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2004/2期（全文）

甲申年杂说

□ 无 慧

　　甲申年，不过是古代先民发明的纪年方法，本无特殊意义。但据一位研究《周易》的朋友说，甲申年是个容易动荡的年头。不论天灾人祸，极易在这年发生。对我而言，两个甲子以前，它只不过是我那慈爱的高龄外婆的出生年而已。至于我们川籍史家大文豪郭沫若先生那篇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当年虽曾读过，却至今不甚了了。今年既然又逢甲申，不免有些胡思乱想，遂记录下来。倘遇有缘人，偶尔阅读，或聊博一笑，足矣。
　　西洋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但有个问题我一直以来就很糊涂，从没弄清楚过：什么是史，庙堂正史，还是稗官野史？民间传说算不算史？最后我觉得还是本土的哲人胡适老先生说得精到：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虽说这话是我们上中学历史课用来批判胡老先生的标的之一，但我这离经叛道的鬼脑袋别的都忘了，唯独记住了这句话。譬如说吧──
　　两年前，我家附近新南门的某个建筑工地在施工中挖出成堆人类的头骨。随着不断地挖掘，发现这是俗称“万人坑”，就是集中埋葬死人的坟场。如何有这么多没有尸身光有头骨被埋在一起的死人呢，众说纷纭。有说，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死、有说瘟疫肆虐造成大量死亡的，还有说因迁坟而集中埋葬头骨的。后来据专家考证的结果，是明末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杰作”。那么，传说中“张献忠剿四川，成都城内蒿草三尺，虎狼成群”，一座有着千年历史文化、富庶繁华遍栽芙蓉的锦官城因为张屠夫的烧杀抢掠只余下衰草残阳，断檐废居。竟然是事实？
　　为此，曾请教过一些高人，史书上可曾有过记载。
　　史书记载的只有公元1644年，也就是六个甲子以前的那个甲申年，陕西米脂县农民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杀入北京。同年，也是陕西农民号称“八大王”的张献忠杀进成都。稍后不久，这两位当初仅仅为了活命而起兵造反，杀人如麻最后登顶称帝称王的幸运儿，昙花一现便被更强悍的北方蛮夷满清铁骑赶出都城。
　　据说张献忠携带大量财物出逃之前，下令清剿，在成都府及所到之处逢人便杀，声称不让留下一个四川人。三百多年来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张献忠何以如此憎恨四川人，竟至非要赶尽杀绝？在四川民间流传有若干版本，一说川内富庶，张家父子因贫穷受过川人羞辱而记恨；二说张氏入川后“出恭”拔树叶擦屁股，被普遍长在河边沟头的葛麻“烧”过。不过即使所有的版本加起来，也找不出诛灭全川百姓的理由啊。
　　什么原因姑且不论，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却佐证了张氏屠城的事实：在大屠杀的路上，遇见一个妇女惊慌失措地逃命，背上背着个大孩子，手里却牵着更小的小孩子。看上去实在有悖常理，张屠夫就下令抓过妇人问话。妇人回道，大孩子乃前娘所生，没了生母更需着意照料，小孩子是自己亲生，遇难理应吃苦在先，故而将大孩子背着小孩子牵着云云。张屠夫感念妇人美德，遂命她回家并在自家门前插根柳枝，令手下见门前插柳枝者免死。妇人回家即告知左右邻舍，街坊们听说后纷纷效仿，这一段劫后余生残留下来的街道便名“柳荫街”了。这个传说真实的成分有几何，是后来的统治者因为张屠夫残暴到不可理喻，却毕竟当过几年大王，处心积虑为他杜撰出一点人性，为他脸上打一点粉，贴一点金，还是以此教化民众宣扬善性不得而知。但是这个“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动力”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屠杀族类灭绝川人，却已无可推脱了。
　　另外，你在成都任何一家茶铺聊天，听到讲纯正四川口音者，各人籍贯却不尽相同。有陕西山西，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更多湖南湖北的，断无四川本地籍贯。几百年来民间流传着一句家喻户晓的口语：湖广填四川──原来也是真的。甚至最近与几个文友游荡到古城阆中（也称保宁）跟当地人聊起，得知他们也都是从陕西、浙江等地填四川过来的。其中有一条专卖张飞牛肉的回民街，就是陕西移民的后裔。还有人说，你看川人走路大多习惯把手放在背后，皆因当初填四川全是反绑着强行移民过来所致。中华民族官方典籍厚厚的一部二十五史，有多少能够真正反映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
　　不过我倒清楚地记得，小时侯我家住南河即锦江边上，与九眼桥毗邻。桥的下游有个地名叫白塔寺，咫尺之外一茶铺曰访涛村。九眼桥由很多很大的石块砌成，虽然不能算拱桥，但坡度很大，有九个桥孔。两边有鱼嘴，弯弯的俯卧在南河上，看起来真像一张弓。无论从桥的造型，塔的色彩和周边的地名，听人讲起来都妙不可言。尤其是，站在南河滩上或爬上停在河边运送粪水的木船上，目光穿过九个桥洞眺望通向望江楼崇丽阁逐渐开阔的河湾，美极了！
　　我自幼好奇，总是扭着老人们问，白塔寺为什么叫这个地名，怎么没有寺庙也没见塔呢，然后就要求讲白塔寺的故事。他们就会先唱民谣：桥是弓，塔是箭，一箭射中皇帝的金銮宝殿。民谣让住在皇城内的张献忠听了坐立不安，生怕自己龙位不稳，便下令烧毁寺庙，拆掉白塔。庙毁了，塔拆了，地名却留下了。这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曹操逃命途中因疑心生暗鬼而杀掉吕伯奢全家的故事。
　　通过读小说看戏，听一代一代口头传说，我们终于懂得了，在统治者眼中，掌握政权稳定政权是天下唯一大事。至于杀人吗，曹孟德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为了事业，杀点人有什么了不起。可见，历代成大事的统治者自古有视人命为草芥的传统。因为怀疑，因为担忧，因为害怕被推翻政权，便不惜大开杀戒。要知道，施行暴政的统治者特别虚弱，特别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态。所以你怨不得毛泽东“秦始皇算什么，他才焚了四百六十个，我们……”的那些豪言壮语以及发动的历次整人运动。他既非第一个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对于犯罪是否失去记忆，是检验社会良心的第一指标”，深有同感。当年希特勒大搞种族灭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惨绝人寰地屠杀犹太人。战后，犹太民族耗费巨资，历尽艰辛，一直追踪到天涯海角，终于将一些当年沾满鲜血却漏网脱逃的刽子手送上了法庭。反观我们自己呢，在有意无意中忘掉了多少本不该忘掉的东西。有时，我会悲哀的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是个患了集体失忆症的民族。我们大多数人在充满浮华的物质世界里追求眼前利益和短暂的感官刺激，少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己的诘问。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分子，都有承担自己责任的那分义务。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牢记六十多年前异族日本鬼子在南京屠杀了我国同胞三十万，同时，也不能忘记汉民族诸如张献忠之类对同种同族的大屠杀。
　　行文至此，听得住家隔壁那所名牌小学正在演唱少先队队歌，刚好唱到“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从儿童时代，我们便在“为了崇高理想”的旗号下受到各种牺牲啊、斗争啊、消灭啊等刚性意识的熏陶，惟独缺少尊重生命和普世之爱的软性教育。为了一句无关紧要的玩笑便谋杀四个同学的昆明大学生马加爵，用硫酸戕害动物园狗熊的清华大学生刘海洋，就是这种缺少尊重生命教育的典型。
　　在我们这里断不会出现下述现象：六年前，英国一家屠宰场有两只小猪出逃，当时各家媒体大肆渲染传播，最近又被搬上荧屏。两只小猪被人格化为争取生命权，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宿命奔向自由。两只小猪的故事导致素食者大大增加，引发市场猪肉价格大幅跳水。这个现代童话在我们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就算不是荒唐搞笑，也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其实它反映出了人类对于生命权的重新渴望。去年美英两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战争，前后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大约有七八百。老实说，一场大规模战争死亡的人数，跟我们搞一场“文化革命”的死亡人数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在他们国内却引起严重关注和极其强烈的反响。许多人通过游行示威、发表演说或直接向政府呼吁要求停止战争，让军人们回家。只需了解这些，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珍视人的生命权了。
　　另一方面，前些日子美英联军虐待伊拉克战俘被媒体暴光后，美国总统迅速作了公开道歉。它表示，任何个体生命都必须得到尊重。华夏民族纵然宽容，也需要道歉。虽然，道歉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是必须被记录下来的。这记录就是历史了。
　　我们必须记录，不要相信记忆，因为经过时间的过滤，连记忆也会欺骗我们。

