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2004/2期（全文）

“堪天” 公案呼唤科学精神

　　□ 东夫

　　今年四月，美国海军天文机构观察到太阳系边缘的一颗行星，声称发现了太阳系的第十大行星。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个新闻，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大报也作了报道。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报道的重大发现。但我觉得这条新闻至少还应该加一句话：“六十多年前，中国留法学者刘子华博士曾预测到太阳系第十颗行星的存在并公诸于世。”因为第一，一旦太阳系第十大行星被认定，那将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有关的人物将被载入史册，也是他的国家和民族的一份荣耀。第二，我们的四川老乡龙泉洛带人刘子华确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预测到太阳系第十大行星木王星的存在。所以有必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晓得这件事，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就像天王星、海王星也是预测在先发现在后一样，预测者和发现者虽然不是同一个人，但同样名垂青史。
　　那么中国媒体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是不晓得么？这完全可能。虽然近20多年来，刘子华的研究成果已由媒体介绍过，但似乎仍处于边缘状态，知道的人有限。那么发这条消息的作者如果知道刘子华其人其事，他会添上这一句吗？我看也未必。因为他即使知道未必认同，即使认同未必会写出来。为何？刘子华是用易经“八卦”预测出了第十大行星！
　　刘子华作为第十大行星的首位预测者，有着在国外被承认，在国内被反对的奇特经历。特别是被一些“唯物主义”科学家封杀，被海外不法书商盗版，酿成了半个世纪的学术公案和悬案，报告着半个世纪的科学学术环境。
　　我接触刘老多年，对“刘子华现象”颇有感触，在此谈一些感想。

一、权力话语打压“堪天”发现
　　为了方便不了解刘子华或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读者，先做个简略介绍。
　　刘子华出生于现成都市龙泉区洛带镇贫寒家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曾在八所学校就读并广泛涉猎西方现代科技知识。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易经八卦的研究，创立“八卦宇宙论”，并依据其理论，结合西方现代天文数据，推定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1941年以学术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获巴黎大学颁发的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其学说轰动西方。1946年刘子华回国，建国后任四川省参事室参事，1992年去世，归葬于家乡龙泉山长松寺公墓。享年93岁。
　　刘子华以对中国“国粹”易经八卦的研究闻名西方，并运用“堪天”之术首先推测出太阳系第十个行星的存在，算是给中国人争了光吧。可恰恰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少数懂“科学”的中国学者不以为然。中国国内关于刘子华的第一篇报道，见于1942年1月27日的《大公报》的通讯《沦陷后的巴黎》（如果笔者没有记错，应该是萧干关于欧战的大作）。其中写到：
　　“此外还有一件类似滑稽小说的最近新闻而有确为事实者。有一位20年前由勤工俭学来法的四川学生刘子华君者，用八卦为根据推算结果，证明行星中尚缺一个，为今日天文学家所不知。刘君对此研究有年，源源本本，言之凿凿。外国学界，甚为注意，新闻报纸，争相记载，称之为中国少年天文学家。刘君因此写博士论文，巴黎大学因此而与刘君以理科博士（原文如此，应为国家博士）。作八卦者为“仰观天文”之伏羲，去今不知几万千年了。演绎易经者为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人，去今也远在3000年前。今在数万千年之后，居然算出一个未之前闻的行星，而所根据者又为这一套老之又老的八卦，大哉中国人思想之先进而神乎其神，妙哉八卦为理之莫测高深！下士闻道而大笑之，我与读者诸君，其慎之哉勿为下士也。”
　　大笑之人是“下士”，是落后愚昧的下等国人（不知是否包括“甚为注意”的“外国学界”），像作者这等有智有识的诸君万万不可同流合污。那时虽然还没有到封建迷信大扫荡、全民普及唯物主义的时代，这种观点已是经典，以致迄今不屑正眼刘子华学术的学者诸君无出其右并大有人在。
　　刘子华1945年功成名就之时毅然回国，他的留法同学、民国政府要员张道藩撰文在《中央日报》对其作了介绍，并邀请其进入政界，被刘子华断然拒绝。然而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却在自己的祖国遭到沉重打击。时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的天文学家张钰哲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宣布刘子华的学术是“腾笑众口的闹剧”，“欺世盗名”的“异端邪说”，“贻笑万年”的“复古运动”。于是乎可以在世界一流的巴黎大学开讲座的刘子华，在中国学界竟然难容一席之地，连他老家简阳县主动承诺的50万研究奖助经费，也跟着石沉大海，以至到了衣食堪虞的境地。
　　建国初期，从不过问政治的刘子华听说要清算他的政治背景，惊恐之下写信给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经同住一个上下铺的李维汉求助，李作证说刘是一介书生，谈不上什么政治背景。于是刘子华被任命为省政府的参事。刘子华一再要求到科研单位（比如中医）工作而不能如愿。事实上他什么“政”都参不来也参不了，除了偷偷摸摸的搞他的研究，就是写思想改造的交代材料。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搞献礼运动，他一时冲动，将其博士论文的中文译本献出，参事室没敢往上送。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判为宣传封建迷信的“八卦先生”，被抄家数次。1978年，他将其研究成果的简介提交全国科学大会，无回音。随后多名学者拜访并高度评价他的研究，并引来媒体于建国后首次报道刘子华，人民日报、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等党报均有专题报道。1989年，《中国科技史》作者、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致信刘子华，称刘子华的书《八封宇宙论与现代天文》是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一本最有价值的书”，并说刘的新行星推断“令人十分关注”。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媒体开始报道刘子华以来，来自中国天文界权威机构紫金山天文台的反对声不断（张钰哲先生任台长直到1987年去世）。1983年，有人在国家科委办的《科普创作》上重载张钰哲1945年发表的批判刘子华的文章，并在按语中称刘子华学术是“伪科学”，《新华文摘》予以转载。1984年《科普创作》在“清污”时发表文章称宣传刘子华是“精神污染”。1987年底，《科学报》同时刊载“最早发现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的是中国人”的报道，以及紫金山天文台天文研究室和《天文学报》编辑部的联名信。联名信试图对这桩“公案”作盖棺论定，以“封杀”刘子华。数名学者撰文对《科学报》提出质疑（我手头就存有三篇），但均被退稿。
　　可以设想，如果某天刘老用于“算天”的易经八卦，被作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共同保护，那些肆意诋毁刘子华科学成果的科学家将无地自容。

