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华对泸州市尧坝古镇赞赏有加

　　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29年9月2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祖籍河北省东光县。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系主任梁思成。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自1989年60岁时始与楼庆西、李秋香组创“乡土建筑研究组”，对我国乡土建筑进行研究，对乡土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进行乡土古建调查。专著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北窗杂记》、《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

〓　相关链接

• 《意大利古建筑散记》：意大利就是一件大文物
  

⊙作者：尧坝镇党政办：喻贞彬

　　2004-9-4日，在全国古建筑保护专业方面享有盛誉的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陈志华教授事隔三年之久，第二次来到尧坝古镇。陈教授此行是专程来为尧坝古镇做古街测绘与保护规划的。陈教授深入尧坝古镇景区各个景点，在对古镇景点建筑风格、被保护程度，以及古镇文化资源、民风民俗等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后，对尧坝古镇赞赏有加。

“古镇是抒情诗，是川南古民居的活化石”
　　陈教授先后对尧坝古镇进士牌坊、王朝闻故居、添寿堂、林家铺子、东岳庙、大鸿米店等古镇20余个景点进行详细探访。陈教授每到一个景点，都仔细对各个建筑风貌作了细细探究，不住地点头称赞。陈教授说：尧坝古镇依山而建，建筑跌宕多姿，古镇是一首空间抒情诗。古镇的建筑，都很有个性，各种建筑各具类型，都有典型代表，避免单一。客栈、茶馆、酒肆、古盐道豆花馆都原汁原味，保存完好，是川南古民居的活化石。陈教授还认为：尧坝古镇建筑空间和建筑功能非常清楚，承载着祖先遗存的历史信息，为研究川南古建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古镇是天然的民俗博物馆”
　　陈志华教授在对尧坝古镇进行考察时，对古镇中存世的纺织机、纺纱机、盖碗茶、油纸伞、土法造纸等古农具、古器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口中连连称赞道：“这太有意思了！”他还不时摄影记录。陈教授说尧坝民风民俗独特，是很重要的历史文化表现和文化贮存，尧坝的民风民俗不需要表演而饱含平民感情，尧坝古镇是天然的民俗博物馆。当陈教授在考察东岳庙古戏楼时，得知作为川剧名段的《望娘滩》最初出自尧坝的传说《聂郎望母》时，认为尧坝为川剧的发展、川西傩戏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尧坝非物质文化遗存丰富，尧坝古镇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并存又和谐一统。在尧坝古镇“老字号伞铺”前，陈教授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油纸伞制作过程，并竖起大拇指，说：“尧坝古镇油纸伞制作工艺完全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尧坝古镇生命力旺盛”
　　陈教授看到尧坝古镇人气旺，游人如织时，发出感叹：“尧坝古镇同别的古镇人气旺，尧坝古镇生命力最旺盛，古镇人气旺，保护工作才好想办法”。当谈到古镇的保护和规划时，陈教授说，要很好的保护古镇，首先要做好规划，古镇保护也要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尧坝古镇是看涨的东西，价值是不会跌落的。随着游客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古镇旅游热潮定会不断掀起热潮。在保护古镇方面，心态要平和，眼光要远、稳一点，要克服急功近利思想。陈教授并表示，他将为尧坝古镇做古街测绘与保护规划。将使规划可操作性强，起点高，使古镇做到严格保护和旅游开发兼顾。
　　陈教授在结束考察时就尧坝镇古街测绘与保护规划同尧坝镇签订了协议。据悉，明年3月初陈教授将再次来尧坝古镇，明年9月完成古街测绘与保护规划。

⊙作者：吴虹飞

　　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窄窄的房间，几张桌子，是陈志华和他的研究乡土建筑的同仁的简陋办公之地。陈老爷子（学生们对他的尊称）刚刚只身从外地乡下调研回来，略显疲惫，神情却安详。
　　他今年已经74岁，说话已经很慢很慢。
　　尽管如此，他还只身到农村去做乡土建筑的调研，好为他的学生们铺路。
　　他最不放心的是自己有着心脏病的70多岁的老伴儿。可是没有办法，一年两三次的上山下乡，他必须如此，看着那些自然村落被破坏，“看着让人挺伤心的”。这个你不干谁干呢？要赶在被毁坏之前抢救它们，他象进行一场艰难的赛跑。
　　时光和人为的破坏，是他一生最为隐痛的事情，对自己的事情，他说得很少。他自认为这几年一直在上山下乡，眼界比较窄。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不良、不公，他依然有着尖锐的批评。有些学者著述往往流于两面和圆滑，在他却没有。
　　他的一只眼睛，由于在阅读资料时过度疲惫，已经看不见了。楼梯的时候光线太暗，我担心他看不见，他却不用人去扶他，慢慢下了楼。
　　因为眼睛的缘故，已经不能骑车。从学校走回家，要走40分钟的路。我坚持送他回家，他再三拒绝了。
　　他在清华慢慢走着。那里有着他曾经的大学时光，他的无数学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的光荣和苦难之地。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内心很骄傲的人。
　　并非声名显赫，但将一直赢得人们的敬重。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识。

