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新作出版并在巴蜀网连载

侦探隐私(10)第二节　我是一个“娃娃兵”参军那年，我１５岁。我肩上扛过了一座小山，我吃的苦很多。我在部队学到了很多本事，我找到了与劳动人民的差距。转眼到了１９６９年冬季，我满１５岁了。成天都在打打闹闹中度过，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谓无事生非、无事添乱就是这个道理。不上课，天天闹革命，革命没有闹成功，反而给家里添了好多是非。当时，我们这些军人子弟有两条出路，一是下乡当知青，一是当兵。由于我年龄小于其他同学，不到１６岁，于是同学们都下了乡，我父亲当地区革委会主任太忙，经常在外地处理武斗，自顾不暇，所以由母亲做主，送我去当兵，其实我当兵也是下乡，因为连队几乎都在乡下，并且当兵比下乡苦得多。于是，刚刚１５岁的我穿上了军装，当上了一个“娃娃兵”。其实，在我前面，军机关大院里已经有很多孩子当兵去了，“娃娃兵”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当初，军务部门准备让我到长山的一个部队去搞通讯，说那里的条件好一些，通讯兵也是很让人眼羡的兵种。可是，在接入伍通知那天，我上山打麻雀去了。当我提着一长串麻雀，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时，被赵峰军长看见了。他提起麻雀一看：“哟呵，你小子不简单呀，都是你打的？”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该去当兵，不当兵可惜了材料。”第二天，军务处通知我马上换军装，和女兵们一起去威海。就这样，我被塞进了装满女兵的汽车来到了威海。由于我的身份不一样，部队总是对我客客气气的，不管是首长还是老兵。我觉得好笑，一个娃娃值得你们这么在乎？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并非是对我客气，而是对我父亲客气。晓得这个道理之后，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马上去找领导，要求下连队，而且越艰苦越好。当天下午，我被分配到了刘公岛上。当时，刘公岛上很荒凉，除了我们陆军有一个营之外，海军还有三个团级单位。岛上的陆军不干别的，只放炮开山，修筑工事。驻守刘公岛的一连是济南军区多年的“四好连队”，可以这样说，我身上好多优良的东西都是在那时养成的。我是下午４点钟上岛的，第二天就被残酷地上了一课：与工农群众一起偷大粪。刘公岛上的军人比老百姓起码多１０倍，有２０００多人，蔬菜供给成了一个大问题。部队只好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实现生产自给。蔬菜地倒是开垦了不少，但肥料成了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又没有化肥，全靠农家肥来种庄稼。海军人多，他们的厕所生产的肥料基本能供给他们的菜地。但我们陆军只有一个营，开垦的荒地又多，不能完全做到“肥料自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不“君子”了，经常去他们的厕所偷大粪。每当偷大粪时，全连官兵都极其兴奋，群情激昂，就像要打一场大仗一样。天还没有亮，可能是凌晨３点多钟，我们就起床了。这是我１５年来起床最早的一天。在操场集合完毕，指导员做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中心意思就是要有纪律，做好保密工作，要悄悄地干。连长一声令下：“出发！”于是，全连官兵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挑起粪桶向海军基地进发。刚开始，受大家的情绪影响，我也是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是新鲜的，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去偷大粪，还以为是出征呢。连长见我年龄小，让我和一个力气小的战友一起合作，共同挑一副担子。那个战友叫张明，也是一个新兵。摸黑走了４华里路后，我们潜入了海军的厕所。在粪坑前再一次集合，连长简单地分了一个工，便开始了偷大粪行动。只见战士们齐刷刷地跳进粪坑，用粪瓢舀了起来。由于海军掏得也勤，粪坑里并没有多少大粪，需要很小心地舀，简直比淘金还难。用我们连长的话说，“大粪就是黄金，不，比黄金还宝贵！”在往粪坑里跳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正是这一丝的迟疑，我看到了我这个高干子弟与劳动人民的差距。他们跳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不情愿，仿佛就像干其他事情一样，二话没有说，该上就上了。丝毫没有觉得大粪臭，丝毫没有觉得粪坑脏，丝毫没有觉得谁该先上的问题。幸好，在我迟疑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我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我始终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这种优越与生俱来，从小与我玩耍的孩子根本不能和我比。我总是住着当地最好的房子，在烟台，我家就是以前的美国领事馆，上下三层，光厕所就有六七个。我从来没有尝过“饿”的滋味，在别的孩子眼里极其珍贵的水果糖，我经常吃，还嫌硬。在家里时，有保姆和爸爸的公务员照顾，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活，更没有体验过苦累的滋味。我这棵在温室里长大的苗苗，突然面对掏大粪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迟疑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所谓环境锻炼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当时有谁犹豫一下，我可能比他更迟疑，更怕脏更怕苦。但别人都没有，只有我！在部队里，怕苦怕累是最让人瞧不起的。我终于跳进了粪坑。奇怪，大粪并不臭，也不觉得脏了。我用瓢使劲地舀呀舀，干得挺欢。渐渐地，用瓢舀不起来了，我就用手去捧。当一接触那软软的粪便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了一种比黄金还宝贵的感觉。人生有很多方式开头，军旅生涯应该是我人生的开始，万没想到，我的人生是从掏大粪开始的。部队真是一个锻炼意志的地方，我在连队工作了８年，其中有６年时间都在打山洞。挖了多少土石方，走了多少路，穿烂了多少鞋，磨烂了多少手套……我只觉得很多很多，如果有心把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若干年后，有一位部队首长来视察，他感慨万千，说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扛过一座小山。他说的是真的，我现在左肩骨骼发育正常而右肩早已被重担压平，拍片出来看就是畸形。８年来，我没有一天身上没有伤，每年都要牺牲若干战友，但我没有退却，没有喊一声苦，没有叫一声累，我不可思议地坚持下来了。后来，我在北京３０１医院治病的时候，一位医生得知我是高干子弟，还在连队挖山洞，他由衷地感叹：“军以上干部的子弟在连队工作超过８年的绝无仅有，没想到你是。”当时，我的父亲已经是大军区正职了，这个职务的待遇相当于政府副总理。我一直以为，苦难是一本大书，也是一笔财富。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在连队挖土而羞愧叹息，相反，我觉得苦难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苦难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它让我身上陡然有了很多优良的成分。部队给了我不依赖他人顽强向上的精神，给了我勇于吃苦和善于吃苦的精神。我就像顽石上钻出来的小草，虽然很艰难，但我有顽强的生命力。我时常对朋友讲，人不专门找苦吃，但吃过苦的人，才能确知苦的滋味和甜的可贵，才能更好地成就社会。痛苦对于怯懦者是灾难，对于有志者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有了吃苦经历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我从事私人侦探之后，有很多人前来拜我为师，也想尝试一下这极富刺激性的工作。我总要问他们这样一句话：“你能连续两昼夜不合眼吗？”这句话往往会把他们问住，在他们不置可否中，我会轻言细语告诉他们：“你还是去干别的吧，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