二、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精神
　　刘老生前曾对笔者说，他有两件庆幸的事，一是他终于可以在祖国公开自己的学术，包括1989年出版《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中译本；二是有那么多的人能够用科学的态度──不论认同与否──对待他的学术。的确，科学态度，换句话说科学精神的缺乏，是刘子华这桩学术“公案”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以科学态度对待刘子华的学术，提倡科学精神，提高民族的科学素养，比承认不承认某个具体的发现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而“刘子华现象”本身，就是一个足以让我们思考和总结的经典案例。
　　事实上这件事早已有人做过，此人叫梁宗岱，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多半只知道他是个诗人，其实他的学问远不止于此。他留欧多年，归国后任教于北大、清华、复旦、岭南等多所大学，称得上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
　　当年梁宗岱读到大公报的那段文字感慨万端，写下长文《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1941年春发表于《学术季刊》创刊号。他在这篇文章的题记中开宗明义：“本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认识我们民族的一个基本弱点……”这个基本弱点是什么呢？“我们缺乏一种平心静气不偏不倚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也可叫做科学精神。”，他说，这种精神的缺乏不仅影响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并且可以解释科学在中国为什么不发达。
　　“我觉得我国自海通以来，我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似乎总不出两种态度：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仿佛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左右倾一样，除了两个极端就找不着出路似的。难道我们祖先几千年披荆斩棘、惨淡经营所遗留下的，给我们继承、给我们利用、需要我们发扬、同时需要我们抉择和修改的产业，我们只能抱残守缺，要不然就一笔勾销！”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他写道，产生科学的前提有两个，首先，我们的头脑必须习惯于摆脱我们平常信以为真的感官世界，“我以为这实在是解释科学起源的确切不移的哲学基础”。其二是“超然性和无私性”。于是我们可以解答什么是科学精神了──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那无所为而为的好奇心，就是那超厉害的求知欲望，就是那对于事物的平正通达的客观关照。”
　　他近一步阐述说，从事科学研究必备的精神条件，第一是“心灵上的自由”，就是无论对于任何问题、任何原理，都不要囿于成见，不惑于权威，不盲从、不迷信，而以耐心精细检讨得来的认识为皈依。“在从前，孔孟之道是天经地义；现在孔家店‘打倒了’，其实只是换了招牌，因为许多不容人怀疑不容人讨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道又代之而兴”。第二是“坚定的信仰”。信仰和迷信是两回事，“迷信是基于愚昧的盲目崇拜与服从，信仰却是经过清明的理智滤过的自觉的操守；前者是对于已成的偶像的死抱，后者却是对于崇高的有时是遥远的理想的不顾一切的追求。”而我们“不是流于浅薄的怀疑主义，便流于盲目的迷信”，信仰的动机往往是功利性的。第三，必须有知识上的谦逊。就是只求真理或真理的可能之所在，不问出处；不排斥古因为它是古，不崇拜新因为它是新；不因为局部的荒谬则全部推翻，不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永被摧毁；不因为友而全是，也不因为仇而全非。面对着一件事实，一个观念，或一种学说，如果我们不同意而又不发生兴趣，不妨暂时存疑；如果兴趣浓厚呢，就搁下自己的意见去研究研究它的究竟。若口说整理，而心存捉鬼，根本上已失去心灵上的平衡，怎么会获得准确的结果？梁说：
　　“即以巴黎大学赠刘君理科博士一事而论，我们亦可看出人家知识上的虚心。巴黎大学那些科学权威并不因为他的论文的根据是东方一个老大弱国几千年前的八卦而拒绝它。我们相信，如果刘君真能用现代的科学术语和数学公式去说明他的推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相信那些科学家们必定用极大的好奇心去倾听从这辽远的东方的更辽远的过去带来的行星的消息。我觉得单是这点就已经值得我们反省和效法。”
　　梁宗岱和刘子华素不相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若不是刘老一个朋友的偶然发现，刘老可能终身见不到梁公的大作。梁公从来没见过刘公的论文，然而他对刘公的情况似乎了如指掌。事实上刘子华研究易经八卦纯属偶然，他原先立志学医，是在外国学友的“逼迫”下才开始研究的。自近代中国国门被打开，不仅西方文化令国人大开眼界，古老的中国文化也令西方人大开眼界。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中国热，产生了一大批汉学家以及浩如烟海、遍及几乎所有领域的著述。翻一翻这些著述──在国内出版极少，是会让许多“专家”脸红的──我们对西方的发现，远不及人家对我们的发现（连我们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也是人家发现的）。在当时，作为中国五经之首的易经，在西方一般老百姓中都颇有影响。因为刘子华在国际学联的一次征文活动获得大奖，许多外国朋友向他请教中国的易经。孔夫子“苇编三绝”都懂不甚懂，他19岁出国就太为难，但身为华夏子孙，连自家的“经书”都讲不出个道道，实在有失脸面，于是他开始自学易经（这种尴尬现在的留学生也经常遇到，但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令他惊异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易学著作之丰富，国内无以匹敌，更令他惊异的是易经八卦的无穷奥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三、“存疑”的环境就是“发现”的温床
　　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是求救国之道──或“主义”或“夷技”，刘子华完全是个另类。他在法国的生活极为简单清贫，打工──上学──研究易经八卦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这种研究无任何功利可言，纯粹是对于抽象概括的推论的专致和好奇。许多留法同学不解，说你万里迢迢的跑到法国来搞这玩意，于国何用？于己何用？几乎就把他当傻瓜。然而他的法国朋友却极为尊重他。请读巴黎大学博士，也是受法国朋友的鼓励，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导致的科学态度的差异。
　　刘子华博士论文的通过很费了一番周折，巴黎大学科技历史学院院长阿伯海尔审读后，对刘子华用西方天文数据所作的推论认可，但他不懂卦理，就找一个懂的人来审读。此人叫马伯乐，上了《辞海》的著名汉学家。此公饱读诗书却又对卦理持否定态度，因此拒绝审读。然而就在他发出拒绝信的第二天，这位大名鼎鼎的法兰西院士立即向一个不名一文的中国穷学生作了自我否定，并发出接受论文的第二封信。在马伯乐的书斋里，他向刘子华承认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他说，关于易学的书我比你读得多，研究的时间也不比你短，对于卦理我持怀疑态度。可是你把天文恒数与卦理相互印证得到的结果是不可否定的。就算卦理不足为凭，这种推论也完全可以单独成立。如果一齐否定，岂不把现代天文的成果也否定了！
　　面对一种新的学说，它的依据令人怀疑，但提出的数证又无法否认──换句话说，对一种自己心存疑虑又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反对的东西，就承认它，给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事在当今中国学界可能么？我们的戴着“科学”顶子、盘踞在“科学”殿堂、把守着“科学”要津的专家权威们，几位有这样心态和气度？按照中国天文学权威张钰哲们的逻辑，“根不红”必定“苗不正”：易经八卦全是封建迷信，尚属“禁书”之列，岂能容它的学术成果滋生。
　　再看法国学者们对论文的评价：
　　（这篇论文）尽可能地揭示了在《易经》八卦的各种衍变中，隐蔽这一种非常奥秘的科学。我们仅仅根据天文方面例子，便能证明这一肯定的事实。如果我们仅仅承认根据现代天文学家了解的天文特征，与卦的发展和含义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巧合，那这种巧合就实在是太多太巧了……（马伯乐：《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序言）
　　论文证明现代科学与单凭据直觉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这一著作证明了人类思想的一致，即使他们所循的途径不同。（巴黎大学论文审察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教授）
　　我保证刘子华先生的八卦宇宙论是一篇重要著作。这是必须用很多方法和艰苦的研究才能得到的历史和科学的宝贵文献。（巴黎天文台台长爱斯克朗恭院士）
　　可以看出，法国学者们没有因对易经八卦本身的不了解而对刘子华的推论下断语，他们能够肯定的是，八卦理论与现代天文数据的吻合是一个惊人的一致。无论这篇论文中有多少他们不了解、不理解、甚而至于不同意的东西，但只要它证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他们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肯定。
　　……我们并不需要这篇论文作最后的结论，科学的发展随时可以否定它，我们只希望置下的路标对后人有所裨益。（马伯乐：《八卦宇宙论于现代天文》结论）。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拥有和发表观点的权利。
　　反观我们的“博导们”究竟有多少人具备这种科学精神？

[转下帖]

