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昆虫记》：价值远未得到足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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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4-7-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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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呕心沥血、花了几乎一生的时间创作的，具体时代大约是在1850到1880年间。期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各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昆虫记》，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经济与科学共同蓬勃的时代，诞生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并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它算是一个奇迹：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乐章。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解释这本书，或许会有新的启发。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重新阅读这部作品，它的价值远远没有得到足够评估，这是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在19世纪之前，历史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记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18世纪这个“理性的时代”探寻到了生态学的两大传统，生态学一直围绕着这两大传统发展。
　　一是以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对待自然的“阿卡狄亚式态度”，具体表现为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的赞美。吉尔伯特·怀特一直在倡导人们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的原始、朴素的感情。
　　二是理性的帝国传统。唐纳德·沃斯特认为这源于基督教的教义：人类是上帝的爱子，自然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同时也向科学“奉献了一幅机械化和技术化了的自然侧面”。这一传统的代表希望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生态学在他们看来是征服生物世界的有力工具。
　　而法布尔身上体现的精神无疑是前者。
　　工业革命开始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如19世纪的巴黎塞纳河污染厉害：工业化的发展、人口的跳跃增加、城市排污系统的缺乏，导致巴黎日常用水很不干净。这个时期也没有建立大规模的用水净化和供应系统。法布尔作为一名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为此忧心痛切。法布尔在书中写到：“巴黎……令人生畏的垃圾……早晚要成为那座特大城市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人们甚至产生这样的疑虑：照此下去，会不会在某一天，土壤中的腐败物质已达到饱和程度，臭气散发出来，将那光明的中心熄灭。”在环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首脑们关注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佩服法布尔的远见。
　　《昆虫记》中，法布尔勾画出生命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由香到臭又由臭到香的过程。他这样盛赞“食粪虫的工业”：“昆虫埋藏了小粪块，日后将有一簇禾本植物因此而长得油绿油绿。一只绵羊经过这里，将这青草叼剪而去。结果，羊的后腿长肉了……食粪昆虫的工业，最终转换成我们餐叉上的一口鲜美的肉。”他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参与生物界与无机环境之间相互转化的，除了人类，还有昆虫、绿色植物和食草动物等。自然界在这些生命各就各位的工作中，有条不紊地保持着自身平衡。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生存发展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既矛盾又协调的整体。这也是一个非常先进而且深刻的理念。
　　书中饱含了作者对弱者、被伤害与被剥夺者的同情，充满了对强权霸权、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鞭笞和抨击。对蝉和蚂蚁关系的翻案就是一个例子。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寓言以为，蝉夏天好吃懒做，到了冬天又奴颜婢膝地向蚂蚁乞求食物，而蚂蚁是勤劳正直的化身。然而，事实真相恰恰相反。法布尔观察发现：其实是蚂蚁强夺了蝉的树汁井，最终乞求食物的是蚂蚁，而那“乐于与受苦者分享利益的”是在传说中一直被视为反面教材的蝉。法布尔对被误解的蝉怀有极大的同情和钟爱──他为弱势群体鸣不平，情感的天平总是向卑贱者一方倾斜。
　　作品在描写埋粪虫时，也包含同样的情感。埋粪虫是昆虫中的“清洁工”，它们将人畜的粪便埋入地下供子女食用，保持了环境的清洁。而人类作为“这持之以恒的净化工作的主要受益者”，不仅不感激，反而向它们投去轻蔑的目光，甚至“用民众俗语给它们起了种种难听的名字”。“这仿佛成了一条规律：做好事的，到头来要受鄙视，背上臭名，挨石头砸，被脚后跟碾得粉身碎骨。……辅助人类工作，却无一不遭到同样的悲惨下场。”法布尔总是由昆虫世界推及人类社会，这也是当时弱肉强食──弱者被欺压凌辱，强者反倒飞扬跋扈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法布尔对飞蝇掠夺隧蜂的描写，更是牵涉到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飞蝇密谋进入隧蜂的巢穴，将卵产在隧蜂的巢里，导致隧蜂卵死亡，而自己则家族兴旺。对此，他写了一段意味深刻的话：“如果上面讲述的只是某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不去重视它：多一只少一只隧蜂，对世界的平衡无足轻重。然而太遗憾了！以各种名目从事掠夺，已经成为芸芸众生之间的既成法则……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类自身，本应超脱这些灾难；却不料在他身上，野兽的贪婪欲望竟表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更有效地掠夺，人类创造了战争这种能将人大规模杀死的艺术”；“邪恶只要一蔓延成大势，可能就变成不治之症了。瞻望未来生活，叫人不寒而栗。”
　　法布尔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忧虑，恰恰成了当今世界的隐患。在这点上，一个昆虫学家的悲悯和急于牟取暴利的贪婪者的疯狂有着云泥之别。为了战争，人们制造了能使生命遭到屠杀式毁灭的武器：原子弹、核武器、生化武器……这些就是人类对于“战争艺术”的伟大发明。从古至今，但凡伟大的科学家都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怀着深切的关注和忧虑。二战期间，两颗原子弹爆炸，死伤无数。后来曾有人问爱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将会使用何种武器？爱因斯坦回答：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使用的武器是石头。爱因斯坦显然预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原子弹将会到处乱飞，我们的星球将遭到空前的巨创甚至是毁灭，从而回到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法布尔拥有的，不只是一个科学家热爱探索的特质，更具有诸神般悲天悯人的远见和博大胸怀。
　　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庆祝活动的开始，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全球变暖，海平面升高，臭氧空洞不断扩大，意味着人们在新时代面临重重危机。这使得生态学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生态学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历史学家对生态学的思考和研究，给人与自然共同的历史──环境史打上了生态学意识的印记，同时为审视生态学发展提供了历史学视角。
　　而这些理论都被一个出身普通的法国农民法布尔提前预料到了。他花费了一生在自己的“荒石园”里挖出一个世界，为昆虫世界歌唱，也为人类社会哀叹。他是“昆虫世界的荷马”，可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极其艰难──“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还常常要忍受教育、科学界权威们的种种漠视和偏见。到了晚年，他被法国文学界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遗憾的是，当诺贝尔奖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的时候，他便与世长辞了。
　　法布尔，比那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更让人怀念：他与他热爱的昆虫，一起永生。马林霄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