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亭学到重庆学 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

七、“重庆组织”正名意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指导，中国自己独立组建共产党，和在苏俄帮助下组建共产党，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中美建交及1月小平同志访美，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将设为中心的精神，实际已经给“重庆组织”正名。

而列宁当时再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面协调处理之意，也有让其他领导人看：如果1920年3月中国自己独立组建的“重庆组织”，和1921年6月苏俄派去的马林，又帮助组建的“上海组织”，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内乱”今后如何办？这个问题焦点在哪里？

我们还是拿今天“书报公开”的材料说话，《传承先烈风范 建设伟大工程》，是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第一篇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的发言，他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这话说得十分到位和明白：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

苏俄拿出类似《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是苏俄对中国的不自信；也源自1920年起，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篡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

这里诚然国际上，存在“东西方对立”的事实；各个国家内部，也有掌权和没掌权的组织和个人、派别、阶层交错的各种矛盾等诸多惊涛拍岸的问题。变局激荡，动荡的世界，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共赢还是零和，人类携手走出危难与困苦的历史回响──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阶级斗争的现实抉择，笃行的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始终坚守合作共赢，始终坚信多边主义，为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任乱云飞渡，向着创造新稳步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和平发展初心不渝，命运与共大旗高举，通盘运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例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颇具挑战性，关键时刻，元首外交再次发挥“定盘星”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达150分钟的会晤“摁下暂停键”，增进互信，聚焦合作，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为啥要改“以苏解马”立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的教条？什么是“西方”？“西方”有什么“高大上”？2019年1月9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的文章，他在《科技哲学不能“砸科学的锅”》的文章中说：“在科学时代，以科学为敌，结果只能是碰壁，就是我说的‘吃科学的饭，不能砸科学的锅’──没有科学大兴，哪里来的什么科技哲学？……当然，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刘永谋，1974年生，湖南常德人，中共党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以科学为敌，苏联解体了。为“重庆组织”存在正名，之所以成为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解和敏感课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问题正在于存在有两个方面的建树，还有待完善──第一是对科学的建树和认识；第二是对法律的建树和认识。

科学属于第一生产力，要有对科技创新的自信。法律是全球引进“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理完备，没有“法律”理念，或总是按照各国原来法律一元论，“统一”进行“一刀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就很难。这里先说“科学”。

“重庆组织”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连，有四川省蚕丝学校前身校史讲：该校址原在四川南充县仪凤街，原为南充县立中学校，是张澜联络家乡有识之士创立于1913 年。据194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经张澜校正的《四川蚕业改进史》载，省立高级蚕丝学校于1913年创立，当时的校名为南充县立中学。次年在高等小学内开办南充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创办当年招收实业班。1921年和1923年春季，学校相继招收二年制蚕丝速成班。1924年南充县立中学校与南充立乙种实业学校等合并，设制普通、师范、工业、农蚕、医学专业。

实际张澜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后，就致力于蚕丝产业发展，计划通过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的局面，就制订了实施兴教育，建桑园，办蚕社，开工厂，促进南充蚕丝产业发展的方案。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1921-1926 年张澜为啥要任“蚕桑丝绸”校长？这有何昭示？

张澜（1872-1955），西充县莲池乡人。1903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因倡言慈禧太后应归政于光绪帝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任四川顺庆府（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  。1911年张澜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发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1911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尹昌衡，聘请张澜任军政府参赞。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4年张澜因袁世凯解散国会离京返回南充，与地方人士创办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6年8月14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7年升任四川省省长。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1920年回四川办中等教育，并创办《民治日报》。也就是在1920年3月12月，在李大钊的支持和指导下，在重庆与吴玉章和王右木负责创建“重庆组织”。

1920年8月22日张澜母亲在南充逝世，张澜在《晨报》上发表《哀启》；12月30日北京政府免去张澜省长职。1921年8月底“重庆组织”自行解散后，张澜返回南充，在南充市西桥河畔创办全国唯一的蚕丝中等专业学校──四川省蚕丝学校──原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一时间丝绸厂家风起，也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又把县立中学、县立小学和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内设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职业部下设农业、工业、蚕丝和医学等专业班。1923年张澜考察南充实业发表《南充的实业自治 》，认为南充举办教育和实业从蚕丝业入手，“养蚕缫丝 ，所得较别项特产独厚”──以上只是用1920年代科技热点词汇“蚕桑丝绸”，搜索的张澜年谱片段。

由此看张澜似乎和“重庆组织”没有一点关系，更不用说张澜是创建“重庆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首。其实，正说明张澜的隐蔽和对组织要求的严密──要不是解放初盐亭“土改运动”，错杀个别“重庆组织”成员一事──缘起何拔儒认为当初解散“重庆组织”时，张澜传达他与马林商谈好的约定，何拔儒才向他最亲近的四弟等吐露曾参加过“共产党”，留下“口风”。2019年1月9日《晚霞报》，发表的《袍哥往事──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文章更是说张澜，“他是大袍哥，国民时期曾任四川省的省长，成都大学的校长。他同情共产党，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以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还只把张澜看成“他同情共产党”，是“袍哥里也有高大上的人物”；但还有“指桑骂槐”，暗示他是《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的。这中间背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89页揭示说：2010年夏天在北京，举行过“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公开讨论“重庆组织”疑问第一次“解冻”的信号。这前后引起的反弹，抹黑四川保路运动这个源头，自然关键。

所以，不说张澜建什么“重庆组织”，就是“死有余辜”都够格── 2010年4月11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的文章开始，到2011年5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之后，2011年6月22日马勇教授在“人民网-文史频道”大讲堂，开讲《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说什么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上海和北京的学者、平台，带头冲锋了。