　　2004年5月

反思录

□ 侯 城

1 缺位
　　之所以提出创设“性爱学”，是注意到当下“性爱”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急剧上升，且越来越被随意应用。恰如“政治经济学”。
　　“性”跟“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谈“性”不等于说“爱”；有“性”并非一定要“爱”，始出现“性伙伴”这一称谓。但“性”可能生“爱”，而“爱”定可生“性”。倘性与爱有机地融合，则性爱可令人如痴如仙。正如“政治”与“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政治”的变化可改变“经济”的状态，而“经济”的状态又可改变“政治”的局面。要是“政治”与“经济”健康地联姻，则社会必然光明一片。若仅为利益躯动，亦可结盟，始产生战略合作伙伴。
　　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其理论要素与运行轨迹，人们较为熟知也颇多感触。此短文无须重述，只须明白：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可产生“清明政治”与“专制政体”，“英明领袖”与“政治娼妓”就足矣！聪明的读者想必不会苛求。
　　时下，“性”泛滥：性行为被三级片广为宣传，性场所如雨后春笋遍地凸现；而性文学（尤以肢体语言）则推波助澜。既然媒体无不以“性事”、“隐私”等花边新闻作为竞争手段，谈“性”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人们无须“色变”，遮羞布早被弃之一边，性行为赤裸裸地成为一种交易手段。显然，这不是“爱”的传播，更非“爱”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爱”的缺位。
　　正如腐败不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如今，腐败成风，贪官成串，前仆后继，屡禁不止，究其因，不妨质疑：是“公正”的缺位、“正义”的缺位、“舆论监督”的缺位呢，或是其他？
　　又如不少严肃文学期刊，为生存计，适应市场需要，大行媚俗之道，却贯以另类诗意旗号：或“前卫”、或“先锋”，玩弄概念；或“时尚”，或“贴近生活”，以期立于不败之地。搜肠刮肚，纷纷改版。无奈手法陈旧又单一，唯傍美女惹是端，艳照、媚眼、丰乳一统天下，占据了封面的显赫版面。其实，这不是美女的错误，而是文化的缺位。至于权威论述什么“美女经济”，实属缺位智慧；尤堂堂高等学府也纷纷效仿，启动美女工程，公开招聘美女作为什么形象大使、青春大使，只能让人作为缺位思想的笑谈。
　　当今，“炒作”之风盛行，且痴迷“新锐”理念，不惜重金聘请外来和尚（专家、学者）“论理”，寻找理论依据，甚至特邀洋人加盟，就像当年总爱把马克思、列宁抬出来神气，以壮声势，以掩其虚，似乎有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歪理也能成真理。实则呢空中楼阁是矣。落不了地，生不了根，自然无花可开，无果能结。无疑这是对消费者智慧的低估，乃科学缺位也。
　　当前，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在所难免。然而伪劣产品实属太猖狂，这绝非“诚信”缺位而已，几乎突破了道德底线。
　　“缺位”现象，几乎处处、时时、事事均可显现。诸如:“教育”的缺位，“文明”的缺位，“新闻法”的缺位等等等等。对此，人们难以释怀，难以企盼，究其因，往往源于“急功近利”也。
　　由于急功近利，奸商们的目光，自然特别关注政客们的需求；而政客们的奋斗目标，免不了被奸商们所左右。终导致让生活“活埋”，也自毁其政治生涯。如今，不是随处可闻什么提高“生活质量”的声音吗？此说本身无可厚非。但该死的“生活质量”公然挑衅，竟敢、竟能，也正在跟弥足珍贵的“生命质量”叫板！
　　在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为何未见引发重视“生命质量”的社会风尚？为什么舆论导向不旗帜鲜明地力推“生命质量”的人生探讨？面对如此现状，该不该沉思、深思、反思？！
　　所有这方方面面付出的代价，莫非“缺位”现象能脱干系？
　　那么，“缺位”的后面呢？！

　　2004年5月1日

2 代价
　　曾几何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人们被置于精神饥渴与政治恐惧之中，其中也有肚子的饥饿与皮肉之苦。如今时代变了，转换至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物质文明的改善与提高，是人们所知的基本特点。于是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但，在繁荣的外表下，难道就不能窥视到其中的隐患。
　　何为隐患？
　　隐患就是精神文明建设远远跟不上物质文明的发展。
　　现今人们太注重实惠而忽视精神追求了，为此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大凡以利益为驱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以金钱为轴心，以急功近利为目的，就得付出代价。
　　试看，为了获取非法所得与暴利，伪劣商品广为流传，仿冒盗版泛滥成灾，注水猪肉频频出现，就连人民币也从一百元伪造到了“一元”版。可怕之处还在于其伪造范围无限扩张，有如癌细胞已蔓延到了各个层面：如学历与简历，股绩、业绩与政绩，甚至诺言与宣言。此外，视野充斥吸毒贩 毒，卖淫嫖娼，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诈骗，贪污盗窃以及赌博抢劫等等不正之风，有毒之风，罪恶之风。触角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真是触目惊心，此代价足够惨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生沉痛代价的根源，应该追溯到“反右派斗争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代，无法可依，无法无天。意识形态放逐了道德伦理，强权政治强奸了民主法制。信仰由危机而崩溃，思想由束缚而麻木，精神由空虚而窒息，人性由单纯而扭曲。
　　如今面临铜臭蔓延、环境污染的挑战，此时，理想与思想，友情与爱情，文学与艺术乃至自身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道德准则与行为准则，无一例外都能被商业化的浪潮所冲击所席卷。一切皆可定性为商品，一切都能成商品，可以买，可以卖，完全自由交换。与之同时，也可随时随地被扔进垃圾堆里。
　　好像还没发现有个这样的记录，制造出如此众多的垃圾──物质的垃圾与精神的垃圾，也包括生命的垃圾。诸如腐败分子与犯罪分子以及尚未被披露或至今仍然隐藏得极深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愿高层公仆与位居“一把手”的行政领导不再名列其中。）
　　应当说，严峻的事实组成了最最不幸的现实。让人觉得中华民族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刻，真想放声高歌《义勇军进行曲》，敲响警钟，唤醒麻木，激发忧患，呼唤良知与良心以及责任心与责任感。愿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对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环境予以更多的关注。
　　关注什么？关注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关注面临代价时该怎样应变怎样动作？
　　其实，最大的代价或许该数国民素质的整体滑坡。残酷的事实不幸言中。不信？只要你稍稍留心，随意观察一下周边现实，就不难发现，如今在这个变化莫测的转型期，有多少人不是逐渐淡化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有多少人不是慢慢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甚至还有人悄然扭曲了自己的人性与灵魂。面对现实流与意识流，无意或无力固守自我，更无从挺身而出，捍卫人的尊严与人的基本权利。
　　怎么办？
　　求索中总会出现少数善于独立思考者，勇于挑战权威者，敢于直面黑暗者。
　　不幸的是，一旦出现这些出类拔萃者，往往会被人归类为异化、异端、异己，指责其无视主流、成就与辉煌。似乎在形势大好的升平中，所有的阴暗与弊端都应视为无足挂齿。时髦的说法是：得与失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不然就模仿鸵鸟，以为污点与危机能被导向到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而事实是严峻的，危机已如定时炸弹埋在脚下。不管愿不愿意乐不乐于正视，不消除危机与隐患，国将不宁，民将不安。
　　该不该质疑：一个注重物质利益的社会，还能容纳多少精神追求空间？一个以利相连的网络，非功利性的友爱、仁爱与博爱，哪儿是其切入点与落脚点？一个只顾个人私利只求先富起来而全然不顾为社会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的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声音与行为还能有多少市场份额？
　　一言以蔽之，在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让众生去坚持什么？怎样去坚持？最终，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到了失却目标与理想，信念与信仰的地步，试问其凝聚力、战斗力与生命力在哪里？
　　迷惘之后，必然是清醒。
　　清醒之时，我们立地记起了早被人遗忘的孙文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努力之余，我们应不应猛然反思：当道德链断裂后，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焊接？当价值观骤变时，我们难道就非得付出惨烈的代价不可？莫非面对失去的高昂，我们惟有观望和等待，甚或束手无策吗？
　　不！肯定有办法！“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不正是最佳选择？！当然，这绝不仅限于说说而已。我们拒绝空头支票。要老老实实身体力行持之以恒才是唯一的正确的出路！不如此，我们岂能迎来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2001年8月10日