一：北京城楼上的月亮
　　我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从北京火车站下车，一出站，就是前门箭楼，正阳门楼上高悬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那个印象太深刻了。那是一个帝王之都啊。
　　从清华坐校车，过西安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然后上金螯玉东桥，看到前面是团城，左面是北海，右面是中南海，里头一个牌楼，过三座门，两道红墙，就是故宫的桥楼，稍微一拐就是大高悬殿，大高悬殿，汉白玉桥，再往前，左手是景山，右手是筒子河边上的朝坊。你想想看，这一路，太迷人了，太美了，可是现在，看不到了……

二：进清华是为了当新闻记者
　　194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并不是纯粹为了读社会学，而是为了当一个新闻记者。那时经历着抗日战争，有很多战地报道，什么空军英雄啦，很鼓舞人心。当年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小官，还给我订过几期杂志，大概就叫《中国空军》。我们同学对这样的报道反应非常强烈，所以觉得记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对国家兴亡挺起作用的，就萌发了当记者的愿望。
　　1946年左右发生了“张莘夫事件”，日本人拆工程，张莘夫是一个工程师，到东北去接收日本工程，不知道怎么的，无缘无故的就死了，当时反苏、反共，说是苏联红军搞死的，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却根本不信，很欢迎共产党，对新政权抱着很大的希望。
　　当时国立清华大学没有新闻系，燕京大学有啊，可是燕京读不起啊。我也不知道做新闻记者究竟要考什么系，考了一个北大中文系，考了一个清华社会学系，两个都录取了，那么后来就选了清华的社会学。
　　后来发现社会学似乎和新闻关系有些远，1949年，接触到一些事情，觉得当时的舆论比较一致，只是一种感觉吧，慢慢感觉到新闻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了，觉得说话不能随着自己的想法去说，兴趣就渐渐淡了下来。后来又是“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就取消了，大部分的老师和学生分到了民族学院去了。费孝通啊，潘光旦啊，这些老先生都过去了。
　　其实那时候对建筑也萌发了兴趣。每年的校庆，各个系都有展览，向大家介绍本专业的内容和特点，当然也包括建筑系──现在好象清华已经没有了吧，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过。（我）参观过几次建筑系（的展览）。那时候梁（思成）先生还在。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住者有其屋”。孙中山提出的是“耕者有其田”。大致意思是眼睛要朝着广大的群众，使大家都有房子住。

1949年，老解放区已经有了土改，分田地，当时对清华大学的宣传是“耕者有其田”。我从小在浙江南部很贫穷的山沟长大，对农村很熟悉，对他们的贫穷也很熟悉，也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因此对共产党的主张，还是很拥护的。我觉得“耕者有其田”已经赶不上了，那这个“住者有其屋”，还是可以赶上的，还是很吸引人的事情。
　　那时记者也当不成了，社会学也被取消了，我自己觉得真的没意思，干脆就转入建筑系。那时清华建筑系是梁先生1946年创办，里面都是些很年轻的教师，刚刚毕业的，抗战时期在后方做建设的。我们当时是哪个教师好，我们就喜欢哪门课。有些老师，对我的人生和性格影响挺大的，其中有一位高庄先生，是做雕塑的。国徽是梁先生带领一个集体做的，最后要做成一个有立体，有厚度的实体的时候，是由高先生制作的。他做了些修改，是一些很好的决定性的修改。高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眼睛里根本揉不了沙子。对学生又和善，又严厉，你别出毛病，你要出毛病，他就很严厉。