其实，张澜1903年被选派赴日留学东京弘文学院，在1904年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之前，已与弘文学院同寝室同学黄兴、陈润霖、杨怀中等好友，在日本和孙中山接触，参加了同盟会，到1911年组织保路同志会、组建保路同志军，已积累有经验教训。再到1912年后，张澜知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区别──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将孟什维克中变为反对革命的消派分子清洗出党──列宁是把绝不隐瞒布尔什维克最后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其目的作为宗旨的。他坚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在党内，不容许民族的或其他的团体有自主权。列宁要求党的最高领导，具备强有力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决定政策（或党的路线）和管理各级组织的全体人员等。列宁的学说和经验，使张澜懂得“重庆组织”要干大革命，比他原来积累的经验教训更需要隐蔽和对组织严密要求的重要。

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他们制定了建立“川陕根据地”预案，来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目的结合。这不能用“孟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而应有“持久战”的思想。因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吴玉章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荣县宣布革命起义后，其暴露立即引来反动派的军事大规模围剿。加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走极端和搞恐怖，说到底是一种“法律制度”，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天府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笛教授的《袍哥往事──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文章，揭示其中的外围背景说：“湖广填四川”，大量的移民进入四川，相效于南方传统的大家族，四川的宗族控制相对薄弱，这给社会组织发展留下很大空间。川西平原按契约办事，所以为什么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湖、两广、江西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在川西平原看不到。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这个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王笛教授说的不是像“以苏解马”教条的“一刀切”。不管“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都不是“四川袍哥”──即使有人为作掩护参加。为啥1930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在苏俄的支援和代表的极左路线指挥下也守不住？为啥改革开放后，与“以苏解马”教条的斗争仍然存在？王媛媛教授在《谷牧 开放前线总指挥》的文章中说：1979年谷牧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引进外资，没法律人家怎么敢来？……按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实际是用法律来宣示我们的对外开放”──小平同志不愧为他父亲参加过“重庆组织”。

相反，“以苏解马”阴魂不散，这使人想起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阎红彦（1909-1967）。有人说：阎红彦同志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与高岗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全会上向习仲勋同志发难，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而这件事直到2003年还没有完，如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有人说：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是政治矛盾──本来一部历史小说中，含有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是常有的事，这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批评或学术批评来解决。而像小说《刘志丹》这样在政治上株连了许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的战友，甚至连刘志丹烈士的父亲，都要受到无端的攻击，令人费解。

这也不难知解放初，盐亭“土改运动”错杀“重庆组织”成员一事的缘由。再说为啥张澜在“重庆组织”解散前后的1920年代看到科技生产的热点是“蚕桑丝绸”，到如今也不是“热点”？难道张澜错了？从王笛教授说的“需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看，这正是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而存在于科技属于第一生产力认识。李进良教授是中国移动通信领域的奠基人之一，1929年生，湖南省攸县人；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曾任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七研究所总工程师，《移动通信》杂志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说：所谓“创新是找死”，本质就是创新的不确定性极大。国外有人统计，能取得经济成功的科技项目不到十分之一。有人甚至提出：随意否决一个创新项目，有六、七成的把握是对的。创新的这种特点，迫使我们要改变思维和做事的方式。通俗地说，在创新工作中，过于追求研发工作“靠谱”，恰恰是“不靠谱”的。由此看来，搞创新的人不能害怕失败，“创新是找死”的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创新的风险大是事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创新，而是学会创新。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购买和模仿并伴随少量的改进；很少企业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独创技术。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贸易战的兴起，这种模式走到头了。在资源配置的要素中，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时，“技术创新”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

李进良教授说的是“科技创新的自信，有理论还待完善”的这个事实。例如2019年初，华为获得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果就是华为基站在世界比智能手机厉害──成果具体名称是“新一代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研制与大规模应用”。华为刀片式基站2015—2017年三年累计销售收入达2788.49亿元，利润为418.3亿元，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华为的刀片式基站是把室内基带处理单元、电池、蓄电池柜都做成刀片式的外观，并且能达到射频拉远单元一样的防护等级，从而使得电源，备电等整套基站，都能在室外挂杆安装，不需要机房，可应用于物业协调难度大、无机房、需快速开站等场景。因此华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在全球大规模部署，并成为无线行业基站形态的事实标准。其实科技发展的断层，包括数学及叠加问题，也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强国的关键。

例如，苏俄之所以称霸，早在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娜时代，就把数学之王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找来，指导俄国的数理科技的发展，直到死在俄国。这类“强君”能想到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苏俄的后劲。这一点，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在2013年迎新大会上也讲：数学是一个人一生中学得最多的功课，然而为什么要学习数学？为什么要学好数学？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人认真地思考过。数学这个学科逻辑性强，整个体系十分严谨，一环扣一环，前面没有很好掌握和理解，后面学习就会有本质上的困难。形象地说，数学学习和在食堂里打饭不同，是不能“插队”的！因为需要使用研究性的思维，要掌握深入的内容，这都是刚走出高考体制的普通中学生所难办到的。

在硅谷，尤其针对欧美的软件外包业，印度裔高管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送出国的“精英”，从给美国做外包，转为给印度做转手二包。为啥？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王永晖教授说：我曾经看过美国“可汗学院”创始人的数学教学想法：“如果一个学生，在数学知识上，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没有达到100分，就不应该往下学，而是应该先达到了，然后，再接着往下学下一部分的内容。我是很赞同其中的思想的，原因是，数学是一门叠加性学科”。对所有的同学来说，努力学习数学，学好数学，尽可能学得出类拔萃，不仅是现阶段对你们的学习要求，也是对你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的投资，是终生受用不尽的。这一放松，等到发觉大事不好，想要抢救过来就难了。

