蜀，其目的非常明显，即削弱甚至彻底铲除他们在本地的势力和影响，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巩固统治。但结果却可能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中原秦赵等地的豪侠势力或许一蹶不振，但巴蜀一带的豪侠势力却如星火燎原般发展兴盛起来。巴蜀地区相对落后的文化、封闭独立的环境以及土著居民质直好义、剽悍劲勇的性格特征，正好为豪侠文化在当地的生根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温床。豪侠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在巴蜀大地得以蓬勃发展。这些人迁居蜀地后，通过开发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地方豪族，像前面的卓氏、程氏。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在当地的影响，以郡县都邑为中心，召集大量游手和闲士，交结往来，聚集成群，成为以地方豪强为中心的游侠团体，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特别是在成都、临邛等地，盛产铁盐及丝锦，地方豪强众多。如东汉刘宠为成都令时，“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强横，宠治其罪，莫不震肃。郫民杨伯侯奢侈，大起冢营，因宠为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 宠复为成都，豪右敬服。有蜀侯祠。大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豪富：先有程郑、郄公，后有郭子平。奢豪：杨伯侯兄弟。”［1］238 －239当地豪强之多可见一般。在巴蜀其它地区，地方豪强的出现也是非常普遍，如广都县，“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1］249郪县，“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1］263广汉郡，“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诛讼日百数。”［7］1553而由于成都及其附近豪强众多，因而吸引了各地豪侠前来交结，一时竟成为巴蜀游侠活动的中心，“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2］97豪侠文化之炽盛热烈如此。
　　中原豪侠文化的输入对巴蜀地区的原始文化生态结构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重要影响，基于生存而形成，主要表现在巴蜀先民日常生活中的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逐渐为追名求誉，讲求奢华与享乐，豪奢纵欲，不拘礼法的豪侠文化所取代。对于这样一种变化，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既肯定了其对于巴蜀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的改变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又对于其豪奢僭礼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其云：“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1］225但不管如何，这样一种豪宕不羁、放纵自我的豪侠文化一旦形成，在巴蜀地区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下，就很容易长期延续下去，直至唐宋，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如陈子昂所云：“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 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8］2172甚至在北宋初还留有余风，如张咏《悼蜀四十韵》诗云：“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怍。禾稼暮云连，纨绣淑气错。”［9］521可见豪奢文化在当时还很兴盛。
　　不过，自刘备建蜀成都后，成都及其附近豪侠势力得到了一定的抑制，故《三国志·蜀书》中少见游侠的影子［10］2。而在巴蜀的边鄙地区，地方豪强的势力似乎并未受影响，这可从《隋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得到证实：巴蜀之“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11］830可见巴蜀边鄙豪强的存在自隋时就已久，人视为旧俗，习以为常。不仅如此，这些地方豪族还出现累世为豪强的现象，如南北朝时南安（今乐山）人任果，“世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12］799最典型的莫过于陈子昂家族，其先祖“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其后蜀为晋所灭，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与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剖制二县，而四姓宗之，代为郡长。萧齐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为郡豪杰。”［13］2170从三国末至初唐，数百年间世为豪族，可见地方豪族生命力之强，《隋书》称其为“旧俗”确乎不虚。
　　地方豪强在巴蜀地区特别是边鄙地区的出现并长期存在，除了前面提到的文化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巴蜀地区统治者统治力量的相对薄弱。杜佑《通典》言：巴蜀“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14］4638由于巴蜀偏处西南，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而又群山阻隔，交通不便，导致政令难通，“王政微缺”，故“跋扈先起”。实际上，这些地区由于朝廷力量的难以到达，基本上处于独立自主、自我管理的状态，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在其中起到了维护基本稳定的作用，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这其中就包括侠的一些行为规则，因而侠士便大行其道。而一些地方豪强或自身就为豪侠，或依身豪侠，从而凭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地方“结俦附党”，号令当地，而朝廷要行使权力有时也不得不依赖他们，因此地方豪强的长期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书剑侠气：文人的任侠