四、中国科学研究和学术环境需要与时俱进
　　前一阵有消息说，中科院要搞一个“诺贝尔奖工程”，计划若干年内培养出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云云，招来网民一片奚落之声。我看策划者多半是想骗政府的钱，要么就是无知。恕我寡闻，我还没听说哪个诺贝尔奖得主是按“计划”培养出来的，倒是经常见到某得主喜出望外的故事。我相信诺贝尔奖首先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文化就像土壤，天才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上，就会“萌芽、开花、结子，再萌芽、再开花、再结子，直至蔚为丰林”，若是落在阴暗石隙，则永不见天日。即便是深谋远虑，选一批神童出国深造，“按计划”生出一二诺贝尔奖得主，得到的也只是“奖”而不是科学。所以要想自家的科学之林茂密，恐怕还得从开荒改土做起，把“阴暗的石隙”和抢肥的恶草除掉，还科学以清明的学术环境。
　　依我的粗浅看法，我们的文化土壤有以下不适合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生长的东西。
　　泛政治化的思想专制。英国学者丹皮尔在其名著《科学史》中把科学定义为“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这本书197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的出版说明中被横遭批判，称：“其观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打着即不唯心又不唯物的幌子，实际上是用一种伪装的‘超然’、‘公正’的面貌，攻击唯物主义，宣扬宗教唯心主义，……对于阶级斗争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更是讳而不言。”根据这种“天才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的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一部哲学史（当然也是科学史）就是唯心与唯物的斗争史，“唯物”等于科学，“唯心”等于反科学。“唯物”等于革命，“唯心”等于反革命。于是我们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必须在这种政治规范下进行（且不说公开要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否则就要受批判、受禁止。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了，这些套话也很少听见了，但除去涉及个人的“伤痕文学”，至今文化大革命并未受到深层次的批判，这面政治哲学大旗依然被改头换面地继续高举，所谓“科学”依然附庸于“唯物主义”。试问，可有哪个大学或科研机机构敢于大张旗鼓地倡导“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唯物”、“唯心”的大棒停止挥舞了吗？以“科学”的名义讨伐异己、铲除异端少见了吗？给学术研究扣政治帽子、划政治界限的现象绝迹了吗？
　　我们坚定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捍卫者们似乎从来不敢面对一个事实：为什么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伟大科学家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者、有神论者和“愚昧”的宗教信徒？为什么教堂遍布、唯心主义“横行”的西方国家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西方科学史家老是要把哲学、宗教和科学扯在一起？当然，对于信仰和迷信都分不清楚的人来说，要思考这个问题太难了。这里不谈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思想的自由是科学生长的基本条件，它不应该受任何主义、方法、内容的约束和限制。纯粹的思想只有科学意义上的正确和错误之分，没有政治和道德意义上的好坏之分。只有在思想自由翱翔的天地，才能绽放艳丽的科学之花。
　　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存疑，而不是唯我独尊和消灭异己。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思想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艺术侵入科学领域，那将是科学“死亡”的开始。
　　有人担心甚至认为我们的民族天生缺乏科学的思维，我倒认为更主要是后天的环境所致。古代西方科学繁荣于古希腊时期，到了强大专制的罗马时代，科学便开始衰落以至黯然无光。中国的学术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衰落于秦以后的专制帝国。帝王政治崇拜者为秦始皇辩解，说秦始皇虽然焚书，但没有焚医书农书，似乎并没有妨碍科技的发展。有趣的是，罗马人虽然在医学、农业、建筑和工程等方面很有成就，但在西方科学史家的眼里，“他们使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丹皮尔）。不幸的是，中国的帝王专制最漫长，对科学源流的扼杀也最彻底。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任你自尊心如何强大──西洋人加给我们的这种侮辱：罗马人科学上的空虚，除了中国人恐无其匹”（梁宗岱）。
　　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经过严密思考和实验证明的知识系统，后者是前者的副产物；前者是超功利的“为学术而学术”，后者是功利性的实际应用；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从表面上看，我们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误把科学的副产物当作科学本身。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其结果是我们把衡量科学的标准定位在“有用无用”上，无视、漠视超功利的知识系统本身──一句话：舍本逐末。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教育革命，要求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参加到生产斗争的第一线。刘子华在“思想改造”的检查中承认，自己受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思想的影响，脱离生产实际，有愧于国家给予的待遇，决心投身生产实践，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作出实际贡献。经过若干试验，他发明了蜂窝煤盖火板，用它可以保证蜂窝煤过夜不熄。这一发明被成都晚报报道并得到大规模推广，受到鼓舞的刘子华接着又发明了节油瓶盖、实用钱包、折叠衣架等等，因此受到单位的表扬并在人代会上介绍经验，成为那个时代最风光的一段。喜矣？悲矣？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教育与无产阶级政治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观点”的批判；从“走出象牙塔”，到上山下乡、五七干校；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证明”，到对“马尾巴的功能”的嘲笑，无不是在扼杀科学。宣扬实用技术的崇拜，颠倒本末，截断源泉，歪曲科学的含义，流毒所及，使一般大众科技不分，以实用价值判断科学的价值，甚至以为技术就是科学，真正科学的地位越来越低。对此，至今我们没有清理思路，拨乱反正。记得陈景润出名后，不少人提出质疑，问“1+1=1”有何用，有人出来打圆场，说什么可用于电脑技术等等，很勉强很心虚。为什么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不考虑这个问题！”
　　按理说，如此崇拜实用技术，我们应该是一个技术大国了；如此急功近利，我们的物质财富应该极大丰富了。是吗？恰恰相反。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科学是技术发明的源泉，源泉枯竭，技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不领先，难以创造巨大的财富。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就以为“师夷之长技”便可以“制夷”，以为只要如法炮制就会令我们神通广大，却不追根朔源地学习人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且莫说人家日新月异的发明使我们望尘莫及，即使做得到亦步亦趋，而源泉不在自身，无异于靠天吃饭”。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呢？是的，我们的天上飞着现代化的飞机，地上遍街跑着汽车，办公室里有电脑，人人腰里别着手机，可是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发明？有几样新技术在世界上领先？人家把工厂搬来赚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却把最先进的技术牢牢地捏在手里，我们还来不及消化吸收，人家的新技术又出来了。世界上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本来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有些人倒沾沾自喜。前一阵看到参考消息上一篇日本学者的文章，说日本的优势不可动摇，因为日本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技术发明专利，中国差之甚远。我看这才是老实话。
　　随着经济前所未有的迅速增长，我们本应对科学予以更大的重视和更多的投入，现实却是从上到下的急功近利和全民性的浮躁，有几个专家学者在专心致志从事非功利性的科学研究？我们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申报批准的科研项目有多大比例是非实用性的、或不以实用为幌子的？西方有钱人投资非赢利性研究的传统对我们简直匪夷所思，我们最感兴趣的“高科技”必定是“吹糠见米”一本万利的“短平快”项目。这种环境最适宜科技骗子的生长，诸如“水变油”之类哪里都有人上当。人家还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纳米的作用机制，这边厢纳米水、纳米汽油、纳米护肤品、纳米衬衫裤衩卫生巾已经铺天盖地。而一旦出现类似SARS的危情，基础研究薄弱的后果立即凸现，并且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环境。
　　官员嘴头的“科学”则是为政绩──他们个人最实际的问题服务的。1958年大跃进搞万斤田，开始有人怀疑，他们就请专家教授考察验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不仅理论上可行，实践也作了证明，用“科学”战胜了“迷信”。2001年中科院在都江堰开年会，四川隆重推出“借脑工程”，扬言以每人百万年薪，请100位院士助推四川跨越式发展。然而大多数院士不是搞应用研究的，所以难以成交。碰壁无所谓，只要体制思路不变，老戏还会继续上演。外头的不买账，再找本省的。今年6月份又有在川“院士团”到眉山“借脑借智”，共同打造“文化眉山、生态眉山、数字眉山”，有关部门还准备推及全川，“打造智囊经济”。一般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也好用，他们有一千多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两千多年的食客文化传统，为学问而学问的书呆子气比较少，所以，什么样的命题学问都敢做。比如成都要打造“东方伊甸园”，就有学者“证而不考”，“证”出成都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与学者“验收万斤田”有异曲同工之妙。
　　拒绝思索的全信或全疑。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真即假，非好即坏，非友即敌之类的简单化绝对化，好像是我们身上的顽疾。那年头上面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最高指示，下面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泾渭分明，娃娃看电影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所谓“一分为二”，主要是强调一个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否则就是“合二为一”的罪该万死的阶级调和论。马克思恩格斯活着时不断在修正自己的学说，一到我们这里就成了绝对真理（严格说是为我所需的部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灵了，新的伟大思想又接踵而至。学术研究也免不了这个通病：“好”就不容置疑，“坏”就不容置喙，总之只能存在一个声音，而这“声音”往往是权力或权威的声音。前些年特异功能炒得热火朝天，一批判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骗术谎言封建迷信，群哗毕息。其实“超自然现象”国外早就在研究，有专家教授有实验室，有兴趣的就折腾，没兴趣的由他们去折腾。违了法有警察有法院，关你屁事。
　　不久前一位先生在雅安碧峰峡表演绝食49天，“反伪斗士”司马南断言造假，记者问你连看也不看就下结论，是否过于主观，司马南称“眼见不一定为实”；记者说你是否愿意亲自去验证，司马南说他不会去验证，因为他不是科学家。随后广州一位先生又要做绝食实验，为了证明无作假之意，他请中央电视台现场录像监控，并请中科院专家和司马南先生现场验证打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此事作了报道，司马南先生态度依然。不去！中科院比较慎重，特别派了个发言人，说这种实验毫无意义，他们不会去参加。眼见不一定为实，眼不见就为实吗？参加不参加是自由，无话可说；既不参加又要下结论，以“身份”说话或以“资质”说话，不问事实本身，完全中国特色，哪里有科学精神？
　　“全疑和全信，这是两个同样方便的解决方法：二者都免掉我们思索。”这是梁宗岱先生在《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一文中引用的普思迦赫的名言。拒绝思索、不会思索、不准思索的文化土壤不会有科学的收获。第十颗行星的预测发现者刘子华先生的世纪公案，让我们在关注“发现”的同时，更加关切发现的“环境”，关切科学之光和文明之路的同轨并行，因为这是中华民族新世纪振兴的不二途径。
　　现代中国需要科学的发展观，文明社会呼唤科学精神，科学发展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社会公正。
　　学会思索吧，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科学的又一个春天。