9.11事件引发的艺术思考

　　□ 潘 丹

　　20世纪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进步的时代，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充满破坏、令人迷惘的时代。在我们面前，极权与民主、单边与多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邪教、偶像与怀疑、高雅与世俗、艺术与禁区、真理与谬误、诚信与伪诈、精确与模糊、精神与实用、物质与暗物质、以及区域与全球、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恐怖与反恐怖，这些多维价值观的并存，把我们这些长期习惯于用一维价值观思考问题的人们一下子推向悬崖的边缘，并品尝那悬崖下的野餐是什么滋味。现实残酷地逼迫我们思考那些我们不曾思考的问题，逼迫我们理解那些曾经不理解的东西。
　　人类拼命地向“现代化”狂奔，可现代化带给人类的又是什么呢？血腥与残酷，人口爆炸与环境恶化、种族纷争、贫富之争、人权与独裁之争、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艾滋病、疯牛病、疯羊病，一齐向人类袭来。旧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甚至闻所未闻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如果人类还相信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宇宙的运动规律，留给我们人类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伴随现代化而起的是现代派艺术。现代派艺术只能诞生于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它不可能诞生于没有资产阶级革命、而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禁锢的保守文明古国。人类社会历史上，有史以来最早的辉煌当属奴隶社会时代的古埃及的金字塔文明。然而在经历了辉煌之后便永远地衰落了。处于落后经济社会状态的国家追求改革进步，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曾经的辉煌蒙住眼睛”，更不能把眼睛盯在“别人曾经辉煌的历史之路上”。西方现代艺术的诞生，是因为有催生现代艺术萌芽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历史环境。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历史文明悠久，就不愿去学习人家，研究人家，借鉴人家。当然也不应完全照搬。在论及“文化偏执观”时，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
　　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鲁迅先生早已作古，鲁迅博物馆在市内的一角静静地躺着，几乎很少有人问津，但他在半个世纪前发出的声音仍然像洪钟敲击着我的耳鼓、震荡着我的心灵。如果没有今天信息技术的出现，我们还可以掩耳盗铃地对西方现代艺术充耳不闻，然而信息技术这个科技怪物却将彼此远隔万里之遥的各国艺术，轻而易举地集中在一个视觉平台上，你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些被推到我们面前的怪异纷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荒诞派艺术、野兽派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概念艺术、抽象艺术，与我们一向标榜的“主旋律”艺术的确南辕北辙，但它们也绝不像老和尚所说女人都像老虎一样可怕。如果我们把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各种艺术流置于其时代背景中，用比较客观的观点，就能探寻和揭示现代艺术创作的秘密。比如，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艺术家对社会极度不满，并渐渐地认识到异化社会的本质，在寻求自我安慰的同时，开始把对人的关注转向对物的关注，在无机物中寄托自己的感情。新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而任何艺术流派的出现都与传统有着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我以为，那些以反传统、反主流艺术起家的先锋派美术家和艺术团体，无论他们多么偏执，多么离经叛道，都并非羚羊挂角，更不是空穴来风。如20世纪初的抽象主义绘画就影响了以波洛克为先驱的抽象表现主义。在波洛克的手中，他不仅能将大桶的颜料泼撒在室内的地板的画布上，而且他还能恶作剧式地将尿撒在画布上；而波谱艺术又是达达主义的必然反映。如波谱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索性将大把的美元如实地制作在画布上；另一种行为艺术的表现场。常更带有挑衅性、刺激性，甚至还带有某种自残性。如有的艺术家在自己的皮肉上切、刺，有人将自己的头发烧掉，还有人把一句成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变为现实：用真正的混凝土块砸自己的脚！勒瓦的成名是以艺术的名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猛撞坚石之墙，直至精疲力竭。阿孔奇的惊人事件，是在纽约的一家画廊当众手淫，姬娜·佩恩小姐硬是把一排七八粒钉子钉进自己滑如凝脂的玉臂，从而诞生作品《伤感的行动》。以策罗为代表的一批动作派艺术家，他们在纳粹进行大屠杀之后，没有兴趣再跟在哪一种思想意识后头跑，而只想设计具体的画。比如：庇内用烟火画和以他的天空事件这种特别惊世骇俗方式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轰动。马克以他的光柱、光发电机以及奇特的撒哈拉项目获得了国际声誉。商克尔的钉子作品和他的沙磨和富有表现力的恐怖工具引起了许多国家人们的思考。应当说，对于不抱偏见的中国美术家来讲，西方画坛出现的现代派艺术，并非都只有负面作用，它们起码从一个侧面使我们了解了西方社会生活的一角。反映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举凡能想到的领域，那些被我们目睹了几十年的怪现状，如果不是因为有“越位之嫌”或“触摸红线”之惧，恐怕早被艺术家们搬上画布了。即便如此，如果把这一切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相比，又都属小巫见大巫了。还有什么“行为艺术”能与恐怖分子驾机从容地撞击美国世贸大厦引起的全球骚动相比。当然了，如果我们将目光从美国稍稍移动一下，将视线定格在中东地区，我们就会发现，由于领土、水、教堂之争，已演化到以色列的坦克随时可以开到阿拉法特的官邸，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男女青年则是为了建国的理想，不断上演以捆绑炸弹的肉身袭击以色列平民的悲剧。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纳粹人曾残酷地镇压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依仗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美国的后盾，又反过来“义无反顾”地肆意践踏和迫害可怜的巴勒斯坦人。从“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急于扮演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角色。世界形势和政治格局变得日益复杂和扑朔迷离。荒诞、离奇、悲剧、闹剧，人们看得真真切切，又无可奈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哎！这个世界怎么了？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画卷，使我想起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尚未完成的文学巨著《人间喜剧》，究竟应该由谁来接过巴尔扎克的“如椽巨笔”，把这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间喜剧”续写下去呢？我想，中国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们当中不乏有良知者，我相信，他们会用手中的画笔去解剖、去描绘、去刻画、去反映、去歌颂、去嘲讽、去暴露、去批判。这是艺术家的权利和责任。
　　21世纪，为那些有大气魄的美术家们提供了成就一世英名的难得机遇。毋庸讳言，美术家应是历史生活画卷的忠实记录者，美术家不应仅是照猫画虎、描龙画凤、风花雪月的赏玩者，它应是社会生活发生强烈动荡前的报警器。美术家是用画笔去解剖人们的灵魂，让光明与黑暗、让率真与庸俗、让平淡与高雅、让美好与丑陋，同时暴露在无影灯下的外科医生。我们之所以敬慕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他们先后在不同时代帮助人们了解了无数令人困惑的情感问题。因此从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范畴来看，艺术的价值与作用比物理科学与经济科学更为重要。艺术是检验人类精神生活质量的直接尺度，艺术的活力总是与人类自身的解放程度密切相关，而艺术家的伟大则在于他坚信自己作品中的艺术价值表现了永恒的人性。
　　当我们被理智的、烦琐的法律程序，以及官商习气和无孔不入的金钱裹缚得死死的现实生活而深感厌倦与寂寥时，有幸到西方五颜六色的美术世界换换空气、补补阴气，也不失为西方艺术对虚阳上亢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进行的一种滋阴降火。由此可见，现代艺术、前卫艺术、后现代艺术、以及概念艺术等艺术形态的产生并不是一群吃饱了撑的疯子们的无聊颓废狂妄之作，它既有现实社会和其中生活着的各色人群的思想与行动的折射，也有被无处不在的权欲之战搞得扭曲变形的人们对精神的某种慰藉与宣泄嘲讽，面对“我贫困得除了拥有金钱，别无所有”的现代人类，艺术的确是一种金钱代用品和难以或缺的需求。
　　当我们在谴责西方社会每天都在毫无节制地耗费全世界的宝贵资源去搞什么“导 弹防御体系”，甚或是为了本国的安全而对“邪恶轴心”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战略。作为挑战，我们同样也希望，那些因国内人权、宗教等问题，总被人家揪住不放的少数极权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否也应该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加速接轨。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因饥饿和争取自由而冒死闯关的事件屡屡发生时，那么，人们会怎么看待你呢？毫无疑问，除了专制与贫穷、愚昧，人民恐怕不会再有什么属于精神的艺术可以享受的了。艺术在哪里，仍然只是人们心中祈盼来世的祝福和恩宠。
　　“9·11事件”的发生，让全世界的人民和美术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我们痛定思痛之后，我们希望，全世界所有善良和正义的人们（无论你们的肤色和宗教信仰多么不同），请为那些无辜死难的冤魂祈祷吧，让他们的灵魂在一个充满自由阳光的世界里，永远地安息吧。
　　2002年10月9日