叠加性的断代，对我国“蚕桑丝绸”生产和科研创新，造成的危害也一样。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盐亭县的“蚕桑丝绸”发展虽然进入高潮，一吨丝卖到50万到100万元，盐亭和邻近县都出现内部和互相间丝绸厂大打“蚕桑争夺战”。笔者当时在《自然杂志》上看到报道：法国有基因科学家，能让野蚕和家蚕从一根蚕只能是一个基因吐丝的历史，通过基因工程变到一根蚕可以是五个基因吐丝的创新，实现“养蚕栽桑丝绸一条龙，比一根蚕一个基因吐丝可一年五倍增收”。有报道：中国西南农学院有一位姓蒋的教授，上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时，就是专攻家蚕基因研究的，但1957年“反右”被错化为“右派”坐牢，改革开放后西南农大请他回校时，身体已经残疾。如果蚕丝基因工程，像抓原子弹科研没有叠加性的断层，今日“蚕桑丝绸”生产，也许不集体“溃败”。所以如今看当年张澜抓“蚕桑丝绸”，不是直接抓生产，而是抓教育，也许张澜正是想到这一点。

张澜当年是有能力直接组织开办“丝绸厂”，获取资金利益的。但他没有这样去做，让别人去干，是很了不得的──“重庆组织”不让干，“上海组织”干过终会明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教授说：“当今四个社会最活跃的单元：政府部门、舆论界、学术界和企业界里面，会有一些惰性比较大的人，或不知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或出于短视的利益考虑，给经济的发展设置了很多阻力。但是通过坚持教育、坚持创新，尤其是寄希望于，具有新思维和创造性的年轻一代，完成这个使命”。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郭朝晖教授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联想创办人柳传志，头脑冷静──联想能发展成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配置”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购买和模仿并伴随少量的改进。很少企业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独创技术。柳传志对于联想的主流产品正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困境，能讲“守成是等死”。

而造就了今日之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观察者网》的作者奕含教授有评论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前总工程师倪光南教授称，联想与华为这30年犹如“龟兔赛跑”。联想估值曾一度是华为的5倍，而现在华为估值已是联想的50倍。外部环境一样，联想和华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归结为把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和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个人股权进行对比。他称，投入资产的任正非，最初在华为公司的股权为80%，目前变为1.4%。而没有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的柳传志，一开始没有联想股权，在股改后，其股权不断增加，目前为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由此看张澜，也许既像当代的“柳传志”，又像“任正非”。现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攻击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把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硬要换为苏俄为组建“上海组织”而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得知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才支持张澜返回重庆成立“共产党”。事后又得知在1920年4月6日的“贝加尔沿岸工人制宪大会”上，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上乌金斯克，但它仅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承认──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在5月14日。正式成立后苏俄才给予远东共和国最初的财政，外交，人力，经济和军事援助──莫斯科得以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远东共和国组建“人民革命军”──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怕苏俄也在中国这样做，先下一着“棋子”；即使以后成立“上海组织”，他们也明白中国要有自主权。幸好张澜和吴玉章没有组织办企业开工厂，不然真像“贪污闹革命”。

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以张澜为首，大多数成员后来没有个人单独申请参加“上海组织”，而转入搞教育或把西式普通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如张澜自己。张澜是有考虑的：“强君”与“强军”分不开，但是“强军”与“科技”分不开的；然“科技”除有“强军”-“强君”的一面外，却还有造福人民和民生的一面。刘永谋教授说：“不尊奉科学西方就不再是西方”，“科学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盘和根本点。西方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最大的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点乃是西方社会最深的烙印”。当然刘永谋教授也说：不是说“不能批判科学，而是说不能走到极端的反科学主义上去，以诋毁科学为主业、为主旨，闭口不谈科学的巨大贡献”。其实这就涉及科学里，有马列主义的“东西方交流”。其实苏俄以欧拉为标志，也是搞科学“东西方交流”起家的。

在“以苏解马”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中苏科学交流作为主流，双方也各所收获。但“以苏解马”的核心，是“东西方对立”。所以那个年代自然科学，在纯理论方面也就存在“东西方对立”的错位事例。我们赞成中俄关系正常、友好，承认俄国科学家和人民对科学、社会的贡献。但“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强大，主因就在于此。如2018年3月5日顶级科研刊物《自然》（《Nature》）杂志，连刊两文报道石墨烯超导电性的研究新突破及相关专家──为啥这两文的第一作者，是同一位中国科学家，而且论文发表时年仅22岁的曹原？Nature发布2018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为啥其中位列第一的也是这位年轻科学家曹原？

马列主义的真谛是“东西方交流”──曹原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例如改革开放仅中科大少年班，就产生了张亚勤、陈晓薇、马东敏、庄小威、胡伟武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为啥中苏友好时期没有这类“井喷”？从马列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是“东西方交流”──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还是“东西方对立”──是喽啰，不可有诤言？小平同志有诤言：1991年1月他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但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质问改革“姓资姓社”？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1991年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自1990年12月起，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显示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含糊。但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小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改革事业，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他不得不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显示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含糊──“东西方对立”不是“以苏解马”一家的独创，早在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国，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就为“以苏解马”所继承，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对立”，形成今日世界难逃“三国演义”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还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这种法律根据何在？难道20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律理念，就是“核威慑”、“核恐怖”？

各个国家虽然有权根据各自国内的情况，制定法律，别国无权干涉。但这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大法律”比起来，仍然属于“小法律”，不能超越“反人类罪”。例如，2003年俄国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是俄国自己根据国内的情况制定的法律，别国无权说三道四。冷战终结后，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俄国已不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俄的紧密关系，属于平等和改革开放不停步的元首外交，别国也无权说三道四。即使像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 弹轰炸，中美两国也能根据国际法理予以解决，走出90年代转型的艰难，印证了中国新时代“大国外交”，惊涛拍岸风鹏举，同步推进中俄、中美，加强法治建构的实践。