侦探隐私(11)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

你听见过骨头与骨头摩擦的声音吗？你看见过把血管切开，强行往里面灌血的场面吗？你听说过汽车翻下山岩，奄奄一息的司机用后视镜反射打火机的火光求救的事情吗？

在连队时，战友之间私下开玩笑，有人说我不是农民子弟。当时，我急了，觉得很耻辱很窝囊很不服气，我马上义正词严地反驳：“我祖上是贫苦农民，我爷爷比你爷爷还农民！”然后，我会给他们讲我家的故事，给他们讲我爸爸为什么要走上革命道路，讲父母的那些惨烈的战斗故事，听得他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不管是何等出身，只要你有勇气面对苦难，只要你有革命的理想和战斗的豪情，你就会比别人优秀和出色。我１５岁当兵，１５岁就当班长，１７岁入党，１９岁提干当排长，２３岁当团参谋。我用我的青春和吃大苦的精神，诠释了一个道理：高干子弟并非都是孬种。上岛两个月后，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全军都在大比武。我们这些挖山洞的兵们也放下了铁锹和钢钎，拿起了钢枪进行各项军事技术操练。我们当时属于“机炮部队”，同时也要操练步兵的各项技能。全连有１２９个兵，还有很多当了５年的老兵，１５岁的我与那些大哥哥比起来，毫不逊色。步兵的“六项技术”比武，我拿了５项第一。除了“土工作业”之外，我全部拿了第一，这让所有的兵哥哥都刮目相看。其实，这些科目我早就熟悉，因为打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战争），我曾被迫在警卫连当过几个月的“实习新兵”，住在我家门前的警卫７班宿舍，哨位就在我家门前，和其他战士一样接受军事训练，虽然这对我来说几乎是变相的军事管制，但是由于与我的理想和兴趣相合，所以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段时间的管制，跟大胡子张连长学了不少真本事。由于我的军事技能优秀，连队在我入伍几个月后就把才１５岁、骨头都没有长硬的我推上了班长岗位，让我管１１个比我大很多的兵。当就当嘛，一个小小的班长有什么不能当的呢？在家时，我还是４０个孩子的司令呢！话虽这样说，这个“班长”与那个“司令”不同，这是革命工作，是历史责任。我得组织全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军事训练，安排农副业生产，站岗，查哨，集合，整理内务（床铺），做政治思想工作，包括忆苦思甜……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要负责，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可我还是一个１５岁的孩子呀。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４日，在一次擒敌拳训练当中，我做的“擒拿”动作既规范又标准，这让很多老兵不服气，他们轮番上前与我较量。尽管我累得不行，但我必须要坚持下来，在与一个老兵斗腿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左腿“喀嚓”一声，钻心的疼痛使我当即昏迷，我的左腿骨折了，前十字韧带断裂了。我悲惨地倒了下去。这次受伤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它让我成了叁等甲级伤残革命军人。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上是这样描述我的伤情的：左膝内侧半月板损伤，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髁间棘撕脱骨折，已行半月板切除及骨折片内固定术。现左侧股四头肌萎缩较右侧细２厘米，左膝关节活动受限。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伤情如此严重，以为是一般跌打损伤而已。尽管很痛，但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战友们都说没有事情，过一会儿就好。就是这种不在意，让我没有做任何检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依然在挖山洞和军事训练中处处争先。由于没有半月板的支撑作用，我的大腿和小腿的骨头直接发生摩擦，小腿骨头还得支撑起身体的重量。多少次，我在挑土石方和军事越野的时候，我听到骨头和骨头的摩擦声响，痛得钻心，痛得我真想把腿锯掉。那种折磨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明明我是断腿之人，还得装着没事情一样，与战友们一起挑呀抬呀扛呀，其中的痛苦只有心里才知道。一干就是５年，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连走路都困难了，已经瘸了起来。连队也觉得可能是大事情，不治不行了，便让我去北京彻底检查检查。一进医院，我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中国的骨科研究所设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时国家卫生部的负责人为我介绍了专家，他们都表示“不可做手术了”。后来，我国医学界泰斗、著名骨科专家，３０１医院的陈景云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后，果断决定住院手术。在手术室里当我的腿被切开组织，暴露创面之后，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的骨头把半月板完全磨烂了，烂得就像树皮一样，骨头与骨头直接发生摩擦，属于陈旧性骨折。主治医生张伯勋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伤情，一般人一个星期都无法忍受，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竟然忍受了５年，简直是个奇迹！”我笑着回答：“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志比钢铁还坚硬。”动手术时，他们对我进行了硬膜外（半身）麻醉，又用一个蒙上白布的架子罩住我的头，怕我看到动手术时的惨状，可我却非常好奇，非要看一看不可。想当年关羽刮骨疗伤，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泰然处之，令后人敬仰，今天我难道连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自己做手术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放过岂不可惜？于是我偷偷地摸了一把手术刀，把架子上的白布割了一个小孔，通过这个小孔，我目击了手术的全过程。那种血腥的场面并没有让我感到很害怕，相反，我还有点欣慰，毕竟我战胜了病痛，还战胜了我自己。下手术台的那一刻，我笑了。医生问我笑什么，我回答：“如果敌人把我抓住了，他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不管他们使用何种手段。”医生们却没有笑，他们很严肃地、很钦佩地朝我点了点头。其实，在这５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回北京。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我家先在宣内的东松胡同１５号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西草场８９号。当时我完全可以找中国最好的医生看病，可以进最好的医院，但我根本就没打算诊治，原因非常简单：我想用这个病痛来锻炼自己，用实际行动来考验意志，向老革命学习，准备将来接好革命的班。现在看来，这非常不科学，也完全没有必要。尽管如此，这５年的病痛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好的副产品──培养了我超人的意志。连这种伤痛都能长期忍受，还有什么困难能征服我呢？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两次生死考验值得一书：那是在我从事私人侦探职业以后的事情，两次车祸，让我相信了一句老话：“做好人难，但好人一生平安。”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情了。６月２６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毒犯死刑，其中有一个死囚犯叫张雨。他被枪毙的时候，刚满１８岁。６月２６日，张雨的父亲没去刑场，独自坐在家里，一枝一枝地抽着烟，临近中午，他打开电视机，午间新闻正好播放儿子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儿子被拉上刑车的那一瞬，他稚嫩的脸上居然泛起一丝桀骜不羁的笑──这让电视机前的父亲感到毛骨悚然，备感恐怖，他一阵眩晕，昏倒在地。张雨的父亲是我的委托人，是他让我追踪他儿子下落的。事情发生在１９９５年３月，这位父亲把单位的２８万元现金带回家，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第二天，当他去开保险柜拿钱时，突然尖叫一声，吓得面如土色：保险柜已被焊枪切割，柜中的２８万元钱不翼而飞。家中肯定有强盗光顾。可门锁好好的，窗户也未坏，家里２４小时没离人，强盗不可能进来。即使进得来，也不可能用焊枪大张旗鼓地切割，何况，没人知道他带了２８万现金回家。分析来分析去，惟一的可能就是出了家贼！是谁呢？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张雨。巧的是，张雨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儿子有重大嫌疑！他旋即展开调查，调查越深入，他越感到震惊和伤心：小小年纪的张雨居然吸毒，而且已有３年的“毒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他这个当父亲的像一下坠入冰窟，心坎上犹如被插了一柄尖刀，想哭哭不出来，心里的血却在汩汩直冒。在感情与理智的激烈较量中，他选择了大义灭亲的义举，他向警方报了案。从派出所出来时，他感到天地如此苍凉，一种从灵魂深处漫上来的悲哀淹没了他。他清清楚楚地明白迎接儿子的将是什么！万念俱灰之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又迫不及待地找到我，想请我出面找儿子，督促儿子投案自首。行动是从张雨失踪的第３天开始的。当天，我就把张雨在成都的３个落脚点监控了起来。下午１点，玉林村监控点有了重大发现，张雨与另外一个小伙子开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回到了玉林村。１０分钟后，他俩取了一个包又开车走了。白色桑塔纳向都江堰方向疾驶而去……我驾驶一辆摩托车悄悄跟上，尾随而去。那时，我的调查工具只有摩托车，条件非常简陋，如果换成现在，我肯定不会出这次车祸。别的不说，我决不会骑摩托车去追踪他，我一定会开上我的奥迪Ａ４。桑塔纳越开越快，出城之后以１１０公里的速度狂奔。摩托车也以１１０公里的速度呼啸起来。桑塔纳又逐渐加速了， １２０、１３０公里，眼看着摩托车渐渐跟不上了，我眼里直冒火，再次提速跟上。这时，意外发生了，摩托车突然出现“胀缸”故障，后轮瞬间抱死，此时的我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伴随着一串尖厉刺耳的金属磨擦声，摩托车腾空而起，翻滚而去，路面上留下了４０多米刮痕，我和我身后的女同事一并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许多路人以为血肉模糊的我已经死了，我醒来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死亡，因为当我挣扎着坐起来时，在我眼帘出现一张巨大的黑幕自上而下地缓缓降下，如同我２０年前在北京展览馆大剧院看巴蕾舞剧剧终时的情景，只不过我依稀记得那是一张紫红色的、底部点缀着金黄色流苏的非常华丽的大幕，而我面前的黑色幕布却是黑得无与伦比的纯净和华贵，“它难道在向我预示我生命的演绎即将结束……”我用我仅存的一点意识竭尽全力地想着……原来人的死亡仪式竟然如此庄严肃穆……如此美好……我的潜意识发出由衷的赞叹。

侦探隐私(12)

