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将军”被民进党当局扫地出门？当年他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解救7000英军

新38第一次入缅战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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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团撤退情况（5月11日-6月27日）

绵延曲折的伊洛瓦底江自高黎贡山奔腾而下，在八莫拐了一个弯向西流去，到了卡萨附近又折向南流往曼德勒。卡萨同曼德勒、米内瓦均有铁路、公路相通，作为缅北与缅中之间的交通枢纽，卡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此时担任“内钳”东翼的敌第五十五师团正企图从卡萨渡江与敌第三十三师团夹击中国的第五军和英军。宽阔的伊洛瓦底江将成为中国军队阻挡东路敌军的唯一天然屏障，卡萨的得失决定着西路“国军“的生死存亡。 在大难临头之际，杜聿明将军看中了在仁安羌打出威风的一一三团，点名令一一三团连夜强行军到卡萨去抵挡已抵达伊江东岸的敌第五十五师团２万多机械化部队，并且还要警戒已占领八莫的敌军十八师团的部队(“外钳”东翼)，以便掩护第五军安全向北撤往野人山区。而孙将军深知自仁安羌一战以来一一三团从未好好休息过一天。在他的三个团中数一一三团伤亡最大，兵员最少，在９00余名战斗员中竞有３00余名伤员随团行动。新三十八师巳成孤军，而一一三团更是孤军中的孤军。且他们面前的敌人则更多、更强大，对于一一三团的命运，孙将军十分担忧。所以一到温早，立即派齐学启副师长赶赴卡萨指导一一三团相机行事。 卡萨之战始于5月9日下午2２时，一一三团派出的搜索警戒部队二营五连在伊江东岸与敌军先遗部队发生激战，然后撤回伊江西岸，一一三团全团遂全部进入事先筑好的防御阵地，严阵以待。5时，敌先遣部队从上游渡河，威胁我军左翼，并与一一三团左翼发生激战。７时，敌军集中各种炮火向我方沿江阵地猛烈轰击，接着又用汽艇运输其大部队进行强渡，被一一三团奋力打退。晚上９时至ll时敌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部队强汉，一时汽艇、船只和木筏大为增多，所以一部分滩头阵地一度被敌军占领。战况极为惨烈，一一三团官兵前仆后继，向登岸敌军发起反冲锋，才将敌军赶了回去。就在战斗最激烈之际，齐学启将军赶到火线上，向刘团长等面授机宜，又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夺回滩头阵地的战斗，给一一三团官兵很大鼓舞。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军终于守住了全部阵地，但伤亡也较大。激战之后，齐副师长率领伤兵先行后撤至安全地带。 当时、孙将军与齐将军用无线电通了话，孙将军让齐将军马上回师部，并且约定在10日凌晨３时派车到指定地点接他．但叶遇春副官驾车按时到约定地点去接齐将军时，等了４小时末见齐将军踪影，只得独自返回。孙马上同刘放吾团长通话询问齐副师长去向，刘却回答说，齐已率领伤兵回师部。从此孙将军就再未能见到他这位最亲密的战友。 敌军见一一三团坚守阵地十分顽强。于是在10日那天决定放弃正面强攻，改迂回包抄，１0日晚上，在一一三团阵地的上游和下游又有部分敌军相继渡江，构成了对一一三团的包围态势。刘团长发现敌情变化及时电告了孙将军，孙将军马上电令：“一一三团立即撤离卡萨免作无谓的牺牲。” 于是，一一三团在11日凌晨２时趁敌军不备，连夜向西撤退。配属一一三团的第五军一个炮兵连此时已先行撤走，归还建制。 一一三团行至曼(德勒)密(支那)铁路一车站时遭遇敌人，为避免无谓牺牲，刘团长命一个连佯作本团主力与敌且战且沿铁路北退，诱敌沿铁路去追击，然后伺机向西回到一一三团，团主力当即进入满根山脉。在此之前，刘团长与孙师长电讯联络时，孙将军又告诉刘团长等，一一二团在温早道敌军包围，师部及师之主力正赶住温早，救援一一二团，所以令一一三团不要去米咱会合师之主力，命一一三团独自经印道向旁滨进发，在旁滨会师。并电示刘团避开大路，多走山道小赂，以免被优势之敌发现包围。所以一一三团也穿插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并于5月13日，先于师主力4天抵达清德温江边上的旁滨。不巧那时旁滨临时为日军大部队所占据．一一三团的一名侦察兵也被敌军俘去。因此急忙回到荒山野岭，向北行进，穿过班毛克敌军封锁线，并向沿途缅民扬言要向密支那去追赶第五军。此后，又多次准备横渡清德温江均受敌军阻拦未果。于是一一三团被迫辗转于丛林河谷之间，昼伏夜行，而给养日益困难。22日拟由荷马林渡河，不料此处亦为敌占，不得已渡乌有河继续北上，不幸电台落入河底，虽捞起已损坏，同师部遂失去联系，全团官兵万分焦急。3日后电台始修复，得到孙将军指示返回南先庆再设法渡江。 于是自28日起又转向西南前进，于30日上午抵达南先庆以东的森林地带，该处毛竹甚多，可做竹筏。刘团长一面派出三组便衣侦察队侦察敌情，一面召开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并决定：(一)全团官兵，每人必须伐毛竹一根，准备扎筏，为渡江之用； (二)渡江时６人为一组，水性最好者为组长，以保障疲劳不堪的战士和伤员的安全； (三)派八、九两连至南先庆占领阵地，分别对上、下游方向担任警戒，并负责全团渡江时的掩护任务； (四)班以上干部每人必须绘制一份简要地图，渡江后，即向指定地点前进集结； (五)大家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从官长到士兵的钢铁意志，团结友爱精神；从仁安羌大捷之后，在清德温江之畔，又发出甘愿为国捐躯豪迈壮烈誓言，抒发出壮士们铿锵的豪情壮志，足为后人效法。 经侦察南先庆并无敌情，于是八、九两连先行出发，全团按计划准备就绪后，于傍晚6时半开始渡江。第一营很顺利抵达彼岸，第二营重机枪连渡河时不幸竹筏被大浪打翻，损失了数挺重机枪和十多名战士。至深夜2时，全团所有官兵先后到达指定地点集结，根据各营连统计报告表明，被激流大浪吞噬的人员共计30余名，这是一一三团自仁安羌相卡萨二次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 6月1日黎明，敌军先头部队抵达我军渡河地点南先庆，8时半敌机也飞临上空侦察，据报一般约干余人的日军大队人马，正往一一三团渡河后的集结地点开来，估计下午2时可抵达我军集结地点。 于是全团官兵不顾饥寒疲惫，穿上尚未晾干的军装即向印缅交界的山区进发，登上山颠俯视原先集结的地点，遥见敌军正在疯狂焚烧当地民房。接着雨季来临，部队受整日倾盆大雨之苦，攀山越岭倍感艰难，又因给养不继，全团官兵部忍饥挨俄，病号日增。但奉孙将军之命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所以尽管沿途霍乱盛行，由缅甸逃向印度的难民死于霍乱者横尸遍野，道路为之阻塞，惨不忍睹，但全团官兵无一得霍乱者。不久，孙将军即派担架、骡马运来粮食药品、抬走了伤病员，终于在6月8日抵达印度边境新三十八师临时驻地普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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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4团撤退情况（5月13日-27日）