作者
地点：茶园·文殊院·成都市
时间：2002-09-02 16:12
摄影：雷康

内容还多，明日再帖……

文化人看的杂志，文化人办的杂志。

一本如此难得的杂志！

论坛

　　如果思想是健全的，
　　批评就是替它张贴广告，替它宣传。
　　思想有它自己的命运，
　　思想一经发表，
　　就不是作家或评论家所能左右的了。
　　── 韦 勃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 朱学勤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从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结束的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那么知识界普遍的否定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首先看在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美革命。英美革命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称小革命呢？英国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他赶走，把国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是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内容。最后终结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那么它是革命，杀了国王，它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它在1688年以后，马上就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的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政府权力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那么它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的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栏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并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不能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革命，这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
　　英美革命它们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的：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就不一样。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个阶段：1789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比如说就是吉伦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专政到1794年戛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你看在中国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强制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那场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也改名字，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啊。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也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法国人那个时候，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果实。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冬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在用的，我认为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的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和中国的选择。我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 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6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逐渐地朝我们技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
　　那么“戊戌变法”变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这场变法失败并不说明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60年一个甲子，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又是怎样走向岔路的呢？一、梁启超逃离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把这一场失败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藏，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的是什么文化问题。
　　梁启超的作用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足顿胸说这次回去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20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他们一辈子都是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开始了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这样一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悍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利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件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有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们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知识界否定“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已久。这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以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革命领域这个里面来。
　　胡适也罢，鲁迅也罢，茅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是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的时候你喊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文化讨论的这个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个逻辑指向和“文化大革命”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四”走到“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破产了。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的文化热大讨论，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整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面是明白的，是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软联系。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啊，跟进的人慢慢慢慢就弄假成真，真认为可以讨论的是唯一正确的内容，真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的。那么这个文化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责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
　　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术也进来。只是呢，他们把这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一个头。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就必须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倒过来说，你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够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贤开外王”，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提却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
　　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人，他们是看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的障碍。最近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作了一个报告，发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告诉大家什么，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觉醒。阿Q要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无偿的圈占，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阿Q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蔡定剑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就是他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
　　历史不是这样展示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复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或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这种长达六十几年的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有两句话，一是上帝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文化土地上，它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就是在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论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再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大陆老百姓。但是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时期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大陆人是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1997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堪入耳，跟“文化大革命”中间一家分成几派一样的。跟我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他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太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小时，前半个小时加后半个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读十年文化学者讨论的书。
　　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
　　
　　（根据《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朱学勤简介
　　1952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赴河南兰考县插队落户。恢复高考之后，相继在陕西师大取得历史系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和评论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被誉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已有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文里的革命》等，其中《中国与逆州文化交流志》获1999年中国国家图书荣誉奖。