然而，黑幕已经接近我视界底部，我也准备好认真欣赏死神对我的最后洗礼，忽然我的耳边传来围观群众的说话声……“不，我还没死，人死时大概听不到声音，应该是‘死一般的寂静’才对……“那么？我……对了，我可能是大脑缺血，所以出现黑幕，不要紧，躺下试一试能否恢复脑部供血。”我的潜意识迅速替我选择了新的方案。于是我慢慢躺下，闭上了双眼，鼻子嗅到了刚刚长出嫩叶的青草的芳香，耳边听着人们对我伤情的种种猜测，我意识到生命重新属于我自己了……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看到的是围绕着我的一些陌生面孔以及他们同情的目光，我还看到了蓝天白云。我感到自己有些可笑，一点轻伤而已，居然还想到死。我试图爬起来，想去看看我的同事是否也受了伤，可是我刚刚动弹一下，就感到体内撕心裂肺地痛，我意识到这一次可能不像以前的伤痛那么轻松，但是无论如何也要起来啊，躺在这里总是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我同事的情况还不清楚，也许她需要我去救助，毕竟她才１９岁，生命比我脆弱得多……想到这里我硬撑着站起身，看到离我十几米的路边行道树旁我同事小陈的身影，她面朝我匍匐在地上，泪眼婆娑地望着我……我想她可能以为我死了，是挣扎着爬过来的。我对她苦笑一下说：“我还活着……没事的，我们必须去医院，我可能有麻烦，你感觉怎么样？能起来么？”小陈手撑着地，颤颤悠悠站了起来……“原来你活着，我不要紧，就只是有点外伤，可能被你吓着了，浑身没力。”她说着便一步一步挪了过来，我看到她的手腕及膝关节处血肉模糊，但是比刚才精神了许多。我忍住巨痛走到距我几米倒地的摩托车旁，拼尽全力扶起摩托车，踩了几脚启动杆，我想尽快赶去医院，但是摩托车就是不来电。“你那个样子还骑啥子摩托车？叫个三轮赶快去医院吧，前边一公里就是乡卫生院。”我身旁的老乡用四川话提醒我。我环顾四周，见公路边３０米外就有一处农舍，于是咬着牙将摩托车推进农舍小院，请主人替我保管几天，说好每天一元的保管费，取车再付。公路上老乡为我招呼的三轮车已经在等我，我和小陈乘车来到乡卫生院。这是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乡卫生院，不仅有Ｘ光机，还有Ｂ超设备，院长说这里可以做外科手术，不过现在是春播农忙季节，又是中午休息，除院长一人值班外，其他人员都在地里忙农活，有什么需要则必须到地里喊人。我提出拍片做Ｂ超，如果确诊有内伤则需手术。院长看到生意上门喜出望外，赶忙去张罗了……我仔细检查了小陈的伤势，由于摩托车倒地瞬间她撞在我身上，所以只有几处表面擦伤，好在没有伤到面部，否则以后麻烦大了，我暗自庆幸她不要紧，却没有为自己担心，因为我相信我不仅命大，并且有忍受任何痛苦的能力，反正我已经走了一次鬼门关，只要有命在，我就稳赚不赔了。两个小时过去，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也到齐了，我经过拍片和Ｂ超检查，被确诊为脾脏破裂，腹腔内大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院长答应亲自为我做手术，我终于放心了。我被带到空无一人的手术室输液，护士长输液时偷偷告诉我，这个卫生院没有专业腹腔外科医生，做手术有些勉强，院长答应做手术是为了赚钱，反正要派车去都江堰中心血库取血浆，你不如随车到市人民医院去做手术更稳妥。我随即向院长提出到市里做手术的要求，院长虽然心里不舒服，还是在收取了各种费用之后，送我上了救护车。由于缺血，我一上车就休克，所以一路怎样我不得而知。快到市医院时我醒了过来，耳畔满是凄厉的警笛声，我看到市医院的大门以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纷纷走出住院部大楼，因为下班时间到了。救护车刹在楼前，我开始意识模糊了，只觉得小陈扶我下车，护士长为我举着液体瓶，一进住院部大厅我就瘫软倒地，耳边尽是小陈的哭喊声：“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是医生把我摇醒的，医生说我血压已经快没了，如果不立即手术，我就没救了，可是麻醉药才刚注射，如果立即手术就等于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膛破肚，一般人无法忍受，问我选择痛苦还是死亡，我微笑一下，告诉医生：我是军人出身，也不是头一次做手术，给我一些纱布咬住就行了……医生看到我微弱但却无比坚定的目光，回头向他的助手示意：准备手术！由于失血太多，我的血管已经干瘪，无法插输血管，情急之中，医生只好把我脚上的肉皮切开，把里面的血管拉出来，进行强行灌血。有了血液，我迅速恢复了知觉。我看到护士用镊子夹住几片纱布，放进我嘴里，我随即紧紧将其咬住，同时意识到下一步将是表皮切开……我的肚皮感到一丝凉意轻快地划过，我知道那是表皮切开，我并未感觉到痛。当手术刀第二次划过，切开脂肪层的时候，我仍然未感觉到痛。第三次是切开腹膜，手术刀刚探入我的腹腔，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把医生和护士全喷成了一个个血人……然而，这些都不痛，真正的痛是摘除了我的脾脏之后的腹腔探察，医生那戴了橡胶手套的手在我的腹腔内扯扯这里，拽拽那里，那种疼痛甚于皮肉之痛千万倍，我以前只是体会过皮肉之苦，从未料到肺腑之痛竟是能够让人宁愿死去，可是想死谈何容易，医生是不会答应的……我只有咬紧牙关，有什么办法？谁让我刚在医生面前吹过牛……我咬碎了纱布，甚至咬裂了右后臼齿，全部毛发都竖立起来，每个细胞都在膨胀，我不得不动员所有的意志抑制自己的喉咙不发出任何声响，以捍卫我的人格尊严……医护人员饿着肚子为我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手术，他们救了我的命，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挽救的是什么人的生命──尊贵或者贫贱，伟大或者平凡，尽管他们对我在地上磨得见了趾骨的左手看都没有看上一眼，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对于服务对象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查房，医生还在感叹：“真是命大！如果手术晚动１０分钟，或者你的体重再轻１０公斤，你就去阴间报到了。”事后，我才知道，张雨开的那辆桑塔纳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苦追，完全属于“飚车一族”，只是为了“刺激好玩”，体验“呼啸的快感”才疯狂开飞车的。３个月后，警方侦破了此案，张雨一伙被擒。在我住院第二天，小陈背着我给委托人──张雨的父亲打过一次电话，她希望张先生能来医院看望我，因为她认为我没收他一分钱，还能舍命替他办事，应该得到起码是道义上的回报，但是她没有想到在张先生接电话的时候，他的夫人抢过电话，态度冷漠地说了一句：“我委托你办事，又没让你出事！”我后来从小陈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很寒心，决定从此不再接不付费用的案件，因为我几乎是以生命的代价领略了市场经济规律下的残酷无情。因为我放弃了继续搜寻张雨的下落，３个月后，他被警方擒获，罪名是贩 毒，尽管当时只有１７岁，也要等关满１８岁后等待死神的降临。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没有做到善待他人，命运也没有善待于他们。我尽管经历了生死考验，亏损了两万多元，但比起张先生及其夫人来说，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我的另一次生死考验发生在２０００年４月，四川大学一个贵州遵义籍的大学生找到我，要求我去贵阳查一查他父亲的死因。这是一个贫困学子，他的母亲死得很早，全靠他父亲一把尿一把屎地把他养大，含辛茹苦地把他送进了大学。他的父亲为人正道，谦虚谨慎，从不张扬，为了他没有再娶妻，在孩子眼里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伟大父亲”。他父亲生前在一家很不景气的小厂当会计，好不容易挣点钱，全都给儿子作学费和生活费。这位大学生现正面临毕业分配，苦日子就快要熬出头了，他很想报答父亲。可正在这时，他的父亲去贵阳出差，在一家小旅店里莫名其妙地死亡。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嫖娼时因兴奋过度死亡。儿子不能接受这个死因，他认为父亲正直不阿、洁身自爱，从不拈花惹草，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风流鬼？他想不通，又没有办法查，只好找到我，请求一定要弄清楚他父亲的真正死因。这个案子有点另类，也有点蹊跷，更富有挑战性，我果断地接下了这个案子。我带着助手，先后三次南下贵州。每次都是我亲自驾车从成都到贵阳，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其间甘苦自然不必言说。最后一次，我独自去贵州，在四川叙永县境内遭遇大暴雨和泥石流，大雨倾盆，河水暴涨，公路上到处是塌方地段，我也多次遇到险情。本来像这样的天气，应该暂留下来，等天气好转后再出发。可我要去查找一个重要的证人，时间不容我停留，只好冒险上路。偏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急速行驶在公路上，突然眼看前方山岩一处处往下流动，路基一段段向山下塌陷下去，我连忙刹车挂上倒车档，加大油门倒车，然而悲剧依然发生了，我脚下的公路迅疾塌陷，我想跳车，已经来不及了。我、我的桑塔纳和我脚下的公路一起滑下了山崖……车祸发生在下午３点，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１１点了。天空还是暴雨如注，漆黑一片，时时划破天空的闪电，把大地照得雪白。我的车已经严重变形，我的身子还卡在车里，车厢里有雨水，还有混合著我的血水。我知道自己没有死，心里闪过一丝欣慰，没死就好，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我动弹不得，想呼喊却没有力气，想爬出车外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忍着剧痛，我开始了力所能及的自救行动，首先找到流血的地方，用牙把衣服撕成碎片，艰难地包扎好，然后开始想办法，让外面知道这里还有一个等待救援的活人。