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

李蓉

(2012年02月29日,源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提要]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它的出现，说明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种共产主义组织纷纷成立的一种发展趋势，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也应运而生。

关键词：四川省重庆 共产主义组织 再考察

现今学界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介绍中，鲜有提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主要是它存在许多疑点使人困惑而不得其解。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的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是中国迄今所见到的不仅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而且成立时间最早的一个。所以，深入探讨和研究这份报告，对于全面反映共产主义运动在四川、重庆的历史，全面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一、从《报告》的内容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第一，《报告》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

《报告》是在莫斯科保存下来的一份历史档案。这份档案的存在是否可靠？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否真实？回答也是肯定的。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档案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报告》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之中。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于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却为何保存了1921年左右形成的《报告》呢？所以，它肯定不是代表团成立后在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档案，很大的有可能性是其他有关部门提供或转交的档案。虽然现在还没有具体档案说明这个提交或转交的过程，但这个《报告》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是毋须怀疑的。据学者研究，这份报告确实提交给了共产国际。依据是当年驻共产国际远东处的看到了这份报告，并称为“在重庆的共产党”。[1]这说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可以列入共产党之列。还有专家指出：“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被当作原始文件对待的，它也并没有被打入另册，而是堂而皇之地与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起。”[2]

第二，《报告》明确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

报告“回顾和考察”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说明它和四川其他名目繁多的组织是有本质区别的，它最初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建成、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展而来的。报告指出：“近些年来，四川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组织。其中大多数由政客所组成，他们企图利用这些组织来实现资本家和军阀的愿望。但是，四川的共产主义组织情况却不同，因为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这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们小组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又影响了某些大学生，他们也请求加入我们的研究会。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在一九二O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3]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由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以及参加罢工的工人组成的组织，就是报告所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也是共产国际代表所说的重庆的“共产党”。

《报告》表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以共产主义为斗争武器，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我们的敌人已建立了民主政体。但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我们知道，军阀所宣布的民主制，尽管好象是真正的、合理的，但它毕竟是维护一些资本家的权利的原则和手段，有害于多数人民，有害于无产阶级。”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将军阀、资本家视为敌人，而将自己作为工人、农民的代表，并提出了要建立一支红军队伍，取代军阀队伍。“为了改善人民的处境，民主派祈求军队首脑解除士兵的兵役，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希望改善士兵的状况，而且希望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我们懂得，执行这两项计划，并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然而，这两项计划的实现，定会使我们摆脱糟糕透顶的民主制。”可见，《报告》是将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在发展工业的的问题上，“四川的民主派认为必须发展工业，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也认为应当发展工业。可是，前后二者的主张完全不同。前者坚持认为，生产系统或工厂应当属于一些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而后者坚决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4]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力图将其运用于实际。《报告》指出：“在研究战争的性质时，将会有趣地看到，正如马克思所说，战争是符合世界历史趋势的自然斗争。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因而懂得封建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如果说这是对的，那么，四川的战争就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两个时期的斗争。”[5]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规律的认识在这里还显得比较生硬，但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明和指导实际斗争，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事实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的早期，存在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6]

第三，《报告》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背景的介绍，也是比较真实的。

　　《报告》首先指出：“四川省与中国其他先进省份相比，由于交通工具很差，共产主义尚很幼稚。可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该省的共产主义情况也值得一谈”。“而为了说明问题，首先必须谈谈四川的最近历史，然后再谈谈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打算。”《报告》指出：“ 近些年来，四川为战争所笼罩，从推翻满清王朝起，战争一直连绵不断。战争的破坏给全国带来了无数灾难和极端贫困，带来了不幸和恐怖。”《报告》对四川重庆地方情况特别是军阀混战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军阀割据的情况。认为：“从满清政府垮台时起，四川一向同中国的中央政府闹独立。在这时期，各派军队的首领在四川各霸一方，不仅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且彼此之间也不能相互控制。”同时，指出在军阀统治下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民过着悲惨而艰难的生活。正象在地主统治下的欧洲附属国一样，在和平时期，四川的农民必须向其统治者交纳重税，而在战争时期，则被迫拿起武器去打仗。显然，除大多数农民外，人民都生活在战争和政治的苦难中”。应该说，《报告》对军阀统治下的资本家的分析比较客观并带有同情，认为：“资本家们，由于商业、工业贸易陷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勉勉强强地生存下来”。[7]