与温早反击战发生的同时，一一三团于５月11日有被日军包围的趋势，遂奉孙将军命放弃卡萨往西撤退。所以温早反击战结束时，在新三十八师的东面有敌第五十五师团正由东向西尽追一一三团和第五军；南面则有一路尾追而来的敌第三十三师团；西边清德温江一带还有敌第五十六师团在以逸待劳等着拦阻我军；而北面是绝境，又不能去。孙将军清楚地看到，新三十八师已是孤军陷于重围。南、东、西三路敌军总共大约有二个半师团60000余人，兵力１0倍于我；敌人拥有制空权，还有大炮、坦克、摩托化的快速部队；江河中有敌人的巡逻艇；还有遍布缅甸各地的日待缅奸在为敌人提供情报。而我军不仅没有重武器，弹药也所剩不多，且无法补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全师遭到覆灭的厄运。经过推敲孙将军决定：(一)决不跟杜聿明去野人山。 (二)避开敌军主力，然后翻越野人山系南端的巴豆开山到印度英法尔。 (三)必须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到达印度。如果随杜将军去野人山，不仅是自投绝路，而且根本摆脱不了敌第五十五师团和敌第三十三师团两路敌军的夹击，因此，不得不再次违抗上级命令。为此，孙将军两次给重庆的“军委会”去了电报，说明由于往北去的路已被敌第五十五师严密封锁，无法遵照杜聿明将军之命向北撤退到野人山去，新三十八师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向西撤往印度。特向“军委会”请示以免事后追究。“军委会”一直没有回电。 孙将军看到，敌军由于机械化程度高．所以现有公路、铁路都已被敌人牢牢控制，如果沿公路撤退，则必通敌军包围，很难逃脱被歼灭的厄运。唯有走极少有人走的山间小道，并不时故布疑阵，让小部队打着新三十八师的旗号去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新三十八师之所向，方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由于清德温江上游地处山区、西路敌军主要在卡里瓦一带，卡里瓦以北敌人相对绞少。所以孙将军选择旁滨和南先庆为渡河点。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将军料敌如神。正是由于孙将军走了一条投入走过的独辟路径的撤退路线，又作了周密的布置，所以敌人始终弄不明白，曾在仁安羌大显神威的新三十八师究竟到哪里去了。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温早反击战后的新三十八师上来。５月13日晚，孙将军把愚蠢的敌人抛在温早，率部向西进入山地。日夜兼程，往西行进，官兵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做饭。经过一昼夜急行军，14日晚到达品列库附近。16日到达凯蒂，过了凯蒂就走入两边都是悬崖峭壁，险峻至极的山谷，四面没有路径，必须沿峭壁中间的拉马河涉水行走。幸喜是旱季，水不太深，浅的地方还不过膝，深处也只淹到腹部。当时官兵们实在疲困不堪，勉强打起精神在河里走了一天一夜，上岸时，许多人腿脚都被水泡肿了，大家还笑嘻嘻的，互相庆幸，都说假如雨季早到半天，全师官兵就不知有多少人要沉于河底了。上得岸来，发现这里是无入居住的深山区，军用地图不管用了，所带的向导也不认得这一带地形。于是孙将军只好带着尖兵到山的棱线上，借着月光四处探查，就如猎人寻找兽迹一般。在指南针的帮助下，辨认出正确的方向，花了四五个钟头才找到了一条依稀可辨的羊肠小道，于是又沿着这条羊肠小道一路翻山越岭向西偏北方向前进。经过5昼夜的急行军、翻越了祟山峻岭．通过了无数湾河曲径，又转入深山密林，这神出鬼没的行踪，使尾追的敌人无法捉摸，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尽管日军的侦察机也在到处寻找新三十八师的下落，他们根本就想不到新三十八师已到了离清德温江咫尺之遥的地方，何况还有密林掩护。 5月18日傍晚6时抵达清德温江上游的渡口市镇劳滨。先是侦察员送来报告说：(一)据报告，敌利用小汽艇到处扰乱，本日上午有敌兵四五十名分乘小炮舰两艘，有由伊洛瓦底江支流沿清德温江北犯之企图。 (二)本日下午2时，敌机6架轰炸了旁滨以南16公里的渡江码头。 (三)旁滨街市民中混杂有敌人的便衣队，不过目前暂无异动。 (四)船只竹排、民夫及照明器具等一切渡河工具均已准备齐全。 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虽未能查明新三十八师的确切去向，但已怀疑到新三十八师的“失踪”实际上是向西去了，所以加强了清得温江两岸的戒备。孙将军从街市上经过时与当地居民接触，觉察到许多当地居民已被日本人蛊惑，对我显有敌意，少数已成了为虎作张的日寇鹰犬。若在此过夜，很可能会遭到日特缅奸的袭击，同时全师官兵都已疲惫不堪，难以在深夜防备不测。孙将军想，与其在此遭遇不测，不如再忍耐一时，赶快渡过江去再休息。因此孙将军当机立断，决定不在旁滨休息，全师立即渡江，孙将军下达命令，并派遣掩护部队暂留东岸后，就去同当地的县长虚与委蛇，虚张声势，又故作布防模样，以麻痹敌人，滞缓敌人的行动和追击，并震摄一下敌军便衣队和缅奸的蠢动。 19日凌晨４时，师主力已在旁滨渡江完毕，只有工兵营和轴重营因破坏不能带的装具及沿途退路之桥梁等，尚未能到达渡口。所以留下一一二团一营担负掩护任务，孙将军本人也于５时渡江西去。接着就率部向印缅边境急进，并与重庆用无线电报联络，报告部队行止；请示机宜，但始终未得到答复。就在这时，忽然对岸枪声大作，侦察兵报告说旁滨许多居民忽然都换上了白衣与日军便衣队混合、向掩护渡江的一一二团一营袭击。消息传来，已渡江的官兵睡意顿失，官兵们都庆幸的说：“我们的师长真像诸葛亮一样，料事如神。敌人的一切阴谋他都能识破，要不然我们就要以疲师冒背水一战的危险了。” 20日下午．部队到达肇动他，先遗的侦察兵报告说，由米欧提特转进印度的路线不易通行。于是，孙将军决定改由唐海前进。当天下午３时，孙将军在唐海进入巴豆开山前下达了一道命令：(一)师以迅速脱离敌人之目的，即改由唐海经凯伯特、凯宋向印度的英法尔前进； (二)唐海以北无给养，各部须在唐海以南地区充分带足给养。各连以上(师司令部同)至少均应购带黄牛两头，作为动物蛋白质食用， (三)沿途不易雇请到夫子，各部队须自行设法多雇夫子； (四)各团、师司令部及直总部队须随时准备向导，以免迷失路途，失去联络； (五)每到达大休息及宿营之地点师特务连各团特务排须严密巡逻．遇有擅取民众财物之官兵，应即就地枪决，以正军纪； (六)从唐海起及其以西地区霍乱、伤寒、痢疾流行，饮食特别注意，饮水尤须煮开。

当时正值缅甸最酷热季节，每天最高气温可达40℃以上，孙将了防止受霍乱等传染病蔓延，危及部队生存，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宁愿饿死、渴死，绝不取饮山中生水。” 正是这道命令和这个口号，救了全师官兵的命，除一名炊事兵忍耐不住口渴，偷喝了生水结果暴毙于途外，全师官兵无一因病死亡。后来在第二次缅战中、同样是全师身处各种传染病和瘴疫的流行之地，从未发生过部队感染传染病之事。 在旁滨为了接应工兵营和辑重营的一一二团一营，在梁派柱营长的率领下抓紧时间构筑了良好的防御工事。所以19日午后敌军主力追来时，屡次进攻都被我梁营挫败。此时工兵营完成任务后，正朝旁滨渡口撤退．途中遭敌军拦截。工兵营一面英勇反击．一面同梁营以无线电联络，梁营集中全营火力压制该股敌军，敌军受两面夹击被迫退却，工兵营遂得以安全渡过清德温江。 恼羞成怒的敌人遂以猛烈炮火漫无目标地向梁营阵地附近发射１00多发炮弹。我军因有良好工事掩护，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伤亡。20日上午，敌军又转向我右翼迂回，企图在下游渡江，占领西岸，截断梁营的退路。梁营当即把主力转移到下游阵地，予敌以迎头病击。相待到20日下午２时，梁营长得知辑重营已在上游渡江，掩护工作已圆满完成。适天降大雨，于是梁营借雨幕的掩护，强行渡江，循师主力的撤退路线往印度进发。途中曾几次遭遇敌军小部队和便衣队的袭击，均特其歼灭。 据不完全统计，旁滨一战，梁营总共毙敌２00多名。沿清德温江北上的这路敌军入缅以来一直未遇到过对手，这是第一次遭到了沉重打击，领略了新三十八师的厉害。梁营在撤退途中还从小股日军手里救出第五军和英军官兵30余人。27日那天，梁营同辐重营、工兵营在英法尔东南约28里的边境普拉村胜利会师。 6月8日，雨季来临不久，一一三团官兵在卡萨与敌第五十五师团主力激战多日，胜利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在刘放吾团长率领下来到普拉村。至此，全师圆满地完成了突破6万敌军的包围和追击，安全撤退到印度边境的预定目标。

生存还是死亡？──撤退路线之争

关于西路“国军”退往何处的问题，在远征军将领中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司令长官罗卓英的意见是先退到印缅边界再说，因为印度方向没有敌人，背靠印度可以避免中国军队四面受敌的处境。而后再决定是退入印度后绕道(或空运)回国，还是另作打算。但罗卓英未提出实际具体的方案，也未指出应退往什么具体所在，而且印缅边境都是高山密林，无可驻军之所。后来罗卓英带着他的司令部的人员跟着史迪威先期撤往印度。 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则主张退住缅北的野人山去，翻越野人山系东侧的高黎贡山返回滇西。实际上他对野人山地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也未看过有关野人山的史料，仅是看了看军用地图，就草率地作出了这个决定(原先他是想往东撤到滇缅公路去的，在腊戊、八莫、密文那相继陷落后，不得不改变主意)。 孙立人将军则表示支持罗卓英的意见，并加以具体化。他指出：敌军的双重钳形攻势的主力是东边的两双钳，最东边一路敌军当时已逼近中国边城腾冲，很可能长驱直入进入我国云南的怒江河谷一带，因为怒江河谷里尽是难民和败兵，难以扼守，这样，即使能翻越高黎贡山，也被日军挡住去路．困在横断山脉里。从卡萨方向正朝西猛攻的敌第五十五师团又随时可能切断中国军队的去路，把中国军队包围消灭。从军事态势分析，如前所说，往北撤退危险极大。再从地理环境看，诸葛亮在《出师表》上就写着“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就是说我国云南省怒江边城泸水以西都是瘴痢遍地、杳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大军进入这样的绝地，岂能生存？所以，孙将军坚决支持罗卓英总指挥的意见；反对撤往野人山，主张向印度的英法尔地区撤退，退入印度后再考虑回国的问题。 尽管孙将军讲述的理由十分充分而正确，但是杜聿明将军却根本听不进去．拒不采纳部下的合理建议。结果，十万大军入缅，作战不足两月，作战伤亡一万余人，却有近五万人因饥饿疟疾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捡中，生还者仅四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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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撤退情形