可是，雨大雷大的，谁还在荒郊野外走夜路呢？但我不能等死呀，如果这样等下去，我绝对不可能活到明天，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努力总比无谓的等待好。我用目光搜寻车上是否有让我派上用场的东西，突然想起有一只手电筒，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可能在翻车时抛出了车外。我又想能否找到剩下的汽油，如果点着，就能出现一个“大目标”，可油箱已经不见了。我搜寻了好半天，终于在口袋里找到了一个打火机，可泡在水里的打火机能用吗？试着打了一下，真是万幸，这只打火机居然能打出火光。这一丝光明让我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命大福大，天不灭我呀！但是，打火机的火光太微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根本看不见。我又开动脑筋，目光盯在了后视镜上面。如果用后视镜来反射打火机的火光，目标肯定要明显一些，而且可以反射到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度。后视镜已经严重受损，我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就把它摘了下来，打着打火机，用后视镜把微弱的火光向每个方向反射，我忍着剧痛很小心地照呀照，生怕打火机突然出现故障打不着，或者没有燃气了。我特别注意把火光投射到山上的盘山公路上，因为那里最有可能出现路人。或许天不灭我，或许命中有贵人相助，或许我的命本来就大，在我第４８９次打燃打火机的时候，有偷鱼的哥俩看见了我发出的信号。于是，这哥俩权衡了一会儿，决定放弃偷鱼，救人要紧。他们连忙下山，找到了已经虚脱的我，把我抬出了车外，送进了当地一家乡卫生院。于是，我又一次死里逃生，虽然断了４条肋骨但毕竟活了下来。３个月后，我再一次驾车去贵阳，终于查清楚了那位父亲的死因。正如警方所说，他的父亲的确是因嫖娼兴奋过度而死，几个关键证人的证词全都印证了这个难以让人接受的结论。他的父亲多年鳏居，在贵阳出差之际，禁不住诱惑，被一个三陪女生死活拉拽进了小旅店，于是悲剧发生了……当那位大学生得知这个结论时，沉默了足足５分钟，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侦探隐私(13)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我犯过罪，坐过３年牢，罪名是“私藏枪支弹药”。我把“牢狱之灾”看成一种“人生体验”，我把这种生活称为 “另类体验”，我学会了思考，也学会了用最接近社会底层的思维方式观察人生。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创造的。我不像其他干部子弟那样，总是被笼罩在父母的光环里。我的父亲几乎没有给过我什么帮助，尽管有时候我很渴望得到他的哪怕一点点的关怀，但他没有给我。１９６９年，我当兵半年，父亲来刘公岛视察工作，他似乎忘了他这个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师长让我去见见父亲，说让我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我把晋见父亲当成了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而且要完成好。连里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干部子弟，更不知道我是魏伯亭的儿子。当我走进父亲房间的时候，他正在埋头看一个什么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我故意用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报告，他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示意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照办后，他还是在看资料，并没有理我，我感到万分失落。又看了２０多分钟资料后，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小同志，你吃西瓜。”父亲居然没有认出我，他以为我只是一个通讯员之类的小兵而已。也难怪，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在刘公岛上战天斗地，开山挖洞，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皮肤被晒得简直就是“黑非洲”。我老老实实地拿了一块西瓜吃了起来──因为这是首长的吩咐，我不得不服从。“首长”又继续看他的资料，依然没有在意我的存在。我吃完西瓜后，还想吃，又不好意思说，不得不正襟危坐，尴尬不已。又过了半个小时，“首长”见我没有走，他又问：“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事情。”“那你就去忙你的吧。”父亲下了逐客令。我立刻起身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父亲叫我站住。我转过身来，见父亲一脸尴尬：“是军军吗？”“是！”父亲认出我了，我心里一阵高兴。父亲显得很内疚，他走过来，仔细端详了一番，又拍拍我的肩：“啊，结实了，硬朗了，与工农群众一样了，好！”然后，他又问了问岛上的情况，又问我们学毛选的情况，俨然是一个首长的问话。我回答后，父亲又拍拍我的肩：“好好锻炼，你走吧。”尽管见面有一个小时，但我们父子俩的对话还不到１０句。那个时候，亲情都搀杂着那个时代的革命意味，我是革命战士，父亲是革命干部。在革命这个字眼面前，连正常的亲情也显得格格不入。他从来不管我，我也从来没有沾过他的光，就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必须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受更大的累。这是父亲第一次来看我，他居然没有认出我是他儿子。我感到很悲哀，也很无奈。在我这一生中，父亲有一次是专门来看我的。那是１９８３年，我在四川石绵监狱坐牢的时候，因犯有私藏和买卖枪支弹药罪，我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３年有期徒刑。我入狱第二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在成都失踪，亲人和朋友均加入了寻找母亲的行动，成都军区还动用了侦察兵，几乎把成都市区都找遍了，《四川日报》还专门发了“寻人启事”。正是这则寻人启事，让父亲多了几分担心。他害怕我知道母亲失踪的消息后，不好好改造，甚至越狱出来寻找母亲，所以他来到了我所在的监狱。他的红旗轿车直接开进了监狱大门。监狱方面在原则范围之内，或多或少地给了一些关照。在会见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还是那么沉默，只是看着我，不言不语。当我叫他一声爸爸的时候，他眼睛突然一闭，眼角潮湿，我分明看到了晶莹的泪花。那是老人的眼泪呀，是这个从来不知道眼泪的刚毅军人的伤痛呀。他还是一句话不说。在会见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起身走到我跟前，伸出手在我的肩上又拍了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出了门。当红旗轿车消失在大门口时，我的眼泪唰地落了下来……说起我的３年牢狱生活，我颇有些感慨，这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我非常感念这３年，我从来不把这段生活称为“灾难”，而称为“体验”。普通人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他的经历普通，普通的生活只能成就普通的人生，普通的人生只能成就普通的事业。英雄和枭雄的不同就在于，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终将成就大事业，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我不是英雄，但我有成就英雄的素质。这个时代没有英雄，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战争，我只能在暗夜里吟诵楚霸王的诗句，哀叹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凄美境界。我是一个私人侦探，这个职业如果干得好，干成中国第一，让老百姓个个翘起大拇指说好，成了他们心中的好口碑，也可以称其为“英雄”。尽管大家不叫我“英雄”，而称我为“枭雄”，我听着有些不舒服，但想想曹操也属于“枭雄”，我“枭雄”一把又何尝不可？还是说说我坐牢的事情嘛。１９８３年，那一年，我们国家搞了一次“严打”，我也被“打”了进去，罪名是“私藏枪支弹药”，被判了３年有期徒刑。事情是这样的，我酷爱打猎，自己装配了一枝小口径步枪，买了２００发子弹，从部队转业时偷偷运回来一箱ＴＮＴ炸 药。那枝枪装得很漂亮，花了我很多心思，也很有创意，被公安收缴后，我心疼了好久。装这枝枪，还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利用６０年代大比武剩下的废弃枪支，东拼西凑，从各种枪 械上找零部件，自行设计自行装配，终于鼓捣好了一枝不错的小口径步枪。转业时，我把这枝枪带了回来，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箱ＴＮＴ炸 药。我准备用这枪和炸 药去阿坝州的大山里打猎，据说那里有很多野物，野兔野鸡不用说，还有麂子黄羊黑熊等，听起来就让人兴奋。打猎是我的最大爱好，也应该是我军人生涯的延续，我渴望听到枪炮的声音，渴望闻到火 药的气味。