对于地方军阀的活动，《报告》认为：“滇军以护法为借口，向四川宣战，并占领了四川的一大片土地。四川的富饶土地，使他们产生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地盘的念头。这位滇军将领的军队开始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些工厂，如丝加工厂和毛加工厂。由于经营这些工厂，这位滇军将领的势力得到加强。”《报告》进一步分析和揭露了军阀混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强占地盘引起的。云南军阀在四川的“举动引起了四川的资产阶级和军阀对滇军的仇视，于是爆发了两军之间的战争”。而川滇军阀的混战结果，是四川军队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争中，四川的军队主要是由被压迫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组成的，比滇军力量弱得多，可是由于得到四川资产阶级的帮助，使其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在军阀混战取得胜利的四川军阀，不仅“有可能从敌人手中解放自己的领土，而且使他们变成资本家。然而，他们在战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摆脱在战时招募的过多的士兵的问题。自从滇军被驱逐出四川时起，要求军队复员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他们就创办工业，从而把资本主义引进四川。军队首领熊克武和刘湘的两个声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在声明中宣告迫切需要创办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为了证实自己的言论，他们开办了一些工厂，并设立了某些银行。”[8]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可能比较粗浅，但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如《报告》中提到的熊克武和刘湘的两个声明，有可能就是指1921年1月8日刘湘和熊克武的代理人但懋辛联名发表的四川自治的宣言，这个宣言声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9]1月21日，刘湘和但懋辛又再次联合通电，“决以川人自立自治”，其中也应涉及到实业政策。

　　第四，《报告》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介绍和工作也是比较具体的。

　　《报告》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已经于1920年３月12日正式成立，并分为四部分：１．书记处，２．宣传部，３．财务部，４．出版部。该组织有着一批成员，人数约100人，包括“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加入该组织，要通过一定的条件和手续及程序：“凡是愿意同我们组织建立联系并希望成为其成员者，至少须有我们组织的两个成员介绍，并经过五、六个月的候补期。候补期满，如果认为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者，应经全体大会议决，发给党证，只是在这时，他们才能成为组织的成员。”[10]这里提出的加入组织的条件，基本上是以列宁领导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没有太大的区别。书记处的名称，也不奇怪，如当时已经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等等。加之报告起草者中可能有曾经参加留法勤学者，对俄国建党经验的了解和学习就更不足为怪。

　　据《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以重庆为总组织，此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因此，四川总共有5个组织，即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重庆是总的组织，是人们知道的“正式组织”；其他的则为分部。为什么选择在重庆设立总组织？理由是“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重庆是西南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组织才设在重庆。我们的宣传工作，由重庆往左可以扩大到云南，往右可以扩大到贵州。我们的组织还为东南三省运动的发展准备采取措施。”[11]组织者对重庆在西南地区地理位置的判断非常准确，对组织和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

　　《报告》介绍了该组织从事工人运动等实际工作的情况。《报告》介绍：“重庆是一个商埠，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在丝厂、毛加工作坊和造船厂做工。在成都市（四川省会），大部分工人是在缫丝、成衣和制鞋等作坊做工，这些地方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四川的人口十分之六是农民，因而很明显，他们对该省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运动的方针是争取他们。士兵现在有两万多，他们多数是由于失业和谋生才去当兵的。因此，我们的运动也应极力在他们之中产生影响。我们组织的成员通过同大学生和工人谈话，以及向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久以前，丝厂发生了罢工，随后，毛加工作坊的老板们也不得不向他们作坊的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报告》充分肯定工作上取得的成绩，认为“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成功地进行着它们的工作”；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即“明年我们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为此，我们有两个同志正在学习藏文。因为英国的资本家注视着西藏，并向我国投资，四川的同志知道，这对我国西部是危险的，因此在制定防止令人痛恨的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计划。”当时就重视西藏，并站在全国的角度来考虑中国西部问题，确实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报告》在谈到该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出版工作时说：已经用3600元在上海购买了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明年1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12]

　　第五，《报告》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向往和学习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

　　《报告》强调：“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这说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仅已经有了明确的责任感，而且还提出了先进性的要求。正是为了更好地担当起重大的责任，为了建成先进的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表现出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１．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２．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从俄国共产党人所著述的书籍中或者从同俄国富有学识的同志的谈话中，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尽管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因为在同俄国同志接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并能着手执行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希望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见”[13]。从中可见，《报告》者对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对共产国际和俄国也十分向往、信赖，寄予了厚望。为了理想的实现，报告者迫切希望联系各省的共产主义组织，特别是渴望到俄国学习，即使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甚至冒着危险也在所不辞。

　　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提出的问题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字数不多，仅3027个字，但内容丰富，包括了7个部分，即：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报告》说明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许多问题，如《报告》是谁写的，在哪里写的，何时写的，写给谁的？