文·文化·文化人之刍议
□ 张昌余

　　综观中国文明史，而今“文化”一词出现频率的密集、涵盖范畴的广泛、享有地位的显赫，都可谓亘古未有。如果司马迁活在这个时代，他很可能不会喟叹：“文史星历，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因穷愁而短命的天才诗人李贺也不会在今天赌气发问：“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乐观旷达的苏东坡更不可能在此时感慨：“归来据饥案，一字不堪煮！”更让“文化”及“文化人”扬眉吐气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已遭唾弃；“文化无用”论早已休矣；以“大老粗”为自豪的人也渐渐屏气噤声了；“脑体倒挂”又倒过来了……这一切皆是“文化”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确实可喜可贺！
　　然而可忧可患的现象也与之俱来：“文化”成了时髦的桂冠，行行业业都要抢而戴之；“文化”沦为廉价的商标，时时处处都在争而贴之。什么东西都想凭“文化”搭台唱戏，啥子人物皆欲借“文化”平步青云。天也！“文化”即使真有擎天般的鲲鹏翅膀，怕也乘载不了如此沉重的负荷！更有甚者，竟有人将“文化”装入茅厕马桶，把“文化”塞进亵衣趾甲。呜呼！“文化”纵然有海洋般的包容之量，怕也忍受不了这样低俗的亵渎，须知当“文化”的概念泛延到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时，那这一概念也就什么都不是，因而也就走向了泯灭！
　　为了替“文化”正名，我们不能不率先提及古代一位文化伟丈夫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尽管秦始皇有过“坑儒”的酷行，现代史上喊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过“批儒”的灾祸。但孔子及儒家学说却总是坑而不僵、打而不倒、批而不垮。这就是“文化”的永恒魅力！这就是“文化人”的不朽生命！正是这位后世被称为“文宣王”、“至圣先师”的孔子，有感当时政教昏昧、名实混乱，忍不住起而高呼“必也正名乎！”
　　现在，为了“文化”、“文化人”，似乎也该喊一声“必也正名乎！”但本人略有“文”而未能“化”，承担不起“正名”的重责，所以谨题为《文·文化·文化人之刍议》，刍议者，刍荛之议也，刍荛之人，当然不能自诩为文化人。
　　
“文”──一个奇妙的符号
　　本不喜欢学究式的考据，但为了讨论“文化”的真谛，又不能不对“文化”一词的词根“文”字做一番探索。
　　传说我们的祖先仓颉创造文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可见古人将文字的出现看成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而在中国人自古及今所创造的数万“文字”中，“文”从来就是“字”的冠词，所以它堪称华夏第一字。
　　检阅甲骨文、金文以及所有篆、隶、行、草种种不同写法，“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别小觑这一符号，尽管现在“文”的含义已繁衍到二十多项，与“文”字相关相联的声转字、韵转字不可胜计，由“文”组成的词或词组更是车载斗量，但“文”字最根本的义项，就是这个“”，古音将“”读为“义”，它是个十足的象形符号，表达的是交叉交错的意思。所以《说文》明白无误地解释说：“文，错画也，象交文。”
　　那么，“文”由哪些要素交叉而成？请看我国古代奇书《易经》的精彩阐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请注意，我们津津乐道的“人文”、“文化”等词语皆出自这几句妙文），加上庄子所补充的一条“示之以地文”。于是后来的《易经·系辞》进一步总结说：天文·地文·人文“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这里，已经将“文”的本义讲得非常清楚了。本人以为：“文”字上部一点代指“天”，中间一横象征“地”，下面的“”表示交叉，整个“文”字又形似“人”的身躯。所以，“文”字本体的造形取义就已表达了天文、地文、人文的大交叉。
　　前面的引文及训诂并不艰涩，也不玄虚。说白了，古人以“天”“地”概括自然界，以“人”代表人类。因此，“文”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各种规律的交叉与变化。西方将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兼备的知识结构称为“”结构，把交叉复合型人才称为“”型人才，请看看西方的这个“”与我国古代的“”，其造形何其相似，其取义多么相同。如此认“文”才识古人造字之精妙！如此说“文”，才知通“文”之不易！
　　春秋时代，“文”的参照系不可多得，因此，在被称为“文宣王”的孔子的心目中，真正识“文”通“文”体现“文”的楷模，只能是周文王与周公以及由他们所建立的周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孔子情动于衷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本人的识见里，在古代历史中，最能展现“文”之大观的著作，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因为这部鸿篇巨制确实做到了如作者自己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拜读其书，向往其人，禁不住也会发出“郁郁乎文哉”的由衷赞美。
　　
“文化”──一片深广的海洋
　　何谓“文化”？在前面的说“文”中，其概念已基本显现，查所有的字典辞书，今人都作如是解释：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定义是否严密，本文不想深究，此处只想说说对“文化”的一种误读。
　　在人们的习用语中，每每将“知识”与“文化”相提并论。其实：“知识”不等于“文化”。说得形象点：如果“知识”是水滴、是溪流，那么“文化”就是江河、更是海洋──一片既深且广的海洋！如果将自然学科知识与人文学科知识比作两条江河，那么这两条江河交汇一起，才能积贮为吞吐日月的文化海洋。
　　清代有位姓袁名枚字子才的才子，现摘录他的一段名言：
　　
　　盖学者之病，最忌自高与自狭：自高者如峭壁巍然，时雨过之，须臾溜散；自狭者如瓮盎受水，过则溢之。好学者其如江海乎！旱九年而不枯，受八方之水而不竭……
　　
　　袁枚嘲讽了学者中峭壁似的自高者、瓮盎般的自狭者，赞美了海洋型的好学者。遗憾的是，我们不少学者都属于自狭者，自狭者的知识结构只能称作 “管井型”结构，就像打深井、埋竖管一样，一味追求深度，而不顾广度，到头来，就只有“井蛙”似地“管窥”天上人间了。如此情况，不仅存在，而且严重，所以在几年前，北京有二十余位博士导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批评了“博士不博，硕士不硕，学士不学，综合不综”的现象。
　　让我们还是回到文化是海洋的比喻上。既曰海洋，从形象上说它主要呈现广博之态，阔大之美。所以，“文化”首先要求知识面的博大；所以，最高学位称为“博士”；所以，在培养人才时，必须强调“博学”。孔子向弟子发布的六项学习准则里，第一项就是“博学之”，孔子当年教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六大学科，即：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庄子讽刺“井蛙”，荀子力主“全粹”，《礼记》强调“博闻”，屈原歌颂“博衍”，王充号召“博识”，班固赞赏“博览”，刘勰提倡“博见”，苏轼劝人“博观”。中国古代智者、贤者普遍宣扬天人合一、儒释道合一等等。西方学者佛克码（D·Fokkema）高歌“文化多元化”，刘若愚（James J·r·Lin）宣扬“东西方文化并列”，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论证“一切文化都是混合物。”……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东西方的共识：知识因交叉、交织而广博；知识因复合、混合而渊深；广博、渊深的知识就构成了文化的海洋。也只有这样广博而渊深的文化海洋，才能沐浴出文化大师。三年前读到一篇文章，题为《清华的忧郁》，此文指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倡导“通才”、“通识”教育，反对培养“所谓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坚持“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宗旨，因而培养出了一批批全世界知名的交叉型、复合型的大师级人才。清华也一跃而成为海内外著名大学。但自1952年起，中国教育学步苏联搞“又红又专”，于是清华与北大在院校调整中都失去了综合大学的优势，其结果是在世界上名声双双受损。文章结尾处，作者不无忧郁地说：“今天的清华为恢复综合性大学的努力是何等艰辛！”
　　
文化人──一群冲浪的鱼儿
　　海洋，即辽阔又渊深。河伯望洋，则不知洋之阔；木偶测海，更不识海之深。
　　要做“文化人”就必须融入到文化海洋里，既会潜游深海，更能纵横大洋。换成现在流行的说法，那就是知识既广博又精深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方可称为“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数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我国有关组织共同调查统计：按比例，有文化的中国人仅占1.4%。欧洲人的条件更为苛刻，他们认为：如果爱因斯坦不懂莎士比亚，也不能叫“文化人”！足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文化”一词的内涵偏于人文属性，这与我国《易经》最早的观点“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遥相契合。有鉴于此，在我们中国完全可以如是说：再高明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知李杜苏辛，不解唐诗宋词等等国学之精华，那也不能称作文化人！
　　海洋，最富创造性：它雕塑出无数的美丽岛屿，它磨砺出无尽的海岸沙滩，它装点出奇幻的海底世界。而在现实的书海里，却充斥着东拼西凑的所谓“专著”，堆积着毫无新意的所谓“创作”。如此这般的专著、创作，不管是搜罗沙滩上的残贝破壳，还是剽割水族中的金鳞银屑，都只能叫“伪文化”，其炮制者也只配称“伪文化人”！
　　真真正正的“文化人”，应化作文化海洋里弄潮冲浪的鱼儿！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能濯我足！”这是古代高士们自在自如的戏水；“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庄子们想象中的逍遥游；“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这是词客们追求的浪漫。
　　其实，在文化海洋中弄潮冲浪，很难如此自在、如此逍遥、如此浪漫。鲁迅曾感同身受地说：“中国的文化，是用许多人的痛苦换来的！”读一读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看一看钱钟书的《诗可以怨》，查一查《文心雕龙》中“蚌病成珠”的比喻，想一想西方“愤怒出诗人”的结论，鲁迅的感慨则不辩自明了。
　　弄潮冲浪，岂止于遭受痛苦，还很可能被风浪淹没，被暗礁碰碎，也可能误吞钓饵而成刀俎间的鱼肉。但种种痛苦、重重危险，都未能阻遏自古及今的弄潮儿与冲浪者，因为他们的灵魂或跃出惊涛骇浪，化作了银河中的灼灼星辰；或长埋海水，变成了泣珠的鲛人鱼。
　　我们最应该效法的还是勇于弄潮，乐于冲浪，善于自我保护的巨鲸般的文化人。如那位高唱“大江东去”的千古奇才苏东坡，“浪涛”将他冲向黄州，他便借机展露“惊涛裂岸”的豪迈大气，转而抒发“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闲适心境。他又在《定风波》里潇洒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把他吹打到杭州，他则淡看自然界与人世间的风风雨雨，面对西湖悠然吟唱：“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更大的恶浪将他卷至海南岛，他仍继续踏浪高歌、冲天长啸：“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似这样一位弄潮好汉、冲浪英杰，岂是那些“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莽夫可比！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提出了人类进程的“浪潮说”。他认为当代世界已进入到第三个浪潮，并向第四个浪潮过渡。当今的文化人们，到时代的浪潮中去弄潮冲浪吧！如此，才叫“与时俱进”，如此，才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谨录两位古代文化人的名言警语，以作本文的结尾。一是刘禹锡的《浪淘沙词》：“莫道谗言如浪深，莫道海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是李白在《行路难》中的鼓与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04年初夏

