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查处实刑率低打而不绝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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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慧 林简 乐琰 陈姗姗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是前几年，这几年冷清了不少，主要是相关查处越来越严了。生意不好做，一旦风声紧，我们当天就不做生意了。”一名高仿包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制作高仿奢侈品的厂家来说，最核心的机密莫过于工厂地址，大多数制假厂家被查处，都是因为不慎泄露了工厂地址。一旦被查到，最大的损失就是制作机器和罚款。
　　“制作高仿包特别是顶级高仿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一台就要1000多万元，一旦被抓到损失巨大。”一家销售外贸箱包的店主于齐表示，罚款也不是按照高仿产品的售价来罚，而是按正品的售价来处罚，“舅舅的一个朋友也是做这行的，去年被查到了，仓库里面还有一批没出货的LV包，光是高仿包的罚款就罚了2亿。”
　　对奢侈品制假售假日益严厉的查处，导致高仿行业风声日紧，现在不管下多大单子的客户，于齐的舅舅再也不会将人领到工厂去看货了，甚至连白云皮具城的展示店不是熟客也绝不带进去，宁可每次给客人发产品图片，确定购买意向并付款后，随机选择一个地方交货或直接快递发货。
　　奢侈品制假售假者的谨慎背后，是行业查假打假技术、行动和力度的不断升级。
　　有20余年打假经验的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玄慈，就常年奔走在查假打假的路上。1999年，玄慈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涉及造假的刑事案件，该案件涉及13个制假窝点。
　　多年来，玄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到现在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制假售假者的形式多变、花样百出。不少高仿品生产厂家只是在网上接订单后直接邮寄，根本没有存货。现场查不到足够立案的存货，对传统线下打假是巨大的挑战。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进行电子取证并认定涉事者犯罪，一度成为奢侈品品牌方和警方的新课题。
　　最近几年，警方、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破获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玄慈也越发觉得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的事了。打假不能只删除售假链接，还要摸清背后的制售假链条，端掉制假窝点，斩草除根。但要做到最后这一点，非常难。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2017年，打假的合作模式再次“升级”，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成立。
　　尽管如此，依然不断有造假者换个地方重操旧业。随着警方对广州等造假重灾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造假者选择了回乡“创业”。2017年年初，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玄慈随即联合警方及阿里打假特战队展开了行动。永州警方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50多卷LV、GUCCI皮料，11只LV印花滚筒，涉案金额高达2.16亿元。
　　“一卷400码的皮料生产的假包能给制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暴利。”玄慈表示，每码皮料可生产3个手提包或10多个钱包，换算下来，这次被查获的皮革可生产数万个LV假包。
　　多年的打假经历让玄慈意识到，巨额罚款和实刑的意义更大，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实刑率不高现象，对制假售假者的震慑实在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的打假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了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已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条。
　　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相关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这些案件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实刑率仅19%。被查处后重操旧业的，往往也是这些被判缓刑的人。
　　“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如是说。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于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