关于这份报告的来历，有同志作过介绍：1958年，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从苏共中央移交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外文档案第九卷中发现有三份俄文本是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这三个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个早期的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即《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同年，有关同志把上述三份文件译成中文，分别送给一些负责同志参阅。 1961年，又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译成中文。经考证，前两个报告，是一大的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后一报告有待进一步考证。[14]因为四川没有代表出席党的一大，所以那份报告“就悬置着”。[15] 1981年上半年，人民出版社将这份报告译稿寄送四川党史工作部门和四川五四运动的经历者、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张秀熟，嘱咐鉴定。当时，均未提出肯定的鉴定意见[16]。但四川党史界却对《报告》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判断[17]。但还有一些问题并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谁是《报告》的写作者？

　　《报告》没有署名，却在报告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作者的身份是四川选出的“四个人”。据四川党史工作者考证，极有可能是于1920年下半年或1921年春经重庆离四川去上海后又到俄国的廖划平、秦慧僧、杜小马、徐敦让四人。据查，1921年4月重庆出版的《人声》杂志第二期[18]上，发表了当时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廖划平1921年3月9日离沪赴俄国当天给重庆陈小我[19]等的信中提到：“四川共来十七，同秦慧僧一路过俄的，只杜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其余的因为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俄语是杨明斋教授，每月学费二元，讲义费八角。世界语是一个俄国新闻记者教授，不收学费。每星期两种语言，约十余种，未免太少了点。”[20]信中所说的4人，正好和《报告》所说的“四川四个人”相吻合。而且，他们四人确实到了俄国。

　　廖划平在信中所提到的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实际上就是杨明斋任校长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有资料说这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还是能给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共产国际活动起到一种掩护作用的机构。更有研究者提出这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为培养留苏预备人员而设的。[21]

　　1920年9月28日，《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在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登载：“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22]当时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典型上海石库门房子，原来是戴季陶的寓所。戴季陶迁出后，这里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同时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外国语学社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目的是给各地来沪青年有一个较安定的学习环境，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外语（主要是俄语），直接在党和团组织领导下进行具体的革命实践，然后挑选其中的优秀分子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地俄国去，进一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的革命输送干部。

　　外国语学社平时学生人数一般保持二三十人，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廖划平在信中所提到杨明斋教授，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女士担任俄语班教员，从日本回国、参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以后出席中共一大并当选中央局成员的李达教授日文，同样参与发起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也同样出席中共一大的李汉俊，则教授法文，英文由袁振英执教。这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据资料介绍，当时学员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月生活费约为5元，包括衣、食、住，有的学员吃包饭，往往是5个人包4个人的饭，节省下一个的饭钱移作他用。学员半天来校上课，半天回去自修。尽管条件很差，但丝毫没有影响这些有志青年对革命的追求和学习的热情。很多学生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传播革命学说，开展妇女工作，走上了学习与改造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学生，不仅能学理论学外语，还能学习怎样做革命工作。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社，集中了一批先进青年。一些青年喜爱世界语。有些学员在完成外国语学社的学业外，还利用自修时间抓紧选修世界语。如当时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也是外国语学社秘书的俞秀松就是其中之一。[23]

　　廖划平信中提及的教授世界语的俄国新闻记者教授，经有关学者查阅工部局警务日报和《民心日报》，可以确定就是当时在上海相当有名的俄国世界语学者斯托比尼。斯托比尼除了热衷于推动和传播世界语外，还经常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他本身也信仰共产主义。他还经常向学生介绍苏维埃俄国人民的革命、生产、生活等各方面情况，激发起不少青年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这在当时中俄交通困难，消息闭塞的状态下，起了新闻媒介作用。据廖划平信所述，斯托比尼热情邀请学生们到俄国实地考察，并愿意提供帮助。他说：“俄政府是很欢迎学生，所防的是中国政府的侦探”。廖划平到俄国也是由他推荐的。反而是外国语学社校长杨明斋态度谨慎得多。照廖划平信中所说，他的态度是：“学习俄语六个月后，究竟能否过去还未定，因不晓得俄政府的回信怎样”[24]。事实上，廖划平仅到上海十多天就成行，根本没有等到6个月。

　　廖划平何时到上海、由何人介绍入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有一说大约是1921年2月[25]。有一说是五四运动后，廖划平想到苏联去了解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1920年下半年由内江去重庆，经重庆的陶必观介绍，随秦慧僧等十七人赴上海，同时通过陶必观的关系入上海团组织主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26]。实际上，按廖划平《俄游通信》的说明，他是在1920年3月9日前十多天也就是2月下旬到达上海的。