回马一枪：温早之战

在此之前的4月30日，即日机轰炸色格那天，孙将军曾驱车到位于依乌的盟军总部面见亚历山大将军，向亚历山大将军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和种种利弊得失，向英方建议：请英方配属新三十八师一部分炮兵和坦克，新三十八师便可以向西对入侵米内瓦的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按这一路敌军(敌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外钳”左翼)参战以来尚未与中国军队接触过，更不知道中国还有橡新三十八师这样能打硬仗的部队。所以必定骄傲自大疏于戒备、对其进行突然袭击，便可将其击溃击伯。使该路敌军不敢过早过快地占据清德温江上的重要渡口卡里瓦，唯有这样盟军方有安全从容地退出缅甸撤往印度的可能。 但此时正如史迪威将军所说：“英军不可战矣！” 所以，尽管亚历山大对孙将军的建议表示赞赏，却婉拒了孙将军的要求，他的理由是：英军已经奉命撤往印度，不便再作攻击的举动；并且山炮和坦克都已后撤，一无汽油，二无给养，不堪再战。不管孙将军再三向他解释：“正是由于此举关系到英军能否安全撤往印度的问题，所以才必须打此仗，不力挫一下敌军的钳形攻势，英军不但撤往印度的退路会被敌人切断，而且可能会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 但孙将军终未能说服亚厉山大。临别时亚历山大说：“再见。” 孙将军却肯定而轻松地说：“欧洲见 (see you m Eurpe)。” 当时战况危急，未来难料，故亚历山大对于孙将军的“欧洲见”毫无信心，末敢应对，不想后来他们二人再次见面果然是在欧洲。由于英国人的自私和心地狭隘以及怯懦，亚历山大没有接受孙将军在撤退中争取主动权的建议，后来果然不出孙将军所料，最西路敌军由于未遭打击，先于英军占领了清德温江重要渡口卡里瓦，将欲渡江西去的英军击溃，使英军的大炮坦克全都丢弃在清德温江东岸。由此可见，孙将军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超人的智慧、洞察力和判断力。当时他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师长，但他胸中装的却是整个缅甸战场，考虑问题也总是看到全局。 新三十八师依照杜军长的命令北撤，于5月8日下午4时到达温早，孙将军命令一一二团暂留温早以阻击自色格尾追上来的敌第三十三师团。新三十八师师部和一一四团继续沿密(支那)曼〔德勒)铁路线转进，于10日傍晚撤至米咱。不久就在温早发生了一场与追敌的殊死搏斗。 孙将军率部刚到米咱不久，第五军联络参谋就前来传达杜军长的命令，命各师长及直属部队长马上到印道的军部开会，恰巧新二十二师廖耀湘将军也乘车来到米咱，于是孙、廖二人一同前往。开会时杜将军把敌情大略通报了一下，此时八莫和密支那均已被日军占领，杜军长原先计划从滇缅公路撤回国内的道路已被切断而无望。敌第五十五师团已追到卡萨，同星夜赶往卡萨的我一一三团正在激战。由于形势紧迫，所以杜宣布已来不及下达详细命令。他一边指着军用地图一边说：一、我军立即离开铁路线，该向西北行进至太柏加附近集结。 二、军部直属部队新二十二师及九十六师均以汽车输送，经印道到满西，然后徒步向太柏家前进； 三、新三十八师徒步断后，以后再向太柏家前进； 四、各部队立即按照指示迅速行动。同时杜将军又重申了他的向北撤往野人山的决定。孙将军返回米咱时已是11日拂晓，接到一一二团自温早发来的紧急电报说：日军下午大举进攻，到晚我被包围，形式危急。

孙将军研究认为，这是敌人企图以优势兵力和在公路上有机械化部队快速行动之利，一举包围并歼灭我一一二团，然后再追击师主力。若不及时回师救援一一二团，则新三十八师必将被敌人逐个消灭。孙将军想，此时新三十八师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一个团在卡萨与20倍于己的敌人苦战，一个团在后面被包围，孙将军心急如焚，想到先哲有言：“幸生不生，必死不死”。若不出奇制胜，结局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毅然决定杀敌人一个回马枪。 遂以一一四团为主力兼程赶回温早去救援一一二团，予敌以重大打击，迟滞其行动后，再按计划撤退。孙将军一面用无线电话通知陈鸣人、一面马上集合队伍，连夜赶回温早，12日拂晓即对包围一一二团之敌发起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一一二团也从包围困冲杀了出来，反把敌寇分割、包围并予以痛歼。孙将军的这一回马枪完全出敌意料，敌人不知此路人马从何而来，败退之师竟如此绕勇，能发挥这样强大攻击威力。敌顿时风声鹤映，草木皆兵。经过一昼夜的血战，毙敌800余人，残敌死命夺路逃审，一一二团安全出围。 5月13日拂晓，敌军又集结大部兵力猛攻我军左翼，把温早通往卡萨、八莫及腊戊的交通线完全切断。其时，其他“国军”已离开印道向北方撤退得很远，于是孙将军趁拂晓昏暗的掩护，率新三十八师开始了向西往印度撤退的征途。在对待撤退的态度上，孙将军同英军恰成鲜明对照。孙将军认为在撤退时必须同敌人争夺主动权。只有在有利时机和有利地点结追敌以沉重打击，方能保证自己安全撤离。正如孙将军的旧部方宁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记述的那样：我们新三十八师殿后,掩护先行部队，抵抗日军的追击，边战边退，不断与敌战斗。有时挖好战壕，布好阵地，等敌来攻；有时埋伏，给追敌来一个奇袭；有时用疑兵，使故不敢穷追；有时反找故打一阵，再向后退。 而英军则相反，他们的兵力数倍于新三十八师，又有足够的重武器。据陈纳德将军回忆录所述：“英军第一装甲师的大部分坦克还都是完好的，但因为没有到印度的通路，都给扔了。如果把这些坦克驶上滇缅路，那它们对中国抗战的价值，真是寸铁寸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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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溃退时弹药狼藉

殿后掩护 尽显铁军本色

孙将军奉命在仁安羌被迫放弃歼灭敌第三十三师团的两个联队的机会后，４月２２日率全师到达巧克巴当。当时综合各方情报得知，仁安羌那两个日军联队已到拼墙河上游两岸，北犯的企图极为积极活跃。但因对我军胜利后突然撤退极感迷惑，以为是故布疑阵、故尚在犹豫不定之中，未敢冒进。孙将军经过研讨之后。决定了我军退却中的作战方针为：“师以决战之目的即在巧克帕当横亘东南一带山地至拼墙河东岸1886高地之线，占领阵地，利用地形引诱敌人至我设伏地带，将其包围而聚歼之。” 旋复策定防御计划，分别指示各部队积极构筑工事，严密警戒。23日我各部队就开始加紧工作，并随时派轻装小部队协同英方配届的第七装甲旅第二坦克营坦克一连，不断向拼墙河方向之敌搜索及袭击。25日午后，英方又配属新三十八师四一四炮兵营野炮一连，于巧克帕当以北布防。就在这天午后，前哨报告敌人先头部队已抵近我阵地，其主力也正在北进之中。我师各部队都已遵照命令处于严阵以待之际，突然又接到英军总部传来的电话命令：放弃巧克帕当，全师后退。 26日子夜一点，孙将军只好发布命令：自２时40分起，开始由巧克柏当向他达乌撤退，如情况所改变．即在中间目的地敏阳附近暂停待命。

27日下午，卫成曼德勒的一一四团两个营也奉命归还新三十八师建制。这时接到盟军总部给予的新任务。 “占领伊洛瓦底江北岸色格一带，掩护英第1军第17师和我国远征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安全撤退。”