试议汉民族的本弱

　　□ 牵 夫

（一）沉默
　　新民晚报就19名中国劳工在英国海滩拾贝被海潮冲杀一事发表题为《英国华人的沉默》一文，现全文转载如下：

英国华人的沉默
　　虽然卷走19名拾贝劳工的莫克姆湾潮水已经退去，虽然英国非法劳工问题遭受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尖锐批评，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英国华人的沉默。
　　溺水事件发生后，莫克姆湾的大多数居民表现非常得体。英国白人志愿者花费数小时寻找尸体和幸存者，许多人为大海夺去这么多年轻人的生命感到悲伤，一些英国人还组织了守灵活动，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但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华人社区没有任何人纪念那些亡灵，也没有任何人对英国的非法劳工组织进行谴责，事实上，英国华人社区在英国是第三大移民社区，仅次于南亚人和黑人。事发后，那里的大多数华人竭力避免涉及守灵活动，他们担心守灵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同样，2000年多佛惨案发生后（58名中国非法劳工被闷死在一辆卡车里），英国内政部种族论坛一名华人社区领袖斥责的是那些死者，要求内政大臣更加严厉地打击这些非法移民。这一次，也有非选举的华人“代表”唱着高调，要求当即驱逐所有寻求庇护的华人。相比之下，1993年当英国黑人乔伊·加登纳因反抗驱逐死于英国警官之手后，英国的黑人坚决地站在了乔伊·加登纳家人一边。几十年来，所有有黑人背景的英国人都在与把移民妖魔化的不平等体制作斗争。
　　有专家认为，是文化特质使得在英国的华人寻求隐匿，即使在他们感到被误解的时候也是如此。当诸如莫克姆湾之类的事件爆发后，华人社区感受到了谴责和犯了罪，在社会上更加躲躲藏藏。在过去的5年中，英国发生过许多针对华人的严重暴力案件，但没有华人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相反肇事者均无罪获释。同时，在英国的大批老年华人也从来没有向政府慈善机构要求他们本有资格获得的帮助。看来隐匿虽是为了免受伤害，但它带来的是失去尊重、认可和权利。
　　
　　大概不会有人怀疑这里所说的“华人”就是“汉人”。
　　读了这篇沉重的文章（类似的报道经常都可以看到），不知道其他汉人有什么感受，笔者则由此想到了万里长城，想起了鲜卑人李氏的贞观之治，想起了成吉思汗的铁蹄，想起了骄横的满清的王公贵族，想到了日本人又差一点灭了汉民族。
　　想想吧。
　　秦始皇为什么修筑万里长城？
　　照理，秦始皇能在36岁极为年轻之时，在父辈苦心经营的基础上，逐一的灭了七国中的六国，实现了称霸中国的壮志，又建树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丰功伟绩，是雄才大略的英才。可是他对付不了北方的匈奴，不得已，不让人民休养生息，而耗尽了国力修筑万里长城。凡是登过万里长城的人都不难想像，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这样浩大的工程的难度，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无可奈何的举动。正如我们今天的住宅安装钢门钢窗一样，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秦王朝寿命短暂显然和劳民伤财的万里长城有关。
　　万里长城实在应算作国家民族的围墙。我们家有了二米四高的围墙，再加上围墙顶上嵌有碎玻璃，我们不是很安心吗。汉民族有了长城的屏障，而且长城上还有烽火台和城堡，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们于是高枕无忧，完全丧失了危机感。于是统治者们便专心致志的对付内部的“异端”，于是就窝里斗，就内耗，于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对外羸弱的秦始皇，对内对自己的同胞却是毫不含糊的，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给历代独夫树立了“光辉”榜样。
　　汉民族在长城的庇护下加速衰弱，衰弱到暴君隋炀帝之后就要由少数民族鲜卑人来管理了。鲜卑人李渊、李世民统治中国后，建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辉煌的时代──贞观之治，大汉民族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过得十分快活，这时不仅疆土大，经济发达（唐长安城有48道城门，面积是西安市的五倍），文化也十分繁荣。“唐诗”在文学史上放射着不朽的光芒。
　　仅隔了一个宋代，蒙古人打败汉民族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何等了得，他甚至将不安分的匈奴人赶出了亚洲，而迁徙到了欧洲。他的铁蹄直踏到了里海边！可能在成吉思汗时代，中国的版图是最大的。文化上，元曲也非常著名。汉族文人跟着蒙古人唱元曲，唱得快活死了。
　　又仅隔了一个明朝，人数更少的满族人又征服了汉人，建立了大清帝国，多少汉人跪在满人的脚下三叩九拜！满人领导的中国出现的康干盛世也令世界仰目。
　　一个人数为世界之首的大民族，数度臣服于小民族，实在是极为尴尬的事。
　　我们不妨作个比喻，一个身高一米七八的大男人被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打倒在地，大男人跪在孩子面前求饶，求孩子宽恕，别再打他，他愿听从孩子调遣。
　　这种情况如果只发生一次，以后小孩子继续向大人挑衅时，大男人轻而易举将其“收拾”，那么大男人被小孩子打倒，或许是偶然，或者趁大男人不备，或者大男人甫一动作绊到块石头，或者踩在西瓜皮上，总之是可以理解的。
　　倘若这种场面发生多次，对于一个大男人来说，无非是三种情况：1.身体有严重疾病；2.长时间饥饿；3.弱智。
　　不知大汉民族数次被少数民族征服是属于哪一种？
　　到了民国，人心更加离散。国民党政府本身腐败，说实话，如果不是苏联红军的铁蹄和美国的原子弹，汉民族必成食生鱼片的小日本的国民无疑。
　　而汉人领导中国时，除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外，汉朝的“狡免死，走狗烹”，刘邦将功臣们杀得尸横遍野；隋炀帝的残暴、宋朝的杨岳之冤，明朝东厂的黑暗，至于后来的事，则更加历历在目，像孙中山这样的仁人志士断不会成功，而汉族的“精英”们把持了江山，除了会喊漂亮的口号之外，剩下的本事就是内耗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八亿人一齐耗，耗到空前惨烈的地步！

(二)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
　　笔者见《动物世界》中有这样一个电视画面：一群角马，浩浩荡荡数千匹，在非洲草原上悠悠地或啃草或漫步。一头猎豹冲将过去，向一匹逃窜的角马穷追不舍，其余的角马则向相反的方向逃窜，他们丢弃罹难的同伴，数千匹高大健硕的角马奔跑起来如波涛汹涌──可波涛淹没不了一头猎豹！猎豹跳到角马的背上，将其撞倒在地，随后啖其肉，吮其血。这时数千匹角马回过头来，静静地目睹这一幕──目睹强者食其同伴而无任何表示。
　　以食物分类，动物可以分成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二者的区别大致如表所列。
　　
　　
　　（暂略）
　　
　　
　　由于草食动物的食物来源既广泛又容易获得（抬头树叶，低头草根），决定草食动物的群体意识差，动作迟缓，性情温和，较小侵略性，可以大量繁殖后代。由于所食为植物，因此，体味小，如长颈鹿几乎无体味，植物性食物营养差，造成动物体魄不健壮，群体对外胆小而内部反而易争斗，内耗大。
　　肉食动物则相反，它获取食物不易，需要剧烈地追逐、打斗方可成功，因此造就成了肉食动物体魄健壮，行动敏捷、凶猛，攻击性强，并且常常要团结协作，其内耗反而小。由于食肉，体味大，食量也大，肉食动物生育力一般都低。
　　草食动物的群居性，使其对后代无原则地溺爱──无论野生的还是家养的，鸡、鸭、鹅、牛、马、羊等，可以让后代一直跟随自己生活，直到年长，还同父母形影不离；而肉食动物则不同，如狼、鹰、狮、虎、豹等，到幼仔长到一定时候即将其逐出（甚至咬出）。前者似乎很团结，很有亲情，却毫无“战斗”力，后者看似无情、“过分”，却使该物种永远是强者。
　　草食动物的群居性算不算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是集体意识、团结意识，应以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为表征。草食动物的群居、群体活动并非群体意识，恰恰是虚弱的表现，是企图依赖“他人”的行为，当受到强者的侵犯时，群居性并未表现出力量，庞大的群体倾刻间土崩瓦解，争先恐后地逃跑，企图以牺牲“他人”来保全自己。
　　草食动物再高大也是脆弱的，数量再多也没有力量，角马只是一例。

（三）草食民族和肉食民族
　　人首先是动物。有句俗话：人性的一半是兽性。这正说明了人的属性首先是动物的属性。
　　人类也和动物一样有草食和肉食之分：一些民族食物以植物（素食）为主──谷物，草根（如番薯），食肉为辅；而另一些民族则以肉食为主──猪肉、牛羊肉、奶制品，追求蛋白质含量，代表食品为西餐，食植物（面粉、蔬菜）为辅。
　　草食民族和肉食民族的区别大致如下表所列：
　　
　　
　　（暂略）
　　
　　
　　不难看出，除了生殖力之外，几乎每个参数素食民族都处于低、弱，而肉食民族则是大、强。生殖力强恰恰可导致落后的经济文化更加落后，正所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素食民族多缺乏霸气、豪气、底气。
　　世界上肉食民族和素食民族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显然前者先进而后者落后。即使经济落后的肉食民族，其行为也十分强悍（胡儿十岁能骑马），从而也可以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如当年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现在的阿拉伯人那样。肉食民族霸气十足。

（四）汉人是素食民族
　　不言而喻，汉民族是典型的素食民族：南方人吃的大米、红薯、土豆便是“草”的种子和根；北方人吃的玉米、小米、面粉也是“草”的种子，很少吃肉，吃肉叫“打牙祭”。几千年来，在历朝历代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吃“草”种、“草”根也处于半饥半饱的境地，因此，汉人身材矮小，体质羸弱，食量也小，此外，汉民族还具有草食动物性情温和（胆小怕事），生殖力强，体味轻，攻击性小，而内耗（内部争斗）强的特点。
　　我们不妨换个思维来思考。
　　假设秦始皇不修万里长城，而多养军队，或者用修长城的钱养军队，养很多的军队，匈奴人再强悍也经不住秦军的轮番攻打，为此，中国的历史也许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当然，要这样做，是需要底气的，显然，素食的汉民族没有这样的底气。
　　汉民族自然地选择了“外战外行，内耗内行”的生存模式。
　　由于无休止地争斗、践踏，百姓的人性被奴化，人命被贱化，百姓之间互相打击、报复、猜忌，进而轻视、蔑视、敌视，于是，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造谣、诽谤、告密之风盛行──内耗是邪风，恶水，久而久之，粘土成了沙砾。汉民族一盘散沙，虽然人多，却如角马，如羚羊，对外几乎没什么抵抗力。当遇到灾难时，或逃避，或出卖以致于争先恐后。当然，偌大的民族不会没有好汉，但形不成主流。一些枭雄甚至为了些微利益、恩怨，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吴三桂并非仅有的人物。故而历史上大汉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少数民族所征服。
　　中国人的种种丑陋行为基本上是素食民族属性的体现。
　　到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英国华人的沉默”，而文中所述多佛惨案发生后，华人领袖的言论则更是在向英国政府献媚了。
　　呜呼！“用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经济纵横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善利高津