　　外国语学社是一个革命的阵地，也是一所革命的摇篮。有记载说，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名青年社会革命党）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内成立，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任岳、胡士廉、陈启沃等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团员[27]。但实际上刘少奇是1920年10月由长沙的船山学社社长贺氏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氏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才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的。可见，外国语学社虽然在1920年9月还在公开招生，但在此前的8月已经招收学生并建立青年团了；而且，说是公开招生，但学员大都是经各地介绍来的进步学生。外国语学社介绍大批学生到莫斯科学习。如1921年夏初到莫斯科学习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行十几人，就是由上海外国语学社校长杨明斋介绍的。[28]廖划平为何入外国语学社学习？有资料说他思想激进，愿意赴俄国学习考察，还得到了吴玉章的赞助；而到上海学习，是否也有吴玉章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关于廖划平赴俄时间，有学者认为是1921年3月同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抱扑等八人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5月抵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29]但更有资料证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俄的时间是5月中旬[30]。而廖划平赴俄是3月上旬，有书信为证。两者相差了两个多月。还有资料介绍，湖南江华的陈为人，1920年春到了上海，以后进入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是由外国语社派遣赴莫斯科的第一批留学生。廖划平是否和陈为人同行尚不得而知。

　　廖划平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经斯托帕尼介绍到苏俄学习。廖划平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回国，后在四川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24年1月同吴玉章、杨闇公一道，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要的是，据说他到莫斯科后声称：曾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31]。所以，廖划平所说很可能属实。

　　1920年至1921年间四川去苏俄的还有王维舟。但据考证，他1920年从四川去上海，加入了朝鲜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冬被介绍到苏俄学习，1922年回国。出国前主要在川东的达县、万县地区活动，而且是在旧军队中任职，均未在重庆、成都、南充等地活动。所以他提供《报告》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原籍四川的姚作宾也同共产国际建立过联系。姚作宾当时担任全国学联负责人，还是大同党的领导人之一。这个党是由早年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的黄介民（1883—1956），将1915年和陈其尤等人组织的“新亚同盟党”改名而来。1920年4月11日，姚作宾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担任世界语教学、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斯托帕尼、陆世楷、波塔波夫等人一起参加过会议[32]。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称作“大同党”[33]，波塔波夫也参加了大同党[34]。姚作宾曾于1921年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1920年7月左右到过中国，回国后曾写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发表在共产国际刊物《共产国际》德文版和俄文版上。其中提到在上海有一个纪律严格的学生组织，姚作宾是执行部的成员。[35]

　　可见，“大同党”同共产国际有过合作。所以有学者认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可能是“支那共产党”或由“大同党”衍变而成的“东方共产党”的四川分部。[36]姚作宾作为全国学联负责人，同各地包括四川重庆学联都有联系，他是有可能提供《报告》的；但他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四川重庆，所以不可能只报告四川省重庆的情况。吴玉章在组织领导留法勤工俭学的同时，鼓励青年去俄国考察。据他回忆，当时和他商量过要去苏联的人，就有姚作宾、廖划平。[37]综上所述，可以初步确定，廖划平等应该是《报告》的作者[38]。

　　第二，《报告》在哪里写的？

　　《报告》没有说明写作地点，报告内容中也没有更多的线索。有学者认为，《报告》是在俄国写的。因为《报告》写道：“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这里关于“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的感受，很容易让人感到作者已经到了俄国。据廖划平1921年3月19日在哈尔滨所写的信来看，他3月9日晚乘船离上海，途中因风浪很大，同行人无不呕吐。12日晚抵大连。13日晚乘火车赴长春，14日下午抵长春，当晚11时赴哈尔滨，15日上午到哈尔滨住悦来栈。[39]而同年5月下旬出发的刘少奇、任弼时一行，是从上海经日本长崎、苏俄海参崴、伯力、海兰泡、赤塔、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莫斯科。他们在海参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人员接头后，乘火车进入海参崴至伯力的赤白交界区，其中还通过了日本占领军的封锁线。[40]所以，廖划平赴俄肯定不是刘少奇等一批。因路途遥远和当年的条件有限，一路劳顿是免不了的。四川还有几位青年打算赴俄，因为北洋军阀封锁中苏边界，不得已又折回上海。据《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所说：“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这可以说明写作者肯定已经不在四川；但同时又说：“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从其语气看，又似乎还没有到俄国。这个地点会是在哪里呢？