所以讨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涉及未来“法律”的完善。这是必备的──冷战时代，即使在各国间的共产党交往，也有“法律”理论的交流和分歧。例如，2019年1月10日《晚霞报》刊登杨敏教授文章《“伦敦版”英译毛选诞生前后的那些事》中说：“伦敦版”是1953年1月外文出版社起草《初步意见》建议在伦敦出版英译本；版权属英共劳伦斯出版社。对此《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全世界卖的，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没有把握自己来印刷发行。5月25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表人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人在北京签订《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与发行的合同》。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陆定一收到毛泽东的批示：不同意删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按毛主席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这两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起印1.2万册。这里就存在国际上两党之间的“法律”与理解现象：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的：“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和毛主席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不同意删去”的指示，也并不就等于──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复信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推翻政府，“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读大学是专攻学法律的；列宁读大学也是专攻学法律的──这在各国共产党创始的伟大领袖中，还是少见的情况。他们一定会知道“推翻旧政权”在法律中是一种常态，但是否绝对用“暴力”推翻就是“普遍真理”，而根据各国的具体实践不用暴力能推翻的，就不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原文，被其他各国语言翻译时，是否也有类似陆定一部长那种理解的翻译宣传，至少“以苏解马”是这类。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院长说：“中国在全球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政治理念，这与中国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落实到法治上，就是包容并鼓励自我立法的多元主义法治，用国家法治来鼓励和包容多元群体，自我立法来推进多元自我治理”。强世功，1967年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1990年中国人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96-1999年北大法学院获硕士、博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1-2002）。借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部工作（2004-2007）。2011年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强世功教授说：在今天的中国，法治如何包容其“大”？法治如何推动“文明”？随着“道路通向城市”，这种法律多元局面也会最终消失。且不说清帝国面对满、蒙、藏、汉所建构起来的庞大的法律多元主义结构，仅仅其内在的礼法结构，就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典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一直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法治理论往往无法有效指导法治实践。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条件、多种文化传统、多个族群和宗教信仰，而且这样的帝国或大国往往深度参与到全球秩序的建构中，这必然要形成法律多元主义，并建构起多元一体的法治秩序。西方文明走向全球，从而与非西方文明的法律之间构成了法律多元主义局面。“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和“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属于任何国家建构法治秩序都必须面对的常态。中国的法律已经告别了移植法与本土资源之间对立所形成的“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从过去强调国家法一元论转向常态的大国法治的建构，乃至全球秩序建构中的“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转向在重建核心价值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有更高道德追求的“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

强世功教授还列举“乌克兰宪政危机与政治决断”，从“朕即国家”到“主权在民”的转变就是政治权威正当性的转变，说明什么是政权？什么是法律？──乌克兰的选举悖论，来自所谓的选举，即通过社会契约，来缔造新的政治权威；因为没有政治权威就不可能形成政治秩序──通过单个的选民投票完成的，甚至是通过党派有组织的投票完成的，意思是“主权在选民”或者“主权在党派”。如果选举的结果不符合某些选民个人或者党派的意志，那么，他们就不会服从选举结果，由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也就不能确立其政治权威。由此乌克兰选举中失败的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选举存在着舞弊。这样尽管民主化的乌克兰希望通过民主选举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威，但目前选出来的总统恰恰是最没有权威的。但即使选举中不存在弊端，那么选民难道能不承认选举结果吗？强世功教授说迷惑人是，人们把政治问题理解为真理问题，以为不存在选举舞弊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承认选举结果。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恰恰忽略了政治的特殊性。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因此，所谓的选举舞弊不过是不服从选举结果的理由或者借口。因此，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举是不是舞弊，而是是否承认选举的结果。

强世功教授从“党争”撕裂政治权威，解读为什么美国当年的联邦党人，对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们为美国选择了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并高举“法律至上”。典型例子是2000年美国大选，也存在计票上的问题，但是最后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重新计票也就中止了。民主党也就接受了选举结果，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比计票数字的科学真理更具有政治权威。其实“法律” 、“道德”、“共和政体”仍然是一种“社会契约”。2018年中信集团出版清华大学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从批判西方践行的民主，没有做到选举和抽签两开花，释放法治想象力──避开强世功教授的“政治”、“党争”，最高法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办法，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选举制度”──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例如，香港中文大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

其实“抽签”决定选举，仍然是一种“社会契约”──“契约”的背后，也存在有比看比“暴力”的，包括“核威慑”、“核恐怖”也在其中。但英国作家，深度调查记者尼古拉斯·萨克斯森说：“全球协调与合作是值得做的，我们不需要非等着大家一起行动才好。通过呼吁实现国家自身利益，我们可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他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表示：“一个执着于竞争意识形态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致力于创造主义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科学政策一样”。问题是联合国的“契约”有国家不遵守咋办？例如，中国人讲究和为贵，也不希望四面树敌，但树欲静风不止啊。如果对这样的行径还能大度容忍吗？

例如，有人说，现在的波兰，不是以前的波兰。以前建交的是共产党执政的波兰，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兄弟；苏东剧变后，现在的波兰，是“新欧洲”的领头羊。一个很有意思的地缘政治现象是──老欧洲，就是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美国的老兄弟，但也是美国最讨厌的对象，经常不大听话，还喜欢对美国指指戳戳。新欧洲，就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等，曾经是美国的敌国，现在是美国最亲密小兄弟，自然，他们与俄罗斯关系也最糟糕──俄国还是产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吗？俄国去掉“核威慑”、“核恐怖”手段了吗？当年乌克兰事件后，波兰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立刻反制，道理仍类似“以苏解马”；由此，禁止进口波兰的苹果和蔬菜──波兰是世界上最大苹果出口国，其中三分之二出口到俄罗斯。但俄罗斯理由也“翻新”：抽检的 90%波兰苹果，杀虫剂水平超标。

