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妻子方逸华因病辞世享年83岁 系TVB董事

　　邵逸夫（1907.11.19～2014.1.7），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电影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邵家八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旧上海时代人称“邵老六”，来港后尊称“六叔”。邵逸夫在1958年于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拍摄过逾千部华语电影，另外他旗下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惯称无线电视）主导着香港的电视行业。
　　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截至2012年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教育项目6013个。历年对内地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亿港元。
　　1974年获英女王颁发CBE勋衔。1977年，邵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为下级勋位爵士，成为香港娱乐业获“爵士”衔头的第一人。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三藩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2002年，创立有“东方诺贝尔”之称的邵逸夫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及天文学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进行奖励。2011年正式退休，邵逸夫也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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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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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B董事、邵逸夫夫人方逸华因病辞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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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7日，方逸华出席邵逸夫追思会。东方IC 图
　　据TVB.COM消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邵方逸华女士，因病与世长辞，享寿83岁。
　　邵方逸华女士于11月22日下午5时28分在养和医院安详离世，她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侧。
　　邵方逸华女士原名李梦兰，是已故邵逸夫爵士的妻子，自1988年起出任无线电视董事，一直协助邵逸夫爵士打理无线电视同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业务。
　　自2000年10月起出任无线电视副主席，2006年起担任董事总经理。直至2012年3月底退休，转任非执行董事。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同邵氏集团同人，深感哀悼，向邵方逸华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她的丧礼详情将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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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逸华和邵逸夫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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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南都记者庄树雄 采写：南都记者何薇 陈紫嫣 庄树雄 王睦广 葛倩 郑焕坚 高远 金可镂　通讯员孙宏志 卢庆雷 黄爱成 彭梅蕾 发自香港 北京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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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2日，浙江大学举行仪式，将该校第一个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邵逸夫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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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地图里搜“逸夫”二字，逸夫楼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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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书院于1990年3月开幕，邵逸夫（中）出席。港中大供图

　　1970年，有一家养老院的老人，给电影大亨邵逸夫写信，希望他随缘行善。结果邵逸夫只寄来一张500港元的支票，养老院不满意，邵的做法也贻笑大方。
　　普通市民喜欢打听顶级富豪的“八卦”，对于他们投身慈善的动机也很好奇。有媒体报道说，邵逸夫从“吝啬”走向“豪捐”，源于那次捐款500元招来的嘲笑，也有人说他是在胞兄去世后“顿悟”，感觉人活一世，与其没完没了地拼命赚钱，不如在生命健全时积德行善。邵逸夫有一句名言：“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故事归故事，众所皆知的是，这位大亨投身慈善后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功成名就。
　　1973年，66岁的邵逸夫设立“邵逸夫基金会”，并以校董的身份向香港“苏浙公学”捐赠50万港元，为其兴建一座藏书3万多册的新型图书馆。这也是他的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
　　邵氏大规模的捐赠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1986年，香港媒体排出当地十大财团，邵逸夫以33亿港元的资产名列第十位。
　　1987年开始，邵逸夫集中向内地捐款。这一年他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元，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遍布各地的“逸夫楼”，成为多少内地学子的集体回忆。据新华社消息，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亿港元。