　　当时苏俄曾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革命而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国”、中立区。伊尔库茨克是远东共和国的主要城市之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这里经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于1921年1月在这里筹建（3月份成立）。还在筹建过程中，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就开始联络一些东方革命力量和政党。尼基简科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2月26日的信中就谈到了所开展的工作[41]。从廖划平赴俄国的路线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很有可能就是在伊尔库茨克写成或提交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所以，舒米亚茨基才会看到报告并在给张太雷的信中提到这个“重庆的共产党”。

　　第三，《报告》写于何时？

　　《报告》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所以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报告》涉及到时间的有3处，一处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3月12日；一处是在上海购买的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还有一条信息是“明年1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有学者提出，此报告是1921初提交给共产国际的[42]。张太雷于1921年春到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主任。同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8月即回国工作。所以，舒米亚茨基对张太雷谈到“重庆的共产党”的信件，应该在张太雷没有到达伊尔库茨克或离开之后。刘湘等人也是1921年1月发表的宣言。所以说报告写于1921年的可能性最大。也有学者提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可能成立于1920年，而有可能是1921年。[43]报告当然也是在成立后才写成的。

　　第四，《报告》是报送给谁的？

　　《报告》没有说明写给谁，但撰写者的目标是明确的，《报告》说：“希望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见”。“你们”是谁呢？当时能够被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信任，并且能够提出意见的，只能是共产国际[44]。《报告》的送达者，应该是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有着同样性质的，“肩负着”同样“重大的责任”，也在“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的人们。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小组织都极力与俄共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寻求支持，而其他一切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支持的共产主义小组织，最终都未能生存下来，可知中共的产生固然不需要俄国人来‘移植’，但若无俄共和共产国际在旁援手，要想顺利发展，也绝非易事。”[45]如果进一步推测，《报告》很可能是写给1921年1月成立、分管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联系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1921年5月吴廷康即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46]时，廖划平等可能已经离开中国。所以，在旅俄途中写成《报告》并送交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既有可能，也有条件的。

第五，《报告》的名称和目的

　　报告的全名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很容易理解当时为四川省属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但《报告》内容却并非如此。这个组织是四川全省性的，但以重庆为中心、为总的组织、为总部、为“正式组织”，同时分别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因此，四川的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但总部在重庆。所以，如果简单地使用“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这个称谓是不准确的；而简化为四川省共产主义组织，又不能很好突出重庆的地位。所以，报告的名称还是要尽可能准确为好。

　　《报告》的目的，主要是“联络劳农政府而为本党国际上之助力”。这里所说的“本党”是何党？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据《肖华清传略》，他在北京既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无政府党互助团中活动，因此被北洋军阀军统领衙门密探关谦所注意。在关谦的密报中，提到1921年2月12日、18日、20日该党组织开会的情形。从中可见，该党积极筹措赴俄经费，准备到俄考察。其中提到此次调查之人，为四川两人，北京两人。后四川两人筹得路费，而北京同志因俄款未到，不能启程。而在2月20日下午5时在北京沙滩22号召开的会议上，则说明赴俄的意旨：“调查全俄经过及现状，以为吾人兴利除弊之良标本，并联络劳农政府而为本党国际上之助力。” [47]令人惊讶的是，两处的提法竟如此相似。虽然这里所说的党组织未必就是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情况。

　　三、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四川省重庆当时是否会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

　　众所周知，李大钊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还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经酝酿准备，在维经金斯基等人的指导下，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分别联络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步知识分子，组建了早期组织。至1921年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在四川省重庆，却在1920年3月就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不仅在时期上和上海、北京大体相当，甚至还要早一些，这有可能吗？人们自然会心存疑惑。

　　地处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重庆，在1920年3月是否会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程度看，从当时四川工人阶级的产生并日益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看，可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条件[48]。

　　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在四川已有相当的影响。设在成都市中心劝业场内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从外省大量引进宣传变法维新、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报告。1917年1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便通过流通处在成都出现。[49]四川的新文化运动还出现了吴虞这样著名的反孔斗士及李〈吉力〉人等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1919年4月23日至27日，四川的《国民公报》连续转载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生平和事迹的《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除《新青年》外，《每周评价》、《民国时报》、《建设》等报刊也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四川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成都发行量大、影响面宽的《国民公报》，于是919年5月13日至16日，连续转载《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解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刊《星期日》周报，也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少年中国学会是一著名社团，1918年6月发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时任筹备处主任的王光祈是四川人。该学会存在6年多，社员有110 多人，分布于全国，既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也有日后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1919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少年中国》月刊宣称：“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到底什么样，提倡者们也很模糊。许多社员发表文章，阐述见解。由于成员复杂，思想分歧，学会日益走向分裂，1925 年停止活动。但1921年4月8日，李大钊还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谈话会，在会上谈了会务、青年的婚姻和自杀等问题，“至十一点半尽兴而散”。5月20日，又和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等8人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会议[50]。此时，李大钊已经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1月，指导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见，李大钊在创立共产党组织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和森在中国旅莫支部所作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的报告中也指出：“少年中国学会，是一混合的组织（世炎、仁静、中夏等都在内），现在已起分化了，一部分有社会主义倾向，接近或走入新青年社或星期评价社方面来了”。[51]其成员虽然欢迎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但对于苏联革命的成功，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得不到许多资料作深入研究，仅止朦朦胧胧认为是一种崭新东西，值得欢迎而已”。[52]