想着转业后，不摸枪不摸炮，那种心痒痒的滋味肯定不好受。所以，我把枪支弹药带回了家。我在部队的时候，大家都称我为神枪手，１０发子弹，基本上不是９８环就是９９环。我最擅长打炮，打迫击炮不装炮座板，用手持炮管，抵进射击，命中率相当高，这叫“打手感”。我还经常打榴弹炮和加农炮，那才叫过瘾。我最喜爱的运动是打猎，在当兵前，山东威海市以西１０公里有一条几十米宽的小河，在它的入海口是一片几百亩的湿地，还有沿海岸线一字排开的数百米宽的松树林带。１９７５年我调到机关工作后，闲暇时我总会一个人来此狩猎，主要猎物是野兔和山鸡。有一次为追踪一只被我打伤的野兔，我在松林转悠了半天，见天色已晚正要回营房，忽听远方有野鸭的鸣叫，我借着晚霞的余晖，看到一只野鸭从海面向湿地飞来，它边飞边叫在湿地上做了一次高空折返飞行后飞向大海……我看没有猎取的机会就骑车离开，刚走了几百米，仿佛又听到鸭鸣声，回头一望，发现这次有一小队野鸭来到湿地，他们掠着水面盘旋飞行三圈后复又离去……凭着侦察参谋的职业敏感，我意识到野鸭正在进行宿营地侦察：先是侦察尖兵，后是侦察分队，接下来应该是大部队行动……出于好奇，我在松林和湿地的接合部找了个隐蔽的位置坐了下来。此时晚霞几近退去，水面像镜子一样泛出淡淡的银光，约有１０分钟时间，我看到海面上空急速飘来一片乌云，隐约夹着阵阵风声，我几乎嗅到了随之而来的海水的腥味。当乌云距离我几百米时，我通过透空观察发觉这竟是上万只野鸭组成的大军！它们在空中盘旋，越飞越低，在飞第三圈时采取飞机俯冲的姿势径直扑向水面，激起大片大片的水花，水气扑面而来……鸭群降落后开始梳洗，嬉戏，水面上热闹非凡，然而在鸭群外围每隔１０米左右就有一只野鸭担任警戒，它们一直采取嘴部向外的姿势在水陆边缘沿固定路线循环漫游，转弯的时候也不例外。２０分钟后野鸭群一齐停止了喧闹，除警戒的哨兵以外，一律就寝，就像军营吹响熄灯号。它们把头颈埋进翅膀，靠在湿地的芦苇杆上一动不动。我不由得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低级动物种群的活动组织得如此严密，竟如人类的军队一般！由于野鸭群在我猎 枪的射程范围之外，我不得不悄然离去。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已然作好了猎鸭的准备：穿了高筒水靴，除猎 枪外我还带了精度射击的小口径步枪，在野鸭侦察兵初步侦察离开后，我准时进入了水边的射击预备阵地。但是，野鸭的侦察分队还是发现了纹丝不动的我，它们的大部队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应该是我穿的便装暴露了我的形体轮廓。第三次去湿地，我带了坐在水中的板凳、隐蔽枪支和人员的军用雨衣，由于陆军军服采用了高科技的伪装材料，可以隐蔽身体。这次我终于获得成功，一枪打了９只野鸭。之后我越打越多，当地农民祖祖辈辈在此打猎，从来没人能够打到海上的野鸭，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研究过自己的对手，他们称我为神枪手，都知道我的枪法好，却不知我还有尊重对手的大将风度、过人的观察力和智慧以及周密计划和审慎行动的才能。从部队转业回成都后，我在一个藏族老乡那里买了２００毛根朋友口径步枪子弹，还花了４７元买了一把猎 枪。为了取得合法的持枪证，我把枪带到成都市北校场派出所登记，当时的所长说暂时没有持枪证，让我缓一缓来取持枪证。这一缓，就让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我们家住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小院里，院子也很大，应该说藏匿一些东西是没有人发现的。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锅炉房的楼上，那里有一个鸽子窝。平常难得有人去那里，果然，放了一两年都没有事情。但后来，意外还是出现了。我们家养了很多鸡，由于吃得好玩得好，这些鸡都被养成了“飞鸡”。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这些鸡经常飞上树上去过日子，它们也渴望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这些“飞鸡”长大了，就成了“轰炸鸡”，黑压压的在院子上空盘旋，整得我家就像一个大鸡窝。看着心烦，决定对他们一个个施行极刑处理。这就忙坏了家里的炊事员，光抓鸡就够他忙的了。由于这些鸡野性十足，又会上树，他往往忙半天都很难抓住一只。有一次，一只大公鸡飞到了鸽子窝里，成了一只“瓮中鸡”，炊事员搬来梯子，爬上了鸽子窝，很顺利地把鸡擒获归案，也顺便把我的枪支炸 药搬了下来。当枪支弹药被放在院子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当时，我还在贵阳出差，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如果在的话，也不会有这３年的“牢狱体验”。当时家里还有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是一个爱学习的小伙子，想参加当年高考，成天拿着一本书看。由于学习，他的本职工作就做得很差，我有一些情绪，就对他说：“你爱学习是好事情，但也不能不工作呀。”他有些不服气，嘟囔了几句。我生气了，要他在院子里开荒种菜。就因为这件事，他和我结下了梁子。他很恨我，但又没有办法。那天，当枪支和弹药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犹豫，马上给军区保卫部打了报告。时逢１９８３年严打，保卫部很紧张，立即给地方警方通报了情况。地方警方如临大敌，立即展开抓捕行动。当时，我正在贵阳拍摄一部电影《贵阳风光》，这是一部向国外介绍贵州旅游的电影，贵州方面很重视。我作为制片人是四川省人才协会向贵州输送的人才之一，当时我的能量很大，好多导演都很重视我。因为我一是特别能吃苦，二是我可以办到别人无法想像的事情，例如调配飞机航拍，用坦克团的发电车去拍外景，找群众演员不花一分钱……我经常运用部队调配的统筹法来安排拍摄计划，让好多制片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得不佩服我。我是在宾馆里被７个军人抓走的。他们进门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异常，他们个个神情严峻，目光里透着一般人没有的睿智和机敏，刚进门就很职业地摆开阵势，完完全全是特种兵的派头。我纳闷地问：“你们干吗？”“我们是成都军区的，找你有点事情。”他们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什么事情？”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去就知道了。”没有办法，我只得跟他们走下楼。刚出大厅，见宾馆门前停着一辆军车，他们让我上车。我以为是哪位战友给我开玩笑呢，故意给我来这样一个阵势，便老老实实上了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车里全是警察，他们的眼神和手中黑洞洞的枪口一样威严。我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一声不吭给我戴上了手铐。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有一点事情需要你回成都说清楚，说清楚就没有事了。请你配合我们执行公务。”我懵了，脑子里全是一片空白。我努力地搜索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回成都的路上，我一刻都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想呀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一遍还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我压根没有想到是枪支弹药出了问题。在我的意识里，在我的成长日子里，什么都不缺──包括枪。我从小就是摸着父亲的枪长大的，我根本没有料到“枪”会把我送进监狱。当时正值１９８３年严打，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弟都被打进去了，而且不容说情，处罚相当重。如果不是１９８３年，我还有一线希望可能不会去蹲监狱。尽管当时检察院不予起诉，又说证据不足，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派出所也为我作证，说我没有持枪证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得及发给我持枪证，我完全可以无罪释放。但后来，我突然遭遇了一场情感风暴，我的漂亮妻子红杏出墙，爱上了一个暴发户。我的情绪落到了谷底，我想逃避、想安静地离开、想找一个地方好好去反省一下人生。于是，我“坦白从宽”了，自己写了一封非常深刻的认罪书，详细介绍我私藏枪支弹药和买卖枪支的经过。果然，法院以这份认罪书判了我有期徒刑３年。直到现在，我也并不后悔这３年，反而感念这３年。我把进监狱当成检验个人素质的机会，当成一次人生的补课。我在监狱里学会了思考，学了很多法律知识，还弄懂了许多人生的道理。这３年也是充满诗意和音乐的３年，我进了劳改队里的宣传队，我学会了小提琴，学会了诗歌朗诵，学会了主持节目，还学会了说四川话。这３年应该是我人生中“最浪漫的时光”，我把这种浪漫当成 “另类体验”，我学会了思考，也学会了用最接近底层的思维方式观察人生。在监狱这个崇尚暴力的地方，我的拳脚也得到了施展。平生我最痛恨那些恃强凌弱的人，最痛恨破坏公平原则的人，刚进去的时候，我要求调到团伙势力最强大、最难管理的监舍。刚进去就把一个耀武扬威的“老大”收拾了一番，让他去马桶边上睡觉，让全监舍的人都可以凌辱他──谁让他平时鱼肉百姓、横行牢里呢！这个故事我不细说，后来，那位昔日“老大”刑满释放后，专门找到我，给我送了两条烟，客客气气地说我是他的老师，是我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公平，甚至说是我把他改造成人的……