　　巴蜀地区文人的任侠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从汉代的司马相如到近代的郭沫若，代不乏人。这种现象也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韩云波就说：“川中本是侠风豪迈之处，从四川走出来的陈子昂、李白、苏轼、郭沫若，都有浓厚的崇侠情结。”［15］11曾枣庄先生也认为：“蜀中文人虽各有自己的个性，但才气横溢，豪放不羁似乎又是他们的共性”［16］21。当然，具体到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的不同，每个人的任侠情况都会不一样。有的少年游侠，长乃折节读书; 有的任侠终生，不以为忤; 有的虽没有行侠仗义的行为，但性格豪荡使气，实为儒侠，诸如此类。根据巴蜀文人任侠的不同特点，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两汉至唐五代。这个时期受本地浓郁的豪侠文化影响，文人的任侠普遍具有豪侠色彩，而在具体行为上则将游侠与纵横家相结合。司马相如是巴蜀文学的第一人，然而也是他开启了文人任侠的传统。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吕氏春秋·剑伎》云：“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4］2999而其为人，则慕战国时期蔺相如。按蔺相如实为战国时期之纵横家，以一己之智慧、勇气与胆略，完璧归赵，廷折秦王，却不居功自傲，其豪行与战国四君子、荆轲等豪侠相比犹有过之。故司马迁不禁颂扬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4］2451 －2452司马相如倾慕其人，既在自觉不自觉中涵养了自己的豪气、侠气，也因此而受到战国纵横家的影响，故周勋初先生就认为这表明司马相如将纵横家与游侠结合了起来，由此也逐渐形成了蜀地将纵横游士和行侠仗义相结合的传统。［17］184如果说司马相如的任侠还只是文人任侠的一种尝试，那么陈子昂、李白则完全将任侠溶为自身人格精神的一部分，并将它发挥得酣畅淋漓，充分体现了巴蜀文人的地域特点。如前所述，陈子昂出生在一个累世豪族、世代豪侠的家庭中，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豪侠的血液，因此任侠只是他天性的一种自然表现，如其挚友卢藏用所云：“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侠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常从博徒。”［18］2412《新唐书·陈子昂传》也说他“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19］4067即使是后来折节读书，服膺儒学，但在具体行为方式上却不时露出其豪侠的本性，“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之三十五）无疑是这样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而李白虽然没有陈子昂这样一种地方豪族的家庭背景，但他青少年生活成长的绵州昌隆及其附近地区也是一个豪侠活跃的地方。常璩《华阳国志》云涪县：“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阳泉出石丹。……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也。”［1］147这一带本来就是民风剽悍之地，由于盛产金银，更吸引各色人物来此，于是逐渐形成以杨、杜、李三大姓为主的豪强。李白父亲李客迁居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李姓是地方豪强，可以提供荫庇。而当时纵横游侠之士赵蕤隐居戴天大匡山也可以作为一个印证。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20］6247更“手刃书人”［21］3798即便是出蜀后，也处处以侠客自居，行侠仗义，虽屡遭挫折，却不减英风豪气，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游侠激情，真正是一位豪侠之士。可以说任侠已构成李白人生中的一部分，并在思想将它与儒、道等融和到了一起，故清人龚自珍说：“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22］255
　　第二个时期，两宋至明清。这个时期巴蜀文人的任侠渐趋观念化，主要是在精神或气质上呈现出侠的特征，而具体表现为侠性、侠情、侠骨、侠气等。从宋初开始，随着巴蜀文人逐渐溶入中原文化，文人的任侠也开始转型，苏轼就是这种转型的代表。苏轼的家族虽非陈子昂的世代豪族，但也有任侠的传统。苏洵所撰苏氏族谱云：“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闾。”其叔祖宗晁“轻侠难制”，祖父杲“好施与”［23］385。苏洵少年也曾游侠，他说自己“昔予少年，游荡不学”［24］429，“落拓鞍马间”（《忆山送人》）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中也说“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25］513看来是少年游侠，长乃折节读书。受这样一种家庭背景的影响，苏轼不但有浓厚的崇侠情结，更在举手投足间时常露出一股豪侠之气，如门人李之仪妻胡文柔说：“我尝谓苏子瞻未能脱书生谈士空文游说之蔽，今见其所临不苟，信一代豪杰也！ ”［26］265苏辙对他更为了解，说他“气刚寡合”［27］1568，“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28］1422不过苏轼所处的时代不但与陈子昂、李白不同，与他的先辈也不一样。唐代文人的任侠不但可以邀取声誉，更可以作为建功立业的一种方式，而宋代文人的任侠则往往被视为放荡不学，苏轼的好友陈慥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苏洵尽管自己少年游侠，但他却不允许苏轼走自己的老路，告诫他“轼乎，吾俱汝之不外饰也。”［29］415所以苏轼从小就开始走一条与中原文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读书、求仕、出仕。与之相适应，苏轼的任侠之气也转而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以文为侠、任气为侠。所谓以文为侠，是指苏轼将胸中的豪气侠情化作笔下超迈雄健、豪荡激越的文辞，像散文的纵横跌荡，诗歌的雄峻豪健，词的骏发豪气，就是其表现。