三：向老工人学习
　　50年代初，北京没有什么新房子，我记得我们要到工地去参观，到西郊五棵松的“新六所”，是戴念慈他们设计的，那就是新房子了。现在的新街口北边，快到豁口时，有一个红砖房，也就是三层高，那就是楼房，钢筋混凝土盖的，那就是北京比较大、比较象样的房子了。我们那时的房子都很简单，就是三层的灰砖房，现在北大还可以看到。
　　北大、清华、燕京三校院系调整，燕京取消了，清华和北大要做大批新房子。我们那时还没有毕业就到工地上去做技术员，有的的做材料员，有的是到农村招工，有的到工厂里做木房架。我主要是做工地工会主席秘书。整天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另外一个是当技术员。当时也不懂技术，操作啊，什么也不懂。请了些老工人来，北京附近的几个乡，有很多老工人，天天和工人住在一起。有些老工人就很能干，人也非常好。我们就跟着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就一直保持对建筑工地的兴趣，后来每一年教师都要带学生到工地去劳动，学习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有些人是不愿意去，能推就推，能赖就赖，我却是很喜欢到工地去的。一方面是学到很多东西，另一方面，对工人也很有感情。
　　那个时候经常提倡劳动竞赛，“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等。东北有一个“苏长友”垒墙法，两个拉线，保证墙垒直。有一个上午，墙垒得太快了，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墙有些不够直，我拿靠尺板靠靠，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没有影响的，我也没有说。可是两位师傅的经验很丰富，自己就觉察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动手拆。我去报告了工地主任，他来看了看，说没有问题，不用拆，可是老师傅自己看不过去，一定要拆。就把活全拆完了，重新垒，可是他们还保证一天的工作量，一点都不减，一直干到天黑。为什么积极性这么高，那是劳动者有着劳动者的自豪感。
　　还有抹顶灰，就是抹房子顶上的灰，要一直仰着头，技术要求很高，而且很累。这些老师傅都换上黑褂子，黑裤子，那个灰很容易掉的，干一会大家就相互看看，心里不说，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老师傅身上都没有几粒灰的。他们对自己的技术，有一种很强烈的荣誉感。他们从不马虎，这个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四：不能忘记那些疯狂的年代
　　50年代一年折腾好几回。一会搞政治批判，后来反右派，一会搞大跃进，我没有参加炼钢铁，但是到圆明园赶麻雀，拿着脸盆“帮帮帮”，要把麻雀活活累死。

60年代干什么了？首先是饿肚子，我两条腿浮肿了很久，营养不够。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委员会进驻学校。清华、北大的教师，被下放到安徽拨扑鄱阳湖边的劳改农场，那里血吸虫很厉害，我们要种地、插秧，割稻子，造房子，到了夏天，地表温度到40多度，许多人挤在一起，夜里无法入睡。人文社会学科在这样的运动中，伤亡狼籍。
　　文化大革命，大运动套小运动。那时要纠反革命分子。不坦白就要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后来踩上一只脚都不够了，要踩上千万只脚。记得有一个叫“抓516分子”。几百人坐在打谷场上，在毒辣的太阳下，晒好几个钟头。用着几个高音大喇叭，大声嚷：你们看，那边有人坐不住了，身体晃动了，他已经惊慌失措了，他脑门吓出汗了，心里有鬼了！从心理上加压力，一种很恐怖的压力。“逃不过去了──”，“死路一条──”，“叫敌人灭亡──”。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嚣几个钟头啊，果然就有人挺不住了，精神崩溃了，上去承认自己就是516分子。但其实516分子根本不存在啊。他们已经精神恍惚了。交代了，坦白了，但是最后证明，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对于老百姓，这种精神上的摧残，用这样的手段，才是最可怕的。
　　这种整人手段之复杂，刁钻毒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侮辱是无缘无故的，皮鞭，链子就劈头盖脸地打过来，那真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我至今还在想，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让人们这么疯狂，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们的一个老师，让他在楼梯上爬，往上爬还可以了，往下爬，那么大岁数，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一个同学，后来就疯了。到后来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是“五清队”进学校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在游街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我要自杀。我就对他说，忍一忍吧。他说，我也知道我没有错，即使有大运动我也不怕的，但我受不了这样的人身侮辱。这个话说完的两个礼拜后，他就自杀了。
　　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是最正派的，现在还是“跟着党走的”正面人物，现在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正派。有人说，那时候人都跟玻璃做的一样，内部是什么，全看透了。
　　工宣队撤出学校的时候，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整了你那么多年，你没有写过有一次揭发、告密的条子，好样的！”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历史？抹杀历史？我们要反思啊。民族出现这样的疯狂的年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记的。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反思。没有人承担这样的责任。