　　借助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劲东风，新文化运动之风也乘势吹入重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迅速地在重庆传播。各种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书刊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使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各种小团体相继在重庆出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19年12月创办的川东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川东学生周刊》（后更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周刊》），以“主张公理，排斥强权，改良社会”为宗旨，文章形式活泼，观点锋芒犀利，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深受青年学生欢迎；1921年2月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等创办的《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思想”为宗旨，评论时局、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黑幕”。还有1921年11月由重庆联中校长熊浚发起创刊的《友声》，以“提倡改革旧教育，进行新教育和学问社会化，以启发学生的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为宗旨，在青年和社会中引起过广泛反响。还有1921年上半年由重庆联中学生团体“益社”创办的《渝江评论》，以“切实的批评，作沉痛的呼唤，以求群众的觉醒和社会的改造”为己任，檄文不穷，思想激进，为一般青年学生所推崇。据1920年1月7日，吴玉章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演说时指出：“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查。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53]

　总之，五四运动后，广大青年学生争相购阅和研讨新文化书刊，吸收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启迪了思想，为他们寻求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四川重庆也得到更多的传播，这就为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2、四川何时有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党员？

　　据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驻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信，在上海的革命局“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54]可惜没有列出六个省的省名。而据张太雷于1921年春在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截止于192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党组织（均有选设的委员会）即：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和香港等”。[55]这和此前的几个月前相比，在数字上有了变化，增加了一个省。

　　张太雷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完整的列出了7个省级单位即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东、香港、南京，并对这7个省级党组织作了较详细的说明。[56]关于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他强调：“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工业中心”；而香港组织，“不仅依靠香港三十个工会组织中的十二个，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市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南京组织则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到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有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以及旅日共7个地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6个省加一个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但和张太雷所列出的7个省级单位有所区别，特别是天津、香港、南京没有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显而易见，列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决不仅限于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7个地区。

　　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1936年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回忆》一文提到：“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57]南京、成都和杭州，这些都是没有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地区，却在陈潭秋脑海里留下了印象。成都的这“个别的共产主义者”是谁？陈潭秋没有说，迄今为止的中共四川、重庆党史也没有提及。这使人联想到中共一大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因为没有党员名单，所以无法判断其中是否有四川重庆地区的党员。其它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地区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也无从知晓。

　　但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共195名，其中有四川3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一点[58]。在瞿秋白于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也采取了同样的说法[59]。可见，这是确凿可信的。但迄今为止反映四川、重庆党史的著作中，尚未见到1922年7月已有3名中共党员的记载。[60]

　　现在所列的出席中共二大的12名代表名单中，还有一位姓名不详。有学者通过对四川传播共产主义先躯王右木的研究，提出他可能是出席中共二大代表。王右木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等报刊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0年夏，他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并受陈委托于1920年年底在四川成都创办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订购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还手抄、油印了《共产党宣言》供大家学习。[61]中共二大召开期间，王右木确实在上海。[62]但他在稍晚写给共青团中央的报告中却表示：他抱着很大希望到上海，却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指导，只给了一些青年团的材料。[63]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参加中共二大。那么，会不会有什么特殊原因或忽略了呢？而王右木于1924年在从广州回四川的途中神秘的失踪，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也留下了悬案。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二大即1922年6月前，四川重庆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否则陈独秀不会向共产国际报告。

　　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也应该是存在过。由于条件的限制和消息的闭塞，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后，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还在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1922年春，吴玉章在成都成立了“赤心社”，1923年创刊《赤心评论》。1924年1月12日，“中国青年共产党”（亦称YC团）在成都杨闇公的寓所成立，通过章程和几种决议案，选举吴玉章、杨闇公等6人为负责人。为了罗致人才，吴玉章、杨闇公还成立“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后，还在北京成立“北京YC团”。1924年5月后，吴玉章、杨闇公因受军阀的压制离开成都。1925年2月，吴玉章到北京会见赵世炎，知道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乃坚决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64]