江老师来这里了?还记得我吗?

是美文之声的罗兰吗？记得你，向你问好。

侦探隐私（14）

第五节　我的初恋在私人侦探的字典里，没有爱情这个词。我已经把爱情彻底从我的“硬盘”上删除掉了，爱情对于我只是一个“感叹词”而已。我的初恋诞生在１９７６年的威海，我那时还在刘公岛上当兵。那年，我２４岁。我有一个哥儿们，也是部队干部，驻扎在潍坊。有一天，他来威海出差，与我闲聊时，突然问我想不想谈恋爱。当时，我满脑子都是革命理想和连队建设，压根都没有考虑过“风花雪月”的事情，总以为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他问得我的脸都红了。他继续说：“我们潍坊有一个女兵，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天仙，美丽绝伦，找不到任何一个小伙子能与她相配。你愿意试一下吗？”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征服的欲望冲淡了革命理想。我说好呀，什么时候你介绍一下，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何等模样，到底有多清高？朋友回去后也在那女孩面前吹嘘了一通我的情况，并愿意牵线搭桥，帮助这位高处不胜寒的女兵找一个对象。在朋友的安排下，那女孩如约来到了威海，在部队的一个干部家里，我们终于见面了。初见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见了她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她羞涩地打量了我一下，迅速地低下了头。在相对的视线里，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柔媚的光彩。一个真正的美女，活脱脱一个仙女下凡，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撩人的青春魅力，她的笑容有一点精巧，精雕细琢，婉转娥眉，那个余韵袅袅的微笑简直可以让人咀嚼到五更。第六感觉告诉我，她对我有好感。在她的矜持与高傲的后面，是她心仪与遭遇爱情的兴奋。果然，她走到了我的身边，我嗅到了一股爱情的芬芳。她那年２２岁，是潍坊驻军医院的一个医生。在朋友们的撮合下，她毫不犹豫地走到我的身边。我带着她到威海街头“走正步”，小小的一个威海城，被我们肩并肩地走了两圈半，我边走边给她讲新鲜的故事，讲我们刘公岛上的那些奇迹，讲我淘气的童年和受爹妈打骂的那些“悲惨岁月”。她很喜欢听，偶尔笑笑，一脸幸福的样子。看着夕阳中的走在我身边的“仙女”，我有一种沉醉的感觉。初恋真好。走呀走，我们从下午走到了满天星星的夜幕中，她一点都不觉得累，没有叫过一声脚痛，爱的路有千万里，她愿意陪我一直走下去。我突然有了一份浪漫，提议找个地方坐下来，一起去数天上的星星。这个提议，让她脸上陡然飞上一层红晕，她的眼睛里飞扬的神采告诉我：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来到了市体育馆的看台上，坐了下来，看着天上的星星继续讲故事。夜色很黑，只有她的眼睛是亮晶晶的，晚风时时撩起她的头发，在额前飘来拂去，更添了几丝妩媚娇柔。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半夜。我们谁也没有提出离开的意思，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大胆与冲动，我们只是坐着──中间还隔有一点距离。没有拥抱没有抚摸没有亲吻，我们是以一种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方式，在谈一场革命爱情。夜里３点多钟，查夜的工人纠察来了，见看台上有两个陌生的人影，以为是间谍特务之类，警惕性一下就上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十多只手电强光把我们照得惊诧不已、失魂落魄。见两个穿军装密谈的年轻男女，他们更来劲了，生拉活扯般把我们绑进了纠察队。必要的盘问之后，他们也对我们的爱情无可奈何，只得放人。当我们走出纠察队大门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再去看台上“静坐”了，只能继续我们的“爱情长征”。威海曾记得这个夜晚，两个兵哥兵妹沿着你并不宽阔的马路，转呀转，转了无数圈，几乎踏遍了威海的所有大街小巷。天快亮了，我必须要回岛上，那天有一个“滩头阵地拦阻射击”演习，我是三个迫击炮群的总指挥，必须得回去。我和她在车站分手，她再一次哭出声来。我渡海回到阵地上时刚清晨５点半，她是坐早６点的公共汽车回潍坊的。我把炮队镜对准了公路，想看到她在车上的倩影。６点刚过，第一班车开了过来，我在炮队镜中激动地搜寻她，可是，从第一个到最后一排，我没有发现她的影子。我好失落，车走了，也把我的心带走了。就这样，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就这样，她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恋爱中的女人是疯狂的，是不顾一切的。她的爱像暴风雨，来得迅猛，来得激烈，简直让我无法呼吸。我在济南陆军指挥学校学习的时候，她天天出现在校园门口，与我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害得全队学员都对我有意见──百十号人就只有一部电话，学校规定只能星期六才能与外面联系。由于实行军事化封闭管理，星期天全队官兵只能允许一个外出探亲，１００多号人都眼巴巴地期待轮盘转的名额，我不可能每周都有机会去见她。这让她很着急，也很恼火，也非常无奈。她多次跑到学校门口，强行往里闯，被哨兵拦下后，她经常强词夺理申辩：“我找我的爱人。”这让我很尴尬，很没有面子。有一次，她被哨兵拦住后，要求见领导，领导很生气，问我认不认识她。我一咬牙：“不认识。”我这一句话，让她关了３天禁闭。对于这种炙热的不顾一切的爱情，我感到害怕，心里隐隐觉得她可能不适合我。为了爱，她可以亡命天涯、横冲直撞、蛮不讲理。她曾经去北京找我父母告状，并不介绍自己就想强行闯入，被警卫阻挡后，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边哭边骂我是“负心郎”。她的动作很大，吵得很凶，连住隔壁的阿沛·阿旺晋美都被惊动了，还派秘书出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母不知情，以为我在外面闯了祸，霸占了人家姑娘，在电话里劈头盖脑一阵臭骂，让我感到很寒心。她不是我心目中的“灰姑娘”，我的女孩应该温顺、贤惠、大度、有修养、有追求，她不是。从这以后，我就有意回避她，冷淡她。渐渐地，她从我初恋中走远了。