没办法，当时波兰苹果不好卖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波兰苹果还努力开拓中国市场。但2019年1月12日晚间，波兰突然对华为下手，华为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波兰，不看今年还是中国和波兰建交70周年。由此有人说：华为公司发出的最新官方中英文回应不对──华为的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依据公司劳动合同相关管理规定，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晶的雇佣关系──这是华为公司用乱用“法律”吗？波兰的指控王伟晶，是“间谍罪”──这个罪名即便能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也是对华为形象的狠狠一刀──华为公司就不能事后在国际上，采用“法律”追回公道吗？这类似像回到了为“重庆组织”正名的意义问题，以及对“叛徒”、“投降”定义的法律问题。

也许在张澜1955年世纪前，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谈过“重庆组织”成立的情况，以及盐亭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投降-反水”现象。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县人，1920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后转入附中。当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吴玉章。杨尚昆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父亲杨淮清，家里人丁兴旺，族中的叔伯就把孩子“寄养”到他家，希望“托福免灾”。所以杨尚昆有11个兄弟，9个姐妹。但杨尚昆的亲叔父杨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杨尚昆四哥杨闇公便被立为他的嗣子。杨淮清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喜欢读书，并主张子女都要读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杨尚昆的大哥杨剑秋、二哥杨衡石、四哥杨闇公都曾涉洋过海到日本求学。

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1898-1927），本名杨尚述（1898-1927）。

杨闇公15岁时便远走他乡求报国之策，1916年杨闇公因策动江阴水师反袁，在南京遭追捕。1917年后他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又因响应五四运动而入狱。1920年杨闇公自日返回四川时，在3月12日“重庆组织”已经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四人公开的名义成立。1921年8月30日自行解散后，杨闇公继续投身革命，按程序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正式党员，任中共重庆地委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与吴玉章、肖楚女、童庸生、朱德、刘伯承等合作，为“上海组织”在四川建党建团，促进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策划顺泸起义，策应北伐，为推动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三三一”大惨案中，杨闇公自会场脱险后复落敌手。军阀震惧割其舌，剜其目，断其手，1927年4月6日杨闇公牺牲于重庆浮图关前。

张澜为啥向杨尚昆主任谈“重庆组织”，也许关系杨闇公是他的亲四哥，有些事情杨闇公曾向杨尚昆谈过。也许像“西山坪事件”，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后来田颂尧临解放起义又融入新中国──“重庆组织”的自行解散，也是世界革命的大潮为“以苏解马”左右而被包围，作出“以退带进”的决策。“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被打成所谓的“叛徒”、“投降-反水”，是因被包围的共产党游击队成立临时的党组织决议──300多游击队员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的名义解围，法理是即使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书记王克明党内“暗线”曾密告他已“叛变”，不是“叛徒”，但他的决策让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也有错。为了避免上千人的同时牺牲，被收编解围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也许是何拔儒1955年世纪前，又通过辗转关系向张澜求解“口传”的消息，或者张澜在1935年盐亭300多共产党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后，就知道次事件情况。

杨尚昆主任当然知道，“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的复杂性。难解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交给后人去解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击鼓传花”，法治有正反两种说法──也许这是“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法律”，必然涉及探讨的案列意义，能不能解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不要在留言遗憾。

八、“击鼓传花”到“三张”

笔者是孤陋寡闻，直到2019年初才从网上搜索到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1996年至2002年间与中国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等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简称《选编》）。沈志华教授1950年生，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还担任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等职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经中央书记处决定内部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资料汇集，国家““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经中国社科院组织近百名专家多年翻译整理、编辑加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选编》内容丰富，涵盖上起1917年初下迄90年代初，近70年期间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10000余件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来自俄国10余个档案机构的原始卷宗以及美、德、荷兰等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弥足珍贵。

1992年苏联解体，苏联档案可以开放给外国人复印。可当时中国各院所都没有研究经费，沈志华于是立即个人筹集资金，最终也得到中国社科院的支持。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选编》编委会，在1995年10月沈志华带领一行人飞往俄罗斯。可到了俄罗斯后才知，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去时已经开始收紧，而且外国人想复印的话，费用极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且国家档案局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为了复印档案，沈志华毫不犹豫地一掷千金。事实证明就在他拿到档案后不久，俄罗斯政府就下令封存所有国家档案，不再开放。当然美国在1995年时，对俄罗斯档案可说是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

所以沈志华还又两次跑到美国，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带回复印的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至上世纪末，沈志华已收集、带回的前苏联档案共计15000余件之多。他把这些文献复印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同时沈志华教授在全国组织翻译编辑队伍，一起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经历了整整7年终于一套34卷的《选编》问世──但查遍34卷的目录，却没有类似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以及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和《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两组等内容的、早期国际共运和苏共与中国共运交往的文献档案──但网上有《选编》是36卷的说法，是否“重庆组织”-“上海组织”原件秘史文献档案作为中俄世纪难题，仍被封存不对外开放，或者沈志华教授等专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历史意义而放过。

其实看沈志华教授早期遭遇的几次不幸打击，从第一次遭遇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就与搞“文革”宣称的两个口号──“打到走资本主道路义的当权派”和“反修防修”两个目标产生的误区有关联。同时也与“重庆组织”-“上海组织”相连相似的“击鼓传花”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同样，“重庆组织”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与日、英、美、德、法、意等列强为争夺“远东共和国”等接壤我国地方的控制权，开始在外国复制克隆自己的组织模式──当然这是那时世界革命洪流发展出现的必然和必须。“革命”发生武装“暴力”，是矛盾双方的争执不可能一开始都以“和谈”解决，不然需要“革命”干什么──毛主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出现的必然和必须。