张昌余
地点：东厅·雅州宾馆·雅安市
时间：2004-9-18 15:04
摄影：雷康

趣说另类文化人
■ 作人

　　华夏老祖宗造字是给眼睛用的，所以从人体素描入手，可会意，可象形。“还原法”最生态，减少扭曲。
　　比如“文化人”的甲学解构颇喜剧，也较真实。“文”与交配有关，基本意思是交汇融合，无论天文地理，还是两情相悦；“化”与生死有关，化境界于阴阳之间，死生之间，正负之间，是“变”的界限；“人”与行为有关，以臂胫之形侧身而立，行色匆匆，出工出力，辛劳相伴一生。生殖器，生死人，行走人，都齐了。
　　融合到某个界限就产生行为，交配，分离，产生人──“文”化为人。这就是“文化人”的直译（硬译）。因此，“文化人”是合作之人，模糊之人，辛劳之人；“文化人”又是激情之人，危险之人，孤独之人。文而不化难成大器，化而不文就是另类。两极相通，“另一类”文化人也许离“本源”最近？
　　“文”何须“化”，“化”也是“人”。“文”“化”“人”三兄弟与生俱来难解难分，其生态之谜底必是亦己亦人，共生共存。

百年大计请从文化始
□ 龙应台

文化在哪里？
　　这一场选举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它会影响台湾海峡的安定与否，牵连香港的发展，也因而影响亚洲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否，它更决定台湾本身生存空间的大或小，险或夷。在这样重要的选举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议题却在长达半年嚣声震天的选举运动中，彻底不存在：文化，或者文化政策，不曾被我们的候选人谈过一次，也不曾被选民追问。
　　是因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可以拿来吸引群众，宣传助选，但是和民生大计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不浮出台面？是因为，它不是民生必需，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教育，不是……所以不可能太重要？是因为，已经承诺要建几个音乐厅几个展览馆，文化不就是这些吗？
　　不，不就是这些，而且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我们根本就生活在文化中，而且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里，报纸的数量多寡、新闻的开放程度、言论的品质高低，和文化政策的收放有关。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里，音乐多是抄袭或原创，品质是高或是低，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地位，都是文化政策的课题。我们停了车，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老建筑；这栋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华宅大楼，或是重新修复，成为风华再放的历史古迹，是文化政策在决定。一栋历史古迹周围，是否允许霸气的庞然建筑出现，是否将老树挖起，拓宽道路；我们居住的城市“长”什么样子──是绿意葱笼、慵懒闲适还是摩登现实、剑拔弩张，是文化政策的显现。
　　
怎么可能视若无睹？
　　踏进公共空间，不论是办公大楼、法院、车站、学校教室或政府机关，每一栋建筑的外观是美丽或丑陋，室内的感觉是和谐或粗糙，眼睛所及之处是悦目或刺眼，是建筑美学、公共艺术、应用美术的范畴，深深受文化政策影响。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解决问题的或是知识游戏的，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我们正值青少年的孩子到“摇头吧”玩耍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像罪犯一样包围拖扯，让人心痛，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青少年什么出处？有没有丰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象？有没有渗透到教育系统里头去的艺术教育让他们修养品格？有没有全民的体育和休闲设备以及配套的活动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国际的文化交换让他们见识广阔？心胸宽大？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和见识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是文化政策。
　　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更不是“吃饱了才有时间去想”的风花雪月。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教养体质。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是国防，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是柔能克刚的军队、文明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理性有多强、想像力有多猛、创意有多奔放，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旺盛，都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可能是，我们的人民仍然把文化看做仅仅是热闹的余兴活动，政治人物仍然把文化看做少数菁英的个别需求，把文化机构看做宣传单位、把文化政策看做自己的形象工程，与百年大计无关。否则，你怎么解释，我们的候选人可以对这样重大的议题完全视若无睹而且不被社会群起讨伐？
　　
自由，需要制度保障
　　也可能，因为曾经被滥用过，许多人对文化政策这个概念还抱着怀疑：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纳粹的文宣操弄，不都是文化政策的实践吗？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怎么会需要政策呢？
　　自由，当然需要政策，而且只有被政策保障了的自由才是持久的自由。现代政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机器，内部有无数的轮子照着自己的规律在运转。当这个庞大的机器结构里没有文化政策这个轮子的时候，文化是有可能被整个机器碾过去的。譬如在欧洲的城市街头经常看见艺术家的表演，台北却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公共空间的管理办法都是禁止街头艺人出现的。管人行道的、管公园的、管大马路的、管广场的都分属不同的政府机构，而订定各种管理办法的用意都在“防范”、“管理”，竭尽心思用文字条例阻挡摊贩、游民、猫狗大小便；没有人在想“怎么样让艺术家来丰富这个城市”。我们非常需要文化政策这个轮子用力转动起来去“关掉”某些阻碍文化发展的轮子。（注）
　　有时候我们又需要文化政策去和其他的政策争地盘、做搏斗。交通那个转轮可能希望把整个城市变成路路畅通的通衢大道，工程那只轮子可能不断地建设：高楼大厦、天桥隧道、码头堤防。税务的轮子可能把艺术产业只当产业看待，社会福利的轮子可能把艺术家当游民对待，警察的轮子可能将艺术当色情取缔，经济的轮子可能把历史建筑当房地产处理。文化的向往和这些既存的机器转轮的逻辑却往往背道而驰，因此它必须像逆流游泳一样，一一去折冲，一一去破解，才可能保住文化的“自由”。
　　所以文化政策可以被滥用，但不必然被滥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文化的指导、管理、干预或控制，而是一套完整的机制，有效地整合与文化相关但散置四处的种种权责及措施，提供文化最佳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在这个基础上，不干预或没有政策也是精心思虑过的结果。它提供一片有机的土壤，让人的创意着床，发芽，绽开艺术文学和思想的万种新苗。
　　
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
　　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的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文化政策的核心任务是提供一切的可能，让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活泼释放，而当大多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能够活泼释放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定是丰富多元的。传统的东西有人喜爱有人要推翻；推翻了出现前卫的东西，前卫的东西有人接受有人批判；批判了出现传统的再造，传统的再造又被挑战……像一潭活水，流水激溅此起彼落。在这个过程里，公民全面参与，人们必须不间断地彼此倾听、对话、辩论、争吵，从长期的对话和争吵中，认识了彼此，找到了共识。社会的核心价值于焉形成。
　　即使文化的理解被窄化到仅止于“唱歌跳舞”，“唱歌跳舞”的重要性也绝不仅只是余兴。它往往就是那神奇的力量，把分裂的碎片聚成一个有意义的拼图。我记得一场原住民的诗歌晚会，大雨倾盆而落，雷电交加，但是人群被歌声深深感动，依依不肯去。雨水打在长老的脸上，他的歌声苍凉悠远，可能让一个孤独的城市浪子发现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深情，可能让汉人第一次认识到原住民的深刻，可能让原住民，在与身边的陌生人偶然对望时，突然感觉到一种无言而温暖的联系。“唱歌跳舞”或是文字艺术的魅力，就在于，透过共同的经验它能够把孤独的个人从孤独中解放，让他与群体连结；它能够把分裂的各个群体从分裂中超越，伸出手去和别的群体接触。
　　文化为什么重要？很简单，因为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民族、多语言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阶级的群体结合而成，结合需要共识，需要认同，然而我们的政治人物没有认识到一件事：寻找共识、建立认同确实是我们要的，但是它必须经由文化手段获得，因为只有透过文化方式获得的共识才是真实的共识，通过政治手段得来的共识，没有情感的基础，是一撕即破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不能改写，认同对象不是不能翻转，重要的是，任何改写或翻转，都应该经过一个由下而上的文化过程，不是由上而下的政治操作。如果在解严之后，我们搭起来的不是一个政治斗争擂台，而是一个公民文化平台，我确信，是的，我确信今天的台湾不会撕裂得这样破碎、消耗得这样失血。
　　
看不见的工程
　　候选人对文化缺少认识、对文化政策不置一词，也就罢了。但是对那马上要当选的人，那要“带着台湾真正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还是不得不要求他大大地睁开眼睛：文化，不是装饰品，不是宣传品，不是余兴节目；文化，是大楼的骨架，花园的土壤，公民社会的基础建设。在二十一世纪，决定台湾这个“蕞尔小岛”是否能卓然而立的，绝对不会是台湾的军备武器或“国号”名称，爱或不爱台湾，而是台湾所培养的下一代有多丰沛的创造力，多宽阔的国际观，多扎实的知识基础、多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多健全的公民素养。
　　不错，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的建设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确实缺乏。创意产业的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以前从来没将电影、绘画、音乐、设计等等当作产业来思考，也从来不曾做过整体规划或者长程研发。观光事业的开拓是重要的，因为台湾的观光在亚洲大概是倒数几名，与我们其他方面的成就不成比例。
　　但是我们必须看见更重要的东西；比厅院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人民素质的提升，譬如说，青少年的美学素养如何培育？比创意“产业”更重要的是“创意”本体，譬如说，我们如何防止原始力被商业机制消磨、被官僚系统窒碍、被教育模式压抑？比观光事业更重要的是吸引人们来观光的内涵事业，譬如说，本土文化的丰富多元、国际视野的宽阔、城市基础建设的健全、服务文化的升级……
　　这些“更重要的”，却都是看不见的工程。一条公路，可以连栏杆都还没做好就先让长官剪彩；一个机场，可以连消防都还没检测就在镁光灯中启用。可是文化和这些工程的逻辑正好是相反的：它看不见，而且它不比速度；它比安静，比深沉，比细致，比温柔绵密，比──慢，也许五十年是一个测量单位。
　　我们，敢这样期待吗？（据《南方周末》）
　　（注）台北市文化局经过足足三年的努力才争取到让艺人在某些小范围内为路人表演。