五：我们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人
　　高小和中学是抗日战争，在山沟里逃亡流离，打仗啊，哪里会有教材，一个破黑板，老师拿粉笔写一句，我们就抄一句。很长的文章，也是这样抄下来的，抄的是古文。进了清华，国内战争爆发，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学生运动，罢课，游行。毕业前夕，是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到工厂农村做宣传。当了教师，劈头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大跃进、炼钢铁，最后是无法无天的十年动乱。喘息待定，市场化的大潮就来了，做学问依然困难重重。挣扎几年，就要退休了。满打满算，哪里有几年在学习在研究呢？而现在，记忆力又衰退了，现在写一个东西，都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很多事情，都不能去做了呀。
　　教书和写书，都需要学问，我们这一代人，恰恰在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度过了学习和工作的一生，其实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

陈志华简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29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1994年退休。
　　最初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下放农村8年。

主要著作有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外国造园艺术》，《意大利古建筑散记》，《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编译《俄罗斯建筑史》、《古典建筑形式》、《风格与时代》、《走向新建筑》、《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等，杂文集《北窗集》、1989年起开始从事中国乡土建筑调查和研究，至今已与合作者出版《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等四本。

　　2004年01月15日

源自：南方周末

---

⊙驻京记者：张捷

　　因陈志华多次前往佛宝镇考察，并出有一书，我转载此文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乡土建筑。注意：古建筑和乡土建筑是两个概念哈。
　　有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历史学家，从天安门进故宫走到了太和门，望着对面庄严巍峨的太和殿，兴奋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今天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封建专制制度。
　　陈志华想说的是：到楠溪江古村落去走走吧，从文昌阁走到文峰塔，再看看门窗隔扇上那些笼罩着牛角挂书的小雕饰，你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耕读之梦。

乡土建筑这本书
　　从1989年至今，14年了。每年春天，秋天，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这三位学者，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
　　“暮年变法”，学者之大忌。陈志华却放下研究40年的外国建筑和园林，走起了村路。他要赶在乡土建筑消失之前，尽可能地抢救下一些资料。愚公也罢，精卫也罢，移山填海毕竟只能是神话，寥寥几个人，在民俗文化的高山大海之前，太渺小了。可那是几千年的积累啊！
　　而几千年的积累，居然就要几乎没有任何记录地消失了。
　　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农村，它培育了这个社会，以血液和精气滋养着辉煌的文化。没有民众史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而只有宫殿、庙宇、陵墓的建筑史，也不过是半部建筑史。失去乡土建筑就意味着失去大部分历史。失去历史的民族多么浅薄。
　　“读一读乡土建筑这本书吧！”陈志华说。
　　山西省介休市的张壁村，处于宋辽长期对峙的前线，它的结构就是一座军事堡垒，不但有厚实的外墙，连街巷都是壁垒森严。
　　范进和孔乙己的力量，把科举制度臭得提不了。但是深山老林中三家村里的几间破义塾，却能让我们想一想科举制度对普及文化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徽商的故乡，那些天井院落围着死死的高墙，内部却精雕细刻。它们是保护财富的堡垒，又是禁锢妇女的监狱。那儿的贞节牌坊也最多。
　　遍布神州大陆的有几十万座村庄，记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传递着正统史书中没有的信息：在祠堂和住宅里有香和火，在土地庙和五圣祠里有神和人，在义学和文昌阁里有耕和读，在水碓和凉亭里有利和义。

聚落崩塌
　　不仅记录一个聚落，更希望记录一个完整的建筑文化圈，他们还希望研究源流和地区间的相互影响。
　　要实现这些愿望太不容易了。10年来，乡村正经历着空前迅速而彻底的改造，极短时间就可以使一座古老的村落完全消失。他们几年前的一些测绘资料已经成了今天的文物。
　　1989年春天，桐花烂漫的时节陈志华到楠溪江芙蓉村，那里有一座明代的书院。胶卷不够，他想，秋天我们就来测绘了。不料，离开不到一星期书院就失火烧掉了。1991年秋天，他到兰溪市的山泉村去，听说那里有一座形制特殊的宗祠，居然还保存着85块历代的匾额。走到山泉，焦土一片，宗祠烧光了，几根柱子成了炭，还冒着袅袅的馀烟。
　　浙江一位副县长眉飞色舞地盛情邀请：“到我老家吧，我们那里的水口建筑群，可漂亮了。”一到村口，他就痛苦不堪地蹲下了。全拆光了。毁了。
　　那么多见缝插针的新房子。江浙一带，那种贴了瓷砖的四层楼五层楼的房子都要泛滥成灾。“仔细一看，空的呀。一家四口住五层楼，楼上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得要命。一家人不止一栋，两栋的都有了。”
　　“广东梅县一位儿子孝敬母亲，在村里造了一栋三层楼房给她养老。每层六室一大厅。她老人家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活像广寒宫里的老嫦娥。”
　　知道过去农村生活各种礼仪、风尚、习俗的老人和精通地方传统做法的工匠也不容易找到了。楠溪江芙蓉村素有七星八斗之说，而现在村民们连什么是星什么是斗都已争论不休。
　　还有一些村落是破败下去的。富的要盖新房，老房子保不住。穷的说没钱修，老房子保不住。陈志华想，要怎样才能保住呢？
　　工作就像一场赛跑。“抢。我们完全可以做得细致一些深入一些，慢工出细活。可现在没有办法拿着一个题目精雕细刻。你这里还没做完呢，那里已经拆掉了。”