问题是，“革命”，不可能是蒋介石说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人改革开放后到美国旅游，在华盛顿国会广场看到有关朝鲜战争历史情况的石碑介绍，其中美国兵参军的开头教育，就有讲在哪种情况下──如在重兵包围下，胜利无望时──可以“投降”──使人十分难解和不能相信。但这是美国一种“法律”判据。其实，到上世纪60年代苏俄国外“击鼓传花”，克隆复制自己的模式已不灵验。更何况各国兄弟党之间出现互相建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情况──类似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毛主席对“修正主义”斯大林特供体系模式分配的批评等，国际上也难用第三国际共运的办法，去压制压抑解决。

“击鼓传花”是我国的一种民间游戏。玩法如，数人或几十人围成圆圈而坐，另有一人背着大家或蒙眼击鼓，鼓响时众人开始依次传花，至鼓停止为止。此时花在谁手里，谁就表演规定的行事等；偶尔如果花在两人手中，则两人可通过猜拳或其它方式决定负者。“击鼓传花”引申到非法集资，或者即使如前段时期的所谓合法集资──各地成立的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出文件，各级政府部门审批，国家银行管钱；但如果国家没有对此的“破产”或“资金链断裂无以为继”的“法律”规定处理办法，就类似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治”遇上其中有一国政权更替出现较大纷争，而事先没有对此的“法律”规定处理办法一样，问题很多，显示人类头顶仍悬杀气。

“以苏解马”出现的中、俄世纪“击鼓传花”，看“重庆组织”研讨传到的“三张”──一是指“张澜”；二是指“张秀熟”；三是指“张军锋”。这里首先说人们为啥很难把张澜，与1920年3月12日带头成立“重庆组织”联系起来？一是大家习惯“以苏解马”，这与张澜不符。二是提“重庆组织”，怕也会与历史上忌讳说“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一样，必须批判和阻住──据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记载，1945年秋在延安一次西北党史座谈会上，原陕北根据地有人谈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精疲力竭、衣单被薄的情形说：“是陕北人民给他们发了皮袄，送去粮食，不是中央红军救了陕北，而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他的这个说法立即被在场的习仲勋制止。他严正地说：“这句话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列举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说：“当时陕北外受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习仲勋说的指陕甘根据地开展错误肃反，指责刘志丹同志等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说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这跟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通南巴错杀旷继勋一样。

据齐心著《仲勋，我用微笑为你送行》记载，刘志丹等人被关押起来后，陕甘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等100多人也被扣押。起初，他们被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一起关在两个旧当铺里。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他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陕甘地区的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他们枪杀、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也被他们挖好了坑，准备活埋。习仲勋后来告诉夫人齐心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纯粹是他们根据在四川1911年的保路运动，特别是在盐亭了解“陕西会馆”的厚重历史启发想到的。盐亭县城“陕西会馆”，是明末张献忠60余万农民起义军在张献忠战死西盐边境后被打散，留在盐亭的陕西籍张献忠和李自成的伤残与脱队士兵，利用隐藏的资金在唐朝的昙云庵和严震的家墓地看守房及家庙附近修建的同乡联谊馆留下的基础。这里唐朝的昙云庵，李白、杜甫都曾在这住过。李白的老师赵蕤，也在这里昙云庵读书、著文生活过。清初时的“招民填川诏”,陕西来盐移民定居的也比较多──其中不排除同乡中有工商业者，以及由各种行帮，扩建商品房，以“商业开发”做掩护和交流，来此活动的。正是这些缘故，到1929年5月1日范弘先、侯伯英、余国正等，建立中共盐亭特支时，也把这里作接头地点。在这前后盐亭“陕西会馆”，都是他们的一处秘密开会活动处。更不说早之前，袁思尧等还是“重庆组织”成员时，也把盐亭“陕西会馆”作为一处秘密开会的活动地点的。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时，张澜和罗纶等回南充西充老家路过盐亭，也曾到盐亭“陕西会馆”与盐亭本土的保路同志会领头人聚会过。而江油出生的王右木在青少年时代，在读书后得知出生江油的李白，教他最近的名师赵蕤是盐亭人，于是也曾到盐亭“陕西会馆”李白和赵蕤活动遗址探访过。特别是王右木从日本留国归国后，教到袁思尧这位出众的盐亭好学生，也同袁思尧一起来过盐亭。当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开始商量成立“重庆组织”时，因为他们都是国外留过学的，懂得西方的法律和国内情况的差别──更重要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完整践行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马列”是一本科学书、法律书，书要一页一页地翻开。马克思是打开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的第一页；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还是一种“理想”和一种“实践”，这本书也要一页一页翻的。

如果用“数学”和“物理”来描述，这不是一页书能装下。例如，追求未来社会“大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类似数论的“虚数”、“复数”。这在物理类似“真空”、“真空量子起伏”，可引出虚、实对等──“实践出真知”。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蓝图，从“湖广填四川”历史，看中国、世界当时和过去最为现实的，是治理“难民、灾民、饥民、移民”。这种干劲干大“革命”，才是最能和减少牺牲，追求推翻反动政权，及一切不合理旧制度的办法。以数论投影映射，可类比似“自然数”“实数”的正负“量子起伏”；此间的物理“物质”、“实在”，只类似停留在原子、分子和实在粒子和量子──成功的“革命”，也容易断送“革命”──“马列”承认“虚数存在”对应的“物质”，它不承认。当然“革命”不是“绣花”──不是像以上映射的数学、物理做文章；参加者也像“马列”全懂“法律”。

看“以苏解马”，只拿“马列”讲“实在物质”教育。如推论存在“实数超光速”，以错反对“马列”的虚数存在及“虚数或复数超光速”──“马列”的书，是要一页页地打开。1918-1920年从俄国救灾、考察回来的李大钊和瞿秋白“打开”的是，与张澜和吴玉章密商成立“重庆组织”。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类似全球化治理“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的理想及实践持久战。这自然是也把“湖广填四川”苦难历史兴衰轮回的巴蜀，作“革命根据地”的首选对象。