致龙应台先生
　　
　　仰望你
　　夜空中明亮的星
　　虽然我们相隔万里
　　但光的信息
　　把我们连在一起
　　
　　紧握你的手
　　以你崇高的信念起誓
　　不为黑暗征服
　　让我们在夜空闪烁
　　把思念留给宇宙……

　　宋仲文·2004年4月1日

“活捉蒋介石”与“食马兰头”
　　□ 马 兰（美国）

一
　　星期天我躺在床上不愿起来，裹着被子，看着太阳从窗户一厘米又一厘米照进来。人生之大幸福便是阳光满床还能继续睡懒觉，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早起对我永远是酷刑，除非天真的要塌下来。
　　查推门递给我一本《郭沫若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是前年他从我老家的书柜专门带回。
　　我接过手一看折起的那页，赫见诗的题目“四川人，起来！”
　　大诗人叫四川人起来干什么？
　　“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洲，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此诗写于1949年9月24号。收录在书中最后一首诗的题目是“看舞剧《小刀会》剧照口占”，四句四言诗如下：
　　“双剑插背，/两眼如神。/精神抖擞，/快要杀人。”
　　此诗作于1978年3月。我们这位“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家乡诗人呵。
　　翻到最后的一页见印数是二万一千册，定价一块零八分，我买于1980年3月的成都人民南路新华书店。
　　现在无论如何难以严肃地对待此诗了，像听相声甚至比相声更相声，春节晚会朗诵的话，定能笑倒一片。
　　“快要杀人”四个大字让我仿佛听见公判大会的口号声从不远的过去传来，“把反革命分子押付刑场，立即枪决”。杀人的杀声震天。
　　汉民族有极强的繁殖力，杀过了，又生了，再生再杀。活捉、油煎、火烧、粉碎、打倒、镇压，这样的汉语词组包含了多少惊心动魄、惊慌失措的事件。鲁迅说国人麻木，连杀头时都麻木，那还有什么可以激活国人呢！可也只有杀人，国人的血才最可能被激发尤其是面对一种虚幻又美好的革命，我不冲动谁冲动。
　　我不太自信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含蓄更温柔更多情多礼。看看我们的武打电影、武打小说，汉民族骨子里崇武的紧。对内斗争的那股狠劲其他各民族可以望“汉”兴叹。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埋了二十万的降卒、火烧阿房宫（中国人烧中国人的东西难道不比外国人烧中国人更痛心？）农民义军黄巢把广州十多万阿拉伯人杀得无影无踪（他们找谁报仇雪恨？）。被秦始皇坑了的儒生（他们的灵魂安息了吗？），满清入关时的嘉定三屠、扬州十屠（又如何血债血还？），左宗棠平定新疆把蒙古人赶尽杀绝（现代人称种族清洗）直到近代文化大革命之祸。
　　象征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又表现了多少理性、善良呢！中国文人从三十年代的左联争吵到延安整风再到文化大革命，彼此揭发、对骂、人身攻击颇具中国特色。你迫害我，我迫害你，迫害来迫害去，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即使受害的人也不乏当初积极害人者。身不由己也罢，充当落井下石的急先锋也罢，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面临选择，稍有不慎如入万丈深渊，政治又变幻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抗战时选择留在沦陷区还是进入大后方，1949年解放时选择跟着国民党还是继续与大陆共存亡，反右时决定给党提意见还是明哲保身沉默是金?在近代中国文人喋血、苦难、背叛的历史中，丁玲一案更引发我探究的兴趣。
　　1957年第二十号“文艺报”刊登了许广平在会上的发言：“昨天丁玲同志的话就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好，因为雪峰和周扬同志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同时还指出“丁玲向她宣传一本书主义，是杨荫榆似的死不回头的坏蛋”。（杨荫榆早年留日，回国致力于教育，可惜生逢乱世，让她教育救国论在革命的学生中成为落伍者。）刘白羽检举丁玲宣称“周扬在文艺界统治了二十年”。张天翼在批判大会上联合艾芜、沙丁发言，揭发丁陈反党有二条线，又说他当年在南京看到丁玲，即感觉她的情形令人怀疑，到上海对鲁迅说了，鲁迅听后也沉默不语。（“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鲁迅书信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876页）。张天翼还申言：陈明是丁玲的谋士，是丁玲的随从速记，应该起来揭发丁玲。茅盾也在会上发言批判：“我看到在新中国的今天，我们面前的丁玲同志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莎菲女士在。”
　　诗人田间批驳丁玲“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国现代的文艺作品中，并不能算是一本大书，如果不经过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作过一些改正，能不能拿得出来，还是一个问题。”（见第二十一号《文艺报》）
　　丁玲也投入到批判他人的革命洪流中去。丁玲在延安参加对王实味的批判。在获知王实味被定罪之后，她承认《三八节有感》错误的观点。1948年，丁玲以一份公开声明，敦促萧军“改正错误，向工农兵学习，跟着党走。”丁玲进驻解放了的京城，自杀未遂的沈从文向已身居高位他的朋友丁玲呼救，丁玲并没有伸出手，回报当年从文先生在漫天烽火之中把她们母子送回湖南乡下的义举。丁玲反而冷冷地嘲笑了这位昔日的朋友“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太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当一名教授。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丁玲文集》第5卷，150-151页）。
　　复出后的丁玲以左自居，她的一生可说是中国作家的一面多角镜，一出人性的悲歌。中国作家在这半个世纪所受到痛苦之深重，自杀人数之多，相互残酷斗争之广泛，举世罕见。代表良心的巴金曾揭批胡风。受害的胡风早年以革命者的姿态也对肖红说三道四。这仅仅是当时制度使然吗？抑或我们文化本身严重缺乏科学、实证、宽恕的精神导致？
　　1999年的奥斯卡奖因为把终身成就奖发给了Kazan，引发热烈争论，没有历年来全场起立鼓掌致敬的感人场面。发奖之前，CNN专门做了访谈，各方面的意见都表达了，还举出大诗人庞德的例子。1949年住在疯人院达四年之久的庞德获得了波林根诗歌奖金，顿时在美掀起轩然大波。许多评论家认为把奖金给予一位反英美、亲纳粹的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也有著名评论家指出是“黑暗时期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行动”。1972年庞德病逝，美国艺术科学院在这一年讨论是否给予庞德以爱默生──梭罗奖金，结果与二十三年前相反，提议被否决了，他们认为不能把一个人的艺术成就和他的道德思想分开。（参见《外国诗》第二期，第183页。外国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Kazan是位杰出的导演，他的“欲望街五号”几乎是完美的电影。大导演曾是共产党员，后来退了党。在麦卡锡时期，他声明不提供在美演艺界的共产党名单，却又改变主意到国会指认了其他共党成员，毁坏了这些演员、导演的职业前途。有评论家认为他比庞德还不应该得奖，盖因庞德并没有具体地毁灭哪位个人的职业，相反不少年轻作家得到他的提携。
　　与此相较中国文艺界的生死恩怨、是非纠缠更为惊天动地、更六亲不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这么说轻松痛快，但受过伤的人心并没有完全平复。如果什么都过去，那对作过恶事、坏事的直接责任者岂不无需面对良心。如此时机一到，又是一场奋不顾身的劲头，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我们人都有私心、恶欲，大概最后的审判能使我们在做恶事前犹豫，至少动机迟缓几步。