内地
捐47.5亿港元、建6013个项目
　　南都记者从教育部获悉，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
　　赠款项目，采取捐款与项目单位资金配套的方式，遍及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校覆盖大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师范学校等，包括教学楼、图书馆、科技楼、体育馆、艺术楼、学术交流中心、研究中心等。
　　近年来，为配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邵逸夫基金重点支持了西部的大中小学的教育设施的建设。
　　“每当内地一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时，邵逸夫先生都及时地向灾区慷慨捐赠，用于灾区中小学校舍的重建工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另据新华社，邵逸夫还热心捐助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例如在1999年捐出2500万港元，救助台湾“9·21”大地震灾民；2005年，捐出1000万港元予南亚海啸受灾地区；2008年，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亿港元。
　　1990年，中国政府为了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2008年，邵逸夫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以赞扬他长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精神。
　　为了推动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邵逸夫在2002年创立邵逸夫奖。第一届颁奖礼于2004年举行，选出全世界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各颁授100万美元奖金以作表扬，而这些领域是诺贝尔奖所未涵括的。此后每年颁奖一次。
　　在2012年的“邵逸夫基金教育赠款项目25年庆祝活动”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曾表示，“邵逸夫基金是当前海内外爱国人士通过教育部捐款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教育赠款项目，为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香港
邵氏巨资捐给港中大
　　1987年，80岁的邵逸夫送给了自己一个最好的生日礼物。1月12日，香江冬日的阳光依旧灿烂，邵逸夫亲自来到身后仍是山包的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工地上，手持和泥工具，带着开怀的笑容，为自己亲自捐资并筹划了2年多的逸夫书院“添砖加瓦”。这一抹泥土和一堵砖墙虽然不大，但却让邵逸夫与港中大在时间的风化下，凝固了无比坚固的情缘。
　　此前，1985年5月，他捐款1.1亿港元并亲自担任港中大逸夫书院创办人。1987年1月12日，逸夫书院在校园建筑工地举行奠基礼，作为主礼嘉宾的书院创办人邵逸夫与时任署理港督钟逸杰爵士一起出席了典礼。
　　翻开邵逸夫这位慈善大家的履历，动辄上亿元的捐赠“四处开花”，但有一个领域，最为邵老所重视，那就是教育；有一个地方，留下来他深深的感情，那就是港中大……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终身校董，及逸夫书院创办人，邵逸夫可谓和香港中文大学渊源颇深。与港中大结缘超过40载的他，早于1967年就出任港中大联合书院校董，其后任联合书院校董会主席及大学校董多年，并于1991年获委为联合书院名誉主席及永久校董，及于1992年获委为大学终身校董。
　　昨日在得知邵逸夫逝世的消息后，港中大校长沈祖尧也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赞扬邵博士对教研的支持及学子的关爱。沈祖尧说，“邵博士的辞世令香港失去了一位慈善家，但他的成就及对社会发展的不朽贡献，除鼓励了年轻一代外，也为大众树立回馈社会的榜样”。
　　而去年刚刚在深圳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也同样得到了邵逸夫的扶持及关注。2012年底，邵逸夫通过其基金会捐巨资匡助港中大于深圳的发展。其发言人向南都记者表示，这笔捐款是大学接获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之首笔私人捐款，对港中大意义殊深。
　　邵逸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邵逸夫基金。早于20世纪80年代，他就投身于香港的慈善教育事业，从最初捐出1.1亿港元为香港中文大学兴建逸夫书院开始至今，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当地高校内都有他资助的教育建筑。

广州
中大、暨大、华工都有逸夫楼
　　邵逸夫去世，也牵动着广东省内不少高校师生的心。许多学生表示，这位曾在省内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捐建有多所大楼的著名慈善家，其“人去楼还在”，并以“逸夫楼”永存在省内学子们的心中。
　　“从小就爱看T V B，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大慈善家，你是伟大的。”“曾经在图中逸夫楼避过雨的人，（为您）点支蜡烛。”“给国内大学捐了不少楼，也是善事”。昨日，中山大学新浪官方微博配发了由邵逸夫捐资400多万港元参建的中大逸夫文化艺术中心的图片，以向邵逸夫致敬，这也引来了中大校内近千名学子的转发和悼念，不少学子纷纷发表评论，祈愿“六叔，一路走好”。
　　广州的另一高校暨南大学，校内也有一所由邵逸夫捐资1000万港元建设的邵逸夫体育馆。记者获悉，该馆于1989年10月奠基，1991年5月竣工，入口正门上方“邵逸夫体育馆”六个金色大字系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题写。
　　昨日上午9时22分，暨南大学官方微博发出悼念邵逸夫先生的信息，暨大学生们纷纷表示默哀，“感谢你的逸夫馆”，有学生回忆，邵逸夫体育馆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考场，“曾经在这里参加过期中、期末考试的同学们，对这个大场面一定是记忆犹新。也从心里怀念着邵先生！”
　　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由邵逸夫出资近2000万港元捐建的大楼共有四座，分别是逸夫科学馆、逸夫工程馆、逸夫人文馆和华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逸夫楼。
　　邵逸夫与华工的缘分不止于此。记者从华工校方了解到，邵逸夫在生前曾多次派人到访华工，并多次捐资兴学，另外较少为世人所知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邵逸夫还曾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成立了艺员培训中心，并将培训艺人输送到香港无线电视（T V B）工作，以帮助培养和吸收内地人才，培养出邵兵、张延、何美钿、黄小燕、蒋文瑞、卓凡、郑国霖等一大批演艺人才。