张澜和吴玉章从北京回来，再与王右木和袁思尧等忠实成员规划，又把“巴蜀根据地”具体收紧为“川陕根据地”──原因也跟四川和陕西有“盐亭陕西会馆”类似的群众历史基础；也有秦岭和大巴山等大山脉迂回，可作革命武装进退攻守的屏障。更重要的是，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为成立“重庆组织”还研讨复制克隆列宁俄国十月革命发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因为张澜和吴玉章早有组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

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纲领，在其成员中秘密灌输，也首选保密──这本“马列”的书，他们曾早翻过了几页；即使与“以苏解马”发生撞车，也“自信”：一是看作为“上海组织”输送人才；二是类似也许影响到毛主席和刘志丹、习仲勋等，产生根据地思维。四川出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小平同志等，就是证明的事实说话。

“以苏解马”不能完整地对待马列主义，所以这本“大书”它翻不下去。即使它对待科技，只从唯物的“实数”出发，也能研制出原子弹、导 弹。但“翻下去”的，是以“东西方对立”为本。类似疑对方打导 弹怕“首先使用原子弹”──把“核威慑”变成真。

张澜和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看成是“法理”；因此坚持自己“遵守”，也希望别人“遵守”。所以他们反对单纯只为了夺取政权，不顾死伤无辜群众，盲目使用搞“爆炸”、“恐怖”等手段──这类记录，夺取政权后即使不允许公开，但“法理难容”。张澜后来参加其它爱国民主派，也许也是他想隐藏组建过“重庆组织”的身份，不让他先前的“判断”、“预言”干扰别人“翻书”，而被作为“翻不下去”的借口。

其次，张澜为啥1921年8月以后不再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也有对与他共同负责带头成立“重庆组织”的战友之一的王右木，参加“上海组织”后的1924年去出席会议，回来在贵州被地方武装杀害，认为安全没保证“上海组织”有一定的责任。继后，指导成立“重庆组织”的李大钊，在苏俄大使馆及其兵营又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杀害，认为苏俄有一定的责任，况且事后苏俄没反应，他有意见。特别是李大钊1918-1920年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苏俄的饥民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穿越边境的苏俄难民，中间混杂着数不清的武装分子和间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大钊等号召中国各界捐款捐粮，合力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济俄国灾民无数。当时李大钊和彭泽湘等人，最初就是以“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名义，奔赴苏联，对苏联一片真心。但苏联1927年对李大钊的不负责任，张澜终生难以释怀。

四川经历明清时代的“湖广填四川”，但现在一些四川年轻人，只想到川外去问祖寻根，对于“马列”如何去治理全球的“难民、灾民、饥民和移民”等真谛无动于衷，这也是今天对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不理解的根本原因。“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今天，为啥还要说二是指到“张秀熟”，不是别人？

在张秀熟之前，北京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为啥没有一个说破的？或为啥不指认是重庆“适社”和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他们不想乱说。张秀熟表面也采用北京类似的办法：“待查，暂不宜发表”。但改革开放后，他一直是自己或让下属宣传自己解放前对敌斗争的壮举，而对曾跟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袁思尧烈士、亲近老师王右木烈士等，即使不尽名誉保护和公正评价的责任，他完全可以把“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推给张圣奘(1903—1992)。因为张圣奘也在成都，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秀熟，是知道“万能教授”大名的张圣奘，是四川省政府参事、省文史馆特约馆员──张圣奘20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上天津南开中学即与周恩来同学；进北京大学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结识毛泽东；在法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又与邓小平认识；张圣奘是知道“重庆组织”1920-1921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还活在世的人之一。

但张秀熟主席指导和何盛明主任，都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们不理解自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和马克思总结的《法兰西内战》等“时政要闻”，民间“口传”和“书报公开”传入我国的147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批中国早期和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跟跑”，到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和1921年成立“上海组织”的“赶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领跑”，充分地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成立的“共产党”，是一件合理合法的大好事。这本可把1921年国际共运及苏俄指导帮助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和为“重庆组织”正名妥善处理结合起来。不像苏俄远东共和国书记处和情报处“小心眼”，得知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后，搞个“适社”1920年在重庆等处干扰。

张秀熟主席是知道“适社”的，旁证是：“重庆组织”成立的疑难1982年底传给“张秀熟”后，正遇上改革开放后何盛明主任报道张秀熟主席《刑庭激辩震山城》等文章公开发表，谈张秀熟主席曾在敌人的法庭上舌战 “王灵官(王陵基)”的壮举。一位网名“向北堂主”的先生写的《访张秀老》的网文说：他还看到张秀熟的在大革命失败时，说在成都报纸上与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章，关于“国共之争”论战的文章。“向北堂主”1985年5月24日为核实这场论战，便上张秀老在成都的宅院专访了他。当时张秀老已是90高龄，但思维还非常清晰。他留下张秀老回忆内容的记录是：“1926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孙倬章主办的《民力日报》的态度越变越坏，就有《评国共之争》的文章发表。虽然面对的是好朋友，但在当时的成都，社会舆论一般认为他是革命的，广大的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受其影响；我的文章发表后，对他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一共写了两篇文章，我的第二篇是针对他的答复写的，直接寄给他，要求在《民力日报》发表，他没有发表”。