　　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演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和艰辛，但也映射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历史记载并不完整。我们可以相信，历史远不是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更不是有记载的历史可以完全涵盖。

　　3、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的分裂

　　在考察《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报告》时，时常涉及到无政府主义问题。有论者说廖划平是无政府主义者；说他是由重庆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派出的。而廖划平于1931年夏被捕叛变，1949年到台湾，1952年去世，尚未见到其回忆和材料。关于重庆“适社”的性质问题值得讨论。有研究者认为“适社”是一个与重庆社会党支部为基础而成立的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是比较早的。据《自由》1920年第一期所载《支那的无政府运动》介绍， 1914年，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在上海、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五四运动后，“各地方的党人觉得不结合一种坚固并且强大的团体，是不能怎么活动的”，于是，四川的适社和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一样，既做联络机关也注意劳动运动，并同当地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建立了合作共事关系。适社的主持人陈小我还明确主张“安（安那其）布（布尔什维克）合作”。[65]可见，重庆“适社”主张无政府主义，是应该可以肯定的。问题是，能否由此推断和认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

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思潮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最初以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身份开展对华工作、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回国后曾撰写文章介绍中国的革命组织。其中提到：“大同党，它是社会党。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渐渐渗透到这个党内”。[66]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的俞秀松也经历了复杂的、互相交织的一个思想历程。他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对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编者）和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编者），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的确是盲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67]这里实际上比较客观的描述了参加上海早期党组织发起活动的俞秀松等人的思想状况。那并不是一种并不单纯的思想状态。

　　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到中国后，“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系起来”的工作。经过积极努力，他估计召开一次把各革命团体联系起来的“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68]。果然，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见《中国革命问题》第1卷，莫斯科1927年版第228页）。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没有找到。[69]但有学者考察，认为它是一次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大会，大会产生了一个足以显示其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同盟”，但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大会。所以，已经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袁振英，在1920年10月（或11月）写给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封信的信末，自称是“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秘书”。[70]史料证实了社会主义同盟的存在，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关系，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情况。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达广州后也遇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1920年9月成立的广州早期党组织共9人，有7名中国人、2名俄国人，而7名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陈独秀起草的党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于是，他们退出党组织。陈独秀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71]有研究者认为，廖划平在1921年3月9日的信中批评广州的陈独秀，说“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很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于几百年’，你们看他混帐不混帐”。这足以说明廖划平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72]四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比较早，1920年前比较进步的青年如袁诗尧、童庸生、巴金等都曾倾向无政府主义。在重庆、成都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当活跃。[73]这是事实。但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并没有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区共产主义者都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所以才会有一个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才会有共产主义者“在这些共同组织中”的努力，希望通过“有自己的同志进行监督和领导”，“使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我们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一起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扬他们的宗旨和原则，而他们的宗旨和原则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 [74]问题的解决是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75]从此，共产主义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这已经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一年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的思想也不是纯而又纯、凝固不变的，其间的变化极大，分歧、斗争并不鲜见。廖划平到苏俄学习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说明他当时即使信奉无政府主义，也不影响他以后的思想转变，不影响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的认同。有学者指出，《报告》提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坚决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实现这两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摆脱可怕的民主政体。这正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口号。[76]还有学者考察了重庆适社的“意趣与大纲”以及报刊上登载的阐释性文章，认为两者有清楚脉胳可寻及之间的嬗递。[77]但是，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无强权、无国家、无法律、无武力、无私产、无宗教、自由生产、自由消费、智能均等”等要求，在《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并未见到。所以，廖划平也罢，派廖划平到俄国去的是否是重庆适社也罢，不一定仅仅强调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对立的一面，而否定其有过合作的一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尽可能客观、准确的进行认真深入研究，而不轻易否认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轻视其《报告》的价值。

　　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是否是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仅从报告内容看，它和要在中国建立无政府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人说廖划平是由重庆“适社”派出的，而适社是个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廖划平在1921年3月9日信中对陈独秀、布尔什维克主义表现出不恭，说什么：“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很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于几百年’，你们看他混帐不混帐”。[78]骂过陈独秀的廖划平是否与马克思主义誓不两立呢？其实未必。主要是当时中国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包括不少流派，并不是纯而又纯。即使廖划平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足为怪。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活动的俞秀松、袁振英等人，都和无政府主义有过较多接触，多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多种思想观点交织、碰撞的思想历程。所以，不一定仅仅强调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对立的一面，而否定其有过合作的一面；不要简单断言廖划平是无政府主义者，并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排除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之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应尽可能客观、准确的进行认真深入研究，而不轻易否认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轻视其《报告》的价值。