慈善捐款编年
捐款遍全球 主打大中华
　　19 7 0年：早年“吝啬”被嘲笑 捐赠一家养老院500港元，养老院随即退还给邵逸夫，邵逸夫因此被嘲笑。
　　1973年：首次郑重其事的捐赠 在香港设立邵氏基金会
　　向香港“苏浙公学”捐赠50万港元：邵逸夫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
　　1983年，邵逸夫三哥邵山客中风，陷入昏迷，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邵逸夫睹物关情，感叹人生匆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
　　1985年：开始大举捐赠第一年
　　1985年1月（邵山客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捐出1.06亿港元作慈善用途。捐赠1000万港元给中国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
　　1986年：再次捐出1.2亿港元 其中1亿港元给香港中文大学，1000万港元给香港浸会大学，1000万港元给仁济医院。
　　1987年：开始集中向内地捐款 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元。
　　截至2012年，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超6000个。
　　有趣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逸夫楼”，在当地核算所需费用如果超过他的预算，“逸”字的最后一个点会缺笔，而如果他全额出资建造，则是全字。
　　1994年：捐资成立中国研究所 向牛津大学捐赠300万英镑，成立了中国研究所。
　　1999年：向台湾捐2500万港元，救助9·21大地震灾民
　　2002年：创立“东方诺贝尔奖”11月15日，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目前基金总额高达50亿港元。该奖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
　　2005年：捐出1000万港元予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2008年：向汶川捐款1亿港元 5月15日，5·12大地震三天之后，捐款1亿港元
　　2009年：向台湾捐款1亿新台币 水灾关爱行动（台风莫拉克），邵逸夫捐款1亿新台币
　　2011年：捐出公司2.59%的股权 邵逸夫退休之时，邵氏基金将公司2.59%股权馈赠给数家教育及慈善机构。
　　2013年：向雅安捐款1亿港元 4月22日，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款1亿港元。
　　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亿港元，他慈善为怀，身体力行了他自己那句话：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就是慈善家。（资料源自：维基百科、风尚中国、凤凰卫视、新华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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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从富豪到平民慈善捐款是种文化
　　提起邵逸夫，内地许多高校学子的第一联想就是“逸夫楼”，而对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来说，“英东体育馆”则与“逸夫楼”齐名。“英东体育馆”由爱国商人霍英东在上世纪80年代捐资3700万港元建成，现今是中山大学南校区学生的主要运动场地。
　　事实上，这只是霍英东慈善事业的一小部分。1984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有报道称，霍英东在数十年里，用作慈善的捐款超过150亿港元。
　　更为人所熟识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于1980年创立的“李嘉诚基金会”。“李超人”将基金会视为“第三个儿子”，并将个人1/3财富投入其中。李嘉诚基金会30周年时，已捐款超过百亿港元。当时李嘉诚说，未来十年基金会的捐款会多于前30年的总和。
　　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在北京发布“影响中华公益的60位慈善家”人物名单。霍英东、邵逸夫、李嘉诚等香港大亨榜上有名。
　　除了他们，靠地产建筑和酒店起家的香港商人余彭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4大慈善家”之一。2006年至2010年，他更是连续五次蝉联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几年来累计捐款62亿元，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数年前，88岁的余彭年宣布将其名下剩余的所有资产，共计32亿元，全部放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到82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超10亿美金的民间慈善基金会。
　　此外，还有香港烟草有限公司创办人何英杰，他在1983年创办“良友慈善基金会”，1994年成立何英杰基金会有限公司，捐出金额数以亿元计。1991年华东水灾，他曾捐款1亿港元予灾民。更多的香港富豪或实业家，比如李兆基、曾宪梓、庄世平，以慈善家的身份名扬海内外。
　　至于香港富豪捐助的方向，则主要是医疗、教育和赈灾。李嘉诚曾说过：“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30多年来，他独力支撑建立汕头大学，到2012年，李嘉诚基金会已向汕大实现捐款约42亿港元。
　　也有人认为，香港富豪的好善乐施，与香港慈善传统与氛围有关。香港的慈善团体有着悠久的历史。香港红十字会、东华三院和香港赛马会是三大慈善机构。其中最久远的东华三院已有近150年的历史。慈善机构已成为继特区政府、市场以外，第三股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强大力量。
　　此外，香港市民被誉为“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从香港街边的卖旗活动便可见一斑。”深圳慈善会秘书长房涛表示，每到周六香港的街道上，便可以见到一群年轻的义工，甚至是儿童向途人筹款。她说，香港去年人均慈善捐款超过700港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当高的水平。