中国需要人性化经济为指导

□ 徐兴华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课题，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充分证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重要性。
　　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意味着抓紧抓好与经济建设直接相连的、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也意味着要关注对经济建设具有间接影响作用的、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的或政治标准的公益性、福利性的建设活动。
　　然而，有人却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错误地等同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他们把一切经济活动或某些属于公益性或福利性的事业，都以“经济效益”作为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评判尺度。无论什么事都一味地讲求投入产出比，讲求成本效益核算，追求利润最大化。把“经济效益”当作了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应加以追求的原动力和工作目标。就连许多非经济工作者和其他社会成员，不问其职业、特长、性格，也都以投身于或服务于经济活动为己任。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片面地理解经济建设工作，由此引发了“开发区热”、“合资合作热”、“招商引资热”、“经贸洽谈会热”等。有的地方甚至把项目数、引资额、产值、利税等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硬杠子”，而忽视诸如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落实、社会治安状况的改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等问题的解决。这不能说不是助长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这也说明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非人性化”的现象或倾向。
　　在医院建设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卫生管理部门，过分注重医院的经济效益，使医疗卫生技术、人才、资金偏重于投入医院，而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如传染病防治体系、食品卫生防疫体系等，却极少投入。这或许就是2002年末在我国发生并蔓延的“非典”疫情的客观原因之一。这一疫情曾被以“影响经济增长”为由，人为地谎报、瞒报。可以说这正是上述社会思潮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我们的政府信用是单向的经济增长还是统筹国计民生呢？我们是否可以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仅仅寄托于经济增长之上？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和生命权等的考量，是否应当高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看到，在上述社会思潮影响下，还导致了我国气候、生态严重恶化等问题。据专家研究，像干旱、洪水、飓风以及沙尘暴这样的气象灾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至6％。中国水资源问题，也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中国人均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座缺水。2000年至2001年，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在遭受多次沙尘暴之后，又接着遭受大旱。据估计，2000年全国农作物干旱受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成灾2370万公顷，绝收642公顷。因干旱损失粮食548亿公斤，损失经济作物538亿公斤。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全国近一半河段、90％的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性水环境的恶化，加剧了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不平衡状况和恶化态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恶劣天气和水资源危机为基本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形势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及其精神实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变化，应当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的内涵，适时地突出强调各历史阶段上经济建设的侧重点、特点和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从我国的各种资源、条件出发，我们需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一总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实行“以人性化经济建设为主导”的基本方针。
　　所谓“以人性化经济建设为主导”，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生命权以及人的经济自由和权利，改变那种为物质财富或资本增值而生产的传统经济思维定式，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起点和归宿，为社会提供愈来愈多的人性化产品和人道化服务。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经济都是人的经济。人应当是经济的主体和中心，人也应当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中心。我们绝不能像西方古典市场经济伦理那样，把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人，浓缩在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中。西方古典市场经济伦理的实质是“物本主义”，即把人的价值物化为抽象的赚钱能力，以物流过程取代人的交往，用金钱尺度取代人的全面发展尺度。在人机（器）关系上，以机器、技术、工艺流程为中心，分解、简化、组装人的行为；在价值选择上，以利润最大为中心，以最大限度的成本节约为基础，以获取最高的效率为生命。这样，整个市场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巨大机器，它在不断地生产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把人变成物。由贫困化引出的经济危机和由物化引出的人性危机、诚信危机，是资本主义古典市场经济的两大消极后果。
　　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普遍推行，加大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人性化趋势。对产品的人性化设计，对诚信价值的认同与遵从，是这一趋势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产品的人性化设计和诚信道德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诚信成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基石，信誉愈来愈成为市场的占有与开拓的凭证，以诚信道德精神为内涵的企业文化愈来愈成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标志。
　　其二，人性化和诚信原则日益成为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调整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经济活动注意尊重人的内在需求和价值，注重人的素质的开发与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日益成为所有社会活动首先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公平取代效率成为优先原则，服务取代分工成为首要管理理念，和谐与互信关系取代物质刺激成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无情竞争成为“市场发动机”。
　　其三，由于对诚信价值的普遍重视，以“物”害“人”的经济现象正在逐步减少，经济与道德、人文与科技的传统对立正在消解，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的突破。
　　在今日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物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观。那种只注重硬件设施、工艺技巧、物流增值，忽视软件环境、人文关切和人格塑造的状况仍普遍存在。可是，马克思早已预示的经济人性化趋势，在今天仍以自觉或不自觉的不同方式发生作用。而只有自觉地顺应这一潮流，才能真正驾驭当代市场经济。
　　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市场经济中的欺诈还有其存在空间的话，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必须以人性化为基本理念，即以人为本，讲求诚信，着眼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不断提供人性化的产品和人道化的服务。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诚信度高的企业，它们的经济活动必然能够体现“人本主义”的伦理价值取向。它们知道应当如何赢得“人心”。那些努力跟踪人性化、个性化需求、信誉含量高、全身心地替消费者着想的产品和服务，肯定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这也说明，无论著眼于哪一方面，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已是历史显现的大趋势。而唯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理念，正在成为过去。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仅注重物质财富或资本的经济建设是不够的，并且是要失败的。许多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较为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发展状况，并不比那些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较为贫乏的国家和地区来得要好。重物不重人，乃至只见物不见人，绝对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物不重人的经济发展思维定式，必然带来水土流失、牧耕地沙漠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使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这种状况促使我们突出强调人性化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注重以人性化设计与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知识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在协调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此一来，对智力、知识和人才有突出要求的，并以人作为经济增长主题和中心的人性化经济建设就应运而生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你死我活竞争的经济活动，为正义的人们所不齿。任何以牺牲人类生命与尊严、恶化人类生存空间、缩短人类生存时间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一钱不值！
　　当我们把“人性”理解为一种理想的人的存在状态时，提出“经济人性化”的概念，不仅表明要改变经济建设的“非人性”倾向，还要把经济变成“人性化”的，或者是把人性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人性化”旨在使人的各种活动首先是经济活动符合人的价值理想和目标，符合或有利于实现和完善作为人或属于人的绝对价值。任何伤害主体之间这种人性关系的经济活动、科学技术、知识信仰乃至社会制度，都不能认为是符合人性的。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都要始终把人看成目的，而不要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如果一个人、一个企业、一种经济管理体制、一个地区的经济计划，在实践中开除了自己为人、属人的资格，我们便没有必要去维护它，并且要在其合法性依据完全丧失之前彻底地改革和改造它们。在上述基本理念指导下，将为我们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和改革提供基本的途径和方法，从而把中国经济推上“人性化”的轨道！

经济学家的必然困境

　　□ 甘 泉

　　任何经济学家的任何研究，都必定以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终极目标。经济学这种固有的狭隘性，注定了经济学家必然陷入无以自拔的困境。先让我们作一个神话般完美的假定──
　　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极低（近乎０）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的经济均衡增长20多倍，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元，所有地区、全部城乡的每个家庭都拥有轿车、别墅、高档家具、私人电脑和一应俱全家用电器，人人都有大学以上学历，都有大量的现金、存款和股票……总之，一切经济指数都是最理想的，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又是极短的（10年，或者1年）。
　　现在请问：如果上述假定真的成为事实，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尽管这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已经好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但实际上却是一场万劫不复的大灾难！
　　为什么？有资料显示：在防治措施跟不上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倍，污染就会增加数十倍。即使作个最乐观的估计，由于防治措施紧紧跟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倍，污染也只增加一倍，那么，当整个国民经济增长20多倍的时候，污染也至少增加20多倍。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条件下，污染再增加20多倍，人们还如何生存？！
　　除了环境污染问题，还有资源耗费问题。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增加20多倍，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作为代价？又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来维持如此高水平的消费？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上述假定真的成为事实，中国人将无法生存！不相信，就请通过计算去演示一下。
　　既然完美到近乎神话的经济构想都只能意味着毁灭，那么，朝向这个目标却远非如此完美的经济学研究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也许可以说，经济学家的最大“功绩”就是加速人类的毁灭。因为，整个经济学都建立在两个潜在的前提之上，其一，地球提供资源的能力是无限的；其二，地球承受污染的能力也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所有研究中，以上两点是“理所当然地”不予考虑的。可是，地球在这两个方面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而且眼下全球的经济规模已经在这两个方面接近于极限。既然这种前提并不存在，整个经济学岂不是犹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吗？
　　事实上，在追求高度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绝不可能近于0，各地区、各产业发展也绝不可能如此均衡，因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社会动荡，都必然会十分激烈，社会危机必将极为深重！
　　在这种环境极度污染、资源极度匮乏、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恶劣状况之中，连生存都无法保障，物质财富还有什么意义？人民幸福又从何谈起？
　　所以说，按照现在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极度的繁荣就等于自我毁灭！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必然困境。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必然困境，而且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必然困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学的研究一定不能撇开生态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而自行其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一个真正有造诣（接上页）的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一名生态学家和一名社会学家，或者称之为“生态社会经济学家”。而一旦经济学家上升为生态社会经济学家，他将发现：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已不再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生态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并且，整个价值坐标体系已随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甚至以往的一些正数值现在竟然变成了负数值！这，正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消亡！
　　当然，由于人们还没有普遍地意识到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危害性，人们至今还在不遗余力地追逐物质财富，因而传统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现在还吃香得很。然而，目光如此短浅，为逐显利而不顾隐患，为求近利而不顾远忧，这不正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吗！