二
　　查拿着一本《周作人散文选》，指着几个字朝着我，我以为是他不认识的字。他偶尔会问我，很多时候我也不清楚，几个回合之后他宁愿查字典，家中有他1982年第一次去中国买的《辞海》和1998年所购的厚厚三大部头的《汉语大词典》。
　　我睁大眼睛，原是“食马兰头”。
　　周作人的日记记录了不少自己吃过的菜名、水果。
　　“午食马兰头”是其中之一，记于1899年二月初八。三月十四，周作人记到“食樱桃，每斤六十八文”，十五日，“食乌饭糕”，十六日，“食蒜苗，甜酒酿”，二十八日，“食苋菜，杭呼线菜”，四月二十日“食蒲杭呼活芦，与壶卢别。”二十六日“食印糕，角黍。”五月初三，“食蒲丝饼”，十二号“食南瓜角即饺子正字，洋果子。”（名波罗，形如香椽，肉酸甜可口。惜因日久，微有霉气耳）
　　周作人十多岁的日记记录了生活的趣味，生活虽不像一场欢宴，但他所吃到的食品真是丰富、美丽。
　　周作人的散文，博学又不学究，言辞平和又坚韧，他不似鲁迅的激烈、尖刻。周作人却在京城做了“汉奸”，是很中国人的词汇，汉奸运用的范围也极广泛。
　　多年以前，我和他在他就读的人民大学校门口买煎饼，摊主要三块钱，我说不是二块钱吗？他说老外的钱不宰白不宰。我笑了，要公平，比如说不能因为我是女人就少出钱，男人应该多出钱吧？店方急了说，你还在乎这点钱？我在乎，我为什么不在乎。又不是你出钱，大家都是中国人。这跟谁出钱没关系，跟我是哪国人也没关系。你简直是汉、汉…。你要说我是汉奸，对吧。他终于说出了“汉奸”这两个黑光闪溢的大字。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把背叛祖国的人统称为“汉奸”，无形中表明了这是由汉民族为主的国家，少数民族仿佛不在其列。世上的事不外乎多数代表了少数，多数利用少数。如果是一位回族出卖了中国人的，称之为汉奸便不那么贴切。也许有人会指出，这个汉并不指民族，而是统指中国，那何不干脆称中奸，叛国者呢。
　　周作人在法庭上只说不曾宣传奴化教育，其他便不解释了，所谓“一说便俗”。一个民族在异族入侵之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高风亮节，值得敬仰，但从另一种角度观之，比如满清入关，夺取政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真能清洗记忆，明末的官僚文人也断断续续地做了清官，成为新政府的一员，从逻辑上他们背叛了旧朝，做了新朝的官算作“明奸”了。“反清复明”的志士们，牢记在心的也是亡国之恨，且亡于一个马背上的少数民族。但大清不仅完全巩固了中国的政权，还把疆土扩大了几圈，清成为中国的正统，代表了中国。
　　政治上的忠奸有时真是无所谓对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爱国”以至“国家”几乎是现代社会结构下的词汇、密码。爱国爱到最后关头、最高潮也不外乎把别的国爱到自己的，这便是战争了。狭义的爱国主义是人类情感上的一大误区。德国人民为爱国付出了代价，不可否认纳粹诞生于爱国的民意。日本二战时为了忠于天皇的爱国令亚洲生灵涂炭。所以我对“爱国主义”教育存迟疑的心态。在进行“爱国”教育的同时不妨加入“爱民”教育的成分，所谓“民为本”是也。
　　我们引以为豪的爱国志士文天祥，他的兄弟去探监，问他是否考虑给蒙古人当官办事。高唱“正气歌”，只等英雄就义的文天祥说，他做了大宋的官，理当忠于大宋，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可兄弟你没拿大宋的饭钱，自然可以给蒙古人跑堂云云。以今人的爱国标准，文天祥简直是汉奸教唆犯，至少他的爱国形象要大打折扣。中国人讲究忠君，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说白了，要求为臣者有职业道德，而文天祥具备了职业道德精神。
　　国家是现代化的概念，如同革命也是现代词汇。
　　汉民族的民族情结颇令人困惑，把大侵略者成吉思汗捧为民族英雄。鲁迅早说过，成吉思汗先征俄罗斯，俄罗斯比中国人更有理由声称，我们的英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和日本侵华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汉人与日本血战到底，而最终认同了蒙古的铁蹄？难道是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吗？
　　身陷政治激流中的郭沫若、庞德、周作人、kazan、丁玲等文化人，后人如何评之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言道出了抒写历史的方法论，解读文化人的历史上定位、作用，我们都是站在一种角度认知历史。
　　神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说，“世人都犯了罪。”，如此我们无须拯救了。
　　“文章千古事”，只有文章真实地留下来了，使我们得以在世纪末通过他们作品体会其中的思想，以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判断。
　　政权更替中的政治争斗，仿佛是一场“活捉蒋介石”的街头闹剧以及食“马兰头”的家宴，其间的真伪、善恶、公道与邪恶，理不断剪还乱了。
　　
马兰
　　著名女诗人，回族，1963年生于苏东坡故乡四川眉山，1994年加入美国国籍。现为美国中文网站“橄榄树”（纯文学网站）主编。
　　邮箱：LuoMaran@com.cast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