  作者: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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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TVB荣誉主席邵逸夫1月7日早上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邵逸夫先生在内地被广为人知，很大程度是因为“逸夫楼”遍布中国大地。截至2008年，邵逸夫捐助内地事业的资金达32亿元，受惠学校及教育项目近5000个，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相关报道见A6、A7版）
　　在慈善和社会公益方面，邵逸夫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丰碑。早在1973年，邵逸夫先生就在香港设立私人慈善机构，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四十载。与其他一些慈善家不同，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鲜有卷入争议者。这源于其规范的基金会运作与管理，建立与我国内地办学环境相适应的捐赠机制，这也是值得内地公益机构学习、借鉴的。
　　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可以说，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国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未经专家评审的项目，将不能获得邵氏基金资助。邵氏基金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结合我国内地的教育实际的，一方面，通过教育部门的评审，以确保其捐建的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赠款兴建的基础教育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的，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的使用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部的参与，明确被捐学校履行的义务，并得到有力的实施，比如，邵氏基金要求捐赠高校的建筑物，项目单位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
　　我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教育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但却存在效率不高、民间和官方各自为阵的问题，甚至有公益人士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这有多方面原因，包括一些地方政府觉得公益人士是在添乱（不像捐钱那样受地方政府欢迎），但也有教育慈善本身不规范、选择的慈善模式不合适的问题。邵氏基金在内地多年的规范运作，大规模捐赠5000个项目的慈善伟业，给内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启迪是，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这一点，内地的营养午餐计划，也可以说是民间和官方互动的成功案例。
　　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都有逸夫命名的，对此，很少有人认为不妥，而成为了各地教育的一道风景，而对于命名，邵氏基金也有规范，向高校捐赠的建筑楼，命名为“逸夫楼”，而向基础教育捐赠且为学校主要教学用房的，则命名为“逸夫学校”，“逸夫楼”和“逸夫学校”也成为邵氏基金的“慈善品牌”。
　　邵氏基金的运作模式和邵逸夫先生的慈善胸怀有关，这在其晚年设立的“邵逸夫奖”中也有体现，该奖设立于2002年，确立为国际性奖项，授奖对象为包括内地、香港学者在内的全球学者，评选原则主要考虑候选人之专业贡献能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素，丰富人类精神文明。从该奖设立时，就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
　　教育本就是公益事业，这一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慈善家，也需要更多专业、规范的慈善机构，每一座“逸夫楼”、“逸夫学校”，都是邵逸夫先生投身教育慈善事业的见证。中国教育发展，需要更多邵逸夫式的慈善家。
　　熊丙奇（上海 教师）