“经济人假定”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再认识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系列谈之一

□ 李济琛

　　民营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关系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四川大学非公有制经济研究所正在撰写《民营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专著，主要从中国近代、现代与当代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个时期来认识民营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探索现代化道路规律的尝试。
　　中国现代化的规律探索涉及各方面的问题非常多，主要有中国落后的原因认识，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对中国的挑战，中国迎接市场经济挑战的途径，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邓小平、江泽民及他们的思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问题，等等。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怎样？答案很肯定：如果没有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构成，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条件来认识。
　　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国情，也就是中国是在什么国情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最根本条件在于生产力水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二是检验一个社会处于什么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正是运用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来检视我们现时社会形态的历史性结果。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不太合格，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甚至还比较落后。而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合格，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的需要，使我们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江泽民《十六大政治报告》）。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为生产力四要素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管理这四要素的核心是人。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其实质就是人的素质及自然、社会规律认识把握与利用的能力的高低的表现形式。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其实质就是解放与发展人，即不断提高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把握与利用的能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所有的人都还不是“自由人”，只是“经济人”这就必须有一个长期、大力地解放与发展“人”的过程。市场经济理论中特别重要的是假设，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理论中第一个假设，即：“经济人假定”。 这个“经济人假定”，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于“现代人假定”，不能说别具一格，而应是正本清源。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得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认识人与社会、人与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假定就是“经济人假定”，因此，我们也只能从这个假定来认识自己。更重要的是所谓“经济人假定”，还并不是简单的指每一个自然人，更概指所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执政党乃至国家。也就是说，所有与市场相关的“关系主题”都是“经济人”。“经济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所谓“理性”是指“人”根据现时社会给出的条件来规范“人”的利己动机、行为与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人如果不自私，也就不会有劳动，更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什么我们现阶段要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奉献精神？因为人是自私的，我们才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提高人的素质，鼓励人们为社会与他人多作奉献，由“自私的人”向“为社会多做贡献、奉献的人”转变，这并不容易。过去我们搞建设不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忽视了“人”是自私的这个客观存在。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的“经济人假定”不那么确定，管理者、劳动者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主体意识缺乏是其重要原因，也是公有制经济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
　　由“经济人假定”而推理出“利益最大化原理”，就是说，“人”是理性的自私主义者，就必然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法律、制度体系规范前提下，“人”必须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素质与能力。这素质与能力如前所说，就是认识自然与社会发展规程中推动生产力不断解放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不管是资产所有者、技术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既然都是“经济人”，那么，大家都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都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与能力为前提，这在客观上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正是立足于人、立足于人性这个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
　　“经济人假定”从经济学意义而言，是人的经济主体关系认定；就社会学意义而言，是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关系认定；就政治学意义而言，是人的利益主体关系认定。立足于人与人性，正是市场经济体制能使资本增值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时，尖锐指出：资本主义使资本人格化，而使劳动者丧失了人格。而当代资本主义在尽可能使资本人格化的同时，也使劳动者“恢复”相关人格，从而使资本主义发展繁荣。我们社会主义在运用资本作为社会腾飞翅膀的同时，就更应该从一开始就保证劳动者的人格，使之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格完善。

重审：牟其中 案件曝光

□ 刘斌夫

　　2004年2月10日，湖北省高院通知牟其中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牟其中案民事重审正式转到该院审监二庭办理。3月19日正式收到书面传票，定于3月20日至4月2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审判大楼开庭。3月26日晚，审监二庭又电话通知，因“案情复杂”，重审开庭延期等待。3月25日，夏宗伟以南德集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名义向最高人民法院及首席大法官肖扬发出《关于中止民事审理并转入刑事审理的紧急申请书》，理由是民事案申诉者贵阳交行至少涉嫌伪证罪，按“先公法后私法”原则和《民诉法》136条规定，应中止本案民事再审，转为刑事再审。
　　刑审查清事实之后，才能够正确分清民事诉讼中各方的经济责任。刑事部分的争议是决定牟其中命运的关键。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牟其中南德集团伙同他人共谋采取虚构进口货物骗开信用证，非法获取资金达6.2亿多元，并造成了2.9亿多元经济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南德和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处以南德500万元罚款并追缴赃款，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8月22日，湖北省高院驳回牟的上诉，维持原判。9月1日，牟被投入湖北洪山监狱服刑。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北省高院重审牟其中案。香港《明报》最先披露这一消息。2004年2月，广东《南风窗》杂志重新介绍了牟案背景。
　　重新审视所谓“南德信用证诈骗案”，来做法理分析发现，南德和牟其中并非这起信用证诈骗案的犯罪主体，且无诈骗主观故意，只是连带责任人。南德这个无依无靠的民营企业和牟其中这个爱说大话讨人嫌的“首富”，“理所当然”的被充当了该案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在牟案审理中，“人治”依然代替了法治，长官意志左右了司法判决。南德和牟其中不是没有责任，但绝非最大责任人却被判重罚重刑。
　　最高人民法院的重审指示，可以看做是十届人大、政协两会对人权、民营经济和私有财产的保护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南德信用证诈骗案”的内情大致是：1995年夏，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同澳大利亚X.G.I集团代表何君签署协议，由X.G.I通过南德向中国出口货物，变卖货物后把美元借给南德使用。牟在协议中坚持该计划由X.G.I集团总部担保并承担经济责任，南德支付担保费及手续费。协议执行时，X.G.I集团代表背着南德，单方面撤出担保。美元不断汇入南德账号，南德事后才知担保方被换成了贵阳交行，至今是个不解之谜。1996年8月，南德获悉公安机关调查湖北轻工以支付货款名义骗开信用证套汇情况，才知所收美元是湖北轻工开立信用证从湖北中行套汇出来的，这使牟其中大吃一惊！牟当即与贵阳交行补签担保协议并支付了担保费，且将南德资产向贵阳交行作了反担保，与此同时，牟向X.G.I代表何君指出，单方面改变担保是违约行为，并要求立即将美元归还湖北中行，再次承担担保责任。在这一点上，儒商气十足的商贸奇才牟其中成在真诚败在真诚，为解决自己的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坠入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原湖北轻工离职人员现X.G.I集团代表何君预设的圈套，既主动承担资产双重担保责任，又陷进诈骗之嫌。道高一尺的策划高手，被魔高一丈的居心叵测者在不知情中反策划了。
　　与南德无任何直接往来的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一事败露，原告湖北中行迫于亚洲金融风暴后大陆形势，将××××、××××、南德集团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被告，向湖北省高院提起民事诉讼。1997年8月，庭审此案。公安部二局和湖北省公检法联合专案组定论此案为经济纠纷民诉案件，本案共同被告却一口咬定南德涉嫌信用证诈骗，设法将民事纠纷推向了刑事案件。1998年6月20日，南德非常爱面子重名声的牟其中收到湖北省高院的“中止审理”《民事裁定书》，称“有关人员涉嫌犯罪”，事态陡然升级。牟呼冤入狱。
　　但是，2002年初，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湖北省高院在最高法院指示下指定审理这起“刑附民”信用证诈骗案的民事部分时，一审判决：湖北中行垫付的所有款项及加收的利息均由湖北轻工偿还，贵阳交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客观上无直接的信用证法律关系，南德不是信用证上债权的从债务人。并且，该院确认：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的信用证的分代理进口协议，是1996年8月武汉市公安局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有关情况展开调查时，南德应为逃避处罚的湖北轻工要求，于同年9月补签的，在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时，这个协议根本就不存在。从法学角度考察，随州中院一审判决客观公正。从民事审理反观刑事判决，自相矛盾，同一法律事实的民／刑两部分不能相互贯通同一法理，而因为“先刑后民”的程序，先有了刑事的盖棺论定，即便以民事审理检查结果反观刑事量裁不当，也难以刑事改判，这是我们司法的盲点和漏洞。刑附民案，先判刑事，是否可以缓至民事判定之后再决定执行刑事，或改判刑事。人权的宪法地位确立，是否可以探讨刑附民案件的审理程序，可以如许修订。此案从民事一审判决看，南德和牟其中既没有骗开信用证，也没有骗开信用证主观故意，且与骗开信用证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南德只是借款人，并已主动承担反担保和再担保的间接责任，当按约偿还所借款项。若要判定责任，涉嫌诈骗犯罪的主体是X.G.I代表（个人行为）、湖北轻工（法人行为），贵阳交行应当承担直接担保连带清偿责任。然而，平常爱说大话爱面子重名声，实际在此事件过程中诚信憨厚得可爱的牟其中，刑事判决已盖棺论定，殊难起死回生。各大媒体报道“牟其中骗开信用证”。我们不得不审视新闻体制、新闻环境、新闻监督功能和公众法律意识，反思媒体的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和拷贝假象的习惯定势。直到2003年下半年，《南风窗》、《亚洲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凤凰周刊》等为数不多的刊物偶有零星报道，含蓄透露法学专家的微弱呼声：“牟案现有证据下信用证诈骗罪不成立。”
　　牟其中代理人夏宗伟指称：本案始作俑者何君，和牟其中手下负责此业务的员工姚红、牟臣，私下结成诈骗团伙，趁着大陆民营企业无外资，且缺资金，钻了当时套汇行为违规不犯法的空子，大肆套购外汇“借”给民营企业使用，而从中捞取套汇金额22%以上的“手续费”（半年期），已得手四五千万美元。南德集团无辜作了这个团伙行骗的道具。
　　据媒体透露，非常奇怪的是，在本案刑事部分，信用证开证申请方湖北轻工、开证担保方贵阳交行均未被起诉，涉案主要人员何君1996年11月被拘留1个月，由湖北轻工保释出境，未被起诉；姚红被缓刑获释时还领走被冻结存款10余万元。南德一直坚称“贵阳交行为赖账而诬指南德，从而动用非常手段”。一个有人民银行总行、外汇管理局、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和湖北省政府高层官员参加在武汉洪山宾馆召开的为期10天的封闭式会议决定了牟的命运，会期不准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回家，加派武警站岗，传唤了湖北中行行长、湖北轻工原总经理、贵阳交行负责人，唯独未传唤南德集团及负责人。与会大多数认为应由湖北轻工和贵阳交行对湖北中行负责，但最后，湖北省原省领导拍板只追究南德集团的责任。贵阳交行归央行及交总行主管、湖北轻工归湖北省和外经贸部双重主管，都属国有机构或企业。2003年11月19日，当年与会的湖北省一位厅级官员“存怀良心”，表示他至今保留当时会议记录，如果中央组织调查，可以作证。（参见《凤凰周刊》2004年11期）
　　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一个爱发狂想、爱吐狂言、却又有商贸经营雄心天才的儒商和智者，一个优点不少缺点也多的人，在新旧体制和规则交替转轨的当口，成为过河走卒式的牺牲者。观念的更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体制的变革可能会有或许不应该的牲牲者。喜忧参半的中国非公有制民营经济，正在艰难曲折而义无反顾地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现代化的未来。
　　──摘自刘斌夫新著《中国策划批判·第三十九章〈民营经济〉》