在西路盟军撤退中，有两个连奉命在新三十八师主力后面殿后，孙将军一直随这两连撤退。一天，部队又在一个村落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孙将军所在的那个连先冲过村边一座大桥，而叶英周(时任连长)所在的那个连，因日军炮火猛烈，几乎动弹不得，眼看日军增援部队即将抵达，这一连势将陷入重围。此时英军已在桥上敷设了炸 药，准备随时炸桥；英军上校指挥官唯恐日军增援部队抵达，追上英军，拟提前炸桥，企图牺牲掉一连中国官兵，缠住日军，保护自己。孙将军听了，怒不可遏，用英语痛斥英军上校，亲自指挥一个排．留在桥头；以轻重机枪压制敌军，掩护叶连突围；为了防止英军提前炸桥，孙将军还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桥上。他知道英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一连士兵的生命当一回事，但他们不敢炸死一位中国将军。正是由于孙将军站在桥上，英军才未敢提前炸桥就仓皇逃走了，叶连得到孙将军一个排的机枪掩护，同日军激战半小时，叶连损失近1／3，才撤过那４米宽的水泥桥。只见孙将军率领部下，站在桥上，他一手拿着手 枪，一手叉腰，指挥大家快速通过，当最后压阵的叶英周通过时，孙将军问叶：“后面还有没有人了？”叶答：“没有了！”孙将军这才下令炸桥。 试问：在“国军”中还有哪个将军肯为一连普通士兵甘冒生命危险，站在随时可能被炸毁的危桥上呢？“国军”中还有哪位将军肯为掩护一连普通士兵的突围。而甘冒此风险呢?像这样一位对部下披肝沥胆的将军，怎能不受部下的绝对爱戴相信赖呢? 由于汽车奇缺，所以只有少数伤病员轮流乘坐汽车，大部分官兵仍徒步向色格方面转进。28日新三十八师全师渡过伊洛瓦底江抵达北岸。当晚孙将军在色格师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传达敌情、做出抉择。当时的敌我军事态势是：敌军分四路向北挺进，最东路敌军利用土人向导由棠吉东侧向北直插腊戍、西堡。此股敌军最为强大，是敌“外钳”的右翼（５６师团），盟军让第五军的第二OO师和第六军的主力在眉苗以东地带企图挡住这股强敌但未能成功，29日下午，此路敌军就攻陷了腊戍。敌军“外钳”的左翼（18师团）此时正沿伊洛瓦底江和清德温江(两江在敏阳附近汇合)以西悄悄地沿清德温江西岸北上，企图切断英军和中国军队的退路。敌军的“内钳“左翼（33师团）就是从仁安羌一路向东北方向进犯的敌第三十三师团全部，此时即将同新三十八师在色格厨厮杀的，又是这个老冤家。敌军“内钳”的右翼（55师团）则是沿铁道线北上进攻曼德勒，然后经受镕勒沿伊洛瓦底江东测北上，攻向卡萨，后来与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卡萨苦战多日的，就是这一路敌军。 此时守曼德勒的是第五军新二十二师，腊戍失陷后该师主动放弃曼城，于曼城以北渡过伊江追赶第五军军部。作为殿后部队，孙立人将军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宣布：“决心在色格附近作持久防御，以达成掩护友军安全撤退的任务。” 随即全师在辛蔑、色格、依局威斯杰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在新三十八师右翼(西侧)的是英军第一师(即新三十八师从仁安羌营救出来的那个师)。孙将军命令一一二团负责将伊江、色格一带上、下游所有船只悉数征集，以免敌人利用。并命一一二团派出侦探组，往上游曼城以北沿江一带搜索敌情，防备敌军“内钳”右翼的那一路敌军(第五十五师团)在曼城以北渡江从背后来夹击我军。孙将军预见到敌军肯定会利用其制空权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并且敌军不仅兵力四五倍于我，且有大批坦克，所以命令各部为了防空尽量多设伪装，在不妨碍指挥的前提下，尽量设法把兵力疏散；为了防坦克尽量就近征用材料多设置障碍物，为了便于将已占领滩头阵地的敌军反击下去，阵地必须加大纵深，一定要在第一线阵地后面构筑预备阵地。他还担心英军第一师抵挡不住，所以让骑兵连位于师的右翼，向英军驻守的方向警戒。让英方配属的炮兵连于色格主要阵地的西北方构筑阵地，须集中火力于沿江两岸地区。让英方配属的反坦克炮队的1/２在大铁桥附近占领阵地，其余1／2由师司令部控制。英方配属的坦克连位于师司令部后方，待机与反冲锋部队一起出动对敌包围加以歼灭。给养由英方供给，但作战时须准备给养十日份。工事限一日完成，先完成各个立射掩体及交通壕，尔后逐步增强并完善防御体系。各团营官兵在29日基本上按孙将军的要求完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来孙将军总结经验时说：“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经验，值得记下来，就是河川防御利用工事极为重要，阵地两翼尤须注意。要能钳制各主要渡口，长时间之掩护部队尤然。须如此才可以提高士气．增强胆量，不论敌人炮火如何猛烈，都无法施展其伎。” ４月30日，敌机36架飞到色格新三十八师阵地上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由于孙将军的英明预见，早作防范，尽管阵地被炸得干坑百孔，我军兵力的损失甚微。5月2日，北撤盟军全部渡过伊洛瓦底江。最后一部渡江的是第五军第九十六师的追击炮连和机枪连的收容队。渡江甫过一半，就遭到敌军便衣谍报队的袭击。接着敌军先头部队也到达彼岸，同新三十八师掩护部队展开了激战。经过这场较量，敌军大部被歼。敌军指挥官才得知据守色格的就是新三十八师的主力。该师在仁安羌令他们死伤一干余众，丢盔弃甲、狼狈溃逃。所以此后十分小心不敢冒进，只是用飞机炸，大炮轰。盟军主力已远撤，敌人又丢下数百具尸体，新三十八师在圆满完成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后，于4日傍晚撤离色格，5日中午到达他他坪。 此时，新三十八师才奉命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旋又接到杜聿明的命令，令一一三团立即星夜驰赴卡萨，阻击由同古、曼德勒沿伊洛瓦底江东侧北上的敌第五十五师团(敌“内钳”东翼)，并监视八莫方向的敌军主力(“外钳”东翼)。新三十八师主力继续北撤至温早，以掩护第五军向东北密支那方向撤退。接到命令后孙将军立即驱车赶到在瑞波的第五军司令部面见杜将军，向杜报告了部队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一一三团自仁安羌一役以来连日征战末获休息，实在已疲惫不堪，并且该团有300名伤员随部队行动，而一切运输工具现在都在军部的掌握下，所以恳请杜将军调拨几辆汽车运伤兵。杜军长认定在仁安羌作战勇猛无比的一一三团，可以在卡萨利用伊江岸线阻击敌第五十五师团；新三十八师其余部队需要对付尾迫不舍的敌第三十三师团，所以不肯改变韧哀。至于调拨车辆运送伤员之事，杜军长一口回绝，说因部队撤退，所有车辆均已调用一空，无法调拨。出了军部后，孙将军不经意地询问军部附近停得到处都是大卡车的司机：“车上装的都是什么？” 司机们见他是中将军衔的将官，不敢隐瞒，遂回说：“车上装的都是沿途搜来的药品、照相器材等国内奇缺的紧俏商品，现在奉命开往密支那。” 对此孙将军只能昂首对天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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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仓惶撤出曼德勒情形，而此时38师正在殿后浴血奋战