乡村路
　　看电视，或者偶然听人说起一个村子不错，赶紧过去，旅途、住宿费用就靠他的稿费。有时也心存侥幸，给当地政府写信，问问人家愿不愿意支付费用让他们过去调查。答应的也有，不多。
　　跟随陈志华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都是五年级做毕业论文的，他们已经有能力做设计赚钱，却选择了跟着他走那寂寞而辛苦的乡村路。陈志华很感动。
　　1989年中秋节，他们到谢灵运后代聚居的浙江鹤阳村去，刚下过几天雨，溪水暴涨，小伙子们手挽着手，趟过齐腰深的急流进村测绘。雨下多了，身上没有一件干衣服，两只脚泡得发白，还要在混合著屎尿的泥浆里踩来踩去。
　　1991年夏天，陈志华和研究生舒楠到楠溪江上游去，一天翻越了四道山岭。半路上看到一个小村落很吸引人，干脆趟着齐腿根深的水过去。在村子里绕了几个弯，两人失散了。舒楠急急地找他，一直到村后悬崖边还没找到，以为他已经跌落悬崖葬身沟壑，舒楠惊呼起来，凄厉的叫声在山谷里回荡，久久不散。
　　在江西流坑村，他看到几个学生站在屋门内，抬头一望，只见李秋香老师爬在高高的摇摇晃晃的梁架子上，一面拉尺子，一面报数据，身强力壮的学生在下面做记录。他责备学生，为什么让李老师上去。李秋香听到，在上面喊，不要让学生上来，上面太危险，梁架都糟朽了。他看学生眼睛都湿了，在下面不停地眨。
　　学生们也懂得体贴老师，“陈老师刚才在这个牌坊前面掉泪了，赶紧先测了。”
　　在乡下，他们什么房子都住过。在广东的一个村子，住的是供销社的大通铺。盖的被子都黑黑的，又粘又亮。同屋还有别的住客。过几天他们上街，发现那几人在集市上讨饭，才知道每晚“同床共枕”的是几个叫花子。
　　辛苦之外，还要冒被驱逐的风险。
　　北京来了一帮人跑到村里做什么？某地政府觉得奇怪又紧张，市政府通知乡政府：不许接待他们。供销社的小店服务员连夜赶他们走。交涉了半天，带男生到了一个碱厂仓库，然后指着一个大锅台对女生说：你们睡锅台上。陈志华问：那我睡哪里？他被带到一个拖拉机房，半露天的，四面透风，推门进去，里面一群鸡，数了一下，30多只。地下厚厚一层鸡粪。

保护的困境
　　工作的乐趣，在于发现那些最有价值的村子，记录下来，让人们注意它，保护它。
　　诸葛村、俞源村，都因为陈志华的发现而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安然无恙。
　　一个聚落，村民生气勃勃地走向现代化，却又保护了古老的形态，这恐怕只能是天真的幻想。“我们并不想让农民住在老房子里。”陈志华说。他的思路很明晰：保护旧村，开辟新区。优先选小一点的聚落，选村民正在陆续外迁或者将来会大量外迁的村子。
　　可是开辟新区异常困难。没有地。隔壁的村子寸土不让。“全国要保护的村子现在不是还不到30个吗？万分之一都不到，怎么就没有地了呢？一个高尔夫球场用了多少地？”
　　大量造新房却没有规划。政府的规划只做到乡镇一级。浙江新叶村，陈志华乡土建筑研究的第一例，曾被称为浙江最好的村子，已经变得一塌糊涂。
　　还有腐败，“腐败造成我们工作中的无数困难。”
　　某村，很有历史价值。村里只有一条机耕道，大坑摞小坑。陈志华建议修一修，开展旅游，并帮助申请了3万元。第二年又去，机耕道比第一年更破了。3万元哪里去了？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盖了一个饭馆。
　　某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计划在村口做立体电影院，要求陈志华帮助做设计，被拒绝，村干部追到了北京：你随便给我们画一个，我们先把钱要来再说啊。
　　某村，黄土高原上一个土极了的小山村。支书要在村里造歌舞厅，陈志华问为什么，村支书三个手指头一捻，“歌舞厅这样，歌舞厅这样。干部在城里搞腐败不好意思，咱村离城17公里，最佳距离。”
　　如果说最初地方政府的驱赶是因为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后来的驱赶却是因为太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一些“觉醒”的地方长官，看到了村落的“开发”价值，也意识到了文物保护可能带来的“束缚”。
　　一次，师生在乡民的掩护下从村子背后绕了进去。出来的时候，坚决执行上面旨意的几个村干部守在村口，大声轰赶他们。