所谓任气为侠，是指其人格精神而言，既在政治品格上独立不惧、傲岸不屈、生气凛然、挺挺大节，而在个性气质上则豪放不羁、豪荡使气、自由洒脱。如其自己所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30］439可见苏轼是将任侠与文学、人格精神等相结合，故苏辙说他“胸中森列万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称。安得强弓傅长箭，使射蔽日垂天鹏?”［31］45实在是知音之言，也是对其儒侠形象最恰当不过的概括。之后的巴蜀文人，大多秉承了苏轼这种以文为侠、任气为侠的精神，像南宋末之吴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泳当南宋末造，权奸在位，国势日蹙之时，独能正色昌言，力折史弥远之锋，无所回屈，可谓古之遗直。”又谓“其他章疏表奏，明辨骏发，亦颇有眉山苏氏之风。”［32］1394明代的赵贞吉，钱谦益说他“刚忠英伟，称其气貌，议论慷慨，有孔文举、苏子瞻之风。”“为诗竣发，突兀自放，一洗台阁婵媛铺陈之习。其文章尤为雄快，殆千古豪杰之士，读之犹想见其眉宇。”［33］539至于其它一些文士，如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李调元，都是才气横溢、博学多闻而又不拘礼法式的人物，在个性气质方面具有侠客豪放不羁的一面。
　　从以上两个阶段可以看出，随着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影响的逐渐加深，以及巴蜀地区文化的不断发展提高，文人的任侠也逐渐弱化，而趋向于抽象的观念。这种变化也可以从巴蜀文人“少年任侠，长而折节读书”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反映出来。两汉时期，正是豪侠文化在巴蜀大地的炽盛时期，但像这种折节读书之人则极为罕见。在《华阳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料中只发现一例，“（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
　　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7］2468由于当时文学还附属于儒家的经学，故王涣也勉强可算是文人。这类例子如此之少，说明儒家“立言”的功名思想在巴蜀地区还影响不深。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分裂，用人又以门阀为标准，蜀人像司马相如一样在中原以文学获取功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无疑对巴蜀地区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折节读书之人则几乎不见。反过来这种现状又刺激了巴蜀地区地方豪强的发展，陈子昂及任果家族的数世豪强就很能说明问题。到了唐代，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以及诗赋取士制度的确立，使得巴蜀的文人又有了走出蜀地以文学立足中原的希望，于是一些地方豪强开始转变观念，督促子弟读书，因而折节读书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陈子昂自不必论，鲜于仲通，“公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於然诺。年二十馀，尚未知书，太常切责之。……公乃慷慨发愤，屏弃人事，凿石构室以居焉。励精为学，至以针钩其脸，使不得睡。”［34］3483苏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号白跖，以比庄蹻。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19］1610可见，随着社会形势的改变，巴蜀地区的文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性，而逐渐改变沿袭以久的任侠传统，折节读书，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文学成为全民所尚，巴蜀地区文人直接的任侠行为已很少见，而像陈慥这样折节读书的行为也极为少见。《宋史》云：陈慥“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35］9922陈慥的结局，表明“少年任侠，长而折节读书”这样一种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了，而像苏轼、杨慎、李调元等人以意气为侠的方式则成了更好的选择。巴蜀地区文人任侠的这种变化，实际也与中国古代侠文化的整个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　结束语
　　巴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社会习俗、文化背景，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侠义文化圈，从两汉至近代，延绵不断。其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也可谓深远，从通都大邑到边鄙乡井，地方豪族到普通民众，文学大豪到都市闲杂，无不留下它的印迹。不但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其增添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巴蜀地区的侠义文化又是中国古代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有其独立性，却又与中原侠文化息息相关，在总的发展趋势是比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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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丁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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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严正道，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巴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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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巴蜀地区古代侠义文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