　　当时，虽然孙将军指挥的队伍仅一一二和一一三团，且兵力不过三干，而敌两个联队有七干左右（敌在油田区争夺战中伤亡一千多人，二十日晚又有一千余人增援），但鉴于经孙将军严格训练的部队惯于长夜战近战，人人都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实力（根据新三十八师第二次入缅抗战两年的经验，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大约是日军的三倍左右，历来都是以少胜多），加上一一二团两干官兵部是生力军，一一三团官兵虽已疲惫，但因打了大胜仗，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勇不可挡，且一一四团的两个营正奉命进来增援，已在途小。敌人虽多、火力虽据、又有空军支援，但已苦战十三个小时，打了败仗，是一支疲惫之师。所处地理位置与心态又不好，所以孙将军三干勇士一鼓作气，定可消灭此敌，把敌人的双重钳形攻势中，西边的这支“钳”卡断。本来，裁堵东路日军的任务应当由作为远征军总预备队的张轸那两个师来承担，只因张轸那两师部队实在太不堪一击，远征军总部不得不命令从同古撤下的戴安澜的二OO师，去东翼挽救棠吉的败局，造成中路空虚，促使亚历山大签发了这样一道本不该发布的命令。使比第一次大捷更为值得欢掀鼓舞、战果更为辉煌的另一个“仁安羌大捷”胎死腹中。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
　　仁安羌一战不但表明中国军队中有象新三十八师这样训练有素、士气旺盛的劲旅，有像孙立人这样判断力超群、深谋远虑和坚毅果断的出类拔萃的将才；也表明在新二十八师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官兵身上具有中国的传统美德，义薄云天、侠骨挣锑，舍已救人，不背盟信。在第一次缅战中孙立人有两次“抗命”的记录，第一次“抗命”创造了仁安羌大捷，挽救了七干英军的生命，使盟军的西翼免道崩溃；第二次“抗命”是后来未按杜聿明军长命令将新于十八师带进野人山，使该师免遭像第五军那样的厄运，全师（欠一一四团一营）完整地撤入印度，播下了第二次缅战大获全胜，修筑和打通中印公路的种子，井使盟国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
　　仁安羌大捷是第一次缅战中盟军公认的唯一胜利，孙立人将军也因之成为威名远播的真正英雄。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窦恩曾记述：
　　“一向目中无人的史迪威对孙立人将军备加赞许，他骄傲地说：“好得很，这家伙太有种了，又不怕打仗，一个货真价实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孙立人，我希望英国人永远记住孙立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被一一三团救出来的各国记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报道了中国军队英勇无比，战胜七倍于己的敌人的经过。包括大英帝国路透社记者在内的各国记者，都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中、英、日军在同一时间、同战场所做的第一次较量，结果中国赢得胜利。
　　有位美国作家甚至写了一本《同史迪威撤退》的书，其中第二章第八节即以“中国人万岁”为题，盛赞新三十八师的仁安羌大捷。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唯有英国官方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与世界各国舆论唱反调。史迪威的总指挥部为了顾全英国人的脸面，在例行发表的一份公报中说：“四月十九日中国远征军曾经攻克油田区”。但就连这样一段不痛不痒的文字，亚历山大总司令也根本不准在印、缅传播，而是另发表了一份抹杀事实的公报称：“英国军队自己从困难环
　　境中解救了出来”。而在私下，亚历山大和史利姆二将军又柳以个人名义在五月三日各派专人给孙将军送来“感谢信”，并代表英里向孙将军颁发“英帝国司令勋章”
　　亚历山大和史利姆的信译文如下：
　　孙师长将军麾下：
　　我代表我军第一军及其他英命国军队对阁下热诚及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忱。本人本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勋章”尤感欣慰。因阁下受命掩护贵国第五军之故，木得盘桓，殊以为憾J送祝间下及无比之贵新三十八师康泰百益。──亚历山大
　　孙师长将军勋鉴：
　　欣喜亚历山大上将已代表英皇蹭阁下以“英命国司令”荣誉勋章，借兹表扬。阁下对鄙第一军无价之援助。为此敬请接受本人及鄙军全体官兵之衷心感谢敬贺。在未将该勋章本上之前，谨先将该勋章之纪带本呈，敬乞佩带为幸。谨此再申谢忱，并代表全体官兵致意。──史利姆
　　收到亚历山大和史利姆的信后，孙将军向全师官兵作了宣读，并说：“勋章的授予，是全体官兵的光荣，尤其是死伤的同胞，以血肉之躯换来的光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军官第一次以战功获得外国的勋章，而是表现了中国和盟军第一次并肩作战所付出的血汗和舍己救人、不背盟信的中国精神，这—精神已得到了公平的评价。
　　就在我最后完稿之际，原新一军中校军医卞声宏先生（定居纽约）又给我寄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一九九二年四月下旬的一份剪报，上面赫然刊登了该报记者沈正柔的洛杉矾专访；“仁安羌战役五十周年纪食，英国军民不忘救援之恩，撤切尔向刘放吾致谢”，报道说，四月上旬，在原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拉菲尔博士的安排下，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接贝新二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目前定居在美国洛杉矾的九十三岁高龄的刘放吾将军及其次子刘伟民。撤切尔夫人见到刘放吾先生后，立即快步向前握住刘将军的手，段殷致意，说：“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坐下来听你详细述说当年怎样打赢仁安羌战役的。”“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英勇故事，当年你不但救了七十多名英国人的性命，同时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
　　可见孙将军指挥的仁安羌大捷今天仍深探铭记在英国朗野和人民的心目中，是永载史册的英雄史诗的。仁安羌大捷对于孙立人将军本人和新三十八师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孙立人超人的军事指挥天才被当局漠视、压制、埋没的。新三十八师一直被蒋介石和军事当局视为“杂牌”军，企图一口“吞并”。入缅之韧也被分割使用。自从仁安羌一役打出威风之后，才令人刮目相看，才如破笼而出的仙鹤那样“三年不鸣，一呜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也正是由于有了仁安羌大捷，所以才有可能在日后成立以新三十八师为主力的中国驻印军，为反攻并收复北缅，击灭日军五个师团和一个旅团，修筑并开通中印公路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使孙立人将军能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将，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战场上。
　　在仁安羌一役中壮烈殉国的烈士张琦是湖南人，盟军当局感念张琦营长的功绩，一九四二年初向孙将军授勋的同时，持追赠“银星勋章”一座，由孙将军代为领取保存。近半个世纪里，孙将军一直在寻觅张琦营长的家属，未尝一日释怀。直到一九八八年夏末，孙将军旧属蒋元（台湾）与胡德华（澳大利亚）二位先生，在报上看到孙将军以“张琦勋章未能发出”为念的消息，先后主动写信到湖南祁阳县政府和公安局，并嘱故乡亲友（蒋元是祁阳人）查询张琦遗属与家庭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张琦的父母早已亡故，有独生女张锦兰，嫁婿杨得规，现在祁阳县标准计量管理所工作，系科技人员。孙立人将军郑重表示：“张琦是抗日殉国的军人，荣获盟国追赠‘银星勋章’一座，这是国家的荣誉，迄未颁赠给张琦的亲属，希望台湾‘国防部’将张营长列入忠烈阔祭把，颁发褒扬令，颁一次抚恤金，并派人去香港将勋章转颁给张营长亲属。”
　　上述四项要求虽经台湾《中国时报》刊登及蒋元多次向台湾“国防部”申请，但是，除列入忠烈词奉把一项外，其余均未照准。故孙将军持竭力为张琦烈士遗孤筹集生活补助金，最后只好委托蒋元回大陆探亲时将勋章带回，转颁给张营长独生女张锦兰。孙将军自愧有欠隆重，故为张琦撰文立碑，并题：精忠报国，严于律已，勇于任事，绝甘分少，感怀畴昔，不禁老泪渍纹也。

仁安羌大捷 二战胜利以后，国内外涉及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的书刊，多与事实不符，如英军将领史利姆著《反败为胜》，按其说法，是英国既供给一—三团坦克，装甲车，又支援了炮兵，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上校团长刘放吾又接受了英国将军指挥的“命令”，而当时亲率一一三团直接指挥仁安羌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的姓名竟被取消了，……甚至有以写军事纪实文学的名义的作者硬说孙将军的抗命，是“追随”、“投靠”洋人史迪威，“渴望获得美国将军的庇护’”等等，皆背离史实，进行虚构，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将所著《鹰扬国威》中有关记述仁安羌战役的真相转载于后。（本文原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应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纪念孙立人文集》的征文寄发迟了，该文集已交出版社付印故末被刊行）。

奉命参加远征军序列、入缅抗日的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于三月二十七日晨，才乘汽车离开云南多广，循滇缅公路开赴缅甸东北重镇腊成，并立刻接受守卫腊戊飞机场的任务。四月七日，除奉命留下一一四团一营(彭克立营)兵力守卫脂戊机场外，全师开赴已成废墟的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的古都和第二大城市，因曼德勒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所以缅甸有句名谚语：“条条道路通曼城”。由于日特和缅奸破坏了曼城的警报系统，所以，四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大队日本飞机轰炸了曼德勒，引起一场空前大火，除旧王宫以外，全城民宅多系竹木瓦片构成(故曼城又有瓦城之称)，几乎全部被焚毁。趁着大火和一片混乱之际，日特缅奸又袭击了英军仓库、医院、中国远征军伤兵医院以及一些华桥商店住宅，杀了许多中国的伤兵和侨胞。 新三十八师在大火中开进曼城后，立即发布中、英、缅三国文字的安民告示，组织消防队全力扑灭仍在燃烧的大火；颁布戒严令，清除道路污垢瓦砾，掩埋尸体，控制瘟疫发生；管制交通工具，收集交通机构技术人员，并恢复交通。又由师政治部指挥，华侨协助，组成便衣侦探队以便镇压日特缅奸，张贴“中国军队救助一切受灾的缅甸人民”、“中国缅甸是兄弟之邦”等标语，让侨胞集中居住加以保护；同时抓紧时间按照孙将军提出的“能防空、能防雨、能抗毒、能持久”的原则，构筑曼城的防御体系。 蒋介石先生与史迪威、罗卓英等于四月九日来曼城视察，赞同孙立人的作法，因英国亚历山大将军迟迟对曼城的防御不发布命令，也不做出任何决定，而曼城人民反英情绪高涨，英国当局已完全失去对曼城的控制，所以，蒋介石先生遂任命孙立人为曼城的卫戊司令。孙接受此职后，即派人去四乡宣传招抚，并在曼城四郊设立难民登记站，对归来的难民发给卢比和粮食，召回了不少曼城出逃的居民，仅一星期，曼城便略复市容。曼城初安之际，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孙部又奉罗卓英总指挥之命，派遣一一二和一一三团分别由齐学启副师长率领，开赴曼城西南一百五十公里之遥的纳持曼克和巧克巴当布防，以策应西翼位于阿南苗至马革威一线的英军，并掩护位于平蛮纳一带的第五军的侧翼。此时，曼城守军只剩下一一四团的第二和第三两营(一营留腊戍守卫机场)，孙立人员不愿看到他的部队被分割使用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当时的情况正如孙立人将军在《回忆录》中所说：“本师已成为四分五裂、兵力分散的局面；一一二团与一一三团布防地点均离开曼德勒师部一百五十公里之遥，万一有情况，已失去了指挥之效了，我当时最大的顾虑就是怕总指挥部把部队分隔使用，剪成片片，这是兵家的大忌”。但日军看到第五军英勇善战，而英军斗志已丧失殆尽，所以，便以近两个师团的兵力去打击英军。当一一二和一一三团到达指定位置时，英军早已于十四日开始从阿南苗、马革威不战而弃守，向以北的仁安羌撤退。就在这自动北撤的过程中，英军第一师七干多人及部分战车和轻重部队于四月十六日被日军三十三师团两个联队包围在仁安羌地区。 仁安羌在马革威之北三十五英里，西濒伊格瓦底江，北临拼墙河，东有小山、丛莽、沟空及油田，并有通曼城公路横贯其间，在地形上看是比较有利于防御的。仁安羌油田当时是缅甸最大的油田，又是伊洛瓦底江流域各城镇的总发电基地。日军早把仁安羌油田视为囊中之物而不予轰炸，英军则因溃败得太快，只顾逃命，根本末想到破坏油田。日军看到英军有意在仁安羌固守，就派出两个联队（旅）的强大兵力跟着英军紧迫不舍，并飞速迂回包抄，于十六日率先占领了油田，切断英军退路，将英军第一师和坦克营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市镇地区，同时还派出一个大队(团)兵力抢占了拼墙河北岸的渡口一带，企图阻击对英军的救援部队。 四月十六日英军被围，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弹尽粮绝，最后水源亦被切断。英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向英军第一军团长史利姆中将频频告急，史利姆只有连连向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求援。罗卓英总指挥于十八日下午五时下令，命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率领驻在巧克巴当的一一三团就近立即星夜驰援英军，而命令孙立人仍以曼德勒卫成司令身份坐守空城，这一决定既欠考虑，也不明智，且蕴含着极大危险。 很明显地，罗卓英考虑到敌军兵力强大，对于英军的救援只是故作一番姿态，企图以一一三团应付一下，保存中国军队的实力，并没有想到英军的死活。而孙立人则不然，他从缅甸战局的全局着眼，认为英军的西翼一旦被日军攻破，出现一个缺口，则中国军队的阵脚也必大乱，而且中国军队入缅抗战同样要播仁义于异邦的，不能不管他人的死活。孙立人还担心自己这个不足额的一一三团钻进日军两个联队中去能否生还的问题。尽管他最为信任齐副师长，但齐学启毕竟是孙的副手，在关键的决策上，副手是不能象主官那样果断地下决心的。很清楚地，如果让一个团长带领这个缺员的团去营救英军，绝对不会成功，不是被歼，就是知难而退；齐与孙是在清华的多年同届好友，生死之交，岂能叫齐副师长替自己冒此天大的风险?何况孙已成竹在胸，唯有他亲自去指挥，才有成功的可能。