“罪人不是我们”
　　现在，陈志华和楼庆西都已经70多岁了。
　　李秋香的担子越来越重，她开始独自主持研究。2002年，她的《中国村居》出版，陈志华写了序：“自从1993年我坏了一只眼睛，就成了李秋香的优抚对象。乡下的路高高低低，她总是搀着我，连几步台阶都不让我自己走。过南方那种板凳式的木桥，她总是在前面当拐棍，叫我扶着她的肩膀，慢慢一步一步地走。我开玩笑说，这倒像旧时代卖唱的，姑娘牵着瞎子，瞎子拉着胡琴，姑娘唱着哀怨的小曲，不过我们情绪很快乐。没有一丝哀怨。”
　　但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笔调不同：“我们的抢救工作在很不如意的情况中进行。俗谚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不敢奢望占那只有一二成的如意。不过，抢救乡土建筑或者它们的资料不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事，难道就让乡土建筑和它们的资料，这样在不如意中完蛋大吉？”
　　抢救工作始终面临选题的困难。他们希望聚落要相当完整，不能改造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还要发育比较充分，建筑类型多，各类建筑的形制也多，最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有某种典型意义。然后需要足够的文献资料，比如地方志和家谱。
　　可是那些最有价值的村子躲在哪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普查，但这大概实现不了。
　　陈志华主张写下这点，留给以后世代的研究者们。
　　“当他们指责我们没有做好工作，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时，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愚蠢，是一种悲剧性的历史环境，斩断了我们的翅膀。罪人不是我们。”

　　2003-01-09

中国乡土建筑调查
　　1989年起，在叶同宽老师的支持下，开始乡土建筑的调查和研究。1990年至2005年，由台北汉声文化基金会支持，带领建筑系师生继续展开乡土建筑的调查，十余年来主持十多个古聚落的记录和测绘，并培育出热爱传统建筑的新生代。已出版的专书有《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合著）《婺源乡土建筑》《关麓村乡土建筑》（合著）等，发行海外，影响深远。
　　陈志华是我国乡土建筑研究的倡导者。从1989年开始，陈志华率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乡土建筑研究组，专门从事乡土建筑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出并实践了“以乡土聚落为单元的整体研究和整体保护”的方法论，为民居和乡土建筑领域开辟了新局面。现在，清华乡土组对全国范围内的近30处研究点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工作，出版了40余部专著，如《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楠溪江中上游乡土建筑》、《碛口古镇》、《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关麓村乡土建筑》、《张壁村》、《福宝场》等，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整体地研究乡土建筑。他们制定了研究计划和学术目标：以一个完整的聚落、聚落群或者一个完整的建筑文化圈为研究对象，注重研究它们与历史形成的各种环境关系；在整体联系中研究聚落中类型的建筑物和它们所组成的聚落本身，不孤立地只研究居住建筑一种；在乡土文化的整体中研究乡土建筑，把乡土建筑放在完整的社会、历史、环境背景中，不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尤其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在动态中研究乡土建筑，包括建筑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源流和地区间的交互影响：在比较中研究乡土建筑，通过比较更敏感、更深入地发现某处乡土建筑的特色，探索造成这些特色的原因。从这些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很好地完成了工作设想，他们的调研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乡土文化研究的里程碑，也为国际上的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乡土建筑研究组”的研究带有抢救性质，他们不到早已声名显赫的村落──如安徽歙县、黟县等地去考察，而是“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对村落进行个案研究，对聚落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则是他们采取的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其特点是带有强烈的实证性。测绘、摄影、征集、访问、参与，取得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扎扎实实的调研，使读者、听众对村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劳动正是在为我国的文明添砖加瓦。1996年11月诸葛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是在于申报时有他们的工作为依据。
　　1992年他们的研究成果《楠溪江中游乡上建筑》由台湾《汉声》杂志资助出版，然而在内地却买不到此书，这是极大的遗憾。钱学森看到《建筑师》杂志介绍楠溪江中游乡上建筑研究的文章，得知该书在台湾出版时，曾在信上说：“书既在台湾出版，购买不便，我也就不麻烦陈志华教授了，等待我们自己的版本吧。”幸好，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大陆内地的版本总算出版了。书中说：“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上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作为国家文物局的长期顾问，陈志华多年来一致致力于让国家文物局重视乡土建筑的保护。2007年陈志华提出：我国乡土建筑为东方农业文明之见证，尤其表现在宗祠、庙宇和文教建筑三个元素上，它们分别对应着宗族、泛神崇拜和科举这三样西方文明没有的制度或观念。这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总结了我国乡土建筑的意义。
　　在陈志华等的努力和影响下，2007年4月在江苏无锡举办的“乡土建筑保护”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100多位专家学者倡导全社会关注乡土建筑，重视对乡土建筑和它所体现的地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会议通过了国内首部关于乡土建筑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中国乡土建筑保护──无锡倡议》。2007年陈志华提出：中国乡土建筑为中国农业文明之见证，尤其表现在宗祠、庙宇和文教建筑三者之上，它们分别对应着宗族组织、泛神崇拜和科举制度，这些都是西方文明没有的。这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乡土建筑的意义。然而，对于乡土建筑的保护现状，他直言：“干部政绩考核的片面性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个阻力，应予改正！”
　　在国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古建文物保护并通过国家立法大约始于19世纪中叶。1964年《威尼斯宪章》是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界公认的最权威的文件，它奠定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原则。以后陆陆续续又发表过几个《宪章》和《宣言》，扩大了文物建筑保护的范围。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算起，现在我国在基本观念、立法上与其相差也有半个多世纪了，痛惜之余，陈志华更多的是遗憾和无奈。