  作者: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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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上午打开电脑，每个网站几乎都出现一条新闻：“邵逸夫爵士今晨去世，终年107岁。”
　　这似乎算不上特别骤然而至的消息。一方面，自然律在那里，就算是再多福长寿之人，百岁之后，也终将要面临仙游之期；另一方面，早从几年前开始，屡次有邵逸夫去世的小道消息，公众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尽管邵逸夫早已是公众所熟悉的名字，但大多数公众对他的认识，大概从昨天才真正开始。邵逸夫，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镇，系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1977年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他生于清末，去时已是21世纪。对邵逸夫更深入的报道还会继续，但令我稍稍惊诧的是：一些网站将邵逸夫逝世列入了娱乐新闻。
　　“邵逸夫逝世”是不是一条娱乐新闻？初看起来将其列入娱乐新闻也许并无不妥，因为邵逸夫不仅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香港上海商会成员、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而且叱咤娱乐圈大半个世纪，打造邵氏、无线两个影视王国，培育了无数演艺人才。有评论甚至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电视的节目”。但“娱乐化”解读邵逸夫既流于浅表，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邵逸夫之所以被公众所了解，他的逝世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不在于其娱乐圈内的名气，同样不在于其不菲身价。邵逸夫再有名气，也许还不及那些每天八卦迭出的影星；邵逸夫纵是巨富，但也没有站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点。邵逸夫和内地民众之间的“亲近感”，其实更多来源于他的财富外行为。那些由他出资、在稍微像样点的内地大学都会有的“逸夫楼”，已不用再特别提及，因为它早已人所共知。但关于他其余的慈善举动，公众虽略有耳闻，却未必全然知晓。譬如，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譬如，2002年，他还捐资创立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进行研究，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元；再譬如，四川5·12大地震，他们夫妇捐款1亿元港币，四川芦山地震又捐款8000万元人民币。
　　邵逸夫的慈善与热心公益行为，无疑是他同时代的那些名人所难以企及的，甚至也创造了一个令后来者只能奋力追赶的高度。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在乘鹤西归之后再来盘点邵逸夫先生的遗产，相比于其在娱乐界的巨大成就，他留下的更是一种充满哲学意义的健康财富观：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对于富豪们的财聚财散，西方国家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邵逸夫展现出的更是一种东方式的财富管理观。他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慈善公益，但与此同时，他的财富与资本却得到了同步的扩张。1985年，邵逸夫大举捐赠的第一年，《信报》估算邵逸夫的资产为33亿港元；2006年，媒体估计邵逸夫的总资产已逾200亿港元。财富并不是坏东西，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
　　邵逸夫的逝世，引来内地舆论的广泛追思，并不意外。但是，究竟该追思先生的什么？没有在他捐赠的“逸夫楼”中勤奋求学，先生的捐赠在内地遭到一些基层官僚的挪用，这些都不妨进入个体或公众的省思层面。若只将邵逸夫逝世当作娱乐界的大事，只能说明我们认识尚浅，距离一个真实的邵逸夫也还太远。

  作者: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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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月7日消息，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
　　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于2014年1月7日在香港离世，享年107岁。
　　教育部表示，邵逸夫先生的赠款项目，采取捐款与项目单位资金配套的方式，在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师范学校等兴建各类教学设施，包括教学楼、图书馆、科技楼、体育馆、艺术楼、学术交流中心、研究中心等，有效地促进了内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为内地义务教育普及和均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为配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邵逸夫基金重点支持了西部的大中小学的教育设施的建设。尤为可贵的是，每当内地一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时，邵逸夫先生都及时地向灾区慷慨捐赠，用于灾区中小学校舍的重建工作。雪中送炭似的援助，令灾区师生永远难忘。
　　长期以来，教育部和内地有关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邵逸夫基金的捐赠项目建设，各单位通力合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认真建好每一个项目，已建成的逸夫项目大多成为当地标志性的学校建筑，成为师生喜爱的教学科研场所，发挥着良好的效益。
　　教育部表示，邵逸夫先生的爱国情怀和慷慨义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必将被世人永远铭记。