侦探隐私（15）

人家都说，初恋时不懂爱情。我却相反，初恋的时候，尽管我热情万丈、情深意浓，但我在心里却一直保持着冷静与审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从来不强求什么。这与我的性格有一定关系，我总是在矛盾彷徨的时候，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学习。千万别认为我是装洋相、摆样子，我是真心实意地领会他老人家的精神，学习他老人家豁达开朗的气度。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坚持读毛主席的书，有些文章读了无数次，能倒背如流。例如，《论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我可以一字不漏的背诵下来。并能够讲出文章的背景，有哪些理论家做了哪些评语，哪些评语最精辟最生动，哪些理论用于了哪些革命实践……有一次，我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一位同志谈到毛主席的理论时告诉他：“指导我行动的思想纲领就是毛泽东思想。我评判是非的惟一标准也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在他愕然大惊的目光里，我给他讲起了毛泽东思想，并背诵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他就像见到外星人一样，连连摇头：“而今还有如此之人，不可思议……”我的第二次恋爱诞生在北京。那是在３０１医院住院期间，国防科委文工团的一个芭蕾女孩走进了我的孤单生活。见她是应父母之命，他们总说我该恋爱了，便委托他们的战友们给我介绍这个女孩。于是，她很高傲地出现在我情窦初开的心里。她长得非常漂亮，芭蕾的功底让她不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吸引众多艳羡的目光。她曾经作为林立果的“林妃” 三个候选人之一来到北京，并进了部队文工团。后来，她落选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她不敢太近。我听人说，选“林妃”的女兵都没有隐私可言，不仅身高体重是公开的秘密，连睡觉洗澡都被拍过录像──这让我心里有了阴影，总觉得她有点不纯洁。她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父亲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家教非常严格，出得厅堂下得厨房，还特别能吃苦。她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全家人的衣服清理出来洗干净，在她探亲的时间里，每天都要洗衣服。她还干重活，家里的蜂窝煤也是她独自搬上楼的。长得如此美貌，性格又如此温顺，她简直就是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于一身的活菩萨。这样的好姑娘，满世界打着灯笼也难找。我的父母对她很满意，希望她能成为我们家的一员。我和她相识在他们文工团的党委书记家里，刚见她的时候，我觉得她有点高傲和不可接近。后来，接触几次后，我发现她的高傲并非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良好家教的直观表现。她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做事不含糊，非常讲原则，这与她家的军人血统有很大关系。她看不上你，就会很鄙夷你，远离你；她一旦看上你，你就是她亲爱的老公，是她心甘情愿伺候的主人，当牛做马也在所不惜。几个月下来，她的确是看上我了，恋上我了，时时事事，都在不自觉中呵护关爱着我，就像贤惠的妻子一样。这真的让我很感动。我还跟着她去过江苏镇江，那里是她的老家。我们一起游览过金山寺，她超凡脱俗的气质无论出现在哪里，总会引起百分之百的回头率。我亲耳听到一个游客对同伴说：“都说江南出美女，走遍苏杭没有看到，镇江却有一个！”她听到此话，淡淡一笑，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洁白的手绢在凭栏上擦拭出一块干净的地方，让我坐下，又从兜里取出一包中华香烟（偷他父亲的烟），给我点上。然后，用一种温存的微笑看着我吞云吐雾。那架势真有点“秉烛摇扇”伴君夜读的古典美。在众人惊诧的目光和啧啧感叹声中，我的男人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段时间，我真想和她轰轰烈烈地恋爱一场，和她结婚生子过日子。每当她要求我调到北京的时候，我都沉默不语地拉着她的手，触摸她的掌纹，从生命线到事业线，最后在爱情线上慢慢游移，像一个刚刚失明的盲人，还不太熟悉这无尽的黑暗，试图通过触摸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尤物，到底是怎样一轮令人眩晕的太阳呀！她没有别的想法，就想与我厮守一生，我当时的想法也同样如此。但我不能答应她调到北京，并不是我不想过安逸的日子，并不是不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而是有别的原因。我认为自己从来“不平凡”，我有野心，我想当将军。纵观中外的将军们，哪个不是从士兵开始的？从基层上来的将军是最能干的将领，也是最得民心的将领。我要从当士兵开始，一级一级地上，直到当上将军。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大丈夫哪能容得下儿女私情！我的父母也不同意我调到北京，他们生怕后人沾了他们的光，让人家说闲话，惹是非，他们一直要求我在基层“锻炼锤打”，继续找与劳动人民的差距，把身上的公子哥儿气一扫而光。“不到３０岁，别说想离开的话”。所以，我不能答应她回北京。她很生气，又无可奈何，提出分手。我一气之下也横了心，分手就分手嘛，难道我魏武军找不到对象不成？分手后，她从意大利演出回来，给我买回来一套小提琴资料，还给我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在路途上走了９天，当我拆开看的时候，发现信纸还有些潮湿，字里行间有斑斑泪痕。我也是流着泪读完这封信的，也曾动摇过信念，也曾想立即飞到她身边，捧起她的脸很真切地告诉她：“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爱你。”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她很快成了别人的妻子。２００２年４月，我和她在南京金陵饭店见面时，已经过了１８年。她已经离婚，在北京的一家合资企业里做财务工作，还有一个１．８７米的儿子，已上大一了。岁月在她的眼角留下了痕迹，但风韵犹存，依然气质高雅、楚楚动人。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命？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我无话可说，深深的愧疚穿越时空像潮水一样重新泛滥上来。本来，我们的命运都不是如此走向，如此难于预料。她本来可以成为我的妻子，我也应该是她的丈夫。或许她说得对，这就是命吧！如果说，在结婚前我遭遇的感情属于爱情范畴，因为，我曾经动过真情。那么，我在离婚后，遇上的那些女人几乎都没有感觉，更别说动真情了。这让很多女人失望伤心，作为女性──她们都渴望有一个名分，有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家，能每天飘出炊烟和米饭的香味。但我变了，我变得没有感情了，变成了一头冷血动物。“月亮”还是那弯“月亮”，可“太阳”早不是那轮“太阳”了，我的情感世界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流星雨”。１９８０年，我的第一次婚姻，使我感到扎手又烫手，像取火中滚烫的刺栗。我是带着受“轻伤”的心灵，转身冲出围城的。“轻伤”一词是我的发明，是相对“重伤”而言的，所谓“轻伤”，仅指对爱情失望，对婚姻伤心，对爱人不再相信。如果受了“重伤”，我就不会再爬起来，也不会干上私人侦探这一行了。我的前妻也是一个漂亮女人，当过播音员，是从大杂院里走出来的“小家碧玉”，她除了带给我的“轻伤 ”，还给我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这是婚姻带给我惟一的、值得我欣慰的成果。结婚前，我曾经把爱情看得很神圣，理解得很单纯，离婚后，我全然变了，想起初恋、想起浪漫、想起那些幼稚的语言，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在私人侦探的字典里，没有爱情这个词。我已经把爱情彻底从我的“硬盘”上删除掉了，爱情对于我只是一个“感叹词”而已。我的前妻在我最发达的时候都可以背叛我，还让那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男人打电话给我，要我“让位”。她伤的不仅是我的脆弱的情感，还有男人宝贵的自尊。所以，在我后来的侦探生涯中，我对“第三者”从来都是憎恨的，厌恶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从不手软，就像搞阶级斗争那样，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知情的朋友说，我这是在“复仇”。我没有否认，反正“红杏出墙”和“偷腥”的人一旦落到我的手中，他们绝对“死得很难看”。这种心态一直影响着我，从离婚到现在，我的生活中也出现过几个女人，她们都是优秀的，像妻子一样体贴关爱我。我也很感念，也差点动过心与她们中的某一个厮守一生，但理智还是大于感情，我不能对她们负责任。要让我以“丈夫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我感到很为难。这是我从事的工作性质所致，私人侦探没有爱情，没有爱人，他们都是冷血动物，他们不对任何一个女人有感情，更不可能对爱情有责任。从这点上考察，我是一个“悖论体”，是一个矛盾的思索者，是一个心灵的孤寂者。

侦探隐私（16）

第三章　我是“二奶杀手”第一节　我看男女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下半身”问题，当代的男女关系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望着大上海的万家灯火，不知道一扇扇窗户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人间情怨苦愁。在中国的正统文化里，“下半身”从来都是个缺省词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经被人骂作淫亵之音，真可怜那些古人、正人君子不齿的花间词现在看来也平常得很。倒是在民间，下半身一直是一种有生力量，怎么也消灭不了。中国的淫秽小说是世界上最黄的，连最偏远山区最没文化的农民一开口，也立马能整出三两个黄得没牙的段子，听得你一愣一愣的。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年，下半身渐有雄起之势。有人说这是人心不古，天下大乱的先兆；也有人不觉得，只是说，往下，再往下，再往下一点，也该兴奋一下了，要不就憋坏了。就是这个憋坏了，让中国的男男女女之间诞生了好多故事，产生了好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演绎出好多以前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悲剧。禁欲太久，一旦放开，犹如决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我不是社会学家，没有从理论上去考究“包二奶”或者“包二公”的深层原因，但我很鄙夷这个现象，我和那些受伤的男女一样，把这个称为社会的丑恶现象。所以，我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实行毫不留情坚决打击的政策，心比顽石还要硬，完全可以用“心狠手辣”一词来描绘。１０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二奶”，揭露“二奶”。什么样的“二奶”我都见过，老的少的、土的洋的、漂亮的不漂亮的，“金丝鸟”、“波斯猫”、“甜心巧克力”、“学生妹” 、“五星妞”等等；什么样的“包装”方式我都见惯不惊，“金屋藏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情专一型”、“花花太岁型”等等。我在开展业务时，称其名为“婚姻忠诚调查”，这是我最大的一项业务，简直接不过来，也忙不过来，受理的案子的比例只是前来咨询的２％。《羊城晚报》的记者送给我一个“二奶杀手”的绰号（我的业务还有十分之一是调查“包二公”），我并不反对这个称谓，我就是“二奶杀手”。这个绰号让我在广东、上海等地有了很大的市场，那些台湾的太太们总是哭哭啼啼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查出老公在大陆的“二奶”、“三奶”。台湾的好些私人侦探也打着我的旗号，美其名曰“大陆二奶杀手魏武军台湾办事处”，专门调查花心老公忠诚度的问题。这个绰号还飘洋过海到了南非和欧洲、美洲，好多华裔私人侦探也打着我的牌子招摇过市。我的“协力民事事务调查所”开办以来，受理的调查大多是关于“婚外恋”、“第三者隐私”之类的，约占总接案量的一半以上。而剩下案件中，占多数的是经济类，比如商标侵权，商业、技术秘密外泄，财产调查，信用调查，还有就是信息类，比如人事调查，寻亲访友等。在婚外恋案件中，由于受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嫁鸡随鸡等观念的束缚，不少妻子只是为了在丈夫面前拿出证据，还想保全家庭，并不想真正闹上法庭，她们首要的要求是保护她们的隐私。２００１年底，有一件事在法律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作为证据。”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开始施行的民事诉讼举证新规定中写明，“合法偷拍偷录可做证据”。这个规定，给私人侦探提供了在为自己辩解时更为贴切的法律依据。千奇百怪的案子总能透射出世故人情，从事私人侦探这十来年，我见惯了人间的光怪陆离。那些案子一听就很蹊跷，在别人瞠目结舌中，我依然保持平静。在我的字典里，找不到“新闻性”，我用一种近乎麻木的眼神观察万种世象人情。特别是针对“包二奶”的调查，我出奇的冷静。曾经有同性恋者来找过我，要求我去调查他 “移情别恋”的负心郎；也有出售卵子的女大学生想寻找她的孩子，想看看孩子究竟长得是何等模样；还有乱伦的母亲在与１３岁的儿子发生性关系后，追悔莫及，想在自杀前找到失踪的儿子；还有一个“认真”的小科员在出差期间，家中的避孕套丢失了６个，他想知道这些避孕套到底去了何方，妻子到底干了些什么；还有失魂落魄、肝肠寸断的母亲，要求我把她当妓女的女儿找回来；还有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出很高的价钱，要求我查出他的新任女朋友的初夜是谁“霸占”的；更多的是电话咨询，问题大多涉及绝对隐私，是极度隐秘的问题，都涉及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例如，有的问，我和老板的情妇结婚，合不合适；我是妓女，可不可以恋爱一次；我是一个女硕士，我爱上了我的女同学……如此等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见惯了这种生活，见惯了这种人情，别人问我如何评价“二奶现象”，我总是无从谈起。有下面这么一个笑话，听起来权当一笑，但有点意思，起码反映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处理“二奶”问题的思维方法──当老公包了“二奶”之后，老婆一夜未睡。 第二天，她委托私家侦探收集花心丈夫出轨的所有证据。过了一周，老公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老婆起诉要求离婚。最后丈夫被判为过错方，房子、家产尽归老婆，这是个北京老婆。当老公包养“二奶”后，上海老婆也是一夜未睡。第二天，老婆上午到美发店做了个离子烫，下午做了个面膜，顺便到情趣商店买了套性感内衣。晚上在家准备一个烛光晚餐，一共花费５００元。老公晚上回到家后，看到美丽性感的老婆，惊讶得嘴里可以放下一个鸡蛋，深悔自己有眼无珠，发誓一辈子不会让老婆离开自己。一周后，老婆写了一篇题为《我怎样留住了我的花心老公》的文章，并在杂志上发表，还得了一笔稿费。广东老婆也是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初恋情人打了一个电话：喂，还记得我吗？我很寂寞，我今天晚上有空……于是老公在外面继续潇洒，老婆在家里私会情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四川老婆同样一夜未睡。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丈夫的换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丈夫按时吃药，然后回娘家了。后来老公良心发现，到岳母家负荆请罪，请回了老婆，并发誓好好过日子。湖南老婆辗转反侧，也是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把家里的两把菜刀磨得雪亮，前胸、后背各掖一把，决定和丈夫摊牌：哼哼，我跟你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后来老公乖乖和老婆回到家里。同样，山西老婆也是一夜没睡。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摞起袖子下厨房。平时一顿只吃二两汤面加一张烧饼，今天做一斤汤面外加１０张烧饼，并且一顿就消灭掉。吃完以后，老婆摸着圆滚滚的肚皮，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公并没有因为外遇离婚，可是半年后却提出了离婚，理由是老婆胖得像一头猪……最生气的是东北老婆，不仅一夜没睡，第二天哭着回到娘家，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喊上姑姑家的大哥、舅舅家的老弟，一人手里提着条木棍，在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候……后来鼻青脸肿的老公到法院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法院判双方离婚，财产一人一半，并判老婆负担老公被打的医药费。山东老婆更睡不着了。第二天一起床，跑到丈夫单位大哭小叫，当众把丈夫和他那位年轻漂亮的“狐狸精”同事的丑事揭露出来，单位答应一定给予处分。后来老公和她离婚了，离婚后一周就和那位年轻妹妹结了婚。这是一种“喜乐化”的陈述，也不无道理。在我从事私人侦探生涯的１０年中，６０％的案子与“包二奶”有关，其中有９０％是女委托人来找我，女委托人中有９０％的女人会哭一通、骂一通、哀怨一通，叹人生和爱情之多艰。这其中真正离婚的不算多，比例可能还不过半，女人──特别是中国女人，在痛恨“二奶”和愤懑欺骗的同时，她们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打落门牙也要咽下肚子。