悦读
　　──爱因斯坦
　　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

都不是东西
　　点杀新生代思想家

□ 罗 杰

　　一切都是从批判开始的。原本我对学术这东西是敬重的，认为那起码是知识营养的一种，在文字已然成型之后，学术可以补充头脑，使思路系统化，言辞理性化，观点具有摧毁力。不幸的是，我发现更多的玩学术的家伙，连基本文字都未成型，就开始做他们自以为是的学问。这帮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语言晦涩，文字干瘪，不苟言笑，把自个儿当作一尊神，在自家的一亩三分田里威严地睥睨众生。
　　他们瞧不起大众文化，如同新生代思想家邓一光所言：“小品是根本不对文化进行理性认识的大众进行娱乐消遣的方式。”这话分析一下，意思是说，文化必须要理性地去认识，我不知他指的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还是丫自个儿玩儿的学术文化。学术需要理性，这我倒认可，可惜邓一光说的是小品，小品应属大众文化范畴，是娱乐消遣，也算文化消费一种，难道丫不知道，盲目性是大众娱乐消遣方式的其中一种。邓一光在此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由此也可见，这人其实对大众文化很不了解，为何不了解，因为身在大众文化之外，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可是丫却大言不惭地跳出来批判属于大众文化的小品。这么干的动机也挺简单，仅仅是同为新生代思想家的刘川鄂说：因为电视屏幕上，把知识分子都描写成：“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他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猥琐的形象。”
　　大约刘川鄂自己就属于这类形象，被人踩了痛脚，揭了短，所以批判。我特想笑，笑其智商比我还低，这一批判无疑是不打自招，丫倒是挺理性，并想用自个儿的理性去强迫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也理性起来，这是个低级的错误，原来对邓一光这样的人，美其名曰是：新生代思想家，现在直接管他们叫傻逼！
　　傻逼之二的代表人物是：同为新生代思想家的葛红兵。丫以自渎般的发泄情绪，对钱钟书老先生进行“神话”般的批判。何谓神话？因为这帮所谓新生代思想家，压根儿就没把自己当人，把自己当作思想特有深度的神，玩儿的就是深沉，这尊神说的话，就叫：神话。在葛红兵对老钱的神话评论中，满是漏洞。首先。拿名人开涮，这一行即是人格卑劣所在，至少也算卑鄙，我时常这么卑鄙，所以我很清楚，拿名人说事儿的心理满足和生理满足。
　　葛红兵说：“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而钱钟书属于前者，意思就是老钱只是继承者，不是建构者，不算思想家。葛红兵的言下之意是：老钱不是，而我是。可惜，我们并未看到葛红兵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独创的建构性。其一，批驳名人就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走大众文化路子，又轻蔑大众文化，这是得了便宜卖乖，既虚伪又卑鄙，还愚蠢。这是漏洞之一，还不是一般性的漏洞，是人性灵魂上的缺陷。这也是新生代思想家们的特征之二：假装性格峻烈，自我感觉良好，倡导思想至上；等而下之的：自立门户，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开班授功。
　　葛红兵又言：“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那么，什么才算是荣耀，一本国际知名的，翻译成数国文字的《围城》算不算一种民族荣耀？“中国思想史大厦”这个概念多么空洞，我得问问，在葛红兵之流的思想家们眼中的愚众，这个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也难怪，像葛红兵这种玩儿学术的傻逼，只会背诵概念，想必“中国思想史大厦”这一概念不是丫自己发明的，也是打书里拣了来的。
　　忽然发现新生代思想家的另一个特征：特喜欢跟人背诵教科书，用书本中既有的众多名词解释、概念，作为自己观点的基础，有据可考，犹如临刑前的死囚喝了一碗壮胆酒。他们妄图以此来显示学识高深。实际上，这等人与印刷厂的排字工毫无区别。他们只是在刻板地操作，用剪刀糨糊剪接粘贴，其行为又如同盗版文人。他们习惯于堆积概念，然后在概念中去钻牛角尖，从而失去人本能的创造力。你可别指望这帮人有什么幽默感，幽默是智慧的结晶，对脑筋已然僵化还怡然自得的新生代思想家而言，幽默一词根本就不存在，幽默也许是天生的，就像傻子为什么那么傻，也是天生的。
　　钱钟书是个聪明人，是个极其聪明的读书人。大学可以把一个聪明人读成傻子，也可以使一个聪明人更加聪明，钱钟书属于后者。老钱是一根文学老油条，用极精彩的语言和比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老钱的尖酸刻薄很隐晦，骂人一点儿不露痕迹，你感觉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单就一部《围城》而言，舞文弄墨的要读，引车卖浆之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而谈。许多年后，被大众文化的电视媒体再度捧红。也许这同样让新生代思想家们所不齿。那么，如葛红兵之流的思想学术作品，大众文化需要吗？拿这帮人的话来说，大众文化是缺乏理性的，那么，葛红兵之流的作品连缺乏理性的文化群体都瞧不上，是不是比琼瑶的言情小说还糟糕呢。如果说大众文化的作品是低俗，那么葛红兵之流的东西，连低俗都不配，充其量也就是教科书的另类再现。除了一小圈子的人在一个充斥着尿臊臭的思想史老屋里挤眉弄眼，他们还能干点什么？他们写的东西不是给大众，说好听点：他们是曲高和寡，说尖刻一点：他们心中没有人民，也没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尚品格，他们只写给一小撮自以为有学问的人看，也只有自诩精英的人才会去读丫们那些干涩的读物。普通人看了，第一反应是昏昏欲睡，第二反应还是昏昏欲睡。
　　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从注经的角度来讲，钱钟书也堪称一绝，他的《管锥篇》里有许多五湖四海的洋作料，有许多精致的旁征博引，据说钱钟书会五种不同国家的语言。试问，葛红兵等人会几种语言？我看，丫们连汉语言都没整明白。语言是要讲天赋的。汉语言本是一个浪荡女子，纯洁就死了，她的多变与任意可组合性是别的语言文字难以企及的。像新生代思想家般刻板地写字，是自己把自己强奸了。
　　《谈艺录》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里有老钱的大量随笔，非常智慧，有思想，也有真性情，无一丝卖弄。《谈艺录》是一片汪洋，只有游弋于中，才会体验到老钱思想给人的警醒。无论玩儿小说，随笔，还是学术思想，老钱都展示出自身的闪光智慧。我特想跟新生代思想家们说一句：有本事你们丫的玩儿一本小说出来让我们大众看看，还甭说《围城》，也甭说少年作家韩寒的《围城》复制品《三重门》，就写一个比我的小说好看的就行。我笃定丫们没这能力。这要求是乎也过分了，要求玩儿思想学术的，来玩小说，无疑是叫公鸡下蛋，不过既然葛红兵被评为所谓“思想界的黑马”，好像偌大一个中国思想体系中，葛红兵是小母牛坐酒缸──醉（最）牛鼻。既然分外牛逼，既然他的学术活动范围广泛，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学、当代文学评论及广义文化学、人类学研究等多个领域；那就学老钱，什么都玩玩儿。成吗？光会评论，揭短捉奸，不算本事。
　　钱钟书有学问，但并非把自己看作神。他拒绝中国媒体的炒作，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都没戏。这种拒绝是对吹捧的拒绝。“大隐隐于市”的生存策略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有时候，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无论老钱是自觉地拒绝，还是成心的有谋略的拒绝，从生存角度来讲，他都活得很高尚。人首先得要活着，再谈学问，难道不是吗？如果老钱是成心地拒绝，那么，他仍然是智慧的，因为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越隐越显，且都是“岁寒之松柏”的高洁。
　　相形之下，葛红兵之流的新生代思想家有何招术呢？我们当然不能一棍子把丫们打死了，要知道，一个傻逼，也有傻逼的哲学和智慧。以我罗傻逼的观点来看，学术界的说辞比大众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严肃性，弄几个什么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博尔赫斯什么的，从他们的话里找几个短句作基点，以此来评价别人的思想，这是另一种刻板的引经据典，所谓读死书。譬如葛傻逼所言：想一想钱钟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我在想，丫怎么不会将萨特之语逆向来看呢，可不可以说，在光明的时代，迎合时代就意味着同谋。我要说的是，葛红兵之流的言行是与时代合谋的，如果说钱钟书的拒绝在丫们看来是一种变相的炒作，那么葛红兵、邓一光之批判就不是一种炒作么，我看，应该是更卑劣的炒作，只要你炒作，你就入了大众文化的道，被别人炒作，你也入了大众文化的道。挣脱不了的，在这种被无奈同化的情形下，再站在学术思想的高度睥睨大众，那就傻得没有了底线，也彻底丧失了做人最终的道德底线。