应该说，这个原因比较复杂，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腐败也是其中之一。

　　2004-11-15日，国际性年度奖项“邵逸夫奖”在香港成立，杨振宁教授出任评委会主席。“邵逸夫奖”目前设立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3个奖项，每项获奖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甫一设立，就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
　　把这条新闻与邵先生一贯的做法──截至今年1月，邵先生仅向中国大陆教育事业的捐款就已近24亿港元──结合起来，笔者以为，邵逸夫连同诺贝尔、卡内基、比尔·盖茨等人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与受人诟病的一些富人相比，他们都是白手起家，靠勤奋和智慧积累了巨额财富，最终又都用财富回报社会，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诺贝尔和卡内基生活在19世纪的瑞典和美国，邵逸夫在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奋斗成功，他们所处的都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在他们形成价值观的年代，贫穷和罪恶都还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比尔·盖茨生活在一个法治市场经济里，在那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高达55%的遗产税使得富而捐赠财富者比比皆是。但是，当盖茨和他的妻子宣布，他们史地前例的、超过5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中的99.9%以上将用来回报社会时，我依然忍不住向杂志封面上他们的照片投去尊敬的目光。
　　可以认为，比尔·盖茨、邵逸夫们之所以能如此捐赠，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有令人钦佩的财富观，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财富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自由处置权。
　　毋须讳言，现在的中国大陆正处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大多数人的财富观还停留在物欲渴望的层次。但是，追求财富毕竟在中国已经名正言顺，而执政党也于日前结束的十六大上郑重声明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综观中国历史，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接下来的任务是实现获取财富的起点公平、交易公平，和不损害效率的分配公平。这一切当然都要通过法治来完成，但是千万不要忽略法治赖以存在的软环境，而得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财富观就是构成软环境的要素──法治如果不建立在正确的财富观之上，平均主义或者两极分化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在中国国情下，此点尤为重要。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否形成过正确的财富观？简单回答“否”是不负责任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从未排斥过财富，他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同时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可惜，被后人发扬光大的孔子思想，不是这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财富观，而是安贫乐道、平均主义和君臣礼仪。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几乎每一个新王朝都是在均贫富的口号下建立，但均贫富的理想却从未长久实现过，因此所有的王朝又都在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局面下垮台。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笔者以为，是专制的国家制度。因为专制，先哲的思想会被筛选。而专制的结果，是传统中国畸形的财富状况：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专制者压抑民众的物欲，但自己的物欲却从来得不到控制。第二，社会两极分化的进程总是在王朝中期开始加速，至王朝覆灭前夕达到顶峰。第三，权力和财富高度正相关。皇帝就不用说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官场的普遍现实。第四，财产安全极度没有保障。莫说黎民百姓，连王公大臣们都动辄“家产充公、人没为奴”。而为了保障财产安全和获取更大才富，有钱者莫不巴结官场，善者但求自保，恶者助纣为虐。第五，由于生产力发展受到抑制，社会总体财富有限，普遍贫困是历史常态，因此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又总被当作解决危机的现实途径。第六，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藏富和炫耀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社会心态得以共存，虽然也不富而行善者，但都被王朝兴替所淹没。
　　历史怪圈只有靠制度创新才能打破，只有合法的收入及因此而积累起来的财产被法律保护，公民才会有创造财富的极大激励，而对于法律明确保护的属于自己的财富，也就有了自由处置权，包括造福于社会的捐赠。这一点已被先行一步的国家证明。而中共此次代表大会所昭告的“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仅将直接有利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使得古老的中国最终打破历史怪圈。
　　事实上，这一历史进程早已在中国开始。在中国大陆，白手起家的富翁已经成千上万，正确的财富观也正在形成。笔者对去年福布斯中国首富刘永行的一番话印象深刻，这位出身农民、身穿36元钱衬衣的亿万富翁说：这笔财富虽然在法律上归在我名下，但长远来看它是社会财产。他今后最大的追求是要用财富去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善其他人的生存状况。可以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出现邵逸夫式的富人。