不能让农民阳台上养猪
　　陈志华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些地方误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建房运动，甚至新农村建设评比讲出的优点竟是全村新建几十栋房子都用同一张图纸。各地风格鲜明的乡土建筑，被“千村一面”的“兵营式”公寓楼取代，这怎么就是最好的呢？
　　领导们常常表决心，几百个村子半年改造完，有没有必要？一面说没钱，一面又举债大批建房，这样折腾能有钱吗？看看中国几千年来农民建房会发现，有钱了，他们就会建一层。过两年，再建个猪圈，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土的，第二年是半砖头的，第三年可能就全部是砖头的了。陈志华说，新农村建设应该汲取农民的智慧。
　　他还向记者历数了一些新农村建设中无视农村生活方式带来的尴尬：很多地方主张农民上楼，楼建得很高大，很现代化，结果养猪上阳台了。并不是设计师叫他们在阳台上养猪，而是盖出的房子没有猪圈、没有鸡舍，可不就得阳台上养？到了过节，村民们要聚会，许多地方都是一个家。遇到红白喜事，在哪儿办、和邻居关系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都成了问题。
　　陈志华说，“这些都说明，农村传统文化在这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是行不通的。另外，由于他们的职业是农民，为了农耕，他们需要堆放农具、杂物、储藏粮食，需要饲养鸡鸭鹅猪的场所，他们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与城市人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感到了不适应。我们应该反思，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是好还是不好，这样的高楼大厦是适合农民住还是不适合农民住。解决农村问题，一定要从农村的角度，从农民的角度，从更宽泛的文化范围去考虑。”
　　“尽管我们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但要搞清楚什么是城市化。”陈志华说：“城市化是欧洲人19世纪最先提出的，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合适不合适？我们还需要好好研究。何况农民家家户户都会有点副业。对于房屋，不同的副业有不同的需求。养猪的人家和养鱼的人家能住一样的房子吗？如果城市化让农民在楼上阳台养猪，我们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吗？”
　　他还指出，新农村建设本是一件好事，但新农村建设绝不是把农村已有的建筑全部拆掉，不计各户人口数以及从事各种不同的家庭副业等等，建成整齐划一的“兵营式”的房屋，而是要提高原有的农村风貌，适应各类生活方式和农村公用设施水平。
　　“农耕时代普遍提倡老有所终、少有所养。如果我们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弄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才是一个新农村的概念，而不是像现在把老房子都拆光。”最后，陈志华感慨地说：“如果决策失误，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损失都将不可估量。”