　　作为傻逼之三的新生代思想家刘川鄂，在对钱钟书评价时说：“钱钟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钟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听丫的意思，我们这个时代是具有精神病态的。钱种书作品被大众文化媒体所推崇，被大众文化群体所接受，就是一种病态，照此一说，恐怕所有的文学评论、学术评论都可以说成是一种精神病态。包括所有新生代思想家，都是一群精神病。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钱钟书，钱学家们做评价的钱钟书，并非把钱钟书神话，而是心理不平衡的新生代思想家们，把对钱钟书的誉词和高深度评价看成了一个神话。我再退一步，即便是一个神话，也不存在误导的可能，时代精神应该是属于所有大众的，大众需要一些文学神话，或者说，需要一些神话的学者，文学人物。远有《西游记》，近有金庸、古龙之武侠巨著。有人欢迎是好事，什么叫百花齐放？革命的成功就是为了打倒一些人的优越感。新生代的思想家，一点儿不新，他们更像是一群抱着夜壶哭的小寡妇，对大众文化的凶猛发出怯懦的痛苦哀鸣。新生代思想家也如同一群“精神资产阶级”，一副贵族打扮，不食人间烟火，用学术词汇量装潢思想门面，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话说南有“葛红兵”之流的新生代思想家，北边就还有两个更恶心的那就是余杰和摩罗。作为北大研究生的余杰在他的著作《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之外，其余的人，都灭。其中有篇文章《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也找不出来什么新词，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学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讲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先生点燃了学生无精打彩的眸子”，等等诸如此类。该文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干坤”相期许。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与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对比。余杰鞭尸的激烈与义愤，在他无所不用的谗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知识界学院如日中天的学者，余杰的底气全无。这就是一个新生代思想家的生动写照。二十多岁的余杰，小小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奸诈得如同一个政客。如果说葛红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逼，那么，余杰就是一只刁钻阴险的狐狸。
　　类似于余杰这般精明的才俊，就是本来不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这让我想起，新生代思想家葛红兵所谓温文尔雅的举止与轻盈俊秀的容貌──有些媒体曾经把他当作学者明星化的典型加以评论。一方面，这个学者沦为三流通俗歌星一样的媒体炒作对象，一方面，给我的感觉，把这个学者写得像女士酒吧里的男妓了。余杰同样是被媒体一举拿下了的，说到底，还是属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品，葛红兵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余杰是有预谋的。在北方新生代思想家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言和一篇摩罗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么在当今时代，在思想的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陈平原是“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最”字在汉语中是顶点、唯一的意思。“最什么什么之一”本身就是语言花活。再看摩罗和余杰互抛媚眼的文章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夸余杰，那就更加可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作家。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摩罗语）呵呵，我不禁笑出了声。献媚起码也要讲点儿含蓄与技巧，而摩罗所用的捧杀技巧不光低劣，而且暴露出一种不可遏止的狂妄。我要问，这帮新生代思想家，他们心里有什么罪恶感？我看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作家向自己团伙的小兄弟献媚。这等脸皮只怕比城墙拐弯还厚。
　　中国新生代思想家们，如此工于心计，学会了怎样出击，该灭谁灭谁，该夸谁夸谁，对什么人该塞炸 药，对什么人该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面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他们要灭的那些人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们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实质性影响的，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与直接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们便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
　　中国新生代思想家们的丑陋嘴脸，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东西！

可贵的忧国情结
　　──序谢庄《负重者》

□ 卢子贵

　　我同谢庄相识较晚，大约在几年前，我们在苍溪梨花散文笔会上初次见面。尽管春光明媚，梨花灿烂，也没有使他放下心来，拥抱自然，放飞天外，而是时时在思考，事事有看法，处处发感慨。也许当时彼此了解不深，经历又不尽相同，认识上难免会有差距。我的看法是，共工触不周山而死，虽很壮烈，但不如女娲脚踏实地炼五彩石补天，更富有建设性意义。以后，他组织“感慨交响曲”，我未能参加感慨行列。他又北上“打工”──到国家“编日史委员会”工作，接触机会更少。
　　最近我在省医院检查身体，谢庄两次前来探视，彼此无拘无束，天南海北地交谈了两个半天，临别，他从挎包里拿出新著《负重者》清样稿，要我写点文字。当我读完书稿，不禁掩卷喟然而叹：人海藏大隐，凡眼难发现。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十年期”。识别人也是一样，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同谢庄相识几年，直到今天才对他的经历和遭遇，对他的家庭和生活，对他的创作和追求，有了进一步了解，尤其是对他执着寻觅、苦苦追求、付出巨大的代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情结，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慨然当世的勇气，感到难能可贵。
　　早年，谢庄从川东考入成都高等学府，学习理工专业，不料当他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大有作为之时，却遭劫难，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受够磨难，历尽坎坷。由于他没有单位依托，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给他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凭着他的正直为人，诚恳待人，努力劳作，终于在成都安了家，但至今仍是一位临时打工仔，没有享受社保、劳保、医保等社会福利待遇，简直成了一位化外之人，天外来客。
　　令人感动的是，这样一位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人，却钟情于文学，酷爱文学，拼命写作，佳作不少，成卷成篇。前年谢庄在北京大学校园签名售书，颇受学生们的欢迎。
　　这部《负重者》，是继《感慨集》、《感慨交响曲》之后的新著，是作者近两年所写的杂文、散文、随笔、诗歌的结集。文学品类虽多，但内容很集中，全是忧国忧民之作──针砭假丑恶，弘扬真善美。比如，他在《心语》这一章中提出：“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生命的质量在于选择”；而在《心境》这一章中，却思考着：“当道德锁链断裂后，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焊接？当价值观念骤变时，我们非得付出惨烈代价？”在《心迹》里，却主张：“回归自然是净化灵魂的最佳选择，守望纯洁是构建爱心的最好前提”。无须多加诠释，作者的心灵，已跃然于纸上。
　　谢庄一生阅历既广，更有一颗炽热的心，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之思绪，有如浩瀚大江，汹涌澎湃，不可止息，积数十年的种种切身体验，痛感斯土斯民命运攸关之所在，为之上下求索，思之，念之，忧之，凝为痛切的心声，发为肺腑之感慨，著为感人之篇章。有人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位无位之人也在执着忧国忧民，更觉弥珍。仅以小文，勉为其序。
　　2003年12月于成都曼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