　　邵逸夫拍摄了中国最早的有声粤语电影《白金龙》。拍摄影片1000余部，为中国所有电影制片厂之冠。拥有最多的影院，最高时期达200多家，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邵逸夫家族缔造的邵氏电影（SB）叱咤影视圈和商界八十载，对华语影视圈，邵逸夫被称为“华语影视大亨”。邵氏出品，必属佳品“的品牌更在东南亚街知巷闻，旗下影城物业是全亚洲最大的商业电视电影城，被称为”东方好莱坞“；邵氏家族也进军电视业，入股香港无线电视（TVB），多年来香港无线电视制作的节目蜚声国际，除了拥有邵氏兄弟和TVB两家上市公司，在新加坡也持有大量物业，保守估计其私人资产值超过一百亿港元。
　　很多人认为邵逸夫是商业奇才，他在各种身份的转变上游刃有余，他的思维、策略、胆识在当时的电影市场没人比得上。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他也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邵逸夫制片相当严谨，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
　　邵逸夫的成功还在于他从步入电影业时就认定，搞电影事业必须生产发行结合，方有出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实行”每月一院“的办法，在香港和东南亚，邵氏影院星罗棋布，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国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娱乐了各国观众，对传播中华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晚年时，邵逸夫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多变化，他曾经每周四次打高尔夫球，每天早上要做45分钟气功。他的养生之道是”三不做“：第一不赌钱，第二不喝酒，第三不做不正常的事。邵逸夫晚年开始着手慈善事业，20多年间，他共向内地捐赠了47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全国各地的逸夫楼见证着他的卓越功勋。邵逸夫拥有包括娱乐业大亨、TVB创办人、慈善家、爵士等在内的多重身份，这些头衔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轨迹，在娱乐工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成就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他对于慈善事业的付出和努力功德无量，他的人生在世人眼中堪称传奇。同时，这位大佬也有着世人不甚熟悉、甚至是始料未及的另一面。他慷慨做慈善，经营却极为节俭；他90岁高龄迎娶第二任妻子，多情却长情；他早立遗嘱，曾与儿子断绝关系，显得不尽人情；他也有太保守”看走眼“的时候，正是这些有趣的故事和生活的碎片拼凑出最为真实、有血有肉的邵逸夫──作为凡人，也是传奇。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他一生爱国爱港，艰苦创业，慈善济世，令人敬佩。邵逸夫曾担任港事顾问，为香港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位卓越的实业家，他在创造商业奇迹的同时，为香港乃至中国影视事业的繁荣、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位著名的慈善家，邵逸夫多年来致力于支持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为促进祖国内地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虽然邵逸夫先生后半生定居中国香港，但实际上他也为新加坡作出了很多贡献。邵逸夫曾在1985年来新加坡，参加经济委员会会议的讨论，为新加坡确定经济发展方向和制定经济政策贡献自己的意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邵氏兄弟在新加坡电影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代一代的新加坡人看过他们的影视剧。邵氏基金也为新加坡的慈善事业贡献良多。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不仅对香港，也对东南亚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很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汪明荃：邵逸夫对香港的电影业及电视业发展付出很多，很值得尊敬。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顷悉邵逸夫先生逝世，深感悲痛。邵老一生富有传奇，始终秉持爱国报国情怀和不懈奋斗精神。尤其关心国家发展，慷慨捐助内地教育、科技、医疗、影视、赈灾等诸多方面，贡献卓着，备受尊敬。其创建的事业长在，其垂立的风范长存。

一：重视利利
　　台湾导演李行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他拍电影《秋决》时，邵逸夫曾准备出资。但在发现《秋决》缺乏故事性、更重人文情怀之后，又取消了投资。后来李行在私下里将《秋决》播放给邵逸夫看，他非常欣赏，但也表示倘若再重来一次，仍然不会投资。李行明白，邵逸夫是在用商人的敏锐眼光经营电影。
　　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于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张曾泽因为拍《路客与刀客》大卖被邵氏撬至麾下，并被邵逸夫奉若上宾。但随后其作品《红胡子》遭遇票房惨败，邵先生片场再遇他便视而未见。不久张曾泽拍完《吉祥赌坊》，邵逸夫看完喜形于色，请他吃饭，态度又恢复热忱。”在《南方人物周刊》关于邵逸夫的报道中也提到，李翰祥执导的电影《后门》拿到了亚洲影展所有奖项，但邵逸夫并不买账，他直言拍片子必须要赚钱，不是为获奖。

二：锱铢必较
　　2013年6月，功夫导演刘家良逝世的时候，其遗孀翁静晶曾当众向邵逸夫追讨欠账。当年刘家良与邵氏公司签下分花红的合同，但三十年来却一毛钱没得到。香港电影研究者阿蒙表示：邵逸夫的“小气”是出了名的。在金钱这一层面，邵逸夫呈现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他大手笔做慈善，二十几年来共捐给内地47亿港元；另一方面，他在经营成本把控上又极为吝啬，甚至锱铢必较，与大多数香港老板并无差别。
　　早年许多跟邵氏合作过的电影导演都曾领教过邵逸夫的这份吝啬。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毛遂自荐到邵氏，片酬要价1万美金。邵逸夫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价码压至2500美金，导致李小龙转投竞争对手怀抱。在邵逸夫的第二任妻子方逸华主事时期，邵氏吝啬的作风曾引发很多人不满。
　　当年邵氏公司实行“月薪制”，即便是姜大卫、狄龙等明星也要按月领工资。当年很红的郑佩佩进城买东西也要像普通人一样坐公车。不过，邵氏会向员工提供住宿、饮食等便利的生活条件，以便帮他们降低生活成本。后来邵逸夫转投电视领域创办TVB，捧红一众明星，但这些明星却纷纷选择出走，原因之一便是片酬太低──“我很红，但我特别穷”，这是邓萃雯回首昔日在TVB时生活的总结。