他先打电话向罗卓英总指挥申诉己见，要求改派他亲自指挥一一三团去营救被围困的英军，但遭到拒绝。此时孙焦急万分，电话不准，随决定亲闯远征军司令部。他驱车去位于纳特曼克以南三十公里的飘背远征军总指挥部，求见罗卓英总指挥。到达时，已是当晚九时，不料罗已入睡，孙只能见到罗的参谋长杨业孔少将。孙立人以充足的理由希望能说服杨参谋长，但杨却冷冷地说：“既然上面已决定了，就不必再多说了。”孙看了看手表已是晚十点多了，心里万分着急，又跟杨说，这是孤注一掷的局面，他非去不可，不能允许有丝毫的迟疑和差错而影响大局，虽然任务艰险，他自信亲率干余袍泽是定能杀敌致果。但不管孙如何费尽口舌，杨业孔断然不肯承担这个责任。一直磨到后半夜两点十分，孙对杨说：“如果参谋长不肯负责，那我自己负责，不过请你明天报告总指挥官，就说按照目前局势，我势在必行。孙子说：‘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要接受，责任问题只有等任务完成之后再来承担。”说毕、孙就起身告辞，驱车去追赶已从巧克柏当徒步向三十五英里以外仁安羌疾行的一一三团。十九日凌晨四时许，追上了这支只有战斗员一一二一名的英雄部队。孙将军找到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上校，对他说：“援救英军的任务非常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是一一三团兵力有限，面对在质量上数量上强大之敌，只要发挥我军的优势，战胜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有利于我之点，就是英军节节不战自退。日军不战而捷，如入无人之境，胜而骄，必会对拼墙河一带及其阵地疏于警戒。我们可以利用平时训练所熟悉的战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所谓“我们熟悉的战法”就是新二十八师从税警四团时训练和养成的看家本领，即夜战、近战、劈刺格斗战、射必准确、弹无虚发，敌以胜利者的姿态，包围、迫歼英军之际，必对我掉以轻心，根据“兵之情主速”的教导，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敌阵，打他个措手不及，逼其进行近战肉搏，并以班组小股兵力到处突击、打了就走，乱其军心，使敌一时无法判断我之实力。所谓我们的优势就是把距离拉近，使其重武器不能发挥作用。他对刘又说：“我们要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一当十的雄心，慎谋善断的智慧，隐蔽我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摧毁当面之敌。”全团官兵见孙将军赶来亲自指挥，喜出望外，军心大振，个个都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出新三十八师的威风，为国争光，一定完成营救英军的光荣任务。 十九日凌晨四点半，一—三团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已就绪之后，避开拼墙河西侧渡口，从东侧偷渡成功。果不出孙将军所料，敌竞疏于防范，拂晓时前锋已迫近敌阵，利用凌晨天色昏暗，对日军突然展开猛烈攻击。经过—个多小时(即清晨六时许)的激战，我右翼部队即已将敌第一线阵地完全占领，并利用敌阵地作为掩护，袭击来援之敌，旋即进入山地搜索攻击。此时敌寇大股援军，包括扼守拼堵河渡口的一大队敌军，赶到现场，集中火炮向我军猛轰，以致我既得之阵地屡失屡得、反复争夺，肉搏格斗极为激烈。在敌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为了防备敌人侦知我军仅一千余人，孙将军指示部下，以各种手段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到处于扰，分散敌人的兵力，莫知我之虚实。我主攻部队利用迫击炮及轻、重机枪为掩护，反复肉搏冲杀，我官兵以—校无前压倒一切的锐气，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宫长更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第三营营长张琦奉命率部增援左翼阵地，向敌施行包围攻击，他奋勇冲在员前面。突然，日军事先午三时救出被日军俘虏去的美国博教士、外国教师和世界各国驻缅甸的新闻记者五百余人。当时有些坚固建筑物里面还有少数敌人负隅顽抗，孙将军下令命刘放吾团长，一面肃清残敌，一面固守要点，不得稍有松懈。这样从凌晨四时半到下午六时许，仅花了十三个小时半就击溃日军两个联队，并把被围困的英军七干多人解救出来，从我军右翼向拼墙河北岸陆续安全退出。孙将军所部还将被日军抢去的英方战车和轴里汽车一百余辆夺回，交还了英方。 被救出的英军早已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在渡过拼墙河北岸时，一个个都向守卫在河岸的我军战士竖起大拇指，并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军队万岁！”与我军官兵热烈拥抱。仁安羌一役，我军仅以战斗员一一二一名的一一三团，与七倍于我之敌军三十三师团的二一四和二一五两个联队主力激战，为国捐躯的官兵计二百零四名，负伤者三百一十八名，几占全团战斗力的一半。但我军却击毙、击伤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一千多人，并且挽救了七干多英军的生命，这—牺牲的代价是很值得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最著名的范例。这一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盟军的士气，并且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实力也第一次为盟军高层指挥官所认识。 正当大家吹呼之际，孙将军却正忙于考虑下一步行动，无暇与英国军官们寒喧。此时孙将军心里充满了无限惆怅，因为他手中兵力太少，英军早已溃不成军，不能再战，遂不得不撤向敏阳集结休整，而孙将军后续部队尚未到达。 二十日上午，敌军约四百余人突来袭击我军左翼，试图窥探我军动向，被我军击退。当天晚上陈鸣人团长率一一二团赶到，孙立人将军当即下令：“师以一一二团为主力，于十二一日拂晓，施行果敢攻击，向敌右翼包围，断其后路，压迫敌人于伊江东岸，一举而消灭之。” 作此决定后，孙将军即于子夜十二点下达攻击命令，命陈鸣人、刘放吾两位团长立即利用黑夜掩护，悄悄迈近敌阵，于拂晓前开始进攻。命令发出去仅半小时，陈、刘二位团长均以电话报告：“一切准备妥当，十分钟后即可开始行动”。但就在此时，英军罗伯逊上尉突然来到孙的指挥所，送给孙一道取消这次歼灭战的命令。命令大意是：因东路日军突破第六军防线，第五军已抽调二OO师赶赴棠吉。为了不影响巧克巴当会战，命孙师速回巧克巴当地区待命。就这样，使箭已在弦之际，孙将军只得以沉痛的心情电今各部队停止攻击。