一生只为古村落
就爱说古村落保护
　　只要一讲起古村落保护，别的话题就很难让陈志华分心。问他除了修订旧作外还在读什么书，他只回答一句“这就够我忙的了。”问他身体还好吗？“那要看怎么说。”问他平日里客人多吗？“不多，大家都忙。”似乎除了古村落保护的话题，其他的问题他用一句话都回答掉，之后又接着把话题带回到古村落保护。
　　“福建圆楼，申遗考察的人刚一走。福建一个小朋友到我这儿来，我问情况怎么样，他说很好很好，一天卖多少票，卖饭卖了多少钱。为了卖饭把圆楼底层都拆了。这还叫什么东西？咳，赚钱。”
　　“乌镇我没去过，做生意太多的地方我不去，30年前那里就大做生意，想想就知道什么样。湖南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几个著名作家在那儿，现在也都变得不认识了。很有名的报纸上吹的地方，我们都不去，我们找没人知道的赶快去，一上市搞开发就完了。”
　　“刚才我还没说完，圆楼底层变饭店了，刚刚批准世界遗产，之前的领导就升官了，来了候补的领导，也不管圆楼的事，他说‘我保护干吗，这是他的政绩，我要另外找项目。’”
　　“最近几个月掀起了保护热潮，出来东西都奇奇怪怪的，跟我们在欧洲、非洲见到的差太远了。他们比我们阔吗？也不见得吧。可是他们很重视。你看最近报纸上差不多天天有新闻，出好些信息，没有几个是说对了的。照那个办，办个两年没了，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修房子，房子真正的价值在哪儿他不知道。”

不满意又需支持
　　“怎么办？没有办法。”陈志华习惯在说了很多问题之后接上这样一句话。他会在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加一句“这个你可别写，你写了我们没法下乡了。”
　　面对这些问题让他很矛盾，一方面课题组的人如果要下乡，他们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陈志华确实对很多地方政府的作为并不满意，他想说出来，会有反作用，但他又希望年轻人知道这些事，知道古建筑保护的重要性。有时候他说着说着会苦笑，“呵呵呵呵呵，这样民族啊，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你们听了大概又要骂我。”有的时候他会连我和摄影记者一起“骂”进去，“你们这一代，是发财的一代。”2008年去他家那次，他坐在夕阳西下的房间里谈到糟糕的建筑保护现况时默默流泪，如果他只剩下了愤怒和苦笑。
　　拍照的时候他终于从古村落的世界里微微走出，告诉我们从阳台外望出去的那片绿地是他常常遛弯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他会下去散步。“那片房子是违法的。”他指着绿地上后来盖起的几幢楼说。

著作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1960年初版，1979年改写初版，1997年二版。
　　《外国造园艺术》，1990年出版。
　　《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合作），1993年出版。
　　《诸葛村乡土建筑》（合作），1996年出版。
　　《新叶村乡土建筑》（合作），1993年出版。
　　《婺源县乡土建筑》（合作），1998年出版。
　　《北窗集》，1992年出版。
　　《意大利古建筑散记》，1996年出版。
　　《楠溪江中游古村落》，1999年出版。
　　《诸葛村》（合作），1999年出版。
　　《新叶村》（合作），1999年出版。
　　另有《外国纪念性建筑中的雕刻》、《北窗杂记》等论文、随笔约一百余万字。

译著
　　《建筑艺术》（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1955年出版。
　　《俄罗斯建筑史》，1955年出版。
　　《古典建筑形式》，1955年出版。
　　《风格与时代》，1991年出版。
　　《走向新建筑》，1994年出版。
　　《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1992年出版。
　　另有《装饰就是罪恶》、《勒·柯布西埃》小传等10余篇。并与汪坦先生合作编了一本《现代建筑美学文选》，1989年出版。

　　讲授过外国古代建筑史，苏维埃建筑史，建筑设计初步，外国造园艺术，文物建筑保护等。

　　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1929年9月2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祖籍河北省东光县。
　　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1949年转入清华大学营建系，系主任梁思成。1950年冬为重建鞍山钢铁厂做准备工作，测绘被破坏的厂房，1951年到建筑工地当技术员，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

摄影 YFQ

　　最初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偶然兼教低年级的建筑设计，年年带学生测绘颐和园建筑并带学生到建筑工地劳动，学会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恢复颐和园古建筑测绘，并自1983年起新开文物建筑保护课程。
　　1989年，开始研究乡土建筑，如今还在继续。年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但并不认为传统民居是现代建筑设计的源泉或基础。近年，指导研究生做了浙江省诸葛村和江西省流坑村的保护规划。