　　四、结论

　　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的关系，有的关系直接、有的关系间接，有的关系紧密、有的不紧密。通过《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远比我们以往理解的党的成立过程更为复杂的历史过程。

　对于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是否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它的出现，说明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种共产主义组织纷纷成立这样的一种趋势，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说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也应运而生。在这些组织中，有的成为了中共前身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成为中共建党源流的一部分；有的则是其成员分别加入中共、书写了中共地方党历史；有些则在中共成立与壮大以后，昙花一现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了。[79]虽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能进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系列，但它“确是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80]，将其列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系列，是名正言顺的，否则不能全面、完整的反映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百川归大海，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朵浪花。完全否认这个组织的存在，或者简单地归入无政府主义组织，恐不适当。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为什么没有象北京和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一样，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供呢？或许是有着多种原因：一是没有能够与上海党的早期发起组及时取得直接关系；二是《报告》送达后，联系人因为各种原因，又失掉了联系；三是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取消了资格。正如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谈到共产国际三大和中国代表团情况时所指出：“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非总能反映组织的现状”。“代表的产生常常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肆虐，联络也因之不畅而造成的”[81]。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象昙花一现，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也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还有许多“细节不详”。难怪有学者称这份报告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司之谜，一道歌德巴赫猜想题” [82]。但我们相信，随着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公布，完全揭开“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真相并非不可能。我们要继续努力收集和挖掘资料，特别是俄罗斯方面的史料；同时解放思想，深化研究。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的还原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副主任、研究员）

　　[1]《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1921年。转引自杨奎松：《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第7页。舒米亚茨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远东全权代表。张太雷，1916年进入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读书。1920年6月参加陈独秀和维金斯基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事宜。不久回到北京，和李大钊、罗章龙等一起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天，经过鲍立威和维经斯基介绍，张太雷来到俄国的伊尔库茨克，参加刚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张太雷6月到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张太雷不在伊尔库茨克期间写的。

　　[2]杨奎松：《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

　　[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9、第29、第29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6]杨奎松：《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

　　[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9]周开庆：《民国刘甫澄先生年谱》，第23—24页。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1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2、第32页。

　　[14]李玲：《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的编译情况》，《中央档案馆丛刊 》1987年 4期。

　　[15]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2期，第3页。

　　[16]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的编者按，《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

　　[17]参见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1996年第2、第3期；杨世元：《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四川党史》1998年第4期。

　　[18]1922年2月，王右木也创办《人声》杂志。地点则在成都。两份刊物各自独立。

[19]廖划平：《俄游通信》，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关于重庆陈小我的资料，有的介绍他又名陈慕勤，是重庆“适社“主持人。据《陈慕勤烈士传略》记载，他在五四运动后在重庆和廖划平等常在一起研究苏联的情况……决定赴俄亲自考察”。他介绍过多起有志青年赴苏。后抛弃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共党员。参见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1996年第2期，第4页；第3期，第25页。

　　[20]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21]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2]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23]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24]廖划平：《俄游通信》，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25]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1996年第2期，第5页。

　　[26]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29]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30]据《任弼时年谱》记载，任弼时和刘少奇等人是前往莫斯科学习的时间是1921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间是同年7月9日。

　　[31]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

　　[32]上海《新闻报》，1920年5月5日。转引自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

　　[33]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转引自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3期，第23页。

　　[34]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7页。转引自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

　　[35]转引自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3期，第22—23页。

　　[36]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

　　[37]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2期，第3—4页。

　　[38]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39]廖划平：《俄游通信》，转引自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41]舒米亚茨基致科别茨基的信（1921年2月26日），《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42]俞鹏飞：《俞秀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的经过和意义》， 《秀柏苍松──俞秀松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43]杨世元：《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四川党史》, 1998年第4期，第29页。

　　[44]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45]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序言。

　　[46]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8页。

　　[47]转引自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2期，第4—5页。

　　[48]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续），《四川党史》, 1996年第3期，第24页。

　　[4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党史》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50]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上（1920年10月？）

　　[5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52]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党史》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53]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2期，第4页。

　　[54]（俄）К·В·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建党的文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页。

　　[5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页。

　　[5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54页。

　　[5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5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59]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60]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党史》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1卷，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征求意见稿。

　　[6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党史》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7页。

　　[62]李黎明、冯铁金《王右木是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

　　[63]四川革命历史资料

　　[64]《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245页。

　　[65]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2期，第6、第7页。

　　[66]转引自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 1996年第3期，第22—23页。

　　[67]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6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6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70]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著：《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7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5页。

　　[72]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第28页。

　　[73]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的编者按，《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