侦探隐私（17）

我说不清楚这是悲哀还是幸事，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生活模式，往往在偏离轨道的时候，能修正过来并继续向前，这毕竟让这个社会少了很多恶性的案件。从这点上考察，我以为是幸事。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说我的爱情与婚姻问题。我结过婚也离过婚，爱过女人也被女人爱过，但从１９８６年离婚以来，我便不想结婚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想结婚是不愿意承担爱情责任，我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爱一个人。除了生命之外，人性高于一切；除了人性之外，法律高于一切，我不能按照某个人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我只能按照工作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人性和法律面前，我的词典里没有爱情这个词。从这点上来讲，没有一个女人是我爱的。我的爱人是虚拟的，我把许多女朋友的优点集中在一起，爱人是众多女性的集合体，但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个“灰姑娘”。我有一个观点，现实的爱情除了性，就是伴。等我老了，退出一线之后，或许我会结婚，还可能生一个孩子。我是孔子同乡的后代，他老人家７３岁能生孩子，我想我也能。我曾经有很多情人，但后来她们都离开了我。她们不愿意仅仅满足于做情人，她们想要一个名分，想当“魏太太”，想和我以“夫妻名义”名正言顺地出入这个现实社会。但后来她们都失望了，我不能给她们一个名分，我苦口婆心地劝她们，不给她们名分是为了她们好，因为我根本不适合当丈夫。但她们不信，她们哭泣，她们伤心，我也没有办法，只得选择离开。比起那些包养“二奶”的男人来说，我认为自己是负责任的。那些甘心当“二奶”的姑娘们，一般是为了钱，也有为了情，或许二者兼有，不光彩地扮演了一个“第三者”角色。她们都希望转正，都希望有一个名分，都希望男人对她们好一些，都希望男人的承诺变成真的，为了这个虚拟的生活，她们往往要吃尽苦头、熬干灯油，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的人和事见多了，我也曾在心里暗暗咒骂那些男人，骂得很难听，因为他们是对人性极大的不尊重。他们不仅要“二奶”们付出青春，还要付出梦想，是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谎言连篇、变得混沌不安。所以，我要当“二奶杀手”，不是“杀”二奶，是“杀”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尽管我是为了钱。其实，“二奶”们比一般的女人更渴望爱情，她们更懂得生活的残酷。所以，她们多了很多幻想。一个“二奶”曾经对我说，假如一个女人有３个老公多好，一个赚钱，养家之外还源源不断地提供购买首饰、时装的费用；一个打理家务、任劳任怨还能把自己侍候得周周到到；还有一个专谈情说爱，制造浪漫，让女人永远身心愉悦。古时的男人三妻四妾，还得辛辛苦苦挣钱养活她们，而女人梦想中的３个老公，干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永远给予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难道不是比男人更聪明、更实惠吗？可世上哪有这么完美的事情，况且法律也不允许，于是男人们只好在大街上看美女，给自己饱饱眼福，捎带点无伤大雅的非分之想；女人呢，对３个老公的幻想也只是望梅止渴，心里明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２００２年，我在上海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是一个“二奶”打来的。她问我怎么办，她是不是该离开他。她讲的故事很具有代表性，也代表了大部分的“二奶心态”。她说，她一点都没有所谓的罪恶感，首先他不是一个罪犯，而是一个温柔多情而浪漫的男人，她没有理由拒绝与他交往；另外，他不是一个无能或心理变态者，而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睿智男人。可是，他是个已婚的男人，他在搂着她睡觉的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孤枕难眠，流着泪盼他归来。她说，她当初是为了钱和房子与他交往的，但在交往的过程中，她渐渐爱上了他──他的成熟男人气息完全征服了她。现在，她天天盼他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盼望他从后面紧紧拥抱她。她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家庭住址，也从来没有问过，原因是不让他觉得紧张和压力；她还说，她原来很想要他的钱，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她觉得除了钱之外，她更需要他语言和行动上的关爱，她需要他。她说自己居然没有一点愧疚，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别人丈夫的温情和呵护，拥有一小片他们的并不合法的小天地。她说，她曾经非常痛恨这样的角色，她生于８０年代，能力和姿色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获取生活的安逸，朋友们在失望地摇头，她不敢告诉父母，不敢告诉同事，偷偷地告诉自己，她是第三者，在当一个“二奶”，而且很幸福地做着，至于多久，她也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我当时就告诉她，你的“第三者”做不长，你矛盾你犹豫你苦恼，说明你有心理冲突，分手是迟早的事情，晚断不如早断，等到悲剧来临的时候，你会更痛苦。战胜诱惑吧，诱惑会让你失去得更多。她在那边哭起来，说她是来寻找帮助的，希望我能理解她的感情，没有想到被泼了一瓢冷水。她还在电话里骂我是婚姻的卫道士，不懂得爱情，不懂得人性。骂完哭完，就撂下了电话。我苦笑着走到阳台上，大上海的霓虹夜幕分外缤纷，一栋栋大楼灯火通明，一扇扇窗户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人间情仇苦愁，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