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严家炎曾编"金庸小说论稿"：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

原文标题：文学，痴情者的事业（足音）

　　去年，严家炎先生的一套自选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开篇，严家炎表明自己毕生奉行的信条时说出这样一句话：“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当时，他已81岁，对文学依旧矢志不渝，一片痴情，令人敬佩。
　　2014年8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严家炎先生藏书及文物捐赠仪式”举行。他陆续将自己的近万册藏书和书房家具、名人字画等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夫人卢晓蓉说：“严先生视书如命，他宁可‘居无室’，也要把书奉为‘座上宾’。”据说严家炎家有7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还有几个壁柜，加上地下储物间，全都堆满了书。卢晓蓉说，他们就像生活在书城书库里一样，吃饭只能在茶几上。“他是个典型的书痴，每天手不释卷，手不离笔，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才不得已地放下。”这真应了“痴情”二字了。严家炎读书有边读边做“眉批”的习惯，所捐这些书上若有眉批，无疑另有一种价值，因为后学晚辈可以清晰地看到老一辈学者是如何阅读和研究的。
　　严家炎早慧，早年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学时，因酷爱文学，便与八九个同学一道组成文学小组，读左翼文学，并相信要到群众中去，向往火热的斗争生活。他违背家里的愿望，报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参加过淮南淮北四期土改，有6年时间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1956年，严家炎得益于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学成后留校任教，这一教就是近60年。直至今年，严家炎仍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有“严加严”的雅号，这是如今老中青三代学人都公认的尊称。其实，严家炎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严于学术与思想品格，于日常生活，他很是亲切随意。若你看到他欣然一笑时那纯真的表情，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善良真诚到骨子里的人。严家炎对学术的“严”，基于他追求真理的坚定品性，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治学精神。
　　严家炎做人做文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尤其是材料功夫十分了得。他说，他做学问，会“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追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他重视以材料服人，在学界中有口皆碑。2006年，严家炎还以《考辨与析疑》为题出版了一部专著，可见其用心用力之处。
　　严家炎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始于他对《创业史》中的“中间人物”的评价，那一年他刚满28岁。1961年，他在《文学评论》第三期上发表《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当时，所有评论都聚焦于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给予高度而热烈的评价；严家炎却认为梁三老汉这种“中间人物”更具有时代的真实性，“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在当时，这种观点可以说具有相当的超前性。严家炎看出梁生宝这种人物形象是应社会主义时代要求表达历史先进性的理想化人物，其存在有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难免有概念化之嫌。他强调“中间人物”的艺术价值，也是包含着他对文学的痴情，因为痴情，便容不得做假作伪。
　　严家炎研究当代小说史，从“流派”入手，分而论之，自成一格。这种思路，缘起于1962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上吴组缃的一句话：“刘呐鸥写的小说我读不懂。”严家炎觉得奇怪：“世界上还有吴先生读不懂的小说吗？”他仔细探究之后发现，原因在于吴组缃与刘呐鸥各自处于不同的小说流派之中。这启发了严家炎从小说流派着手来梳理小说史。1989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成为国内最早的现代小说流派史著作。不同的艺术追求产生不同的流派，很难说哪种小说最好，当然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最理想的小说表现方法。这一观点，体现出严家炎宽容多元的艺术趣味和史家眼光。
　　“守正创新”是北大中文系时常强调的传统，也是严家炎治学的特点。何为“正”，固然有不同的理解，但秉承传统，正本清源，数典宗师，从善如流，我以为是守正；而北大亦是常常“敢为天下先”的，故也时刻不忘创新。创新要建立在守正的前提下，根源清晰才能成大气候。严家炎治学严谨，却不惧标新。早在1980年，他就曾写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彼时，丁玲的平反问题还未解决，文章拖到1981年初才正式发表。他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来研究鲁迅小说，2001年就发表了《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彼时，学界对复调理论还停留在简单介绍上，严家炎就已具体运用起来，以此打开了鲁迅小说的另一层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花费多年编选《新感觉派小说》，对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兴致很高，这与他通常给人的严肃印象颇有不同。“新感觉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属于异数，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区域之外，严家炎却是“心有戚戚焉”。他对文学创新之举最为看重，对另辟蹊径从不漠视，因此一直放不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一段颇为奇异的探索。他骨子里对文学的痴情，就在于文学始终有创新的冲动，不管是创作还是研究，都以创新最有魅力。
　　虽然以材料研究著称，但严家炎早年一直矢志于理论，无奈工作需要，才改了行去做现代文学史研究。他从未放弃理论的爱好，直到晚年还在探究现代性问题，始终敢于迎接理论创新的挑战。学界十多年的热门话题在于重新规划中国现代文学的源起，严家炎独辟蹊径，选定一个独特的作家作品来探讨，这就是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在对陈季同独特的身份（外交家、翻译家、法语写作）进行分析的同时，从《黄衫客传奇》的写作源起和环境、小说叙事的内涵、人物形象、小说语言、在法国的独特传播等方面来分析，再由这部作品推及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建构了一个清晰而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源起的情境。严家炎的现代性研究与历史实证、材料分析结合得如此恰切，以其年近八旬，还如此不懈地探求新理论并坚持走在学科前沿，颇令人敬佩。前两年，严家炎还特地在中文系为现当代研究生做过两次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源起的演讲”，两次演讲侧重点不同，足可见出他的敬业和认真。两次我都坐在近处聆听，看着先生目光炯明，生动如许，仿佛他正身临其境，又如心归故里。这时你才能感受到，一个痴情者如何生活在文学的事业里。
　　严家炎一生治文学史，晚年终有两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面世，又主编了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书中贯穿了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通盘理解，可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而这些重大成果，都是严家炎在临近八十高龄做出的。“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若不是一个痴情者，何以有如此始终不渝的热情呢？

严家炎，1933年生于上海，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1958年肄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其后一直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编写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多部专著和教材。
　　《人民日报》（2015年02月05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