　　这里我摘抄一段孙立人将军以极端悲愤的心情写下的回忆录，从这段可悲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孙立人将军所率领的新三十八师赢得入缅抗战的机会是何等不易。
　　孙将军的回忆录写道：
　　１２月１５日（指１９４１年），本总队接到财政部的命令，说奉层峰的命令成立缉私署，由戴笠兼任署长。我接到这个命令时，真是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曰事。但我直觉中认为这一定是有人作祟。接着第二逼命令就是戴笠派人到都匀实地校阅缉私总队，校阅委员共有２５位之多，官派十足，如同钦差大臣来巡察。我们把校阅程序排定之后。他们总是多方挑剔。当战斗教练团对抗开始时，我们给校阅官准备７马匹，但是他们不要，并说，他们坐轿子坐惯了，没有轿子至少坐滑竿也好，真令我们啼笑皆非。这还是头一次听说阅兵的校阅官要坐滑竿的。
　　他们既有无上的权威，我们只好给他们准备了滑竿。中途，我们正在崇山峻岭之间，校阅官好像看得不耐烦，虽然再三的向他们讲解演习的经过，他们却说：
　　“你们训练这些干什么？你们又不是作战部队，你们只是缉私税警。”
　　我当时就很不客气的说：
　　“虽然我们是缉私为名，但实际上我们是作战部队。抗战，出生入死，有我们的份，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将事实抹煞的，况且现在国家危急，正在与敌作生死之战，需要能征惯战的部队。我们作此训练有什么不对呀？”
　　当时大家很不愉快的勉强中止了战斗演习。这些校阅官，由言谈及各种举止看来，都是做官有道，不知军事训练为何物。但我还是忍气吞声的敷衍他们，尽量不使他们难堪。吃饭的时候，我们官兵向例都是一样的大锅菜，为了他们却破例供应羊羔美酒招待。他们校阅了２０几天，皮毛细微，不切实际，以搞情报的姿态来校阅部队，其来意不善，居心不良，可以想见。
　　他们回到重庆，不到半个月，上面就有批示下来，说根据校阅报告，缉私总队纪律荡然，毫无中心思想，训练也不切实际，着即交缉私署严加整顿。我早就料到有这一招了。当时我和齐副总队长学启商量这件事，认为下一招就是要吃掉这个部队了。国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大敌当前，这样一支训练精良的劲旅，求都求之不得，怎么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不是替敌人来毁灭自己，与汉奸有什么两样？无异是秦侩的化身！我决定到重庆去打听事实真相，以便争个是非曲直。
　　民国三十一年（即１９４２年）元月５日、内人看我急着要到重庆去，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她也就跟着我去了。
　　到了重庆，我就去找宋部长，不巧宋先生正在美国华盛顿开会，我只好去见孔院长、把情形给他报告了之后，他说：
　　“
　　是啊，这是委员长下的条子，要把缉私总队归戴笠整训，没有办法。”
　　我问孔院长：“手谕是不是还在院长这里？”
　　他说：“是，还没有发下去，但是也不能压得太久了。”
　　我跟他说：“院长为什么不把实际情形告诉委员长呢？”我把校阅的实际情形报告了孔院长，并说：
　　“这种颠倒黑白的汇报，使我认为都是奸人作祟搞的特务行为，看到有部队训练好了就想据为已有，这是他们一惯的作风！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只为自己打算，是不是一定要弄到把国家亡于异族，也亡于家奴，才界甘心？我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我敢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全国第一流的，不管哪一方面都是最好的，如果这样随随便便交给一个搞军事情报的，会给糟蹋掉，最起码首先就给官兵一个太大的打击，认为国家没有是非，黑暗这项，太危险断了。”
　　孔院长听了我的话，叹了一口气说；
　　“我是知道你的，我也跟委员长说了你是非常的能干，在上海作战负伤，你的部队在上海成绩如何好，所以才叫你成立缉私部队，并说你现在训练非常努力，也提到你在南昌行营三、四十个师、一百多个团举行射击比赛，你的团得到冠军，蒙委员长发给银杯。但是委员长却一再否认说：没有，没有，他没有得到冠军。”
　　听了孔院长这番解说，知道他为此事已仁至义尽，无能为力了。我只向他要求，请他为国家，也为缉私总队全体官兵着想，暂时把这个手令压几天，让我找机会向其他单位想想办法。他说：
　　“好，那就去办吧。”
　　我从行政院出来就去看办公室主任贺耀祖。把经过情形跟他叙述了一番。他很表同情，但他说：
　　“这条子已经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
　　我接着又去看军令部厅长刘为章，把情形给他讲了，他说：
　　“他条子已经下了，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跟他说：“国家正需要作战部队，急如星火，为什么把这样好的一支队伍葬送在‘缉私’上面了”他表
　　示赞成我的意见，但是已成定局的事实，他也没有法子可想。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位清华的同学何浩若，他人很能干，N0rwich军校毕业，又是经济学博士，文武全才，我知道他是走戴签这条门路的，我去找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可想。我把情形讲了后，由于我们平时很要好，他立截了当的跟我说：
　　“这还有什么话说，就交给我好了。”
　　但是我心里想：我真笨啊，我找他不是与虎谋皮吗？如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是走投无路。
　　有一天，内人看我烦闷，她就要我到郊外走走，兼散心，到胜观洞去玩，其实我哪里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也就跟她出去走走，排遣一下烦闷的心情。到了那儿，见地方很小，风景却不错，石洞很深，内有观音铜像。内人去烧了香，求了一个签并作例行祷告，同时她还要我也烧了一柱香，诚心试意的向观音菩萨求一个签。于是我仰首问苍天，很诚心的抽了签，想不到这支竟是上上签，大吉大利。签文的大意是说，你现在好比是只仙鹤团在笼子里，有朝一日，你会破笼而出，远走高飞，鹏程万里。这支签给了我很多鼓励，使我想到事在人为，不管怎么样，都该奋斗到底，到最后绝望时，犯颜直谏，为国家命脉，民族正义
　　而殉道，亦在所不惜，这是我当时的决心。
　　不久我在报上看到日军于元月20日，开始越过泰国边境，进入缅甸。同时英国要我国派兵支援的报道。我心里想，也许是机会来了。当时的国内已是山穷水尽，内无可用之兵，外无可来之援；缅甸与我们息息相关，是外援补给的一大动脉，万一缅甸被日本占领，我们对外也就完全断绝了。所以我们派兵帮助英国协防缅甸，是势在必行的。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判断，用不用我这支部队还是一个问题。我只有把握机会，向各方面去联络，去打听，但都是碰壁。可是我并不灰心。为国家效忠，为官兵请命，不管什么委屈，我都能够接受。我又急着去见孔院长，一见面他就问我：“事惜办得怎样了？”
　　我回答说：“还没有头绪，不过依照局势看，可能有去作战，但是一般人私心为重，我就无法推测了。”最后还是请他把手令再压一下，延后发布。他看我很着急的样子，就答应再压一下。那时适逢委员长访问印度，可以把缉私总队归属的问题，稍微缓冲几天。同时又传闻我国要派远征军协防缅甸，说是已排定第五军及第六军，另外一军，尚未排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军政部何部长派人来找我，我心中就像鹿撞似的，想到也许是机会来了，我就去见他。他说：“你是缉和总队孙总队长吗？
　　我说：“是的。”
　　他又问我们部队作过战没有，我就把在之海作战的经过告诉他。他又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打仗？我告诉他：
　　“这是求之不得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打仗是军人的天职。”
　　他说：“那好，我就给你签上去，参加远征军的序列。”
　　我当如心里如释重负，喜不自禁的说：
　　“谢谢部长。”
　　我回去之后，就把情形告诉内人。她向我说：
　　“自从去年12月事情发生后，我就没有见你的笑容又看到了。”
　　紧接着我去见孔院长，把何部长找我去的事说了一遍，他听了表示很高兴地说：“成立缉私总队，我只是想为国家培养一点力量，并不是为了培养个人的武力来保护自己，平时人们对我有些误会，以为我是拥兵自重，但是我认为这支部队是取之于民，当然要用之于民，现在军政部既然有这样的打算，委员长可能会同意的。”
　　那时宋子文仍然在美国开会，没有办法向他报告。我打了个电报给副总队长齐学启。告诉他形势的发展，以免他焦念。我再去见刘为章厅长，向他辞行。他告诉我：
　　“这次你运气好，在后方兵力驻地表上再也找不着其他的部队，只有你们缉私总队可用，所以就签了你们，望你好自为之。”
　　但数天之后，军事委员会发的命令却是把缉和总队的二、三、四3个团编为新三十八师，隶属于张轸的六十六军，另３个团划归戴笠的缉私署。
　　接到命令后，我心如刀割，我想到辛苦了数年才训练出来的６个团，现在一分为二，各奔东西，尤其想到第一、五、六团将来的命运。又要如何受人宰割，由他们那些不知用兵的人统辖，用来作威作福而不能达到杀敌报国的初衷，这样的部队拿来用作他们看门的家丁浪费掉，实在是太可惜了。尤其这６个团中，以第一团战力最强，结果硬是被挖去了，同时各团因为兵源困难，缺员很多，如果编足额以成为作战部队，战力当倍形加大；
　　戴签原来是要把整个缉私总队吨下去，但为形势所限，不能整个吞去，也要咬去一半，不然他决不甘心，这是他们的一惯作风。但是事已至此，也是无可奈何。何况杀敌之事已急如星火，我接到命令后，马上去向孔院长辞行。他说；
　　“你这一次出国去打仗，要好好的打个胜仗回来，为国家争光荣，也给我们争面子。”
　　我当时回答他说：“请院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到军人的天职，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他说：“那好，希望你保重。”
　　我带着内人连夜乘车返防。到了都匀，见到齐副总队长学启，他是我的生死之交，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有许多话我只能向他吐露，他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我们当时一见就相拥而泣，好半天才说得出话来。我们的哭，不是伤心，也不是痛苦，而是不平的哭泣。我们是赤诚爱国，贡献自己一切忠胆热血，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不平的待遇？
　　回到都匀，我几乎不敢向部下训话，更不敢向被迫留下的３个团告别，因为这些干部同样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我怎么忍心和他们挥手告别呢？但是不告别就一走了之，又岂合乎人之常情？我只好在２月２７日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我那时心乱如麻，满肚子委屈，那凄惨哀怨的往事。直到现在仍然印象鲜明。
　　我忍痛开口向他们宣布说：
　　“现在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将本总队部与第二、三、四团编为新三十八师，即日起向云南安宁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即向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报到；其余第一、五、六团仍隶“财政部”缉私署。同时我亲切的告诉你们，我们总队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马上出发进入战场，留下来的兄弟，希望不久也能把握机会杀敌，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国家尽忠，为民族争光，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信守不渝的。”
　　他们听了我的话，都明白我心中的痛苦，于是大家同声哭泣，就此告别。
　　２月２８日一大早，新三十八师即在孙立人将军率领下，离开了他练兵三年的都匀，徒步向贵州西南一隅的兴义进发。都匀距兴义约５００公里，部队全副武装扛机枪、背迫击饱并未感到负荷过重。因为部队训练有家，又因长期受到歧视与压抑，悲愤至极；一朝获得出国杀敌报国的良机，官兵们都异常兴奋，心里憋着一口不平之气，非要在战场上与“中央军”一比高低，反而增强了长途跋涉的毅力。
　　到达兴义的第二天，新三十八师举行了出师远征的誓师大会。齐学启副师长提出：“将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念”的誓言，“以战胜为荣，战死为荣”的决心，激励战士。当时群情振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军必胜，日寇必败等口号。在会上，齐副师长引吭高歌，高声朗诵他写的诗句“男儿生兮不成名，死当葬蛮夷城中”。把全师士气推向高潮。后来齐学启将军果然舍身取义于仰光，用鲜血与生命实践了他自己提出的誓言。誓师大会后，新三十八师遂离开兴义徒步向昆明附近的安宁进发。
　　孙立人将军在训练部队方面特别有办法。加上他一贯廉洁牵公，与士卒同甘共苦，视士卒如手足，延聘丁一批忠贞勤学之士为其辅佐，所以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非寻常之辈可比。而且全师官兵受尽了“中央军”和戴笠等的欺压，积郁了满腔悲愤，蓄势三年之久。一朝杀上战场，犹如猛虎下山，势不可遏。古人说“哀兵必胜”，新三十八师就是一支蓄势待发已久的哀兵，历史的安排，决定了他们将在缅甸战场上写下光辉夺目的篇章，永载史册。