三：明争暗斗
　　邵逸夫在知天命之年放弃东南亚的事业奔赴香港重新开始，年过古稀时又转而进军电视行业打造TVB，这样的魄力不是人人都有。在早年经营邵氏时，邵逸夫也绝对是个“狠角色”，最典型的案例是邵氏与电懋的挖角事件。当时邵氏白手起家初成立，没有大明星。邵逸夫许下重金，想要挖当时竞争对手电懋公司的头牌明星林黛。邵逸夫约到林黛后亲自为她斟茶，并且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在林黛面前，开出的片酬是电懋的两倍，最终林黛转投邵氏。
　　在果断挖角之余，邵氏也时刻严防死守避免“被挖角”。当时籍籍无名的李翰祥在邵氏拍摄《貂蝉》走红后立刻成为各大电影公司眼中的红人。但邵逸夫完全不担忧，因为李翰祥已经与邵氏签了一份长达8年的合约。
　　旗下导演、演员及合作者胡金铨、王羽、邹文怀等相继出走邵氏，或许也与邵逸夫本人强势的管理风格有关。但与此同时，他也有知人善任、宽厚仁义的一面。1963年李翰祥倒戈出走，奔赴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并带走了邵氏一半的人马。邵氏与国联曾经展开激战，手握东南亚大批院线的邵逸夫更拒绝发行任何国联公司拍摄的电影，最终李翰祥败走台湾。后来李翰祥特别制造与邵逸夫的“偶遇”，提出想要重回邵氏的请求，而彼时的敌人邵逸夫竟出人意料同意。

四：不愿冒险
　　邵逸夫从影半生，捧红狄龙、姜大卫等诸多明星，却也错失不少绝佳的合作机会。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与李小龙之间的故事。
　　当时李小龙在美国发展不顺计划回港，本想要投奔最为强大的邵氏公司。据传他当时开出的价码是一万美金，但邵逸夫并未答应，并且在李小龙看来他的态度也有些傲慢。彼时邵逸夫的左膀右臂邹文怀已经出走邵氏自立门户成立嘉禾公司，并以“分红制”的方式最终邀请到李小龙加盟，由他主演的《唐山大兄》在香港创下票房记录，帮嘉禾打开局面赚到大钱。
　　无独有偶，在邵氏因参演《大军阀》一举成名的许冠文曾经将自己写的剧本《鬼马双星》交给邵逸夫，希望能与邵氏合资拍片、五五分成，被邵逸夫断然拒绝，理由是“剧本太差”。不死心的许冠文找到嘉禾，最终达成合作，《鬼马双星》当年在香港拿下625万的高票房。
　　当时的邵逸夫略显保守，可能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了。事实上李小龙和许冠文对邵氏公司开出的条件在当时看来可能并不高，但对于还在维持工厂式运作的邵氏来说，没有办法去冒险，也不可能去做突破。

五：父子情断
　　邵逸夫一生传奇，却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他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两子两女，子女从小就在新加坡由邵逸夫的兄长帮忙抚养。后来两个儿子入主邵氏董事局，帮助父亲处理事业。直至1981年，大儿子邵维铭不满意方逸华进入邵氏掌权，因而与二儿子一同退出董事局，并移居新加坡，父子从此断绝关系长达二十年。冷战持续到2006年，邵逸夫在亚太影展荣获“终身成就奖”，一向鲜少露面的邵维铭突然高调出现代父亲领奖，并被拍到与父亲和方逸华共进晚餐。邵逸夫立下遗嘱分配身家，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的4个子女与方逸华在日后产生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