再从何盛明主任介绍“适社”1920-1921年在重庆建立搞宣传，与1926年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办的《民力日报》宣传，性质也差不多。张秀老多次与“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区别只是“原则问题不能让”。这当然使人联系到王右木，1922年在成都办《人声》报，是否跟回击1920-1921年“适社”在重庆办《人声》杂志有关──因为“适社”与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前后的活动指导有关──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为了挽回“适社”对“上海组织”的不良影响，不惜再采用《人声》这个刊名曾被“适社”使用过，也要一而再再而三用《人声》这个刊名，发正面文章改变社会对“上海组织”的负面记忆。这正是“王右木精神”的“爱党”、“护党”精神。

在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冯铁金，发表的《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沿革考》文章说：“此前他还创办过《新四川旬报》，最后创办了《人声周报》”。冯铁金校长说：“王右木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起草的《本社（<人声>报）宣言》提出的八条主张可以得到证明……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但也有别的文章说：“这一时期有《人声》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右木是“无政府主义”？创办《新四川旬报》时，王右木已参与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重庆组织”不是准备参加议会竞选的党派；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成立，为避免敌人的打击，“重庆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自己的名称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种策略不是“无政府”。

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重庆组织”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一加入“上海组织”后，就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担负起解决“以苏解马”搞“单极化”的误区，把“重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到“上海组织”的方向中──也许这遭到党内外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他1924年遇害的一个外因──“以苏解马”极端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划分左、右两翼，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集体分析”的方法解决──停住“两条路线斗争”说法，是到1979年我们党的11届3中全会才确立的。王右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他写的《<人声>报宣言》中“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来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说：“前苏联经济改革──就是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啥不搞“以苏解马”？也许与李大钊等先于“上海组织”指导张澜等出头成立“重庆组织”时，就引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在革命的延安时期“南泥湾生产大运动”，是其端倪之一。

“以苏解马”在苏俄的革命，上层有“特供制度”；下层是“计划经济”。“重庆组织”虽然存在时间才一年多，但受到它影响的情况──笔者在家乡盐亭县天垣场看到1950年刚解放初的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由于这里有“盘古故里”的传说和“盘母石”及“龟碑”等遗迹，何拔儒等“重庆组织”在盐亭的一些成员，策划要在这里搞“重庆组织”的乡村“工业园”、“经开区”等纲领的实践。1921年8月后“重庆组织”虽然解散；以及1929年7月在天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到1935年3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但胸怀马克思主义理想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工业园”、“经开区”的探索。

笔者1950年刚解放虽然很小，才5岁，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在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农村，有寇家坡的榨油厂，董家河坝的烤酒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厂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现在各地县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好的“科创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小和初级，但它是“重庆组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实际的产物。解放后受“以苏解马”的冲击，天垣场变成农业户口化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外，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农民到外面上上大中城镇打工，比在家乡务农收入更丰。

但是当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工业园”、“经开区”探索，对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例如，在笔者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及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黄辉煜先生说他们办的口罩厂在川也算大的。玉龙三星的王云白和儿子，21世纪初到南非打拼，到现在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品，也干得不错。黄辉煜、王云白等虽然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规模、气度不能相比，但他们跟着新时代的步伐，前进是一样的。而任正非与吴大辉教授、苏晓晖研究员等一批精英学者相比，也不同──任正非显得更懂“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对“以苏解马”的批判。

吴大辉，1967年生，吉林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0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99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2002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俄罗斯外交专业，获博士学位；2005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研究员。曾任总参谋部某部中校团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俄罗斯方向高级顾问等职务职称。苏晓晖，1981年生，北京人。2004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2009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可看未来。

吴大辉教授2017年11月7日在“凤凰国际智库”，发表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讲话中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虽然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我们要以不结盟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适当照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看来吴大辉教授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其实俄国也是这样干的。

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专家委员会主席张国宝主任的新书《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说：石油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探索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田建设到大庆的管道，以弥补大庆原油产量下降造成的供应不足。最初双方商定的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恰扬金等油田建设管道到大庆的“安大线”。但俄罗斯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亲兄弟明算账，最终谈判时俄方说：“安大线”只是将管道建到中国，向中国出口石油，应该考虑面向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管道方案。俄方推说，“安纳线”的方案是由日本提出的。线路走向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俄罗斯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即“安纳线”全程都在俄境内，而不是只通往中国。俄罗斯可以从太平洋岸边的纳霍德卡港，将石油输往东亚其他国家的“大手笔”──2003年日本两次与俄罗斯专门讨论能源合作问题，日本为俄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提供75亿美元贷款。说白了就是要搅黄“安大线”。中国不改“照顾”、“不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头脑秉性，“安纳线”胜利；2004年12月31日将“安大线”走向，向北推400多公里，解决了俄国内争论的贝加尔湖环保问题。

但吴大辉教授毕竟不如，任正非是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干实际工程的人，懂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美俄中”、“俄日中”的精髓，不搞类似“三国演义”象棋的“三归一”。吴大辉教授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是够出格了。而苏晓晖所长更甚，2013年11月4日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日本能把俄罗斯“撬走”吗》文章中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牢固基础。日本试图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只能自讨没趣。但从俄罗斯的反应来看，日本的一厢情愿已然化为泡影”。看来与张国宝主任说的事实不符，苏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吴大辉教授和苏晓晖所长为啥要这样宣传？吴大辉教授2017年11月7日说得很清楚：“俄罗斯通过强调周边安全威胁，力推独联体地区安全一体化──俄罗斯原西部军区司令，被任命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参谋处参谋长，想打造成与北约对抗的小华约组织。乌克兰危机给俄罗斯外交带来了转换的机会，一个被迫的机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建立了强大的特别军事防御区。而且俄罗斯不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克里米亚默认了，但是要求在其它地区保持高度自治的和平局面。关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矛盾点在于，第一，俄罗斯想与欧盟搞合作，但是俄罗斯被迫与东扩的北约搞对抗。第二个矛盾，俄罗斯的老朋友是德国、意大利这些老欧洲国家。但是新加入北约的这些成员国，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把俄罗斯当成了死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