缉私总队与都匀练兵 孙在香港又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双手仍举不起来，两腿也乏力，但坚决要求去找部队和家人，重回前线。宋子文先生接到信后，派宋子安送来了１５００元港币作路费，送他出院。孙根据战前与妻子约定南京不保时即去长沙和根据孙的岳母箸信佛事这条线索，在长沙一个尼姑庵里找到妻子和岳母，但却怎么也打听不到部队的下落。黄杰的家就在长沙，但去黄府多次，黄老太爷不肯告诉黄杰究竞在什么地方。最后黄老太爷无意中透露了黄要到汉口开会的消息，孙火速赶到汉口去见黄，在“军事委员会”打听到了黄下榻的旅馆。照常理黄与孙在税警总团虽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军阶上只是中将与少将之别，又经“八·一三”泄沪之战，可以说应该是患难的朋友，孙又受过重伤，死里逃生。战后二人相见，应该是何等的热情、激动人心的场面。不料黄杰见到孙立人时却默然似不相识，既不问孙的伤情．也不提税警总团的去向，频频连打哈欠，表现出拒人干里之外，极端尴尬的局面。孙只好辞出，说待明日再来拜访。第二天一早再去旅馆见黄杰，不料黄已搬走，对旅馆的人说是回西安去了。孙在汉口街头巧遇原税警总团团部的一个参谋，才知道税警总团已被胡宗南“兼并”了，因黄杰对胡办事有功，当了军长。税警总团被改编成为第四十四师，原税警四团仍是一个团，由李鸿任团长．整个部队的大小部队长全都换了黄埔的毕业生。孙立人尽管原先是少将支队司令，但不是黄埔系里的入，所以只给他在军部留了个没有实权的“高参”闲职，叫他到西安胡宗南帐下报到。孙从那位参谋口里又得知，税警总团变成第四十四师后，驻防在河南归镕时，由于师长贪生怕死，竞不战而溃逃。孙闻之悲痛万分，可见最好的部队若没有好的指挥官是不能发挥战斗力的。孙将军一手训练出来的税警四团是一支精锐部队，只因第四十四师的师长是个没有爱国之心、又无珍惜部队之念的人，从而玷污了税警总团的光辉形象，对此孙立人感到忍无可忍，随即萌生了夺回这支部队，重建税警总团之念。 抱着这个想法，孙立人去见宋子文先生。其实宋子文早已知道这一情况，但他仍仔细地听了孙立人满腔悲愤的述说。因为他自己不便出面去说，就让孙立人去找行政院长孔样熙，把事情说给孔听，同时让孙汇报一下在长沙见到的伤兵没有温饱，没人收容，流离失所的情况。经过孙立人的一番奔走，宋子文和孔样熙的一手支持，“财政部”重建抗日武装的帷幕就悄俏地在长沙一座尼姑庵里拉开。 根据宋、孔的指示，先把长沙各医院伤愈出院的伤兵收容起来。孙感到人手不够，遂给李鸿打了个电报，李鸿马上就同陈鸣人及孙的旧部属一起脱离四十四师来到长沙。孙让他们几个一面收容伤愈流离失所的官兵，一面共同研究编制今后部队的名称、驻地和训练场所。决定部队的编制仍仿照税警总团，名称改为“财政部缉私总队”，练兵和驻防地点选在贵州省都匀，主要为的是受政治上的影响小些。对这一计划“财政部”和孔祥熙的行政院很快就批准下来，但“军事委员会”以缉私总队不是军队为名，既不准在贵州招兵，又不准备军事院校把毕业生分配给“缉私总队”。此前齐学启的团长职位也已早于１９３４年被黄埔的毕业生所取代，齐学启被挤跑后，遂在浙江大学当了教授。经孙将军去信一激，齐学启欣然放下粉笔，重披战袍，当了缉私总队的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孙又延聘当时爱国有志之士来归者，其中有清华学校和Norwich军校毕业的贾幼慧，后来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的阴敏章教授，清华毕业的体育教师魏振武和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博学多才的孙克刚等前来投效。没有中、基层干部，则由原税警总团，尤其是四团的干部充任。经孙立人、李鸿、陈鸣人等人振臂一呼，原税警四团旧部近２０００人都摆脱腐败酌第四十四师的羁绊、不远千里来到贵州，投奔孙将军。有了干部缺 少兵员，为此孙将军特意到昆明去求见龙云先生，他十分同情孙将军，同意孙立人陆续在云南招募了一万多名士兵。 孙在其回忆录中颇感慨地说: 军人不能尽职保国卫民，使南京大屠杀发生于先，又决堤(指决花园口黄河堤)、放火(指长沙大火)于后，稍有良知多。于心何忍？那些贪生怕死的军人真是万死不足以谢其罪。 又说：作为军人不与敌决一死战，或则自我陶醉，丧师辱国，遗害百姓……日军才到岳阳，我们就把长沙挠了，而日军进军长沙，则是二年以后的事。 他又说：我联想到岳武穆的救国主张：‘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 但是我们则是武官怕死又贪财，文官贪财又怕死，奈何！奈何！只有对空长叹！ 这就是孙将军对抗日时期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如实写照，也可窥见当时孙立人的悲愤之情。1938年12月下旬，“财政部”给缉私总队的委任令正式下达：任命孙立人为中将总队长，齐学启为少将副队长，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第四团上校团长李鸿，以后又增加了第五、第六6个团。从此孙立人这文6个团的部队就在贵州都匀掀起了练兵高潮。孙将军原以为在国难当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他这支部队很快就会被启用，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无奈“军事委员会”一直把这支部队视为“异己”，使这支部队练兵一直练了3年. 在这三年中，孙将军一直憧憬他这支部队总有一天会开赴战场与日寇一决雌雄。所以，他始终以日本鬼子为对象，以弗吉尼亚军校训练科目为参考，按野战军的要求训练他的部队。缉私总队虽然隶属财政部，他则认为部队属于国家，国家的部队首先必须爱国保国。所以，他以南宋岳武穆为榜样，“精忠报国”铭刻每名战士的心头；以“满江红”为总队必读之物；以文天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育”正气歌为教材；并以“义勇忠诚”为军训，一直沿用到新一军。辅以“三信心”的信念．增强了总团的凝聚力，激发 了战士们同仇敌情决心相爱国主义情操。举凡海州训练所要求，都要进一步强化。所以，后来在缅甸抗日之战中，不论官兵，个个都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志豪情。直到1942年第一次组织远征军，重庆政府已到了无兵可派的境地，才起用这支完全按野战军严格训练的部队，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而就在这支部队准备入缅远征的前夕，整个部队差一点全部被戴签的“军统”一口吞没．实际上还是被戴笠侵吞了一半(三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